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表》下注郡名体例考

《汉表》在多数列侯条目下注有郡名，这些郡名显然是各侯国的属郡。但是，在与《汉志》对照后，我们发现《汉表》对某些侯国属郡的标注与《汉志》并不一致（参见表2-3）。对于《汉表》、《汉志》所记侯国隶属关系的矛盾，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一律称为“《表》误”。王氏之说未免武断，相较而言，周振鹤先生的看法更为合理。如平干王子之曲梁侯国（613），《汉表》注魏郡，而《汉志》属广平。周先生解释道：

（曲梁侯国）始封时入魏郡，五凤二年，平干国除为广平郡时回属，以下志属广平者同此。

据周先生的意见，元康三年曲梁侯国初封时，因平干国不能辖有侯国而别属魏郡。五凤二年平干国除为广平郡后，曲梁侯国才回属广平郡，直至汉末。《表》注“魏郡”反映的是曲梁侯国初封时的隶属关系，《志》、《表》之间的分歧是因所录侯国建制时代断限不同造成。综合《汉表》中的类似记载，周先生的结论是，《表》注郡名基本与《汉志》一致，反映了汉末各侯国的隶属关系，但某些《表》注反映的是侯国初封时的情况，所以与《汉志》存在分歧。

周先生有关“《志》、《表》分歧是因所录侯国建制时代断限不同”的观点，后得到日本学者仲山茂的肯定。但对于《表》注郡名之体例，仲山氏却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某些《志》、《表》分歧的现象，并不完全适用“《表》注初属郡”的解释。如梁王子曲乡侯国（750），《表》注济阴，《志》属山阳。而永始三年（前14年）曲乡侯国初封时，济阴郡为定陶国，所以《表》注“济阴”绝不是曲乡侯国的初属郡。仲山茂先生于是逆向思维，提出《表》注郡名皆为侯国废除时之属郡的新观点。^[1]

仲山茂先生对《表》注郡名体例的解释虽然适用于曲乡侯国，但相反的例证却也不少。如昌成侯国（620），《表》注信都，而该侯国废除之建平三年正为信都国时代，汉代废除之侯国不会并入王国。有关昌成侯国的问题，仲山茂先生有所留意。他认为《表》所记昌成侯国废除之“建平三年”为“建平元年”之误。建平元年信都为汉郡，昌成侯国废除后并入信都郡，故《表》注信都。

如果说昌成侯国问题还可以用文献记载讹误来加以解释，那么随成（407）、胡孰（271）两侯国问题就绝不是文献讹误那么简单了。

随成侯国废除于元狩二年，《表》注千乘；胡孰侯国废除于元鼎五年，《表》注丹阳。若下注郡名为侯国废除时的属郡，则两侯国废除后分别并入千乘郡、丹阳郡。千乘郡乃武帝元狩六年置，^[2]丹阳郡则是武帝元封二年由鄣郡更名而来，^[3]也就是说两侯国废除时并不存在千乘郡和丹阳郡，这两处《表》注显然不是两侯国废除时的所属郡。

《表》注郡名既非侯国初封之属郡，又非侯国废除后的属郡，那么会不会与《表》注县名一样反映的是东汉时代的情形呢？笔者认为可以排除这种可能，因为各条目下注郡名有很多不存在于东汉时代。如广平郡，在建武十三年（37年）省并，虽然明帝永平三年（60年）复置广平国，但只延续到章帝建初七年（82年），此后再未设置。也就是说，在东汉绝大多数时期都没有广平郡（国）的建制。而且明帝、章帝时代的广平国只领有七县，其规模远不能与《汉志》辖有十六县的广平郡相比。另外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改信都郡为乐成国，此后信都郡（国）之名不复见于史籍。^[4]在汉和帝时代，广平、信都、千乘等郡国均已省改，班昭显然不会用这些已废撤的建制当作本朝制度。

另外，根据表2-2统计，《汉表》标注郡名的侯国条目共234条，其中只有36县邑见于《续志》，其余近两百个县邑建制在东汉以前即废撤，班昭显然已不清楚绝大多数侯国的方位，把这些方位不明的侯国定位到东汉行政区划，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班昭在《汉表》中标注的郡名并非东汉制度，而反映的是前代侯国各自的隶属关系。

事实上，对于东汉时代的班固和班昭，搞清前代侯国的隶属关系，要比明确前代侯国的地理方位容易得多。东汉时代，西汉政府的许多籍册文书仍然得以保留，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便大量利用了前代政府籍册。以《地理志》为例，班固所利用的西汉政府籍册，就目前可考的有成帝元延三年的行政版籍、成帝绥和二年的全国“集簿”以及平帝元始二年的户口簿。^[5]可以想见，当班昭受诏补作《汉表》时，仍然有许多前代政府籍册可以利用。而在前代籍册中，很多类文书都可以用来复原当时的行政隶属关系，如近二十年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南郡免老簿》、《东海郡吏员簿》，^[6]这些文书并非西汉的行政版籍，但我们却可以根据文书上的记载复原当时的郡县隶属关系。例如根据松柏汉墓35号木牍所记《南郡免老簿》，我们虽然无法知道该文书中的便侯国、邔侯国、轪侯国的地理方位，却可以获知三侯国隶属南郡管辖。因此，只要班昭能够看到前代政府的相关籍册，哪怕没有行政版籍可以利用，仍可以复原出某些侯国的所属郡目。

班固在编撰《地理志》时曾利用了汉成帝元延三年的行政版籍。当班昭续补《汉书》时，应该也能看到这份资料。那么班昭是否利用了相同资料来复原前代侯国的隶属关系呢？我们可以将《汉志》记载的侯国隶属关系与《汉表》所见侯国隶属关系进行比较，进而回答这一问题。

为了直观展现《汉表》各侯国的隶属关系，笔者编制了表1-2，该表以郡名为纲，将《汉表》下注郡名相同的侯国编排在一起，以便于进一步统计。

①《王子侯表》无下注郡名。《索隐》邵侯条注“《表》在山阳”，知今本脱漏“山阳”。

②《王子侯表》下注“济南”，应为“济阴”之误。

③《王子侯表》下注“济南”，应为“济阴”之误。

④《王子侯表》下注“济南”，应为“济阴”之误。

⑤《外戚恩泽侯表》误作阳城，《表》注“济阳”乃“济阴”之误，见附表阳城侯国（563）备注。

⑥《王子侯表》下注“中山”，应为“常山”之误。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79页。

⑦《王子侯表》张侯下注“常山”，当前移至“桑中侯”格。

⑧《王子侯表》无下注郡名，《索隐》柳宿侯条注曰“《表》在涿郡”，知今本脱漏“涿”字。

⑨《王子侯表》阳兴侯至昌虑侯下注皆当退后一格。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31页。

⑩《王子侯表》下注“东海”，应为“勃海”之误。

《王子侯表》参鬷、沂陵下注“东海”，应为“勃海”之误。见参鬷侯国（355）备注。

①东汉更名为厌次县。

②《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下注“济阳”，应为“济南”之误。详见附表北石侯国（481）。

③《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下注“济阴”，应为“济南”之误。

④《王子侯表》徐乡侯下注“齐”，当后移至“台乡侯”格。

⑤《王子侯表》误作“成侯”。

⑥《王子侯表》下注“东海”，应为“东莱”之误。

⑦即《汉志》琅邪郡之柔侯国。

⑧澎侯屈釐条下注“东海”误入“揤裴侯”格。

⑨《王子侯表》下注“北海”，应为“东海”之误。

⑩《王子侯表》下注“千乘”，《索隐》栒侯条曰“《表》在东海”，则今本“千乘”为“东海”之讹误。

《王子侯表》下注“淮陵”，应为“临淮”之误。见附表淮陵侯国（273）。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下注“淮阳”，《索隐》作“《表》在临淮”，当以临淮为是。

《王子侯表》无下注郡名。《索隐》建成侯条曰“《表》在豫章”，则今本脱漏“豫章”。

①即《汉志》桂阳郡之阴山侯国。

②东汉改“昌成县”为“阜城县”。

在明确《汉表》各侯国的郡目分类后，我们再将其中见于《汉志》记载的侯国抽出，与《汉志》所载各侯国隶属关系进行对比。^[7]请看表1-3。

从上表可以看出，《汉表》所记录的各侯国隶属关系与《汉志》基本相同，表明班昭所利用的西汉政府籍册与班固在《地理志》中所采用的元延三年行政版籍，在时代上较为接近。但《汉表》中也有部分侯国的隶属关系与《汉志》不同。这些《表》、《志》记载的分歧，恰好可以被我们用来探寻班昭所见籍册文书的断代。下面结合各郡具体情况分别说明：

1.济阴郡

西汉末年，王国不能辖有侯国，故《汉志》济阴郡无侯国。^[8]但《汉表》却有五个侯国下注“济阴”，这说明班昭所见济阴郡籍册文书录有侯国，反映的不是王国时代的面貌。五侯国中曲乡侯国设置最晚，置于永始三年（前16年），而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至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济阴郡为定陶国，则班昭所见济阴郡籍册必为建平二年以后之物。

2.魏郡、巨鹿郡、信都郡

《汉志》信都郡辖乐乡、平隄、桃、西梁、昌成、东昌六侯国。^[9]除东昌《表》无下注郡名外，乐乡、平隄、桃、西梁《表》注巨鹿，昌成《表》注信都。《汉志》信都郡所辖侯国几乎都被《汉表》标注为隶属巨鹿郡。这一现象透露出班昭所见信都籍册文书不载录有侯国（昌成侯国见下文叙述），该文书反映的是信都国时代的行政建制。

不过，《汉表》昌成侯国却注有“信都”。如信都为王国，不应辖有昌成侯国。查昌成侯国建制，该侯国于建平三年（前4年）废除，改置为县，^[10]故建平三年以后昌成县可以隶属王国管辖。笔者推测，信都、巨鹿的籍册断代应在建平三年之后。具体而言，建平三年昌成侯国废免后，成为巨鹿郡属县，不久转属信都国管辖。班昭见到的信都国籍册，虽然没有乐乡、平隄、桃、西梁、东昌五侯国，却辖有昌成县，故在《汉表》昌成侯条下注“信都”。因为信都为王国，所以乐乡、平隄、桃、西梁、东昌五侯国已转属巨鹿郡管辖，故见载于巨鹿郡籍册文书。

另外《汉志》广平郡辖南曲、曲梁、广乡、平利、平乡、阳城、城乡七侯国。其中曲梁、平利、平乡《表》注魏郡，广乡《表》注巨鹿。与上述情况相似，这一现象反映出班昭所见魏郡、巨鹿郡籍册文书的断代在广平郡置为王国之时，故原属广平郡管辖的侯国已改属魏郡、巨鹿郡。广平郡于建平三年改置为广平国。综合前文所述，班昭所见魏、信都、巨鹿各郡国的籍册断代应在建平三年之后。

通过对比《汉表》、《汉志》侯国隶属关系的差异，我们可以明确班昭所见济阴、魏、信都、巨鹿各郡国文书的时代断限在建平三年以后。而分析个别侯国的设置年代，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另外一些郡国行政信息的断代。

1.汝南郡

《外戚恩泽侯表》承阳侯条注有“汝南”，^[11]《汉志》无承阳。承阳侯受封于元始元年（1年），则班昭所见汝南郡籍册书有承阳侯国，该文书断代应在元始元年以后。

2.南阳郡

《外戚恩泽侯表》广阳侯甄丰条注有“南阳”，^[12]《汉志》南阳郡无广阳。广阳侯受封于元始元年，则班昭所见南阳郡籍册的断代在元始元年以后。又《外戚恩泽侯表》汜乡侯条注有“南阳”。《汉书·何武传》载：“汜乡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更以南阳犫之博望乡为汜乡侯国。”何武之汜乡侯国本在琅邪郡，建平元年（前6年）更封南阳。班昭所见南阳郡籍册文书录有汜乡侯国，必非元延三年之物。

3.临淮郡

《外戚恩泽侯表》扶平侯条注有“临淮”，^[13]《汉志》无扶平。扶平侯受封于元始元年，则班昭所见临淮郡籍册的断代在元始元年以后。

4.东海郡

《外戚恩泽侯表》高乐侯师丹条注有“东海”。^[14]《汉书·师丹传》载元始三年二月诏“其以厚丘之中乡户二千一百封丹为义阳侯”。厚丘，《汉志》属东海郡。则班昭所见东海郡籍册的断代在元始三年以后。

5.沛郡

《外戚恩泽侯表》殷绍嘉侯条注有“沛”，《汉志》无殷绍嘉。^[15]殷绍嘉侯受封于绥和元年（前8年），则班昭所见沛郡籍册的断代在绥和元年以后。

6.东莱

《王子侯表》堂乡侯条下注“东莱”，^[16]《汉志》东莱郡无堂乡。堂乡侯受封于绥和元年，则班昭所见东莱郡籍册的断代在绥和元年以后。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明确，班昭作《汉表》时所采用的部分郡国籍册的断代要晚于绥和元年。这一现象表明，班昭没有利用《汉志》所收录的元延三年行政版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班昭利用了另一份具有统一断代，且断代在哀帝元始年间的全国行版籍呢？笔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首先，《汉表》中许多延续到西汉末年的侯国都没有标注“郡名”，说明班昭手中没有一份完整的全国行政资料。另外，从《汉表》个别侯国的下注郡名来看，班昭显然还利用了断代在元延三年以前的籍册。请看以下几例。

1.豫章郡

《王子侯表》安城侯条下注“豫章”，安城侯为长沙王子，分封后其侯国当别属豫章郡。但《汉志》安城县属长沙国，《续志》长沙郡亦有安城县，说明安城侯国废除后，曾回属长沙国，直到东汉末年一直隶属长沙郡（国）管辖。班昭在安城侯条下注“豫章”，意味着她所见豫章郡籍册录有安城县，此文书断代必在元延三年之前。

2.会稽郡

《王子侯表》句容侯条下注“会稽”，句容侯为江都王子，^[17]分封后其侯国当别属会稽郡。《汉志》、《续志》句容皆属丹阳郡，则句容县元延三年之前回属丹阳郡。班昭所见会稽郡籍册的断代必在元延三年之前。

3.涿

《王子侯表》陆成侯条、薪处侯条下注“涿”，两侯为中山王子，分封后其侯国当别属涿郡。《汉志》陆成、薪处皆属中山国，则陆成、薪处于元延三年之前由涿郡回属中山国。^[18]班昭所见涿郡籍册文书断代亦在元延三年之前。

从豫章、会稽、涿郡的情况来看，班昭所见三郡籍册的断代皆在元延三年以前。可见，班昭所利用的郡国籍册并无统一的断代年限。由于班昭见到的郡国籍册断代不一，所以在为《汉表》侯国标注属郡名时，还出现了同一侯国，分注两郡的奇怪现象。《王子侯表》宜成侯条下注“平原”，而《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宜成侯条却注作“济南”，《汉志》济南郡有宜成侯国。前辈学者多据《汉志》以为《王子侯表》下注有误。今查《图集》，宜成侯国地望在济南、平原两郡交界地带，如明确班昭所利用的郡国籍册断代不一，则上述现象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宜成侯国初属平原郡，后改属济南郡。班昭见到的济南郡、平原郡籍册文书断代不同，均载录有宜成侯国。班昭在为《王子侯表》作注时，采用了平原郡籍册；在为《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作注时，利用了济南郡籍册，所以才会出现宜成侯国在不同篇章标注不同郡名的现象。同样，《王子侯表》德侯条下注“泰山”，而《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德侯条下注“济南”。德侯国，地望不详。但泰山、济南两郡相邻，德侯国当先后归属两郡管辖。不同篇章将德侯国分注两郡的现象也是因利用不同断代籍册所致。

总之，从《汉表》各侯国标注的郡名来看，班昭所利用的籍册文书与班固编撰《地理志》所采用的元延三年行政版籍存在差异。由于两者时代断限不同，故某些侯国在《汉表》、《汉志》中反映出的隶属关系也有所不同。经过进一步分析后，可以发现班昭所采用的籍册资料没有统一的断代，各郡国籍册的断代年限各不相同。这些都说明班昭在标注《汉表》时，采用了性质不同、断代不一的郡国籍册，这是造成《汉表》、《汉志》记载分歧的原因所在。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些短暂设置于武帝时代的侯国在《汉表》中同样注有郡名。这是否意味着，在东汉和帝时代仍然保留有两百多年前汉武帝时代的籍册文书？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而且不符合档案保存的规律。笔者更倾向于班昭是利用西汉末年籍册复原出武帝时代侯国的隶属关系。这种解释并非无法成立。武帝以后，侯国多以乡聚分封，在废除后仍会恢复为乡聚。如果班昭见到的郡国籍册载录有乡聚之名，那么完全可以根据乡聚名称来与武帝时代的某些侯国建立联系。比如说，汉末琅邪郡的某种籍册记录有挟术、祝兹、騠兹这样的乡聚名，很显然这些乡聚就是武帝时代挟术侯国、祝兹侯国、騠兹侯国所在，班昭可以根据这些记载复原出武帝时代某些侯国的所属郡目。

在《汉志》中，常常会见到一些乡聚的信息。如上党郡铜鞮县下标注“有上虒亭，下虒聚”；泰山郡虵丘县注有“隧乡，故隧国。《春秋》曰‘齐人歼于隧’也”。这些记载表明，班固在作《地理志》时仍可以看到某些县邑下属乡聚的记载。安徽天长纪庄西汉墓出土的《东阳县户口簿》、《东阳县算簿》是目前所见载录乡聚信息的西汉籍册实物。^[19]班昭在作《汉表》时，能够利用一些载录有乡聚信息的西汉政府籍册，笔者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 仲山茂：《〈汉书〉侯表地名注记的体例特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6辑。

[2] 见拙文《西汉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兼论千乘郡的始置年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 参见中编第七章第一节第二部分“丹阳郡”条。

[4] 有关东汉广平国、信都郡沿革及疆域，分见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86—87、97—98页。

[5] 参见中编第一章第一、二节考述。

[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尹龙九：《平壤出土〈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研究》，中国出土资料学会编：《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十三号，2010年；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

[7] 《汉志》各郡所辖侯国名目见中编第一章第三节表1-1。

[8] 《汉志》所录郡国名目得自平帝元始二年户口簿。元始年间济阴为汉郡。而在元延年间，济阴为定陶国。故《汉志》济阴郡应该为定陶国。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2—24页。

[9] 见中编第一章第三节表1-1。

[10] 《续志》安平国阜城县，司马彪自注“故昌成”。可知西汉昌成侯国废除后，其地并未省并，而是改为昌成县并延续到东汉时期。

[11]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15页。

[12]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15页。

[13]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14页。

[14]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11页。《外戚恩泽侯表》高乐侯条下注“新野”、“东海”。此新野为高乐侯国所在。东海为师丹绍封之义阳侯国所在。

[15]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09页。

[16] 《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第516页。堂乡侯条下注“东莱”误入西阳侯格。

[17] 《王子侯表》书句容侯为“长沙王子”，应为“江都王子”。见序章王荣商《汉书补注》介绍。

[18] 周振鹤先生以为陆成、薪处为绥和元年由涿郡益封中山国（见《西汉政区地理》，第96页）。今按周先生此说不确，详见中编第一章第一节考述。

[19] 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东阳县户口簿》、《东阳县算簿》记载当时的东阳县辖有东乡、都乡、杨池乡、鞠乡、垣雍北乡、垣雍东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