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研究深度开掘
一、相关概念界定
以记忆的视角关注和研究当下文学，这里需要厘清几个概念。首先，“文学记忆”在本书指的是作家的记忆，显然这里不是把“文学”作为记忆对象，也不是指文学文本中的记忆叙事，而是强调作家的“记忆”这种精神现象对文学生成的意义。在内容上，作家的记忆不仅指对自身经历事件的储存和重现，即个人记忆，还包括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公共性事件的想象与书写，即集体记忆。况且不同的作家因各种因素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不同的记忆，至于作家到底记住了什么，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也很难清楚确定。所以，一方面作家记忆的内容纷繁复杂，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记忆”有时显得很不确定，这些都增加了本书研究的难度。于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能不划定时间界线，虽然在这个时期内的记忆内容与特质或许容易把握。而且，至于作家的记忆到底指哪些内容，我们只有从两条途径才能探寻到：一是作家本人对“记忆”的认识，如在访谈或阐明自己创作经验等有关文章中，常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这些有关“文学记忆”的观点是直接的，而且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的研究内容，所以本书尽力搜寻有关作家谈论记忆本身的内容；二是作家的记忆是常常隐藏于其作品中的。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文本中的记忆就是作家本人的（文学本身就具有虚构性），但秉持“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一理念，我们能从某位作家惯常书写的生活事件中，基本能判断出这位作家记忆的底色：是纯个人的还是包蕴着集体的，是仅仅关注当下的还是联结着深远过去的，是纵情享乐的还是寻访人类精神苦难的，是庄重的还是轻浮的，等等。可见，研究“文学记忆”着意探讨的是作家“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资料的收集需要到具体文本中寻找，这种回到文学现象和文本内部的研究思路正是推进文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学术选择，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希望所在。所以，在本书中，笔者尽力结合具体作品阐释有关问题，力避虚、空，让研究本身显得富有质感与活力。
其次，在时间段选取上，界定在“20世纪90年代”，其核心在于关注这一时段的“文化转型”——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的全球化转型在中国的延伸；在内涵上，“转型”一般来说，在中国主要是指由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移——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乡村生活向城市生活转移等。这种转移必然会对作家的人生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用“文化”一词更能准确揭示作家精神世界的变化。同时，“转型”可能带来某种连续性的“断裂”，这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面对社会发生的深刻转型，我们不仅要正视其中的问题，更要有强烈的使命意识，积极回应社会实践给我们提供的新课题，这是我们应具备的学术担当。另外，本书强调“文化”而不是单纯地说“经济”，意在说明“文化”本身凝结着人类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构成了人类活动灵魂和社会变迁的内在机理。所以，用“文化转型”作为“文学记忆”研究的背景，目的是从“文化”深层结构中人的“生存哲学”这一内在逻辑来探讨“文学记忆”的特质。上文提及的“消费性记忆”和“积淀性记忆”正是基于作家迥异的生存哲学，着意区分出来并进行讨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忆”特质。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某位作家转型前后“记忆”资源书写的变异，以及“转型”以后部分作家“记忆”的群体性转移。这正是记忆的“流变”所指的内容，即简单地说由“积淀性记忆”向“消费性记忆”变异。当然，这不是说“转型”前后就只存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记忆”，本书意在关注“转型”后相对表现得较明显的“消费性记忆”对当下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正集中体现在当下文学的“危机”上——文学变得“轻”而“浅”，文学由此失去了令人仰视的思想上的高度，并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以“记忆”的视角关注当下文学状况，我们能从作家精神现象的表征中看到“文学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以及由此极力探寻进行救赎的可行性方案，这一切正是本书重点探讨的核心问题所在。
另外，本书多次出现“欲望”一词，就“消费性记忆”而言，“欲望”显然与“消费”密切相关，这里主要讲的是物欲、性欲、权欲等现实需求。正是由于这些过度的生理需求，才导致作家抛弃了对严肃性精神的自觉追求，从而让文学出现了“危机”征兆。所以，后文在谈及如何救赎的问题上，强调作家要抑制消费欲望，以求拓展“欲望”的多维空间，以消费之外的“欲望”创造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文明”。而“爱欲与文明”之间的悖反和张力，恰恰给我们救赎当下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二、研究方法
文艺心理学研究方法。“记忆”本身属于心理学和医学的范畴，此处的记忆主要是指人脑对发生过的事物的反映，是对输入信息的接收、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所以，研究“文学记忆”首先要运用文艺心理学方法，即以此方法探讨作家记忆的对象、特质、功能以及作家如何记忆等相关内容，这一切只有先从心理学角度切入方能全面把握，而且我们由此也会发现记忆“精神现象学”的丰富内容。
哲学研究方法。本书强调运用哲学方法，进一步讲就是以生存哲学的思维直抵作家灵魂深处，归纳出“文学记忆”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从而构建我们理想中“记忆”的理论体系。在这里，记忆由最初的心理学和医学意义上的概念，因参照存在主义美学或生命哲学有关理论，已上升为一个哲学思辨的范畴，记忆本身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哲理内涵。运用生存哲学的思维方法，我们更能从源头找到“记忆”体系得以建构的理论前提，以及准确地发现“转型”后记忆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作家的记忆深处必然积淀和保存着作家对自身或整个人类生存最为元初性的生命体悟（笔者也常以自己的生命感悟思考这些问题），而这种“体悟”正构成了文学所负载的“真理”及“存在”灵魂的核心内涵，文学的“重”和“深”也由此才有存在的可能。可见，运用“生存哲学”的思维方法让我们更能从深度上建构研究的体系框架。
社会学研究方法。利用哲学探寻记忆的深层本质，仍然侧重对“记忆”内部的研究，但影响作家记忆生存或变异的因素中还有不能忽视的外在语境，这就需要利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作家的精神现象。很明显，“文化转型”本身就与社会分析密切相关，尤其是对记忆的“消费性”特质的探讨，这里回避不了对“消费文化”“消费意识形态”等范畴的阐释，正是从这几点出发，我们能从更宽广的视域考察记忆“流变”的轨迹及内在理路。利用社会学分析方法，本书倾向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消费性记忆”的生成机制与特征，相应地，在探讨此类文学的美学特质时，也以一种批判的思维贯穿始终，即以“否定性”思维阐明对象“不是什么”。这样做，可能显得否定的力度有点大，但最终的旨意还是为了与后文“积淀性记忆”进行对比，运用对比分析法凸显“记忆危机”这个核心话题。所以实质上，社会学的批判分析研究是以“破”的方式引出所要“立”的对象，应该说目的和思路都是比较明确的。当然，在探究不同文学记忆的特征时，本选题力求结合具体文本或文学现象，以充分做到理论与文本的密切呼应，这种文本阐释法本身就是文学研究的正确之路。
三、文学记忆研究深度的开掘
国外关于记忆的研究深受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影响，随后保罗·康纳顿的“社会记忆”、阿拜·瓦尔堡的“集体图像记忆”、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杰弗里·C.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马各利特的“记忆伦理”等范式纷纷被提出，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文学研究之中，以记忆视角揭开了研究文学的新维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记忆研究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阐释各自的历史观、族群观或哲学观等。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外“文学与记忆”范式研究则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一是以“集体记忆”或“文化记忆”为理论资源，阐明记忆与文学之间功能和媒介等方面的交会，如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6)、冯亚琳的《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7)等。
二是以“记忆”视角，积极构建或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如赵静蓉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反思：以记忆、空间和文化政治范式为例》(8)，以“记忆”为例，探讨新的范式研究可能性；陶东风的《“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9)和陈全黎的《中国记忆史研究的路径问题》(10)，对集体记忆等理论盲点和阐释限度进行了反思，并提出有关“文学记忆”研究的新路径。
三是创伤记忆研究。依据杰弗里·C.亚历山大“文化创伤”理论，阐释创伤记忆书写的社会功能，如赵静蓉的《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11)等。
四是从文艺心理学角度指出，记忆本身对文学的生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明确指出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在文学生成过程中的意义。如童庆炳在《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指出，童心和诗心的结构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真诚、同情生命和创造性想象(12)，这里事实上已经指出了童年记忆对文学生成的意义；鲁枢元在《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一文中提出了“情绪记忆”这个概念，并明确指出“艺术是情绪记忆的生动表述”(13)。另外，还有马大康的“文学时间”(14)、李冯与邱华栋的“文革后一代”的作家记忆(15)、颜祥林的“审美记忆”(16)、洪治纲的代际记忆(17)等个案研究。
五是以不同视角，从文学史诸多文本中发现了不少实证材料，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如记忆母题的再现、历史记忆与文学的关系、记忆的美学和修辞特征等。如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敏锐地把握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追忆”意识(18)，并感叹中国古典文学往事再现的母题充满了感伤性的追忆氛围；陈娟在其主编的《记忆和幻想：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一书中，清晰地勾勒出新时期小说创作从沉重的记忆走向叙事幻想的轨迹(19)；张隆溪在《记忆、历史、文学》一文中论述了文学与历史记忆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20)；朱大可在《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中国文学的创伤记忆及其修复机制》一文中结合新时期小说，对文学记忆的修辞法提出了富有见地的看法。(21)
另外，在进入新世纪后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上，“文学与记忆”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2006年4月26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与空间和文化记忆”学术研讨会在该校召开(22)；2007年10月27—29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编辑部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历史、记忆、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洛阳召开。(23)这两次会议在对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探讨方面，已进入更为具体的专题或系统研究。2009年12月5—6日，由国家211重点工程暨南大学“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举办的“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在该校召开，会议就“记忆的非稳定性与文学的丰富性”“文学创作与作家的个体记忆”“文学创作与民族的集体记忆”等有关议题(24)，进行了交流和研讨，这些议题主要集中在“文学创作”的层面。
但以上几个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偏颇：大多数研究从记忆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展开，对文学中作家的记忆做经验性的描述较多，也就是说，研究的系统性不足，眼界不宽，更少从生存哲学层面上进行系统反思和自觉的理论建构；对文学记忆问题的研究缺乏现代反思意识，即很少结合当前文学现象对文学记忆进行现实性关怀，更少以当下意识反省文学的存在状况。也就是说，目前文学记忆研究的使命意识和人文关怀还不够鲜明。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将从以下几个部分尝试对“文学记忆”研究进行系统的深度开掘：
第一，当前文学记忆呈现什么样的异质？本书认为，类似“美女作家”的作品中也有“记忆”，那么这种“记忆”是什么样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生成的？通过分析笔者把这种记忆命名为“消费性记忆”。“消费性记忆”的生成离不开文化转型以来消费文化的渗透、现代技术的催化作用，更有记忆主体作家生存哲学观的根本制约作用，因此“消费性记忆”的美学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浅”“尖”和“轻”。
第二，具体到以“消费性记忆”为写作资源的文学，作家关注的主体对象在当前后现代思潮中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些对象与作家本身又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本书结合当下使用频率很高的“边缘”一词指出，当下文学记忆对象表现出“边缘”多元化倾向，且“边缘”个体的生存方式或价值追求与相应作家具有某种相似的特点，即“消费性”特征。这样论述作品中“边缘”个体生存特征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消费文化”对作家精神世界的影响。
第三，人们理想中的文学记忆是什么？以批判性的思维分析“消费性记忆”的美学特征后，这里与之相对照的“记忆”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种“记忆”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资源进行建构的？本书在前三章论述的基础上，引出了“积淀性记忆”这个概念，并且从“生存美学”的文学理论元命题出发，建构了“积淀性记忆”的理论体系。本书详细分析了人类生存的一般性特征——生存的多维性、苦难性和符号性，并以此把“生存美学”界定为：对具有肯定性价值的感性生存状态的美学关注——生存的多维向度、生存苦难的美学升华及生存符号的诗意栖居。进而，本书据此强调“积淀性记忆”及其相应文学的核心内涵，即对“生存美学”的凝视和书写，“积淀性记忆”及其相应的文学依此显现出“深”“悦”和“重”的美学特征。
第四，文学记忆如何在危机中再造？在对“消费性记忆”和“积淀性记忆”的美学特征进行分析、对比后，我们可以体察到记忆主体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特征，这种特征给我们什么样的深层思考和启发？作为研究者又是如何对待这种精神现状的？通过对两种记忆特征的深层分析，我们发现，在特定语境出现的“消费性记忆”已表征了“记忆危机”的出现，“记忆危机”本身致使“文学危机”甚至“终结”的产生具有了可能性。这里的“记忆危机”，实质上体现了主体生存性危机，具体到文学而言，就是对严肃“真理”的抛弃和“存在”灵魂的遗忘。面对这种“危机”的出现，我们要有勇气进行理性的再造和救赎。本书的最后，立足“生存美学”这块基石提出了几个可行性的再造方案。
经过具体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记忆危机”预兆了“文学危机”的出现。反之，要想让文学重现往日的辉煌，创作真正有“高峰”的文学作品，进而以本民族文学的姿态增强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激活”厚重的记忆，就显得相当紧迫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可见，在解决“文学危机”这个问题上，记忆视角显示了其他研究视角难以替代的优势。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25)。由此，以记忆的视角研究文学正是对这种现象在理论方面的及时回应。我们相信，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就操作意义而言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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