第三章 十年浩劫
“文革”噩梦
十年浩劫的“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而今，在文艺作品和媒体上还能经常读到或看到有关这场中国人民大灾难的文章或影像，如电影《霸王别姬》，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贺逸秋和贺元元的《我的父亲贺绿汀》等专著都曾大量发行。我不太愿意回忆那段苦痛的经历，但又觉得中国人看重的史德应秉笔直书史实，家人也希望我将这长达十年受凌辱的真实情况告诉后人，以史为鉴，简述一二足矣。
新中国成立前，我所受的教育是中国传统儒学与程朱理学，做人以仁、义、礼、智、信和四维八德为准绳。参加革命后，自己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奉公守法，参加共青团，加入共产党，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自觉追求。1966年的初夏，报纸开始发表批判《红日》《舞台姐妹》等的文章。我有些糊涂了。这些作品都是我喜欢的，我想这可能与我的思想落后有关，就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批判《武训传》《红楼梦》（俞平伯的研究）似的，我喜欢的作家的作品都受批了。紧接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坚决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展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剧团的一把手开始用一种戒备的眼神看我，很快批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由与我住在一个筒子楼的女演员贴出来，这时我不仅糊涂了，也开始紧张了。这时我的妻子被派到吉林省四平市黄梅戏剧团作辅导和教学，已半年多没回来。我在家除了搞创作外，还有较繁重的剧团业务行政工作。所以八岁的大儿子时楠，六岁的小儿子时峰，都由我母亲照料。母亲的胆很小，看到大字报越来越多，开始说我是文艺黑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又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内心很惶恐。6月23日，妻子丁俊美从四平回来，看到黄梅戏剧院的大楼里，家的住房门上、四壁、天花板，甚至床上都贴满了批判我这个“三反分子”的大字报，她也懵了，并轻言细语地安慰我。但我已完全处在噩梦中，不知所措。
批判越来越升级，开始的两个月只是不断翻新的大字报，之后就是造反派、红卫兵们大声吼叫，对我和严凤英、王冠亚、王少舫、陆洪非、乔志良六人在办公楼里进行批斗，推推搡搡，伴之野蛮的叫骂声也来了。他们在一楼第一间原堆放杂物的房里设立了一个“牛棚”，把我们几人集中起来，不久将“牛棚”又换写成“鬼棚”。有一天我正在“鬼棚”里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一个造反派要把严凤英单独拉出去批斗，王冠亚和严凤英突然唱起了《国际歌》，我们四人也站起来合唱，不同意将严凤英一人拉出去，在当时，我们的人格尊严完全没有了。批斗越来越白热化，我被多次抄家。最后书架上除了一套鲁迅全集之外，中外书籍全被抄走了，连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因为造反派看上面的天、地和切口处有我写的字也被抄走了。
“文革”初期我被批斗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三名三高”“三反分子”等。批斗都是在三楼排练场或大院内进行，被批斗的六人中据说我的罪行最大。当时文化厅挑选了最反动的五位“三反分子”在本单位开批斗大会，之后我们胸前挂着姓名上打“×”的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在一场大雪之后，被绳子拴着拉出去游街。那天省委书记李葆华走在最前面，我和省博物馆的明史专家马数鸣，文化厅人事处长吉培君，省杂技团团长曹鹏飞和省京剧团花脸名演员佟德甫随后。这一天我在人格尊严上受到了奇耻大辱，满腔的怒火与委屈难以言状。我想，李葆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的儿子，他来安徽后有关纠正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方面错误的做法颇受好评，他都能忍，我也只好忍了，我相信这种非正义的风暴很快就会过去的。
由于我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迟钝和幼稚，我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我所尊敬的文艺界名人，如叶以群、老舍、傅雷、马连良等均因不堪受辱，先后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人世。1968年4月至8月，我住的文化大院就有当时的文化局副局长江枫、省艺术学校的教师孟继文、省黄梅戏剧院的著名演员严凤英、著名老艺人丁永泉四位同志被批斗致死，前三位同志是以自杀形式告别人世。丁永泉当时已七十六岁，患胃癌卧病在床，造反派在他老人家的病榻前批斗，说他是“放毒老手”，让他交待为什么演那些毒草古装戏。丁老勉强坐起来说：“伢子们！我没有你们幸福，我生在那个时代，当时只有那种戏可演，我要是像你们这样，生在毛泽东时代，我也会演革命现代戏的。”造反派说他不老实，一定要将他拉到大院中批斗。老人站不起来，更不会走路，红卫兵推推拉拉地将他弄起来，由于动作太凶狠，老人的一个大拇脚趾甲被掀翻。然后让我和丁式平、蓝天（剧团的党政干部）三人把老人抬到大院里临时搭的一个台子上批斗。由于丁老在省艺校教过学，文艺界的造反司令部就设在省艺校，那天省艺校也来了一些造反派与省黄梅戏剧院的造反派共同批斗丁老，受了这样的侮辱与打击，老人心里非常难过。六天后丁老含恨离开人世。这时省黄梅戏剧院原有的“一桌团长”（八位）：三位党政团长是赵夫征、蓝天、刘汉文，五位业务团长是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张云风和我“靠边”了，但还派了一个工农干部管我们，时间很短。有一天这个干部把我们集中起来学中央文件，说：我先念一个“外号”，我们都在诧异外号是何意，潘璟琍一听内容，说：这不是“号外”吗？他尴尬了一下，坚定地说：我们山东都念外号……就是这位干部，对我监管得比造反派还严，我看大字报、上厕所他都跟着，但他从不像红卫兵那么凶，我平反后第一个向我道歉的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