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隋对西北之交通

雅材斯基曾评高等学校历史教科书对交通道路之发展，极少注意，（一九五三年《历史问题译丛》一本七页）盖地理交通即文化传播之路线，经济转输之血脉，上古氏族移徙之路径，于历史研究固具有密切关系者。

最近，苏联外贝加尔地区之考古工作，曾发现中国大土瓶一具，认为青铜时代我国人所用之器。（《文物参考资料》二六期八七页）又一九三三年塔吉克共和国境发掘得唐中宗神龙二年（七〇六）河西官吏之文牒及唐代户籍、借券断片各一通。（《唐代文献丛考》一四八—一五一页）按贝加尔湖即汉苏武持节不屈之北海，唐代对突厥族用兵，亦未尝到达其地，土瓶之出现，即使非华人身履北方，亦必朔漠民族自中国携归。简言之，上古初期我国与漠北及西北域已有不见于记载之实际交通，余尝谓两地域之间，后人视为荒远者，在上古人视之，反若颇近，即斯义也。

周穆王西行，最远所至何地，国人考证，已有数家，据我所见，沈曾植说最得其的。沈著《〈穆天子传〉书后》云：“卷四末，里西土之数，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所谓自宗周至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以今里法减折算之，大旷原盖今里海、咸海之间大沙漠东迤北至乌拉岭东吉里吉斯高原也。”（据张鹏一《阿母河记》引）自平王东迁，西北阻隔，然秦穆公伐戎王，益国十二，遂霸西戎（约公元前六二四）。波斯王大流士（Darius）磨崖刻碑（约公元前六世纪末），而秦代先世乃有石鼓十碣及诅楚文之精美刻石（约公元前四世纪）^[1]，亚力山大王（前三五六—前三二三）之东征，应与伊兰文化东传，不无影响。更后，则秦始皇三十三年（前二一四），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各地皆在今河套之北），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所谓“戎人”，当是伊兰族类无疑^[2]。罗斯道瑟夫（Rostovtseff）曾言，早在安息时期（公元前三二二年，即周慎靓王以后），中国曾发现一种奇异之波斯势力，如鳞状、环状之胸甲，输入于中国骑兵，又马队之战术及装备——包含弓、矢、短枪、剑、短剑及马甲——亦依伊兰模式而变化^[3]；其前期正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之时代相当（《通鉴》三系于赧王八年即公元前三〇七年）^[4]。尤有进者，汉武帝太初元年（前一〇四）以后，开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其中昭武、骊靬等县，解者都谓因西北归化人之名以为名（昭武九姓在中亚，骊靬即大秦之别号）。以上所言，皆西汉中叶以前西域与我有交通联系之确证；惜乎《秦纪》早佚，交通之迹，遂暧昧不明。

张骞既还，汉廷为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计，使节西行，络绎于道，返国后，各以闻见报于所司，《汉书·西域传》即此种材料之纂集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非今之鄯善县）^[5]傍南山北（今昆仑山脉），波河西行（河即塔里木河），至莎车（经余考正为塞勒库勒‘Sarikul’，今称蒲犁县）^[6]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今帕米尔‘Pamir’），则出大月氏^[7]、安息（Arsak，今伊朗）。自车师前王廷（今吐鲁蕃‘Turfan’附近）随北山（今天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同名，亦称喀什噶尔，‘’）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其地属今乌兹别克共和国）^[8]、康居（居音渠，见《史记索隐》，又音其尼反，见《史记正义》，即元代之康里‘Qangali’）^[9]、奄蔡（希腊古地志称为Aorsi，今里海之北）、焉〔耆〕。”所举两道，均在天山之南。天山北之通道，并未提及，盖汉使罕至，故付阙如，南道经行之地方，亦即希腊商人梅斯（Titianus，公元六八—八〇）所经之丝路^[10]。

汉人取玉门、阳关以西行，一则避匈奴之威胁，二则可以捷达于阗。奈东汉以后，新疆大沙漠（Takla Makan）受西伯利亚暴风之影响，逐渐南侵，旧日旅途，埋于沙碛。然交通是人类与土地斗争之历史，故外行者多改由今之安西出发，专走北道，玉门关亦随而移往安西（其确年不详）。

裴矩导炀帝以劳民伤财，诚无可取，然凡商胡至者，矩恒诱令言其国俗与山川险易，成《西域图记》三卷，前此所未有也。其自序有云：“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旧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确是研讨有得之言，不可因人而废。由隋至今几千四百年，我国习外国史地者，率未能依照矩所指示，做过切实工夫，故迄无如何成绩。隋祚短促，述作不多。近年所得陆法言《切韵》残本，学者犹珍如拱璧，矩书不存，至为可惜。

新疆对外通道，至矩撰《西域图记》，始大致完备；其自序又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铁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巴勒喀什湖之南），渡北流河水（今锡尔河），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即汉之车师前王廷）、焉耆（今同名）、龟兹（今库车之古译）、疏勒度葱岭，……至波斯（今伊朗），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今和阗）、朱俱波、喝槃陀^[11]度葱岭，……至北婆罗门（今北印度），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矩所称南道之东段（葱岭以东），即《汉书》之南道，其西段则通至印度。彼所称中道之东段（葱岭以东），即《汉书》之北道，其西段则接入《汉书》之南道。又彼所称北道之东段，乃天山北边之交通路线，《汉书》未之载，其西段则接入《汉书》之北道。序中三个西海，函义不一；南道之“西海”指印度洋，中道之“西海”指波斯湾，北道之“西海”指地中海^[12]。

突厥民族自初已雄长北方，近世考古又发见天山留上古徙民之遗迹，从可信矩之“北道”，存在或较“中”“南”两道为更早。试再比观（1）周穆王西行（约公元前十世纪），（2）希路都吐司（Herodotus约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叙述黑海海岸通西伯利亚之路程^[13]，（3）东罗马使臣邪马克司（公元五六八）赴突厥报聘，（4）成吉思汗西征（一二一八），（5）哲别、速不台二将自康里回军（一二二三），（6）教皇使臣勃拉奴（Plano de Carpine）赴蒙古（一二四五），（7）法囯路易第九派路卜洛克（Rubruck）赴蒙古（一二五三），（8）蒙古人常德驰驿西谒皇弟旭烈兀于波斯（元宪宗九年，一二五九）^[14]，皆尝踏上此途程或其一部，是知矩之“北道”，不特如白鸟所言，中亚胡商欲利用之以输出华丝于东罗马，实际上，匈奴早已运用为转输华丝于西亚、罗马之通途。易言之，此一“北道”即华丝外输之间接路线，白鸟拟名为“毛皮路”^[15]，似乎所见未广。

天山南路一带当日住民之情形，亦应趁此略为述及。依近世勒柯克之考查，并参以我国记载，大约自西汉起，至九世纪中叶止^[16]，其北部——或东至哈密，大都被伊兰之粟特人^[17]所占，种族为吐火罗（Tuxara）^[18]，属印欧语系^[19]。西南二方至疏勒附近，被伊兰别一系塞（Saka，余曾考定“西夜”是其别译^[20]）族所占。蒲昌南界则为印度人所占，彼辈自印度西北部向东推进，并与藏族通婚，面部想已多少与东亚人相像，故中国史家称作羌族^[21]。因此之故，欧人所创“东土耳其斯坦”一词，绝不适用于彼时。又吐鲁番附近掘得之青铜器，与南俄及克里米之斯开提亚古物相合，石像之特点，亦与南俄所见者同。现时存在之建筑，非波斯式即印度式^[22]。

[1] 参拙著《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重庆《真理杂志》一卷一期二二页）

[2] 见拙著《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同上杂志一卷三期三〇九页）

[3] 据Huart著《古波斯及伊兰文化》一九七页转引。

[4] 同前引《真理杂志》三〇九页。

[5] 魏源《海国图志》以辟展为鄯善，清人不察，沿误立县，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六曾辨之，经近年发掘，更证实其错误。

[6] 国语旧无r，又无l收声，故Sa-Ku译作莎车；徐松《西域水道记》一：“塞勒库勒在叶尔羌城西八百里，为外藩总会之区”，其地位重要，正与莎车相合。清撰《西域图志》，闭门造车，误苏巴什为郁立师（辨见《侍行记》六），误阿克苏（Aksu，义为“白水”）为温宿（辨见《史地丛考》一〇二—一〇三页），多不可据。彼又以莎车为今之叶尔羌（Yarkand），微论对音不符，里距亦与《汉·西域传》相差甚大（别有详说），若蒲犁古国则应在今帕米尔之内。

[7] 近人往往以斯开提亚（Skythia）当大月氏，其实此一希腊文名称，义甚广泛，至今未得到结论。大月氏当年领域一，部分在今阿富汗境内。

[8] 今著名世界之吉尔吉思马，即汉武帝所求之大宛马也。

[9] 康居为北方之突厥民族，当西汉时势力南伸于中亚，其后退回北方，别有粟特人所建之撒马尔干（Samarkand），汉译为康国，自《晋书》起，因'康'字相同遂混而为一，，今时中外学人沿误者仍甚多。

[10] 外国学者均认“丝路”经过疏勒，与《汉书·西域传》不符。

[11] 据余所考定，朱俱波又译悉居半，其语原为Sarigh-Cupan，喝槃陀之语原为Kala panja，均在今帕米尔之内，见拙著《〈佛游天竺记〉考释》三一—三五页。

[12] 白鸟库吉《塞外论文译丛》一辑二九四页。

[13] 白鸟库吉《塞外论文译丛》一辑三〇五页。

[14] 刘郁代作《西使记》，见元王恽《玉堂嘉话》。

[15] 同前白鸟《译丛》三〇四页。

[16] 勒柯克记回纥入侵天山南路为七六〇（肃宗上元元）年，非也，其确年应为九五〇以后，今改正。

[17] 原译文误作“康居”，参三九页注①。

[18] 勒柯克认吐火罗系大月氏遗民，尚待证实。

[19] 称kand与拉丁文之Centum相同，但又谓粟特文本自闪（Sem）语。

[20] 《汉书·西域传》既有“塞”“”，又有西夜，实方言不同之异译，见《辅仁学志》六卷一、二期拙著《汉书西域传校释》。

[21] 似指《汉·西域传》之婼羌。据余所见，婼羌应与Yarkand（今译叶尔羌）相当，“羌”是译音，不是指民族，其理由则非本篇所能具也，可参看三八页注④。

[22] 参《地学杂志》一九三一年四期及一九三三年二期陶谦译《中国土耳其斯坦地下的宝藏》，并参与《唐史》三节（二）项。宝藏》，并参下《唐史》三节（二）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