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何谓‘大人’
大学之道
程子曰：“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处程子即二程之弟——程颐。程子谈读《论语》需如此，我们今日学习《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何尝不需如此！
盖儒家之学，以及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整个东方传统学术，无不始终紧扣着“实践”而为学。故东方文化是人生实践之学，是心性实践之学，是圣贤实践之学（即内圣之学），是智慧实践之学，其学可一言以蔽之：皆为生命实践之学，简称为“生命学”。
所谓“生命学”，它是探索生命真相、转化身心素质、掌握生命智慧的一门学问。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因其始终紧扣生命探索和生命实践而为学，故我们将东方文化定义为“生命的文化”，将东方的学问定义为“生命的学问”。具言之，生命学即是“探索作为意识存在的生命之真相，并通过不同方式（实践的路径）回归生命本身而获得人生终极圆满的一门科学。”
“作为意识存在的生命”一语中的“意识”与“生命”为同义语。在生命学中，生命即意识之义，意识即生命之义。生命与意识在生命学中，及在东方文化中随时可以互用。不仅生命与意识二词为同义，在正统儒家思想中，“天”“道”“体”“仁”“心”“性”“理”等等，皆为生命之别名，这些词语或指生命之体，或指生命之相，或指生命之用，或兼备体、相、用三义。
近来也有统称西方科学中的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遗传学等为生命科学的说法。严格而言，这些学科只应称之为“生命体科学”或“生物体科学”，而不应称“生命科学”。依我们东方文化中对“生命”一词之理解和界定，生命是一个超越而本体的概念，它是一个意识性的、主体性的存在。对于超越而本体、意识性和主体性的存在，古人有“天”“道”“体”“仁”“心”“性”“理”等种种之异称。尽管儒、佛、道诸家之思想形态各异，实践与体证入路多端，但其讲学运思，皆不离“心性”二字则同也。因“心”“性”二字为生命之别名，故东方诸学皆可称之为“生命科学”则无疑问。如是，我们可以说，真正的生命科学在东方，而西方的“生命体科学（Bioscience）”群则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如是，人类基本的科学系统可分为三类：建立在人对自然界认识之上的科学，称之为“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建立在人对社会认识之上的科学，称之为“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建立在人对自己认识之上的科学，则称之为“生命科学（Life Scienceor Lifeology）”。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起源和发展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生命科学则一直是东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千百年来，我们只是将儒学（包括佛学和道学等在内）视之为一门哲学思想体系，或视之为一门伦理思想体系，再或视之为一门宗教信仰体系。殊不知，它们是经历了数千年历史发展十分精深的生命科学体系。
近一两百年来，西方文化强烈影响着东方人的价值观。因西方人不能理解和契合东方文化，不知其价值与精蕴所在何是，故不承认我们东方文化中具有体系完备且高度成熟的科学，因而十分粗暴地断言：东方无科学，他们有的只是一堆让西方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鬼神崇拜和散乱的哲理格言而已。
由于受到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影响与左右，我们自己也于不自觉间持同样的认识了。如是，于我们眼中，包括儒家在内的东方诸学体系只是一个哲学思想系统、一个伦理道德系统，而无人将其视作一个有着数千年发展史的完备而严谨的科学体系——生命科学体系。相比较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隐含在东方诸学术流派中的生命科学，无论其义理之完备，验证之严谨，内含之富博，还是其对人类在认识真理之方式、实现终极解放之实践上，皆有着无可取代、难以称量的意义！
《大学》作为儒家以及整个东方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毫无疑问，它是一部典型的生命学著作——指示终极生命之真相、生命实践之方法与次第的一门学问著作。在我们看来，《大学》不是一般的著作，它是一部中国古圣贤生命实践后的心得报告之书，是生命到达圣贤之地后对其境界的真实描述之书。《大学》又可细分为生命哲学和生命实践两部分。将其细分为哲学和实践两部分，只是一时行文之方便。在正统儒家，哲学思想（又名义理或知识）与生命实践（又名践履或工夫）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须臾离也。明代王阳明将其概括为“知行合一”，并对此有精到的阐发：“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王阳明《传习录》）
何谓“大学”？朱子对此有一个解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章句>序》）
朱子对“大学（大人之学）”是从外在的、年龄的角度来解释的。把“大人”理解为岁月上（生理上）长大了的人，其说不可谓错，但可谓偏。上溯孔孟，下及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儒家千古论学，皆起于内圣而复归于内圣，紧扣内在的心性而为学，故皆为生命之学。朱子如此解“大人”一词，外在的、后天的意味重，而本体的、心性的、生命的意味则隐没。
“大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小雅·斯干》“大人占之”。此处“大人”即太卜，太卜是周代执掌占卜的官员。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人”一词之始。其次“大人”一词出现于《易经》之乾卦的爻辞中“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易经·乾卦》）。此处“大人”一词已不是指具体某官职，而是指品德和智慧之杰出者。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从心性上指示何以为“大人”。“公都子问曰：‘钧（同均）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此处论“大人”，非从年龄上（生理上）立论，而直承心性上指示。其论与“大人”相对之“小人”，也是从儒门心性上揭示“从其小体为小人”，“蔽于物”，溺于“耳目之官”为小人，非谓其年岁之小也。孟子论“大人”，乃直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而来。
诚如唐代韩愈所言：“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诸圣递相传授者何道也？乃仁义之道也，心性之学也。此仁义之道，此心性之学，“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直到千载后宋明诸大儒出，此学方得以复明于世。
王阳明集儒门心性之学于大成，其对儒家千古一贯之圣学（即心性之学，吾辈则谓之为儒家生命学）的理解与体会，直接上承思、孟，兼括儒门诸子。其解“大人”一词，有独到之证悟与心得：“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大学问》）
如此解“大人”一词，饱满精透，彻上彻下，紧握儒门千载一贯之圣脉，阳明不愧为“儒家之殿军”也。先生如此解“大人”，十分相应于孟子，直承孟子之义而为言，且将意思更推进了一层，论说得更为明白晓畅。
除“大人”一词外，还有“君子”一词。在儒家，大人和君子可以互用。在孔子，喜用“君子”，在曾参、孟子，则喜用“大人”一词。“大人”与“君子”其旨义虽一，俱在描述圣贤生命的品质与境界，然其表述角度各有偏重：“君子”一词，重在表示圣贤生命中温柔敦厚的特性；“大人”一词，重在突出圣贤生命中广大高远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