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中的诗歌
在汉代诗学背景下看曹丕、曹植诗歌之比较
关于诗人创作成就之高下，在读者看来，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批评而言，评价兼有客观和主观诸因素，有时评论者意见相左，甚至是水火不容，由此成为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公案。
建安文学彪炳史册，三曹、七子之盛名成为其时的标志。曹操之子曹丕、曹植，既为政治上的对手，又是文学上的劲敌，正因为二者均属大家，所以轩轾高低，就尤其难以评判。自古以来，见解纷纭，可谓莫衷一是矣。
清初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
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故嗣是而兴者，如郭景纯、阮嗣宗、谢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张景阳，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降而萧梁宫体，降而王、杨、卢、骆，降而大历十才子，降而温、李、杨、刘，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阳、琅邪、历下，降而竟陵，所翕然从之者，皆一时和哄汉耳。宫体盛时，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笔纵横，不屑烟花簇凑。唐初比偶，即有陈子昂、张子寿扢扬大雅。继以李、杜代兴，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尝党同伐异，画疆墨守。沿及宋人，始争疆垒。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蛮触之争，要于兴、观、群、怨，丝毫未有当也。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是知立“才子”之目，标一成之法，扇动庸才，且仿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羁络骐骥。唯世无伯乐，则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
王夫之此说，不可谓无见地，此是在《文心雕龙·才略篇》基础上，进一步翻案，王氏甚至说：“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观点，今人需加以辨析。考察曹氏兄弟诗文之流传，首先，钟嵘《诗品》谓曹丕诗作，当时能见到的不过“百许篇”，而按照清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九指出，《魏文帝集》在梁代存二十三卷，至《宋史·艺文志》则仅著录为一卷；明代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魏文帝集》二卷，而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辑魏文帝文章，编于《全三国文》之卷四至卷八；今人逯钦立在明人冯惟讷等人基础上辑校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魏文帝曹丕之诗列于《魏诗》卷四，共计四十七首，分别属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可以肯定，王夫之当年所见，盖不出此四十七首之范围，已非宋、齐全貌矣。而逯钦立所辑《魏诗》之卷六、卷七主要载录曹植诗作，其中保存完整的五言诗就有五十五首，数量远超曹丕五言之作。王夫之有感于明代诗人好主持坛坫，党同伐异，故为斯论，意见较为偏激。实际上，钟嵘《诗品》专论“五言”，而曹丕成就最高的诗歌当数乐府七言，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谈曹丕曰：“是故传世七言，不用兮字、且出于一人手笔者，实以曹丕《燕歌行》二首为
矢！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然则在《燕歌行》之外，要在曹丕为数不多的五言诗中，看出曹丕、曹植非但不相伯仲，而且曹丕远在乃弟之上，此种裁断就有失客观。王夫之认为曹丕“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激赏其人在诗史上空前绝后，独树一帜，却无人欣赏，而追随曹植者却代不乏人，由是即认为二者高下立判，虽借古讽今，有的放矢，却实在缺乏根据。
《世说新语·文学》第52条曰：“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王夫之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观上述王氏评曹氏兄弟之品第，我们不难体会到，王夫之本人作为读者，若过度地“各以其情而自得”，就会有失允当。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历来秉承《诗》《骚》之传统，为传统承前启后，这本是诗人的荣耀，而非瑕疵。曹丕并非逸韵孤响，他在诗歌史上同样具有开创之功，对此，下文将会论及；其次，在曹植之后，考察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并不曾“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因此，王氏之评有违事实，颇不可信，属于无稽之谈。比较曹丕、曹植诗歌的价值、地位及影响，绝不可意气用事，对今人而言，必须从中国诗歌发展脉络的角度，更加冷静地来审视二者的歧异，方可最终找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奏刀之切入点，应该在于汉代诗学之大背景。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也即是说，三曹是汉魏诗歌转型期的代表诗人，观照其渊源、变迁，自然得联系汉代诗学理论。至于汉代诗学文献，要以《毛诗大序》最具价值，它在《尚书·尧典》之“诗言志”说以及“孔子诗论”等基础上，充分体现“通变”之精髓，堪谓极具推陈出新之功。其文曰：
《关雎》，后妃之德也……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上述阐释既论志，又谈情，前者发微诗之缘起，后者则阐述诗之功能，而“诗者，志之所之也”云云，一望便知乃祖述《尚书·尧典》。此文最具价值者，乃在于于志之外，还能看到情在《诗》中所具的原动力的作用，此文虽未交代如何从志过渡到情，然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有着相提并论之地位，即意识到《诗》在“言志”之余，还有“抒情”之特质。广义之诗，乃情之不可遏制之产物，若《诗》仅具“言志”之功效，它就会只凸显政治性、群体性，未免存在“偏枯”的局限，而若有“抒情性”，则可以润泽“言志”，使《诗》兼备抒写个人人生之悠长、低回，与“言志”之刚健、激昂，恰可互为补充，刚柔并济，相映成趣。在经学笼罩下，汉代精英阶层之诗歌趣味偏于“言志”而短于“抒情”，作为开魏诗之风气的曹丕、曹植，也正好代表着“抒情”和“言志”之两端，于是，若要就此轻易品评其高下，则确实有简单化之嫌。因此，以下分别为之剖析，从而彰显二曹在诗歌史上的特殊意义。
第一，曹植坚守诗学传统，其诗以“言志”为主，兼顾“抒情”，体现以志帅情之特征。
《魏志》记述，当曹操出征，与家人告别时，曹丕“泣而拜”，而曹植却“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去除阴谋论的理解，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确实有性格上的差异，在情感处理上，曹丕比较人性化、世俗化，且表露自然，细腻体贴，不喜宏大叙事；而曹植则相反，他将天然感情儒家教义化，化情为志，实际上就有些不能善解人意，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人命运的不同，也导致他们诗风之迥别。
文学史谈曹魏时期作家，有多种称谓：魏之三祖、三曹、建安七子、曹王、曹刘，等等，而如《文心雕龙·明诗》篇描述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按其所指，乃三曹之曹操和曹植，或三祖之曹操耳，曹丕并不具备此种建安风骨，而曹王（曹植、王粲）、曹刘（曹植、刘桢）则更属此种风格的典型作家。
由于曹植最终失宠于乃父曹操，在兄长曹丕——篡汉之后的魏文帝，以及魏明帝的监控之下，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曰：“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是曹植一以贯之的人生目标。故而，一旦目标受阻，愿望落空，壮志难酬，此种志向和怀抱就只能寄寓于诗文之中，以获得内心的平衡和慰藉。曹植的人生被迫“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所谓画地为牢者也。所以曹植诗作均抒写其内心的呐喊，尚无暇顾及第一人称之外的人和事。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trand Russell）著《权力论》之第一章《权力欲的冲动》说：“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两者虽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但是，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在权力和荣誉之间，曹植渴望得到权力，深谙权力就是一切，反之，若失去权力，则意味着失去一切；而曹丕竭力限制曹植的权力欲望，甚至许诺曹植及其他士人以将来的荣誉，所谓“声名自传于后”也，这种画饼充饥式的诈骗，在七子均难以接受，何况曹植呢！对曹丕而言，一旦成为曹操继承人，便消减了“权力欲”所导致的焦灼感，从一己命运的挣扎中解脱出来，自可以游目骋怀于世间百态，做隔岸观火式的欣赏、品鉴，因而与曹植的诗风迥然不同。
先秦至两汉时期，所谓“志”，具有坚忍不拔、顽强抗争之意义。按《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皆可为佐证。故而朱自清《诗言志辨》指出“志”就是“怀抱”，其理解比较允当。曹植的诗文中处处体现着其志趣。
《盘石篇》云：“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责躬》之《小序》云：“臣等绝朝，心离志绝。”
《矫志》云：“道远知骥。世伪知贤。”
《矫志》云：“仁虎匿爪。神龙隐鳞。”
《赠徐干》云：“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赠白马王彪》之六云：“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杂诗》云：“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妒》曰：“嗟尔同衾，曾不是志，宁彼冶容，安此妒忌。”
《言志》曰：“庆云未时兴，云龙潜作鱼。神鸾失其俦，还从燕雀居。”
《洛神赋》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体悟到曹植积极入世，期盼建功立业的内心世界，他不愧是曹孟德之子，与曹操之“壮心不已”堪谓一脉相承。曹植坚持“志士营世业”“丈夫志四海”“闲居非吾志”，胸襟开阔，志存高远，且因其遭遇现实的阻碍，与其理想发生强势的碰撞，激发出一股悲愤的力量，令其诗作更激情饱满。所以，其作品中多有势大力沉的种种意象，譬如其《杂诗》云：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
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
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
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
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
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高台、悲风、万里、孤雁等，共同构成悲壮、哀怨之意境。作者虽心潮澎湃，然其不屈不挠之心志却依然不减，形成孤独却执着、受压却反抗的巨大张力。曹植笔端多次出现了“悲风”一词，在他笔下，甚至连风卷云舒，都裹挟着悲怆，比兴之间真正焕发出感发意志的光芒，堪谓儒家诗学“诗言志”精神之嫡传。故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称：“然子建真《风》《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则无媲美之人也。”按《左传·昭公九年》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孟子·公孙丑上》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庄子·达生篇》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陆贾《新语》卷下《怀虑》第九云：“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延寿命者，则志不流于外。”贾谊《新书》卷第八《道德说》云：“《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汉书·二疏传》记载：“（疏）广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综上所引，可见“志”反应着诗人坚定的主体意识，具有自信、正义的品格，凝聚了儒家所肯定的高尚精神和人生信念，如《孟子》所言，人格培养需要养气，而终究要靠“志”来为人生指明方向。
“志”体现在曹植诗中，便如钟惺《古诗归》卷七云：“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而肝肠气骨，时有磊块处，似为过之。”由于政治处境之不同，曹子建诗在“肝肠气骨”和“磊块”特征方面为曹丕所不及，而此二者也是建安风骨之主要特质。
许学夷《诗学辨体》卷四第二十三则曰：“建安七子虽以曹刘为首，然公干实逊子建。子桓《与吴质书》称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伦’，正以弟兄相忌故耳。”许学夷认为，由于曹植能较好地处理诗歌中志与情的融合关系，而刘祯却虽“贞骨凌霜”, “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显然存在着“言志”有余而“抒情”不足之缺失，所以子建成就当远在公干之上。曹植诗作主文而谲谏，俊逸而低回，钟嵘《诗品》对之推崇备至，评曰：“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夫！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将此评对照刘安所言：“《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钟嵘意指曹植五言诗作志、情兼得，并且属以志帅情者也，为五言诗写作树立了典范！
第二，曹丕诗以情掩志，缘情婉丽，开齐梁绮靡之先声。
汉末曹魏之际，“言志”的诗多数是四言，故而五言就算是新形式了。曹植、曹丕作品思想、情感存有差异，然相对而论，曹植更属新瓶旧酒，归属“言志”的一派；而曹丕则更多地属于新瓶新酒，因为他偏离了“《诗》言志”的儒家诗学传统，偏向乎“缘情”一路。当时，诗歌创作日益趋向泯灭志和情之界限，汉武帝《秋风辞》就曾曰：“欢乐极兮哀情多。”在诗歌中自然流露出悲情。据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八）引吕氏云：“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可见汉代音乐分雅、俗，联系乐府诗之入乐，其分野主要表现为“志”与“情”的歧异。据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九十八《诗一》所载，刘歆曰“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公然标举“诗以言情”，显然是和“诗言志”立异，认为诗是用来抒情的，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诗学观”，隐约与“诗缘情”相通。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曹丕《善哉行》其二云：“流郑激楚，度宫中商。”反映的正是俗乐之流行，所以，五言诗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乃俗情突破雅志，预兆着抒情时代的来临。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礼记·礼运篇》曰：“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所以广义的诗之抒情，相较于“诗言志”，凸显的是诗人内心自然的状态，甚或潜意识的流露，似乎在不经意间，吟咏内心之七情。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情”为“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所以，抒情往往还连带着人欲望之呈露。按《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刘勰回应了《毛诗大序》所涉志、情两端，关于“诗言志”，自不待言，而至于“情动于中”云云，他借鉴了“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观点，足见刘勰恪守汉儒诗学，对于诗歌抒情性心存保留，认为还是要以“言志”来节制“缘情”，切忌对诗歌“缘情”放任自流，以致颠覆“诗言志”的悠久传统。
此种诗学新趋势，在古人论述中尚有迹可循，西晋陆机《文赋》云：“颐情志于典坟。”其“情志”并举，已见端倪，并且倡言“诗缘情而绮靡”，显然对诗这一文体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缘情”和“言志”，其间之差异相去甚远，而这种差异恰好体现在曹丕、曹植兄弟的诗歌创作之中。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述文学演变之轨迹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自兹以降，情志愈广……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两汉文学主要凸显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的传统，陆机提倡“诗缘情而绮靡”，故沈约所谓“情志愈广”与陆机合若符契，隐含着诗歌“言志”和“缘情”两股力量的角力，“志”者既指艴然激昂，又洋溢着心胸向外扩张的力量；而“情”者则指向内心，显得低回优柔，感触纷杂。两者大致分别代表美学上“崇高”和“优美”的特点，亦适合不同之语境。尤其值得关注者，此节文字突出地叙及“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所谓“艳发”，乃指张衡某些特定的作品，譬如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体制类》第十则曰：“王弇州云：‘平子《四愁》，千古绝唱。'”张衡《四愁诗》之一曰：“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此作或可做多层次的解读，然而其思念美人的大胆表白是不容否认的，此诗遂特具风人之致，成为这个时代罕见的作品。
而曹丕诗歌在精神气韵方面恰好上承张衡的“艳发”“情变”，堪称一脉相承者也。徐祯卿《谈艺录》云：“《燕歌》开其靡。”其所指不言而喻，认为六朝之“绮靡”，曹丕《燕歌行》实有肇始之功。《燕歌行》其一曰：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作所营造的诗歌意境纯然是柔情思念，哀怨清婉，并与“草木摇落”的悲秋情调相结合，更凸显感人的力量，沈德潜《古诗源》述其读后感曰：“和柔巽顺之意，读之油然相感。”此诗关乎男女私情，与政治无涉，属于“缘情”而非“言志”。所以署名南朝陈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既收录张衡的《同声歌》《四愁诗》，亦收入上述曹丕之《燕歌行》和《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看来宫体艳情一派视张衡和曹丕为同调，且尊之为先驱。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十三《经师》云：“论曰：夫篇章之作，盖欲申畅怀抱，褒述情志。咏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辞韵相属。故《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也……”此处“篇章”大概指除诗歌外的“文”，它们亦须“申畅怀抱”，且“褒述情志”, “情”“志”尚且兼容，而诗歌则纯粹以唯美抒情为风尚，这里作者将《毛诗大序》后边部分“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忽略，以“缘情”诗学观遮蔽“言志”诗学传统，“诗缘情”说由此后来居上。延至后代，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昭公廿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下撰《正义》曰：“……此‘六志’, 《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孔氏就几乎以“情”置换“志”了，而这种置换，若置于具体历史时段考察，并不符合实际，在曹丕和曹植兄弟诗歌写作中，“情”与“志”就不可混为一谈。
曹丕《陌上桑》云：“伴侣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善哉行》其四云：“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
《燕歌行》其二云：“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
《黎阳作诗》曰：“彼桑梓兮伤情。”
《善哉行》其一云：“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若寄，多忧何为！”
由上述诗歌可知，曹丕偏好抒发一种不可自持的感伤之情，哀情袭来，诗人似乎难以承受，多情缠绵，百感交集。其诗几乎可视作典型的文人情怀，与其作为政治人物理应端重的身份不相符合，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曰：“文帝《芙蓉池》……收四句义意亦本前人习语，然足以窥其全无道理整躬经远之志，但极荒乐而已。”对魏文帝而言，此或许并非失态，而是要以“纯文学”来麻痹其他士人的政治热情，即转移或回避敏感政治话题之谓也；尤其引人注目者在于，曹丕虽然也有慷慨之作，但作品更多展现的是“以悲为美”的美学思想，譬如《寡妇诗》，其竟以当时副丞相的身份，在友人阮瑀死后，作诗玩味阮瑀妻子的悲苦之情。故而，假如曹丕的书写属于一种政治谋略，无意之间却与“缘情”“绮靡”之文学路径相通，开六朝风气。中唐白居易《与元九书》发表了极其偏激的言论，认为汉末时期“六义始缺”，至于“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于时，六义寖微矣，陵夷矣”，而“至于梁陈间……于时，六义尽去矣”。无论如何，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曹丕所代表的新诗风，其转移风习之力，不可谓不既深且广矣。
江淹《杂体诗序》曰：“然五言之兴，谅非夐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此序追溯五言诗之发展，指出这是一种晚近出现的文体，在关西、邺下以及河外、江南，不同时空环境之中，五言诗出现种种变异，其内在原因十分复杂。然而，诗风流转，邺下和江南并非毫无关联，从其间之关系，隐约可见曹丕与南朝宋齐文学存在着某种衔接性。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徐昌榖曰：‘诗缘情而绮靡。则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查秽耳。'”从中可知，徐昌榖彻底否定陆机《文赋》所代表的诗学方向，实质上，此种观点与钟嵘《诗品》并无二致，《诗品》推崇曹植，以曹丕为非主流。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曰：“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所谓“少卿离辞”，指李陵《与苏武诗》, “桂林湘水”，乃指张衡《四愁诗》，而“飞馆玉池”则隐喻曹丕与七子及吴质等人之交游。将此三者并列，说明萧子显也认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平子艳发”的见解，体察到曹丕的诗歌趣味风格近乎李陵和张衡。所以，钟嵘《诗品》指出曹丕“其源出于李陵”，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此种判断稍嫌虚而不实，钟嵘认为的曹丕和李陵之间的渊源关系乃从宏观着眼，大致上基于排斥此辈处于“诗言志”主流传统之外的考虑。而对李、张、曹三人，沈约、萧子显及南朝其他诗学学者则特加表彰，以为三人之诗弥足珍贵，其意实在为自身张目。关于魏晋以来诗歌发展的趋势，沈约、萧子显和江淹之所见大致殊途同归，其间沈约、萧子显持新变的观点，而江淹则属于调和派，足证针对当时诗歌发展，诗坛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钟嵘矫矫立异，虽时人也赞美曹植诗歌之成就，但他扬植而抑丕却别有意味，昭示着对儒家诗学传统的坚守。钟嵘将所评骘的诗人分归于《国风》《小雅》及《楚辞》三个源流，而对于李陵、曹丕追根溯源至于《楚辞》，而非《风》《雅》，实为暗指其人其作有所不正。
关于五言诗主题，钟嵘亦崇尚抒写悲怨，然而与曹丕依然存在不同之处。在五言诗技巧方面，钟嵘认为曹植之诗已达到完美境界，而曹丕则尚未找到五言诗的语言，时而琭琭如玉，时而却落落如石，显得良莠不齐。曹丕以情掩志，多写悲秋闺怨等主题，然钟嵘提倡“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云云，两者相较，则曹丕诗歌显得纤细柔弱，消减了钟嵘所谓“诗可以怨”的浑厚力度。实际上，其所不满于曹丕者，得无不满于当时诗坛所显露出来的绮靡之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