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谁说的“三不足”
王安石走在公元1069年九月的开封城里，盛夏的阳光照耀着他，阳光炽烈，他心情愉悦。青苗法终于出台了，推广之后的效果会怎样，与他本人的命运直接挂钩，正常想来，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可相反，它这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考虑也是白考虑，每一个做事的人都清楚，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总是会有意外发生的。那就省下来点心神，去应付那些挑事的。王安石每天都抱着这样的心态走进办公室。政事堂里坐满了顶级高官，一个个都面目可憎，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思跟他唱对台戏。他有点奇怪，难道这几个月里他的打击力度还是不够吗？比如说，气死唐介，赶走吕诲，把他之前宋朝最牛的吵架王一个个都解决掉，还是镇不住这票人？
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四个月间和一个月前。第一件事，唐介死了。
唐介，字子方，生于公元1010年，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人，进士出身。此人是仁宗朝著名的吵架王，他的事迹并没有被拍成电视剧，所以民间的声望没有包拯高，但是熟悉历史的都知道，他的江湖地位半点都不比包龙图差。
在章献太后刘娥主政时期，太后都快变成女皇了，他敢指斥启圣院造的龙凤车过于奢华，搞得像御辇一样，必须立即毁掉。后来，还真毁了。
到了仁宗朝，包龙图一生中最出风头的事，是弹劾温成皇后张氏的伯父张尧佐，在此事件中，唐介是比包拯更加强硬的存在。被逼无奈，仁宗说给张尧佐升官，是中书省宰执们的建议，唐介立即把枪口对准了政事堂，具体人物是当时的宰执文彦博，把文宰执赶下了台。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张尧佐去世，仁宗发牢骚：“言官总以为我用张尧佐，就像唐明皇重用杨国忠，会导致国家败坏，迁都避祸。现在看根本不可能嘛。”唐介冷冷一笑：“陛下一旦有迁都避祸之事，恐怕还不如唐明皇。唐明皇有儿子肃宗兴复国家，陛下靠谁？”仁宗差点气死，他生不出儿子，居然被朝臣当面讥讽。神宗朝唐介升官，做到了宰执，他居高临下怎么看王安石都有问题，于是争吵频繁发生，其实两人之前没有什么过节，基本上就近办公的机会都不多，可他从人品到能力，把王安石看得一文不值。
可能是唐介老了，还有神宗不是仁宗，对他不是那么小心呵护，他被王安石气得背上生疽死了。
这成了王安石的一大罪状。也就是说，以后要小心了，在工作上生活里，无论什么事，有什么想法，都要看准了对方是谁再说。老弱病残的一律直接认输，不然对方出什么意外你要负全部责任。唐介死时六十一岁，这个年纪了还热衷吵架，气死了是不是自己也有责任呢？
第二件事，吕诲被贬。
吕诲事件比较诡异，具体说来跟变法没什么关系。话说神宗的妈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不是神宗，而是岐主赵颢，爱到了每天必须见面甚至形影不离的程度。把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住。
她做得有点过分了。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死得早，婆婆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了一个准则，就是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其他的皇子一律赶到外面住，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会增大政变发生的概率。
可高女士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留个心爱的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有个叫章辟光的大臣上谏书，建议岐王迁外邸居住，高太后勃然大怒，命令神宗治罪，从重从严地处理。神宗没办法，当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表态，章辟光没有任何错误，不必处理。
吕诲就在这时，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
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反对濮议时一个性质，都是对皇帝对道理负责，那么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
里面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具体是，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罪名大得吓死人，直接给王安石的人品定性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吕诲被踢出京城，滚得越远越好。
以上就是王安石干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能够震动宋朝官场了。但王安石不行，没人服他。比如他每次谈到新法都要引经据典，说是周王、孔子、孟子等大圣人的主张，都被人嗤之以鼻。当他走进政事堂，大臣们三五成群正在闲聊，见他进来，没说上几句话就唇枪舌剑吵上了。王安石感叹：“公辈坐不读书耳！”吃饱了闲坐没知识，都是一群文盲。
参知政事赵抃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气死你。
这段对话出自《续资治通鉴》，不用多高深的考证就知道有水分。注意称呼，王安石说“公辈”，这在当时是超级尊称，是对有身份的、皇帝职位以下的男子最尊敬的叫法。
赵抃回的是什么？“君”。
一般来说，王安石是他的下属或者学生，就非常合适了。可王安石是谁，不说当时的实权有多大，职务就不比赵抃低，凭什么小了好几辈？原因可以参照少年王安石向少年周敦颐求学记。
不过王安石也不会生气，与他马上就要面对的麻烦相比，赵抃这点小调侃真的只是毛毛雨。他很清楚青苗法出台之后，那些顶级大佬们会做什么。为了迎接挑战，他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给一个人升官。
前面提过一些王安石改革集团内部的人，貌似不少，其实非常可怜，能真心跟着王安石走的，不超过十个，后来还叛变了一些。就在这个可怜巴巴的数字里，还有一些是在以后陆陆续续加入的，青苗法刚出台时，人影都看不见。
提拔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加老师，可以定期和皇帝面对面地讨论学问，要控制舆论、控制皇帝的思想，没有比这个职位更合适的了。
很快就会证明，这个决定有多英明和及时。
同时，另一项新法——农田水利法也在紧锣密鼓地讨论中，除了加强各种防护措施之外，主动进攻也是必不可少的。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奇妙，不是嫌新法不好，说青苗法恶劣吗？上个更新的，看你们怎么办。
这些刚做完，富弼辞职了。公开的理由是年老多病，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反对新法。反对归反对，富弼的做法让人很感慨。比如说上书，富弼有事说事，就事论事，从来不乱扣帽子，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小人。意见不被接受，也不会恼羞成怒，找机会报复。他不能阻止，选择的是飘然身退。
不掺和了。
他临走时，神宗召见他，问他走后，谁来当宰相。富弼答，文彦博。神宗默然，好久之后，又问，王安石如何？
富弼默然。
此后他就离开了开封，从这时起，他再没有回到帝都，基本退出了纷繁杂乱的官场。回顾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离去，能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君子作风。什么是风度和涵养，看富弼，君子不出恶语，君子不强人所难，这样的修养就算放到现代，也是一位标准的绅士。
富弼的离开，是变法期间敲响的最沉重的一次警钟，王安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之所以官场的反抗还没有出格的行为，不是新法受欢迎，不是宋神宗的支持力度，更不是他王安石本身魅力出众，这三点都不是原因。
是因为富弼。
这位德高望重的资深宰相是变法初期的挡箭牌，有他在，整个官场都会保持理智，但他走了，一切立即失控。
王安石应该迅速进入状态，准备迎战，他是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科考的进士，他非常清楚那一年里都发生过什么，他不应该缺乏斗争经验。
为了更加清晰地解读马上就要展开的官场风暴，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北宋史上仅次于王安石变法的“庆历新政”。因为，那时出现的问题这时仍然存在，庆历新政如果成功了的话，或许王安石变法就没必要出现了。
庆历新政发生在仁宗朝，那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了斑斓绚丽的色彩、让人目不暇接的时代。民间的生活自由而舒畅，他们的店铺可以摆放到神圣无比的皇宫御街上去。叫卖声，能传进皇宫内院。民乐而帝乐，仁宗皇帝笑口常开。
它文明，人才辈出，名相名臣层出不穷，并且“言者无罪”这一制度，就起源于这时，但它还有另一面。
汴河桥上摊贩云集，繁花无比。
收入是11613万两白银，支出却是12304万两白银；开封城内百业兴旺，是当时最精彩、最快乐的天堂，中原大地上却盗贼蜂起，接连起义，某些地方民不聊生，帝国不得已进行了第一次改革；所谓的名臣贤相，却不能为国家抵御外侮，为祸北宋百余年的西夏王朝，就兴盛于这时……
一切矛盾又虚妄。这就是文明、昌盛、富足、传奇的仁宗朝。
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三日，宋仁宗把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召集进皇宫，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里。天章阁是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及追忆历代皇帝的宫殿，在天章阁接见大臣，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四人年龄稍大之外，其余的都非常年轻。四位老人，是晏殊、范仲淹，各五十二岁；章得象、杜衍，各六十五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史王尧臣四十岁，富弼三十九岁，欧阳修、王素三十六岁，韩琦三十五岁，王拱辰、蔡襄三十一岁。他们都在年富力强、心雄天下的好年纪。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在与西夏与辽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堪称青年才俊、国之精英。
登阁之后，先由皇帝率领，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上面已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仁宗请大家为国献计献策。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范仲淹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把问题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到十个方面：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第一，“明黜陟”。
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的升迁制度，即“磨勘”。
这是指宋朝的官员，只要不犯错，文官每三年一次，武官每五年一次，可以把政绩呈交京城考课院审查。通过审批后可以官升一级。
问题显而易见，考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于是想升官，就别犯错。可做事难免会出错，于是就不作为。都不做，国家的事谁去办？
描绘的是宋仁宗召见重臣的情景。
所以范仲淹第一条就要改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积极性。
第二，“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从伟大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临近年关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二代们就正式当官了。
并且，恩荫制度还分等级，收益很丰厚。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每多干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三十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官们，只升不降，官场盘桓二十多年，高门大户，儿子、侄子一大家子，不用寒窗苦读，不用参加考试，一年一个，二十几个二代青年直接当官，辈辈当官。长此以往，寒门的优秀人才上升的路径被堵死了，朝廷里充斥着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国家自然在人才层面上就先衰败了。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必须是亲生儿子，侄子不行；阁馆要职，也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更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三，“精贡举”。
范仲淹作为过来人，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都人才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的语录。对于抵御契丹、党项，半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生产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
要改，要从底层教育改。
不过实施时，却是只有方针，没有具体措施，“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先取策论次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
如果非要说具体措施，倒真是有一个，堪称魄力非凡。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舞民众士气呢？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的，只要仔细察，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邪气。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七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六项为一类，余下的“修武备”一项自成一类，放到最后再说。
那六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叫作“吏治”。
仁宗年间，它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择官长”——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十人，大州的知州十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十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这样利害相关，期望选出来的人能靠点谱。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了，田地有好有坏，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时有发生吧？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次，公田取消了。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官府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覃恩信、重命令”很让人无语。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何况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朝令夕改，而且没有追责，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不是处罚的力度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已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和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绝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要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的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从京城养兵、派兵，那么在边疆上就始终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就都得千里运粮。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五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的拍脑袋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的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水旱年农民们无法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都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没法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范仲淹的办法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范仲淹的出发点很好，方法很温和，皇帝的决心也很大，一个月之后，新政就开始在全国实行。形势喜人，可为什么会出岔子呢？
问题就出在新政推行的头一条“择官长”上。
首先，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宋朝地方上的最大行政级别是“路”，官职叫转运使，名义是可以管钱、管粮、管军队。这就很要命，因为跟唐朝的节度使差不多了，所以赵匡胤和赵普玩了个小花样，他们给官职来了个叠床架屋，官上加官，把转运使的权力暗地里分散了，最起码没有了监督管理权，这份权力派给了一个叫“按察使”的官。于是就造成了转运使名义上最大却没人怕的现象。
范仲淹提议，让转运使和按察使合而为一，把下属各部门、各官吏的工作情况全面向中央汇报，这样看谁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奋。不过最振奋的人不是各路的转运使，而是开封城里的当时最有名的大才子欧阳修。当时他是知谏院的院长。他毕生引以为傲的业绩就是给宋朝官场“洗澡”。吕夷简死后，他和蔡襄、余靖等君子们同心协力，把吕夷简历年来安插进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同党们都赶下了台。二十多年的泥垢一下子都洗净，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他爱干净成了习性。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份仁宗皇帝开天章阁问策，十月“择官长”开始实行，十一月时他就接连上书。两封信，一个是弹劾两制官，也就是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说“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还得继续清洗。一个是瞄准了由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同样是主弹劾的部门，“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不是当时，而是好多年。
强悍的欧阳修，我们好好认识一下他。
欧阳修，字永叔，生于公元1007年，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古文复兴者，北宋文坛大宗师，承唐启宋、结束中华文化断层的人。
这样说太宽泛了，举个实际的例子，会更加清楚地了解当时文化的现状。
苏轼兄弟赶考的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科考，乐子是非常多的。宋代的科考不像我们印象中考生们不许走动，只能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一直憋着写字，直到交卷。宋代允许考生在答卷时有疑问，不光是对题目的疑问，就算自己的学识哪处拿不准了，都可以去请教主考官。这叫作“扣帘”。
欧阳修在这一届里就被扣了，扣得他瞠目结舌，终生难忘。那时是黄昏，欧阳修已是半百的人了，一介书生，既是近视眼，更有糖尿病，累得实在懒得动弹，可一考生“扣”过来了。学生打算在文章中引用尧舜的典故，但不知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请先生指教。
“轰”的一声全场笑翻，欧阳修目瞪口呆。这就是宋朝这一届通过了乡试来参加科考的学子们的学识，更绝的是都这样，那个考生还在帘外毕恭毕敬地等着。欧阳修想了想，很正经地回答：“这个……嗯，是有点难度，我看你还是别用了吧。”
到了阅卷的时候，古怪更多。比如说某位考生的大作里就有这样的词句：“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几分，可是有必要在说事论理的文章里玩这样的词句游戏吗？欧阳修这次存心寻这人的开心，给了六个字的评语：秀才剌，试官刷。然后用大红朱笔从头到尾像刷墙似的抹了个全红，这叫“红勒帛”，再批上“大纰缪”三个字，贴到外面的大墙上示众，以儆效尤。
这些都是五代遗病，没有人去遵循汉唐以来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古文体了，都在寻新奇找生僻，炫耀自己的与众不同，为了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欧阳修改变了这些，他是在文化层面上为中国改天换地的伟人。
在政治上，他却是另外一样了。这两封奏章被认为是庆历新政失败的根源之一。但要真正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怎么就敢这样做。需要重新回顾一下宋朝当时的政府主要官员名单。
宰相：章得象、晏殊。枢密使：杜衍。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副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
这份名单里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都是新党；晏殊是富弼的老丈人；章得象认为新党很可爱，时刻都笑得跟朵花似的；杜衍，更不用说，此人以后倒霉就是因为与新党结盟。外人只有贾昌朝一个。
这是多么好的形势啊。在清洗了吕夷简的余党之后，加上在清洗时表现积极的余靖、蔡襄等知谏院同僚，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对此，欧阳修强烈要求抓住形势，把新政里的第一条要旨“择人”上纲上线，达到一个完美的理想程度，即“进贤退不肖”。把君子们都提上来，把小人们都赶下去，只有这样，宋朝才能焕然一新，重新振兴。
奏章送上去了，欧阳修坐等好消息。他坚信八人内阁必将全票通过他的提议，就算贾昌朝反对，也只有一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单只平级的范仲淹就足以压死他，更何况很可能贾昌朝会沉默，毕竟官场大忌就是做出头鸟。
大家明白欧阳修弹劾的这两个部门具体到个人头上，会砸到谁。一个是现任御史台长官王拱辰，一个就是前任御史台长官、现参知政事贾昌朝，尤其是贾大人还负责着两制官员的日常工作。贾大人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两封奏章。欧阳大才子写得清楚，“近年台官，”你是前任御史台长官，说的不就是他吗。
这时要介绍一下贾昌朝这个人。按他的出身和资历来说，欧阳修还真的没法把他放在眼里。此人出生在公元998年，真定获鹿（今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人，时年四十五岁，是一个中青年干部。出身比较低，只是一个同进士。所谓同，其实就是不同。科考中一甲为状元、榜眼、探花，这是最荣耀的；二甲大家一样，都是进士了，出身很正；三甲就是赐“同”进士出身。您和进士很像，但……自己琢磨去吧。但凡有点自尊心的文人，都决不肯忍受这种污辱一样的恩惠。大不了我重考就是了。
但贾昌朝忍了，他的官场生涯起步超级低，是一个小县城的主簿，第二步才做到知县。他后来之所以飞黄腾达，是因为机缘巧合做了崇政殿说书。这是给皇帝讲课的职务，他零距离地接触了仁宗赵祯。领导的印象分大于一切，他开始统领御史台，再进入中书省，成为顶级文官。这样的资历，你让欧阳修拿哪只眼睛看得上呢？
典型的小人，出身卑贱，学识低微，不走正路，混得越高，危害越大。“退不肖”，这就是当时天下最大的不肖，一定要把他搞倒。就这样，欧阳修犯错了。一个出身较低的人能混到这一步，对官场的理解，对手段的使用，都不是正常思维的普通人所能懂的。贾昌朝的确人单势孤，在政府里没什么发言权。可是很幸运，他的老部下们都被欧阳修踢到了他这一边。
整个御史台，以及从御史台出来高升或者退休的人，都是他的盟友。这些人在弹劾别人的时候，欧阳修还在风花雪月、吟诗作对呢。欧阳修的武器只有道义和文字，可贾昌朝这些人，能无孔不入直达要害，从“君子”们立身扬名的最根本处挖出毛病来，他们很容易就让人身败名裂。整人是一门艺术，所谓指南打北，指桑骂槐，指鹿为马……反正就是让人摸不透。贾昌朝们出手，先没理会京城里气势汹汹的欧阳修，而是悄悄地派人潜入了陕西四路。
那里是战场，更是新政各位君子的发迹之地。砍掉这里的荣耀，才能击碎君子们高大形象的泡沫。出马的具体人选是御史台里的监察御史梁坚，这真是位行家里手，他选中的目标和动手的部位，都是最准确最尖锐的。
目标：滕宗谅。部位：钱。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同年，两人一起考中进士，最初的工作地点也在一起。范仲淹的第一份业绩，修建捍海长堤时两人就在一起合作，可以说是真正的老朋友。到了西北战场上，两人也一起为国出力。问题也就出在了这里。
和近来的定川寨之战有关，葛怀敏战败之后，泾原路彻底被打穿了，范仲淹不顾一切地只带了六千人马出战。平心而论，没人敢说他有必胜的把握，弄不好他再败了，宋朝就真的一败涂地，再没底牌。幸运的是李元昊主动撤退，他要的不是决战。
滕宗谅当时是泾州城的知州，战火烧到他的城下时，他比泾原路上的大老板王沿还要惨，没有兵，只好征集了几千个农民穿上军装在城墙上站岗。这跟等死差不多，连他在内，泾州城里一片惊慌，全体发抖。
幸好范仲淹来了。滕宗谅大摆酒宴欢迎老朋友，款待增援的部队，还到寺院里为定川寨之战阵亡的将士们做法事。一番操作之后，宋史官方也承认，当地居民的恐慌情绪大大地缓解了。
我军威武，增援迅速，还怕什么？但是问题出现了，做事是要花钱的，滕宗谅没法点石成金，他动用了官银。梁坚查得很仔细，前后一共是十六万贯，他当场就要滕宗谅交出开销明细，把所有的账目都交出来。结果滕宗谅只能列出十万贯的去向，其他的实在没法说清了。
梁坚很满意，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交不出来最好。他没给滕宗谅再解释的机会，立即就消失了。不过没回开封，而是跑到了河北路麟州方向。他又去找张亢的毛病。
张亢是国家功臣。1033年，辽朝在幽州一带聚兵，宋仁宗起用他为如京使，调任宋辽前线安肃军任职。上任前，他对仁宗分析局势说，契丹现在每年坐收丰厚的岁币，前线调动兵马，不过虚张声势罢了，绝不会大规模侵犯边境。并表示，辽方一旦违背和政，他请求“擐甲为诸军先”，第一个上阵杀敌。1041年，西夏攻陷边陲丰州，致使麟州与府州中断联系，彼此困守孤城，势如累卵。张亢临危受命出任代钤辖，承担起麟、府两地防务重担。他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成功压制了西夏军的攻势，提升了宋军的士气，极大地改善了宋军被动挨打的狼狈处境。
可在御史台看来，不管你有多大的功，也要查一下你是不是很“贪”，是不是手脚和滕宗谅一样的不干净？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贪污”一查一个准，宋朝边关的守将们都有大笔的款项去向不明。如果再查，还能查到他们有超多的灰色收入。最早的例子就是青涧城里的种世衡，他在战争期间就被调查过，如果没有庞籍保他，他早就被革职查办了。当时他非常感动，对庞籍说：“世衡心如铁石，今为相公落泪。”他都被逼到了这个份儿上。他的钱是哪儿来的？青涧城自主经商，不向开封上税，这不是挖宋朝的墙脚是什么？那么钱又哪儿去了？要人上战场卖命，你得给钱！宋朝官方给的那点银子，七折八扣地到士兵手里，都不够买碗酒喝的，凭什么让人把命交给你。所以滕宗谅、张亢都手脚不干净，他们得用各种手段弄到钱，再把钱给部下们发下去。这样才能调动起只认钱，没太多觉悟的宋朝禁军。战场上的宋军都能挤到主将身边要赏钱！
话说到了这里，应该知道御史台的人、贾昌朝们是怎样的卑劣了，这完全是瞒心昧己，揣着明白说糊涂，还没卸磨就想杀驴。战争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呢，就想着怎样祸害自己人。
梁坚在河北路转了一圈，把张亢的罪证收集好了，这才回开封。任务圆满完成，欧阳修你就等着哭吧。先放过你，小帮兵没工夫理会，要第一步就搞臭你们的范党魁，让皇帝陛下看清楚所谓的君子都做了些什么。
仁宗大怒，他想到了从前，滕宗谅曾就后宫问题上书：“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整个一个纵欲过度、头脑发晕的小色鬼。
数罪并罚，仁宗派人去西北专门调查。滕宗谅的反应是把账本一把火都烧了。调查人员很安静地收拾好纸灰，返回京城，这回的成绩非常理想。
现在分析一下滕宗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真的是疯了？不，从这件事上就更能看出来御史台的人是不是“人”。滕宗谅悲愤到了极点，老子玩命打仗，你们在后方享清福，现在太平了，居然为几个小钱来给我穿小鞋。你们的工资和恩荫，哪点不比我这几万贯多！一怒之下，烧了账本，我是没法说清，那就不说了，随你们怎么办。
范仲淹坐不住了，他站了出来，为自己的同年加战友说话。他以身家性命担保，滕宗谅和张亢从来没有贪污过公款。他们花钱时，边关的每一个士兵都看着，都花在阳光底下，没揣进自己的腰包。仁宗静静地听着，他想着什么，没人看得出来。
御史台中丞大人王拱辰以辞职相要挟，证据确凿，必须严肃处理。
仁宗沉默了两个多月，直到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的年底。这期间范仲淹和王拱辰掐得你死我活，导致君子党和御史台两大系统也剑拔弩张。可是一个月左右，突然间王拱辰率领御史台撤出了。
因为君子党内部突然发生火并，恶劣程度让御史台这边的人自愧不如。
宋朝对付西夏人的一大武器，就是寨堡政策。不断地修筑城堡，把防线逐渐前移，把西夏人的国土一点一点地吃掉。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非常管用的，西夏人的横山山脉等屏障都被宋朝给吞掉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范仲淹首次在《再议攻守》奏议中提出了兴修水洛城、斩断西夏南下进兵之路的建议，“进修水洛，断贼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势，因以张三军之威也。”宋仁宗让陕西诸路经略招讨司商议对策。当年八月，韩琦提出：“范仲淹议进兵修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蓦生户几二百里，计其土工亦数百万，止可通二州援兵，亦未能断绝西贼往来。”明确反对兴修水洛城。由于韩琦位居秦州军政长官，宋仁宗同意了韩琦的请求，下令停止筑城。
画面描绘的是，有一天宋仁宗半夜饿了，想吃羊肉。寻思寻思又算了，他怕此例开后，膳房夜夜会备料烧羊。宋仁宗是一个很内敛很节俭的皇帝。
水洛城停筑不到一个月，偏偏赶上李元昊挥师南下，发动了定川寨之战，出战的宋军几乎全军覆没。西夏军乘胜出击，焚民舍、毁城寨，直抵渭州，纵横600里，沿途宋军无力出战，只好固垒自守。定川寨之战后，能否重筑水洛城，在秦渭之间加大阻击西夏军南侵的难度，就显得重要了。当时，主持这一地区防务的叫刘沪。
刘沪官不大，来头不小，赵匡胤的奶奶是他的曾姑祖母。祖父刘审琦随从宋太祖征战时殉职。父亲刘文质，深得宋太宗信任，曾经担任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市）、秦州等州知州。刘沪不愿坐食禄米，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出任瓦亭寨（今宁夏固原县瓦亭）钤辖，代理临近的静边寨（今甘肃静宁县城川乡）寨主。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好水川战役之后，西夏军队势如破竹，宋军沿线城堡纷纷关闭，居民遭受掠夺屠戮，只有刘沪下令开城门接收周边难民，逃难百姓亲切地称之为“刘开门”。刘沪代理静边寨主之后，为了打通渭州与秦州之间的交通线，又在水洛川西北修筑章川堡（今甘肃静宁县古城乡），形成了从东边的瓦亭寨、北边的静边寨、西北的章川堡、东南的秦州诸寨对水洛川的包围之势。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十月，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赴水洛川周边视察。在刘沪的沉着应对下，顺利收复了水洛城，打通了秦渭之路。郑戬提出重修水洛城，朝廷当即采纳了郑戬的建议，并派著作佐郎董士廉前往督役。
刚修了两个月，韩琦又跳出来反对，并且拉上了文彦博、尹洙和狄青。其实反对派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朝廷着想。他们认为，修寨筑堡，耗资巨大，不如野战，消灭西夏军的有生力量为好。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表面上看，韩琦与范仲淹同为改革派。但韩琦性格张扬，派里也要争个大小高低，他与范仲淹意见相左，他不是采取协商辩论的方式来解决分歧，而是采取官场斗争的方式无情打击。郑戬是范仲淹的连襟，都娶了宋朝名士李昌龄的女儿为妻。他与范仲淹的观点一致，也都是不圆融不将就的脾气。打击郑戬，就等于侧面打击范仲淹。韩琦给仁宗进言说：“陛下，眼下西北不再打仗了，战时的一些措施还有必要留着吗？比如四路都部署，要撤赶快撤，不然时间长了就成了惯例，那可真成节度使了。”赵家人最忌讳节度使坐大，形成割据，仁宗马上回应：“爱卿所言极是，这是根本国策，撤！”
庆历四年正月，水洛城筑城尚未过半，朝廷调离郑戬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省西安市）。就在郑戬还未正式离职的时候。韩琦的亲信渭州知府尹洙下令停止筑城。刘沪在郑戬的支持下，在蕃氐部族“请自备财力修城”的推动下，反而加快了施工速度，想造成城已竣工的既成事实。韩琦、尹洙大怒，上疏朝廷，诉刘、董二人公然抗命，又派遣泾原副都部署狄青率兵抓捕了刘沪、董士廉，投入监狱，准备以违抗军令将二人斩首。
郑戬据理力争，指出尹洙的行为有图谋构陷之嫌，范仲淹也几次上书，为刘、董二人抗辩。庆历四年三月十二日，仁宗终于派出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赶赴水洛城调查筑城事件。鱼周询等人到达水洛川时，刘沪、董士廉已经被拷打得不成样子了，董士廉还能写字，由他执笔，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把水洛城的来龙去脉，筑城的前前后后详细汇报一番，揭发了尹洙、韩琦。董士廉请求钦差验伤。刘沪一被逮捕，就戴上了四十斤的重枷，进牢之后屡被刑讯，浑身是伤。
蕃氐部族首领也紧急求见，提出了三点请求：一是允许继续筑城水洛，二是以壮丁、牛羊襄助筑城，三是任命刘沪为水洛城寨主。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之下，鱼周询等人实事求是，上疏支持郑戬的意见，建议释放刘、董二人，继续筑城。
尹洙概不承认他指使人给二人动过刑，至于身上的伤是哪里来的，他不清楚二人自己是怎么弄的。有一种看不清是看的人自己不想看清楚。
刘沪、董士廉被释放，刘沪以不服从节制为由给予降职处分，降为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兼领水洛城兵马监押。继续筑城，三年后刘沪头部创伤复发，溃烂，不治身亡。董士廉罚铜八斤。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中记载，北宋有官员犯法罚铜赎罪的法律，最少罚一斤，最多罚十二斤，对官僚优惠价，一斤铜折合一百二十文，当时一百文钱可以在陕西买一斗白米。
尹洙平级调动，异地当官，从渭州调任庆州。韩琦毫发无损。
范仲淹重新投入新政工作中，他挥动大笔，刷刷点点，在各路转运使的名单上挥来挥去，抹掉一个个名字。富弼叹息：“您可知道，大笔一挥，抹去一个名字，就有一家人在哭啊。”那是断送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前程。能爬到这一级的高官，容易吗？
范仲淹头都没抬，“一家人哭好，还是一路人哭好？”
这就是范仲淹和富弼的不同之处。两人一样的胆大忠贞，但是出身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胸志向。范仲淹是从人生的最低谷处爬起来的，只要有口饭吃，就觉得很美好。所以他不怕丢官，也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富弼不同，他是标准的士大夫，做人要有尊严和身份，任何时候不能伤了别人的体面。
这两句对话在历史中流传很广，用来美化范仲淹的高大形象。可惜，是见小不见大了。经过上面的叙述，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一边对抗御史台，一边对抗韩琦，一边与普天下的官员们掐架。三方面硬磕，来给宋朝动手术。
这才是他的难处和成就。但是很可惜，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人——皇帝。整个君子集团都没有意识到皇帝在想什么，更没有意识到仁宗为什么一定要处理滕宗谅和奏章的问题？
参照宋初曹彬降职事件，曹彬拿自己的钱给边关将士打赏，这是死罪，私人收拢军心。处置滕宗谅，完全是对君子们的一次警告，可惜范仲淹等人半点都没察觉，于是才有了当年四月七日的那次著名的谈话。
那一天，仁宗把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各路高官都召集在一起，说了一句话：“各位爱卿，从来都是小人才结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普通的问策咨询。它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皇帝给结党的人定了性——小人才结党；第二，君子们，在场的“君子们”，你们也结党了。那么你们算是什么？
这是当众抽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一个耳光，给过你们脸，你们不要，非得等我把话挑明了。
君子们茫然不觉。
范仲淹说：“臣在边关时，看到勇敢的人结为一党，懦弱的人也结为一党，在朝廷里也是这样的。一心为善的人结为一党，怎么会对国家有害处呢？”
知谏院长官欧阳修大人觉得皇帝的脑子有了问题，必须再教育，于是发挥特长，写了一篇名垂千古的好文章，把自己和各位君子兄弟们扔上悬崖，变得万古流芳，永垂不朽，呜呼哀哉。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余下的不赘述，就是那篇大名鼎鼎的《朋党论》。
这篇文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尤其是出自君子之手，被历代君子们奉为生活宝典，更是意义非凡。这些我们都不管，要看的是当时起了什么作用。从本质上看，这是篇翻案的文章，陛下您的中心点是“君子不党”，但我就是要和你掰掰手腕。旁征博引，证明君子有朋，而且朋党有用。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除了我们之外都赶走。那样，天下就太平了。
短时间内，欧阳修又接连写了几个奏章。要求皇帝坚定立场，团结在范、富两位君子身边，不要动摇，时间长了，自然会得到丰硕成果。如果您不照我说的办，您想干什么，想和小人为伍，当个昏君庸人吗？
这些奏章风行全国，宋朝全体官员手捧语录照镜子。他们是君子吗？脸皮不要太厚，人家不带你玩，别靠得太近。小人……凭什么说我们是小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凭着十年寒窗考中的进士，再一步步熬资格，从小到大做到的官，你一个后生晚辈，只是笔杆子硬点，就这么糟蹋我们？
别说是他们，就算同在两府的其他宰执高官，如章得象、杜衍、晏殊、贾昌朝甚至韩琦也都在咬牙，君子里面再细分，他们也没份儿。这样局面就形成了，经过欧阳修充满激情的不懈努力，范仲淹和富弼终于被孤立起来了。而他们两人正是新政的实际推行者。
每一天的过去，新政的敌人都在增加。连皇宫里的宦官们都加入了，他们在史书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陛下，一个人结党，最多不过十几人，五六个人结党，就是七八十人。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余靖、蔡襄、尹洙这是多少人了？何况他们的新政里，关于选官的办法，就是“推荐责任制”，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去选人结党了。不出两三年，朝廷内外就全是他们的人。
赵祯不禁叹息，人人都说新政好，唯有王权忘不了；人人都说君子好，唯有朋党戒不了。他给两府大臣，更给这些君子们提出了五个问题：
1.合用何人，镇守西北？
2.民力困弊，财赋未强。
3.军马尚多，何得精当？
4.将臣不和，如何制置？
5.躁进之徒，宜塞奔竞。
新政实施半年多，几乎半点作用都没起。
两府大臣的回答是——“臣等议之，国家革五代诸侯之暴，夺其威权，以度支财用，自赡天下之兵。岁月既深，赋敛日重，边事一耸，调率百端，民力愈穷。农功愈削，水旱无备，税赋不登，减放之数，动逾百万。”
几句话把问题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也就是说，皇帝向他们提问题，他们再细化一下，让皇帝再看一遍。接下来终于到解决办法了——“今访选举良吏，务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严著勉农之令，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穑，数年之间，大利可见。又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又减省兵，量入以出，则富强之期，庶有望矣。”
一百三十八个字，看到什么具体办法了吗？看到“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这样的——言之有物的具体法令了吗？
“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穑，数年之间，大利可见”，“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都是空话、套话，没有半点用处的废话。
其他四条，基本和这个一样，让仁宗皇帝进一步看清楚了新政君子们的成色。
君子们的笔杆子反而越发亢奋了，欧阳修之外还涌现了新人石介。
石介，字守道，生于公元1005年，兖州奉符村（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人。天圣年间中的进士，在山东徂徕山下创办“徂徕书院”，世称徂徕先生。
他在新政刚开始实施的三月，由韩琦推荐，进入开封国子监任直讲。《庆历圣德颂》就是在这时写下的。这首诗很有古风，四字一句，共九百五十四个字，以“于维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闼”开始，到“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侯畏焉，四夷服焉”结束，石介以皇帝的口吻对新政时所任命的宰执、谏官，一一称颂表彰。说这真是个开天辟地以来最好的时候啊，不仅是人类，就连天地人神、昆虫草木都非常兴奋。
因为您让两位大贤人升职，就是范仲淹和富弼，他们俩是“一夔一契”都是古代的大圣人；同时又把卑劣的小人赶走，就是夏竦。这个局面太好了，诗中说道，是“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歌颂是没问题，可不要骂人嘛。
“大奸之去”，他说的是夏竦。夏竦，字子乔，生于公元985年，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他是个被捡来的弃婴，以养父的恩荫才当上的官。但本身多才多艺，史书记载他对经史百家、阴阳律历、佛老释道无所不晓。当年科考时，开封城的省试，即礼部试，共取一百名，他名列第四。而且考官特意注明，他的诗赋水平要高于后来的状元陈尧佐，是因为他年纪太小了，所以才压制他一下。
那年他十七岁。
夏竦有幸成为仁宗的老师，仁宗念旧，他的老师们颠簸不倒，荣宠始终。夏竦不久前就颠簸了一下，仁宗本想任命他为枢密使，但全体言官一起反对，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居然拉住了仁宗的袍裾要求必须改变任命。
夏竦只好外放。
在石介的诗里，为了对仗的协调，也更可能是因为对夏竦本人有意见，把夏竦定性为“大奸”。大奸愤怒了。
庆历四年，夏竦唆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笔迹，篡改了石介写给富弼的一封信，把“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周是周公，周朝的宗室宰相，忠心耿耿。霍是霍光，汉朝大臣，曾经废立过皇帝。
范仲淹、富弼立即心不自安，请求出朝巡边外放。仁宗没有挽留，新政陷入僵局。紧接着晏殊、蔡襄、孙甫等亲新政派元老、官员被一一罢免。御史台落井下石，斩草除根，王拱辰打听到，每年春秋两季，范仲淹引荐的十余个青年才俊都在京师官署举行赛神会，会间饮酒唱和，其中宋仁宗景祐年间宰相王曙之子王益柔在即席所赋的《傲歌》中吟了“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王拱辰等人立即弹劾，要求全部处以极刑。仁宗下令逮捕，严加审讯，参与者大多永不叙用。王拱辰至此大喜：“吾一网打尽矣！”
至此，新政的君子们从首领到新锐，全体离朝。至当年十一月，仁宗颁诏强调“至汉之世，不为朋党”，范仲淹一见立即上表自求罢政。范仲淹、富弼、韩琦全体罢政，庆历新政就此失败。
庆历新法的失败暴露出宋朝内部党争时的手段没有下限，可以无限制地上纲上线，可以泯灭良知，可以证据造假，皇帝陛下长时间地冷眼旁观，几乎所有的劣根性都会暴露。君子、小人本是两个无法量化的道德名词，在官场斗争中无差别地用来界定政敌，只能使原本简单的是非更加复杂化，矛盾重重，对错难分，无休止的政治内耗造成帝国整体治理水平下降。
时易世转，二十六年过去，国家的问题在积累，官场的腐败在叠加，既得利益集团变得越发盘根错节，这些都意味着王安石面临的挑战远远超过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所遭遇的。
那么他准备好了吗？
很显然，王安石的准备不充分。
反对派突然间群起而攻之，规模之大，是北宋一百余年间前所未有的，与之前的大事如庆历新政、濮议等相比都相形见绌。现在我们看范镇等几个代表人物的言论。范镇，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他说，常平仓法起源于西汉鼎盛时期，于农于商都有利；青苗法起源于唐朝的衰落时期，急征暴敛，制造不安，本身就是个邪法。
其他如刘攽、曾公亮、赵瞻三人的意见大同小异，不一一赘述。在雪片般的弹劾奏章里，王安石保持了镇静，他冷眼旁观，等待着最重要的那个人出现。那个人的才学和威望，才是他所深深忌惮的。几乎处处与他相反，是生来的死对头。他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这时心里就算怨气冲天了，也不会形之于色。他的修养已经到了入神坐照、不动声色的境界。举个例子，印证一下他的定力。
一天司马光在办公，出了件急事，一个小吏冲进来报告。却见司马大人正襟危坐不动如山，当时就吓了一跳，急忙收住脚。结果收得太急把蜡烛晃倒了，差一点就烧到司马光的袍袖，小吏吓上加吓，脚都软了，可司马光从始至终纹丝没动。只是目光如炬，一直紧紧地盯着他。
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一个政治家起码的素质。
可这回他真的忍不住了，危机来得太快，这回不是火燎袍袖，是火燎眉毛了，直接威胁到了他本人的地位。王安石把吕惠卿提升到了崇政殿说书，他本人一直在迩英阁给皇帝讲学。
好你个王安石，第一，威胁我的位置；第二，不自己出面，派一个手下和我打对台，当我是什么？这绝对不能容忍。
他也不写什么奏章，直接去找皇帝面谈。见了面直接切入主题：“吕惠卿逢迎献媚，不是好人（非佳士），王安石现在在朝廷内外受到诽谤，都是因为他。”神宗摇头，回答道：“王安石不好官职，自奉节俭，可称为贤者。”话里意思很明白，你别拿吕惠卿说事，王安石站得正，没有谁能影响他。司马光反对说：“王安石确实是贤者，可他不懂事又太倔，他不知道吕惠卿是真正的奸邪，是他的谋主，在幕后巧妙地指使他做事，这就让他背上了恶名。现在吕惠卿突然间被提升，很多人都不心服。”神宗想了想，说：“吕惠卿说事时思路很清晰，像是个人才。”
“的确是人才，”司马光不动声色，话题悄悄地进入了他的节奏里，“吕惠卿确实文学辨慧，但是心术不正，愿陛下慢慢地考查。江充、李训（汉朝、唐朝两大权臣）如果没才能，怎么会感动人主？”
神宗默然。
这个默然不同凡响。吕惠卿的麻烦大了。
司马光不同于欧阳修等前一代君子，不会看谁不顺眼，逮住件小事就把小人的大帽子甩过去，他纵览各代历史，把天下人归为四类，即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四种人，以才、德两方面来划分。才德俱全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着重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区别君子和小人。那就是一个人的才能不够，可品德够高，只会很有限地造福人类，不会作恶。可一个人满肚子坏心眼，才能又特别大的话，就会四处害人没事找事搅乱世界，尤其是对没什么能力，又特别忠厚老实的君子们，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小人，有才能的小人才最危险，最要不得。
根据上面的理论，具体到吕惠卿的身上，是不是小人的定位成了给吕惠卿量身定做的呢？当天谈话的结果是神宗默然了，他在思考，这就达到了司马光的目的。
司马光非常清楚，只用这样的谈话是绝对没法让吕惠卿失宠倒台的，要的是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一粒种子，从这时起，一直隐隐约约地笼罩着吕惠卿，让他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和“小人”这个终极罪名暗合。历史证明，他得逞了。直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吕惠卿从来没有任何污点，可他的奸邪之名早早地就盖棺定论了。
几天之后，司马光对新政的攻击才真正展开。方式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在迩英阁给皇帝讲经上课时就近说事。
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开国时的事，曹参代萧何为相。这件事流传很广，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句成语“萧规曹随”。简单地说，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老了，退居二线，接任的是曹参。可是这人上任之后吃喝玩乐，任事不管，皇帝着急了，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派曹参的儿子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曹参二话没说，操起鞭子，摁倒儿子，一顿狠抽。第二天上朝，给出了答案。
问皇帝，某与萧何比怎样？
皇帝答，你差点儿。
再问，您与开国之祖刘邦比怎样？
皇帝脸红，差远了。
我比不上萧何，您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一切照着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神宗立即听出弦外之音，他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来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光的回答是北宋史上最雷人的一句话：“何止是汉朝，从夏、商、周三朝开始，它们的君主如果能恪守禹、汤、周文、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还仍然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不信吗？以汉朝为例，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的政策，结果盗贼充斥天下。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法令，汉代就此衰落。所以说，祖宗的法制绝对不能改变！”
针对司马光的这番高论，变法派选择反击。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他可以行使职权，也给皇帝上课。只是上课归上课，待遇不一样。司马光讲时可以不被打扰，吕惠卿上台时，台下面坐满了大臣，外加司马光本人。
这是讲课吗？这是公开辩论会。
这一讲的内容基本规范在《周礼》，这好理解，什么都要追本溯源吗，周朝有孔夫子都崇拜的圣人周公旦，看看人家当初是怎么规定“先王之法”的。
吕惠卿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廷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有三十年一变的，是刑法的轻重缓急；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司马光辩称，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发现了一律处死；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不是讲法律本身的变法。吕惠卿曲解经义，实在可笑。
接着他开始发动群众。
——陛下，现在公卿、侍从都在这里，您可以问问他们，国家的秩序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本朝规定三司省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以罢免，但宰相不可以过问它的运作。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宰相要用道德来辅佐人主，怎么可以用“例”？如果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之中回了一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他说对了，司马光的讥笑全面展开。
——改革就像修房子，一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漏雨（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截止到这里，抛开各自的道理到底谁对谁错不说，先看看交流的诚意。吕思卿不管以后是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司马光呢？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后来干脆搞起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的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他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地用别的言语来诋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说：“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以后来的“君子”们对他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怎么能忽略呢？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者说出来的话是保守派司马光他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过去了。
吕惠卿的话找不到了，司马光的话却被记载了下来。富弼辞职之后，陈升之升了宰相。当时神宗曾经问司马光：“爱卿，你对现任的宰相有什么看法啊？”
司马光回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闽，指福建，陈升之是福建人；楚，指荆湖一带，王安石是江西人。依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陈升之狡诈凶险，王安石轻佻草率，南方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太祖皇帝赵匡胤曾经说过南方人不许当宰相，他们当了就要坏事。不知道这番话算不算是诋毁，还是在私下里聊天时说的。背后论人短长，好一个大宗师风范。
这次皇宫内部辩论会结束之后，不管是司马光占了上风，还是吕惠卿被隐掉的话一语中的，新法继续推行。
不仅是青苗法，连农田水利法也出台了。
农田水利法很简单，它允许任何人，不管是官还是平民，都可以去开荒、修堤、挖渠、蓄水。民间办不到的，可以提请官方去做。官方除了配合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本辖区内部的荒废土地调查清楚，让朝廷知道农业还有多大的潜力可挖。
这个法令，只要是脑筋正常的人都知道好坏吧。组织人力开荒种田扩大收入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没像王莽做的那一套，把大批的农民迁徙到陌生区域去开荒，弄得新田没开好，熟田都荒废。王安石只是在原地方，让原住民去开垦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地，这有什么错吗？
错大了，司马光怒火万丈、忍无可忍，决定发起总攻。这次他绕过了吕惠卿等“爪牙”，直接和王安石说话。大宗师是很有身份的，他决定先礼后兵，先给王安石写封信。
信是这样开头的：“……窃见介甫（王安石字）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这段话在历史里大大地有名，几乎被每一本写王安石的书所引用。司马光的意思是说，王安石三十多年来名满天下，品德能力都太高了。谁都相信，他除非不当宰相，当了宰相，幸福太平的和谐社会立即就能实现。
说好听了，这是客气话；说难听了，话里有话，带着嘲讽呢。这话要是吕惠卿说的，那是夸领导；可这是司马光说的，政敌这么说就不像夸人了。这封信非常长，非常有名，收录在司马光的个人文集中，哪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名字叫《与王介甫第一书》，字数超过了四千字，里边有三个论点，可以说非常明确、非常重要。
可是换来的只是王安石的一份不超过百字的小回条。于是保守派们义愤填膺，大声疾呼，我们的首领被轻视了，王安石竟然这样傲慢。
可是四千多字的长信里的内容只是把以前各次开会的发言都总结了一通，汇合成一篇大记录，要怎样回复？你当时说的我当时都回答了，难不成我也跟你一样来个全面回忆？你不烦，我还烦呢。
事实上司马光就是不烦，他再接再厉，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这回焦点集中，定在青苗法上。警告王安石，你要是再这么搞下去，不出几年，就会出现“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的可悲局面，国将不国了。
提到了青苗法，王安石不能再沉默了，说实话这是他的一种悲哀。人都说他辩才无碍，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再把死的说活了，随心所欲怎样都成。可是细看下，会发现他的口才不是顶级的。顶级的人，能通过谈话让反对派成为赞成派，把敌人变成朋友或下属。
王安石只能把对手说没词了，说得气死（比如唐介），这样造成的后果更恶劣，对手们只是一时没话，可事后越想越怒，变本加厉地找碴。何况，有些人是王安石永远都说不服的。比如司马光。
现在王安石回了一封三百多字的信。它在历史中也非常有名，就是那封《答司马谏议书》。这封信值得我们看一下，里边的话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了解王安石，判断出这段时间内他所作所为是不是正确的。
针对司马光信里所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致天下怨谤”这五条，他逐一答辩。
——受命于皇帝，在中央确定法令，交给有关职能部门实行。这不是侵官。
——各条法令都有据可查，是先王先圣做过的，用来兴利除弊，不是生事。
——为天下理财，皇帝没有奢侈滥用，大臣没有中饱私囊，不是征利。
——排除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言献媚的坏人，不为拒谏。
上一条可以和“招致天下怨谤”结合在一起说。说来真是很好笑，王安石的外号谁都知道，叫“拗相公”。就是太侃太牛，谁的话也不听，甚至皇帝都得听他的。这是历代学者、百姓最看不上他的一点。
可是反向思维一下，他听了，是个能接受各方面意见的好同志，是个什么局面呢？司马光的那些意见哪条是先承认新法是可行的，然后在里边挑出些小毛病，让王安石完善它，从而促使新法变得更加利民利国的？
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些所谓提意见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派，意见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废除新法，回归到从前的局面里。在仁宗、英宗的时代里，我们士大夫、大臣们过得非常好，你这个万恶的捣蛋鬼，凭什么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特权待遇？
由此可见，两派根本是不可调和的，是属于改革还是不改革这样的水火不相容的大问题。这样的事，你让王安石怎么不“拗”？不拗的话，改革还改什么啊？
王安石立即收到了司马光的第三封信。
这封信可以说是第一封的复制品，外加上对王安石人生规划的建议。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劝王安石，介甫，你还是就此退休吧，人生很美好，江南很美丽，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抛开这条建议本身出自司马光的好心还是别的什么，还有作为国家高级官员，以私人身份要国家重要领导干部退休是不是合适，我们只留意一点，司马光要的是王安石走。
这封信要王安石怎样回复呢？是同样复制粘贴一下第一封百十来字的短信，还是告诉阿光，工作永远比休息有意义，开封是我的第二故乡，坚决不辞职？无论哪一样，都会引起新一轮的争吵和无穷无尽的书信往来。王安石选择沉默，不再写信，是不是一种很高的姿态，很和谐的愿望呢？
但在司马光的心里，这就是王安石的诚意不够了。他，已经仁至义尽，无论是从私人方面还是从官方角度，我都对你完成了“教育”，你王安石怎么能不听我的呢？
古人云，不管自己多么伟大，不管罪犯多么丑恶，不教育就砍人是不对的（不教而诛）。现在司马光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努力，王安石不听，那么他终于可以放心大胆且心安理得地为正义而战斗了。
只是现实是无情的，一来王安石的职位比他高；二来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站在一起。司马光站在朝廷上正义凛然，却没抓没挠，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不过只要留心，机会总是有的。司马光得到了一个差事，主持最近一期的馆阁人员考试。这是全国各地所有才子考中了进士，得到地方性官职，干过一年之后的法定权力。他们进京来再次考试，是向两制、两府等顶级高官迈进的途径。这次司马光给出他们的考题是——论“三不足”的对错。
所谓“三不足”，就是史书里总会提到的王安石先生最彪悍、最好玩的三个“不”，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老实说，这三句话放在古代儒家学说统治全国的年代里，是百分之百的大逆不道，泯灭人伦，是反人类、反社会的重罪。一般来说，只要说出口了，这个人就是从根子上坏透了，没救了。天变，这是上天神灵的最高警示，干旱几个月，或者雨下多了，天上闪个流星，皇帝都要深刻反省是不是最近人品有问题。在王安石这儿居然可以忽视，不理会，不惧怕。
祖宗，这在现代社会里都是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敏感神经，何况在中国古代家庭里一切财政、婚姻、丧葬等都由父母做主的时代里。祖宗是什么，祖宗就是神！不敬祖宗是什么？猪狗不如……
人言，这是王安石最让反对派痛恨的地方。纵观宋朝社会，不管是哪个时代，就算是赵匡胤时期，太祖陛下随时手提一只大斧，动不动就敲断某人的大门牙，也没让士大夫们闭嘴。
王安石居然……对不起，王安石也没说不让你们说，只是不听罢了，可这就是罪无可赦的死罪。
王安石真的说出这三个“不”，那么他真是个吨位非常大的傻瓜。简直是没事找事，身在火坑里还给自己泼汽油。但是，要说明的是，王安石本人没在任何场合跟任何人说过这三个“不”。从来没有，最多只是含糊其词地表达了些许的类似意见，但就被司马光给总结成了这三句经典无比的语录。
然后广而告之，成了当时国家高级官员考试的题目。请问这是什么精神？是不是无中生有，捏造证据，给人栽赃的精神呢？
面对这样的事，你是王安石你能怎么办呢，去否认？去找证人，说自己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死定了，有些事越描越黑，越否认越被人相信是真的。王安石顶着雷走到了皇帝面前，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日理万机，不流连声色，不贪图享乐，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百姓的安危，这不是害怕天变吗？陛下能广泛听取臣子的意见，不管大小，只要有理，就不会拒之门外，怎么能说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陛下自己想，仁宗在位四十余年，多次修订法律，怎么能说祖宗之法代代相传，一成不变？”
面对上面的记录，不管这种解释是不是最佳答辩，都映射出了王安石为人的本色。有事他不怕，决不回避，正面交锋，不管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还是上阵交锋的战士，他都是个充满阳刚之力的男人。
王安石答辩之后，司马光沉默了。他已经找不到新的发力点，仔细地找啊，王安石身上还有什么能放大的东西呢？
默默地搜寻，这注定了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王安石不管政绩怎样、人缘如何，他身上的污点几乎可以归零。这足以让司马光找白了头也一事无成。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司马光沉浸在艰辛的努力中时，从远方传来了一个喜讯。
前宰相韩琦成了他的战友。这位三年前独领朝纲的大宰相从大名府寄来了一份奏章。这份文件的力量是天翻地覆级别的，它一举把宋朝当时的政局搅乱。这份奏章很长，为了节省篇幅，我整理了一下，明确要点，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青苗法执行走样了，和发布时的原文件不符，有严重的硬性摊派现象。而且韩琦说，之所以有硬性摊派，毛病就出在法令本身。
比如城乡居民里的上等户，本身就是所谓的兼并之家，人家有的是钱，根本就用不着借贷。管你青苗黄苗，与人家无关。于是问题出现，他们不借，国家的利息就会少得，为了增加利润，只有硬性摊派给他们。这公平吗？
第二，强硬凶狠了一辈子的韩大相公突然间毫无征兆地慈悲起来。他说小民们借钱，借时容易还时难，到时肯定要皮鞭子蘸水使劲地抽，那会出人命的。皇上，那都是您的子民、您的产业，不能这样凶残啊。
这两点，把年轻的神宗皇帝给镇住了。他的信心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起王安石各种法令的妥善性。手捧这份奏章，他一连串地感叹：“韩琦，真是忠臣。身在外地，不忘庙堂。我本以为青苗法是利民的，谁承想害民到这种地步？”接着他自动地顺着韩琦的思路滑了下去，成了韩琦的代言人，“朕想起来了，青苗法还有个大毛病。青苗法只针对农业，关城市什么事，为何在城市里也放青苗钱？”
截止到这里，可以说无论是韩琦还是神宗，他们说得都对。
本来嘛，上等户有钱为何硬摊派给他们，城市不种田，搞什么青苗钱，还有动用国家机关去追债，那注定了要家破人亡、民不聊生。可恨的是王安石居然还不服，他面对一脸忧愁悔恨的皇帝，还勃然大怒：“如果能满足借钱者的需要，就算是城市居民又怎样？”
以韩琦奏章的两个论点来说，第一，硬性摊派。这是只针对上等有钱人来说的，不许硬性摊派，那就是要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来维护兼并人家的既得利益。让吃进去的再也吐不出来，除非改朝换代时天下大乱，全民成土匪去抢，才能挖出来。我认为王安石是知道下边在“硬性摊派”，在向有钱人家硬性摊派。青苗法的原始文件里的确有不许硬摊派这一条规定，可“济贫困、抑兼并”是新法的行动目标，硬性摊派倒是与之不矛盾。一切都是阶级在作怪。大家要注意韩琦是什么阶级，他家世代为官，到他达到顶点，各种明暗收入多到不可思议。曾经有篇文章计算过，包拯一年的官方工资就折合现在人民币数千万元。韩琦的收入与包拯比，超出多少不难想象。再加上他在家乡买田置地，庄园大到无边无沿。到北宋末年，连岳飞都是他们家的佃户。知道为什么反对了吧，青苗法在砍他和他这类人的根子。
再说追债，这真能把人气乐了，国家以一年四分利来追债，在韩琦的奏章里就能达到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惨状，那么民间一年七十二分利的高利贷能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那时不见你出来说话，这时面对四分利就闹得不共戴天？一句话，不是国家追四分利的债有多狠，而是这断送了他们每年追七十二分利的大油水，这帮凶残成性的官僚，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
可怜年轻的宋神宗还是太年轻了，他每天坐在金銮宝殿上遥控全国，根本就不知道底下有这么多的鬼花样，根本就认不清韩琦的真面目。
他只知道，韩琦是他父亲的大恩人。没有韩琦，就没有他父亲的皇位，没有他现在的皇位。天下如果还有一个人可以相信的话，那就只有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