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三题
萧红的性格
萧红的性格，我以为用三个关键词可以概括：孩子气，任性，神经质。前两者有关联，几乎成正比关系，孩子气越重，越任性。而神经质跟前两者关系不大，相对独立。
我一向把《呼兰河传》看作是萧红的回忆性散文，那里边的萧红，孩子气很浓。五岁，祖母生病，自己坐在炕上熬药，萧红恶作剧，猛敲墙壁，把祖母吓一跳。祖父在菜园里拔草，萧红偷偷给祖父的草帽插上二三十朵红玫瑰，香气浓郁。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这事惹得全家人笑，萧红更是笑得满炕打滚。背古诗，故意把“几度呼童扫不开”说成“西沥忽通扫不开”，自己很得意。谁家鸭子掉到井里，死了，祖父买来，用黄泥包上，烤给萧红吃。她每吃一口，祖父点一下头，高兴地说“这小东西真馋”或者“这小东西吃得真快”。祖父越是称赞，萧红吃得越多，直到祖父“看看不好了”让她停下来为止。之后，再没有谁家的鸭子掉到井里，萧红着急，拿秸秆往井口赶鸭子，还招呼看热闹的小孩帮她赶。祖父看见，问她干什么，她说：“赶鸭子，鸭子掉井，捞出来好烧吃。”祖父把她抱在怀里，给她擦汗，说，跟爷爷回家，抓个鸭子烧上。萧红在祖父怀里挣扎，喊：“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
散文《蹲在洋车上》，主要写萧红的孩子气。
不过这都是小孩子的孩子气，很可爱的孩子气。绝大多数人，随着年龄增长，孩子气会慢慢脱落，如蛹化蝶。萧红却不。她似乎不舍得脱掉自己的孩子气，她似乎不肯长大。这在她的散文里，有三个层面的呈现。
之一，萧军经常叫她“小孩子”。散文《他去追求职业》里有一段，萧军从外面回来，抓住她的手说：“小孩子，饿坏了吧？”这证明萧军跟她同居不久，就叫她“小孩子”。散文《小黑狗》，写她看见房东家的一条小狗死了，发了“神经质”，哭，萧军说她：“小孩子！”散文《决意》，写她和萧军打算离开哈尔滨去青岛，她感慨：“这些锅碗怎么办呢？”萧军说：“真是小孩子，锅碗又算什么？” 散文《十三天》，引用萧军的话：“用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要走的。你想想吧，去吧！不要闹孩子脾气，三两天我就去看你一次……”
之二，她自称“小孩子”。散文《最末的一块木柈》：“我对着火焰生气，女孩子的娇气毕竟没有脱掉。”1940年，她给华岗写信，发泄对胡风的不满，说：“当我晓得了这事时，我坐立不安地度过了两个钟头，那心情是很痛苦的。过后一想，才觉得可笑，未免太小孩子气了。”
之三，鲁迅说她有“孩子气”。1935年年底，鲁迅给她和萧军的一封信中说：“我不大稀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之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儿，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儿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这么短的信，竟一连用了两个“孩子气”。
再说萧红的任性。这任性，贯穿她生命的始终。多种萧红传记，都说到她的任性。
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里写，萧红小学毕业，想去哈尔滨上初中，父亲不同意，大伯也不同意，“任性的萧红果敢地起来抗争”。后果是，“萧红病倒了，天天躺在炕上”。后来，萧红听说一个女同学出家当修女，威胁父亲：“不让我外出读书，我也出家当修女！”祖父坐不住了，跳脚大骂，还以死来威胁，如此这般，萧红如愿以偿。
季红真《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里写，初中毕业时，教英语的马梦雄老师问萧红今后的打算，她说要去北平读高中，马老师立刻警告她：“你的性格跟别人不一样，你可要特别注意。”作者的说法是：“萧红的性格如休眠的火山，平时安静沉稳，一遇到重大关头，就会突然爆发出难以遏制的激情，做得比别人更激进，更极端。”还提到，她“说服不了家人的时候，也会愤怒得大声哭喊”。家里不同意萧红去北平读高中，要她完婚。她“大吵大闹，坚决不同意”。继母把这事告诉萧红的大舅姜继业，要他来管教一下“这个小孽种”。萧红“从厨房抄了一把菜刀冲出来，和大舅对抗，姜继业脸面全无，灰溜溜地走了”。
萧红在文章里也写到自己任性的一面。不光任性，还冷冰冰。散文《弃儿》写她从东兴顺旅馆逃出不久，去医院生孩子。引用文中护士的一番话：“小孩子生下来六天了，连妈妈的面都没得见，整夜整夜地哭，喂他牛奶他不吃，他妈妈的奶胀得痛都挤奶了。”萧红自己的说法是：“孩子生下来哭了五天了，躺在冰凉的板床上。涨水后的蚊虫成群成片地从气窗挤进来，在小孩的脸上身上爬行。他全身冰凉，整天整夜地哭。”有的萧红传记作者说萧军把孩子送人了，不是，是萧红自己送的。在《弃儿》里，萧军听说这事，瞪大眼睛，说她“真想得开”。几年后，萧红第二次生孩子，像第一次生孩子的临摹本，她还是“真想得开”。
最后说说萧红的神经质。还是两个角度：她自己的文章或书信，别人的看法。
萧红在散文《同命运的小鱼》里，写萧军在厨房里做鱼，以为鱼死了，没想到它在菜板上跳起来，噼噼啪啪响，她吓得“躲到门口”，“眼泪都跑上眼睛来，再不能看了”。随后又看到房东的使女小菊挨打后在墙根哭，萧红大发感慨：“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灭了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东西！”我看得糊涂，“失去了人性的东西”指谁呀？指萧军还是房东？散文《破落之街》，写萧军跟她吃饭回来，说：“你进屋去吧！我到外面有点儿事情。”她感慨了：“好像他不是我的爱人似的，转身下楼离我而去了。”这抱怨有点儿无厘头。我弄不懂，做她的“爱人”，连“转身下楼”都不可以吗？散文《小黑狗》，写房东家死了一条小狗，“挤在木板下，左近有苍蝇飞着”，看到这一幕，萧红说：“我的心情完全神经质下去，好像躺在木板下的小狗就是我自己，像听着苍蝇在自己已死的尸体上寻食一样。”而萧红写给萧军的书信里，充斥着大量对生活的不满：“他妈的，这年头。”“他妈的，混账王八蛋。”“心情又闹坏了，不然这两天就要开始新的。但，挺住了。睡觉也不好起来，想来想去。他妈的，再来麻烦，我可受不了。”“这里没有书看，有时候自己很生气。”“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最让我震惊的，是1937年5月她在北平期间写给萧军的书信，信中说：
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是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
我是多么替自己避免着这种想头，但还有比正在经验着的还更真切的吗？我现在就正在经验着。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这回我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从各种萧红传记里，也都能看到萧红神经质的一面。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在武汉，她因感情纠纷苦恼，跑到朋友舒群家里，把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还跟舒群争吵，整整吵了一个晚上。在重庆，她到好友白朗家准备生孩子，变得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一点儿小事，对白朗发脾气，有时还对白朗的婆婆发脾气，让白朗陷入两难。有的传记作者猜测：“这时候的萧红很可能是精神状况有了问题。”
萧红的“生前好友”，不少人都认为她神经质。白朗说她“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丁玲说她有“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许广平比较委婉，说她“也许感情胜过理智”。胡风的夫人梅志则直抒胸臆，说她的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儿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梅志认为：“在个人生活上她是一个弱者、失败者！”
众多评价之中，我觉得萧军晚年的说法，最贴切。萧军在《漫谈萧红——萧军、萧耘父女恳谈录》中表示：“萧红的基本体性是神经质的，是消极浪漫主义的。”
“消极浪漫主义”，这说法，新鲜，准确。我的理解，这话，不光指向萧红的性格，也指向她的作品。很多时候，作家的性格，也是作品的性格。
萧红的爱情与命运
萧红的命运走向，裹挟在她的爱情走向之中，两者很难撕扯得开。在短短一生中，她前后跟五个男人有过情感交集。我是指在精神的层面上，当然有些人，同时也包含身体层面。交集程度最深的，自然是萧军和端木蕻良。但另外的男人，未必就不重要，只是转瞬即逝而已。
让我按时间顺序，一个一个说他们。这里要挑明，萧红早期的情感经历，众口不一，相互矛盾的地方甚多，连人名都不统一。涉及三个人：汪恩甲，一说叫“汪殿甲”或“王恩甲”；陆哲舜，一说叫“陆振舜”或“陆宗舜”；还有一个李洁吾。这里采信流行的说法来叙述。
读初中时，家里做主，萧红跟汪恩甲订婚。这是那个时代的惯例。她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她比较满意，跟汪恩甲情书不断，给汪恩甲织毛衣，还经常约会。汪恩甲的父亲死了，她去吊唁，戴“重孝”，汪家很满意，奖二百大洋。不久她在学生运动中认识陆哲舜，来往密切，生出退婚之念。各种传记，都称陆哲舜是她“表哥”。其实不是直系亲属，是出了五服的转折亲。那时候陆哲舜已经结婚。萧红初中时期的女同学刘俊民证实：“因为她表哥的关系，她才不喜欢汪……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萧红与陆哲舜的关系，到底亲密到何种程度，比较模糊。相关史料不多，最直接的，是李洁吾的回忆文章《萧红在北京的时候》。李洁吾是陆哲舜的朋友，跟他同期在北平读大学，跟他和萧红，接触频繁，对他们的关系，应该很清楚。但在文章里，有点儿轻描淡写似的故意。尽管如此，也很容易让读者产生“灵与肉”方面的联想。
萧红与陆哲舜的关系里，至少有三个疑点。她到北平后，跟陆哲舜同住一个院落，对外以甥舅相称。表兄妹相称，没问题，转折亲也是亲。为什么以甥舅相称？这是第一个疑点。她给李洁吾写信，说陆哲舜对她“无礼”，李洁吾大骂，陆哲舜呜呜哭。后来李洁吾悟到了什么，写信给陆哲舜，引用古词自省：“‘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陆哲舜对萧红“无礼”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二个疑点。后来，陆哲舜受家里胁迫寒假回哈尔滨，萧红说他“商人重利轻别离”。这话出自白居易的诗《琵琶行》，是以妻子的口吻说出来的。她为什么引用这句话指责陆哲舜？这是第三个疑点。
多种萧红传记都说，萧红是为了抗婚，才离家出走到北平。从李洁吾的文章分析，这说法太武断。在我看来，关键是追随陆哲舜，其次是读书，再次才是抗婚。抗婚是手段，不是目的。另外，读高中，哈尔滨也可以，不一定非到北平，对不对？学者郝庆军也认为“逃婚说”不能成立，并对此考证甚详。
有一种说法，把陆哲舜和李洁吾位置颠倒，说萧红当初是追随李洁吾到北平的，有亲密接触，后来被李洁吾抛弃。同时提出，李洁吾的文章，是晚年时候，萧军的女儿萧耘根据李洁吾的谈话录音整理，李洁吾在文章中完全撇清自己，可信度大打折扣。这个插曲证明，萧红早期的情感经历，在研究者心中，始终笼罩着一团迷雾。但我对这说法存有怀疑，证据是：1937年，萧红去北平访友，到李洁吾家里拜访，还住了一段时间。如果李洁吾抛弃过她，按人之常情，她不会去拜访。
萧红跟汪恩甲的感情纠葛，在萧红一方，我没有看到丝毫被迫的迹象。她受到家庭压力，回到家乡呼兰县。没多久，再次离家出走。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跟她一起回哈尔滨同居。这事，激怒了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找到汪恩甲，大骂，要求解除婚约。萧红一气之下，把汪大澄告上法庭，告他“代弟休妻”。这说明，萧红对这桩婚姻是认可的。
法庭开庭。没想到，汪恩甲出庭作证，是他自己要解除婚约。萧红败诉。半年之后，萧红又一次离家出走，到哈尔滨，跟汪恩甲和好如初，两个人住进东兴顺旅馆。
这些事，发生在1929年到1931年之间，也就是萧红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
萧红和汪恩甲在东兴顺旅馆住了几个月，到1932年5月，欠旅馆食宿费四百多元，另一说为六百多元，旅馆催款，汪恩甲说回家取钱，一去再无踪影。汪恩甲到底去了哪里？是蓄意抛弃萧红，还是出了意外？不知道。叶君在《萧红图传》中说，这是“萧红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迷案”。据郝庆军考证，说汪恩甲抛弃萧红，也是证据不足。有人声称几十年后汪恩甲出现，精通好几国外语。此言没有旁证，不足采信。
以上只能算是萧红爱情生活的前奏，等萧军和端木蕻良前后登场，大戏才真正开始。这两段感情经历，资料很多，争议很少。为了给读者留下一个清晰印象，我把萧红这两段经历简要梳理一下，然后再捉几个关键性细节进行分析。
1932年7月9日，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写信求救。裴馨园很快带人到旅馆探访，并跟友人商量营救，未果。7月12日，受裴馨园委托，萧军到旅馆探访，跟萧红有一番谈话，爱情就此萌芽。第二天傍晚，萧军又来。这次见面，萧红把自己的命运跟萧军紧密联系在一起。按萧军的说法：“我们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点，什么全有了。在他们那认为是爱之历程上不可缺的隆典——我们全有了，轻快而又敏捷，加倍地做过了，并且他们所不能做、不敢做、所不想的，也全被我们做了……做了……”8月7日，哈尔滨连降多日的大雨，导致松花江决堤，东兴顺旅馆所在区域一片汪洋，街道可以行船。8月9日，萧红乘船离开旅馆，住到裴家。很快，萧军也住进来。8月底，萧红在医院生一女孩。9月下旬回到裴家，几天后与萧军一起搬出，住进欧罗巴旅馆。11月中旬，萧军找到家教工作，住到商市街25号。
在欧罗巴旅馆和初到商市街的日子，是萧红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光。食不果腹，衣不保暖。日子刚刚安定下来，不再为吃穿操心，麻烦来了。有两个女人，跟萧军来往密切，萧红频频吃醋。一个是萧红的同学，也是萧军学生的姐姐，萧红在散文里称她为“汪林”。另一个，是上海小姑娘，陈涓。后者是读过《跋涉》之后，慕名上门的，萧红在散文里称她为“程女士”。
1934年6月中旬，萧红跟萧军一起去青岛。11月初，离开青岛去上海。这短短几个月，对萧红来说，是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11月底，与鲁迅见面，开启跟鲁迅短暂同时也是永恒的友谊。
1935年，对萧红来说，也是比较平静的一年。 1936年春天，麻烦又来了。陈涓从哈尔滨回到上海，跟萧军产生感情纠葛。萧红大受伤害。在鲁迅病重期间，连续多日到鲁迅家闷坐，让许广平无可奈何。7月，她决定东渡日本，让自己安静一下。7月21日，到达东京。从上船开始，她不断给萧军写信，情绪极不稳定。
1937年1月中旬，萧红回到上海。很快发现她在日本期间，萧军又跟一个叫许粤华的女人搞在一起。这事对她打击甚大。3月，组诗《沙粒》在《文丛》发表，把自己跟萧军之间的情感危机公布于众。4月，与萧军的关系更加恶化，离家出走，到一家私人画院学习绘画，被萧军的朋友找回。4月下旬，到北平访友散心。5月中旬返回上海。8月底，参加一次文学聚会，认识端木蕻良，对端木蕻良有好感。9月下旬，受抗战形势影响，与萧军一起离开上海到武汉，住在诗人蒋锡金家里。10月下旬，端木蕻良应胡风和萧军之邀，来到武汉，也住在蒋锡金家里。这期间，萧红与端木蕻良关系密切，与萧军的关系持续紧张。
1938年1月底，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等离开武汉去山西临汾，到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没多久，日军逼近临汾，因去向的分歧，萧红与萧军产生激烈争吵。后与萧军分别，与端木蕻良等一行去了西安。临别时，跟萧军约定：再见面，愿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愿意，永远分开。3月初，抵达西安，发现自己怀孕，想堕胎未果。4月初，萧军到达西安。刚一见面，萧红就跟萧军提出正式分手，随后公开跟端木蕻良的关系。4月下旬，与端木蕻良一起去武汉。5月下旬，跟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婚礼。婚礼前后一段时间，周围朋友对萧红施以“友情封锁”，很少跟她来往。8月上旬，武汉形势危急，端木蕻良赴重庆。9月中旬，萧红也到重庆。11月，她生下一个男孩，产后第四天，面色平静地告诉白朗，孩子昨天夜里抽风死了，白朗很吃惊。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往香港，在香港结识青年作家骆宾基。1941年7月，萧红因病住院治疗。11月初出院，茅盾、胡风、巴人等在港作家前来探望，其中包括骆宾基。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同时进攻九龙。很多文化人准备撤离香港。骆宾基向端木蕻良和萧红辞行，被端木蕻良挽留下来照顾萧红。1942年1月12日，萧红住进养和医院，做喉瘤手术，术后发现是误诊。后辗转多家医院救治，22日上午10点左右离世。至此，爱情落幕，命运也落幕。
不可思议的是，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上旬，在短短四十四天时间里，萧红与骆宾基的情感热度快速上升，甚至达到向骆宾基示爱的程度，同时，她“对端木的抱怨像泉水般汩汩涌出”（骆宾基语）。
在这里我要分析，萧红本人的性格，对她的命运走向，起到了什么样的负面作用，以及起到了多大的负面作用。
1936年到1937年，是萧红和萧军感情最紧张的时段。出走日本，出走北平，都因为感情不和谐。这严重的不协调，跟萧红的性格，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有，而且关系不小。
萧红这人，说话速度快，说起来还滔滔不绝。柳亚子在《记萧红女士》一文中说：“尝亲以电话邀余语，喋喋不休，余恐损病体，未敢多流连也。”说“恐损病体”，也许是托词，柳亚子大概是受不了她的“喋喋不休”，才赶紧走开。在罗荪的怀念文章《忆萧红》里，也有微词。在武汉期间，一次饭后，萧红说到重庆后，要开一个“文艺咖啡室”，一本正经地说，一直说到“咳嗽”和“疲倦”。这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女性，生活中并不罕见。民间有一句口语，含贬义，称说话多说话快的人，叫“嘚吧嘚吧”。萧红无疑就是“嘚吧嘚吧”型的女人。这种类型的女人常会跟人吵架。萧红跟朋友舒群，为一个小问题，能吵一晚上。想想看，跟萧军，为别的女人“插足”这样的大事，她会吵多久？张秀珂的文章《回忆我的姐姐——萧红》里边说得清楚：“她经常跟萧军闹意见。一次我刚进屋，萧红就告诉我：方才他们吵架，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就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分辩他是如何有理。而我问萧红到底为什么，她反而支吾不答。所以我当时是拥护萧军，不赞成萧红的。从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听她的话了。她准备上北平访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瞅瞅，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赞成”她，“不大听她的话”，说明她当时闹到什么程度。这就不难猜测，萧军动手打她，有个什么样的前提。在东北，“嘚吧嘚吧”的女人挨男人打，比较常见，都是气急眼了才打。没事打老婆玩的男人，不能说绝对没有，肯定少之又少。萧军是个文化人，说他没事打萧红消遣，你信吗？倒是萧红，闲着没事，喜欢刺激萧军。她的组诗《春曲》里，有这么一段：“三郎，我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期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这是故意惹萧军生气，消遣他的坐立不安。萧军后来评价萧红没有“妻性”，这话的后边，显然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苦衷和无奈。
其实萧红与萧军分手的主要原因不在感情纠葛上，是两个人对待革命的态度不同，同时也是对待写作的态度不同。这是根本性分歧。在临汾，两个人吵吵闹闹，就为这两件事。萧军要投身到革命中去，留下来打游击，写不写文章，无所谓。萧红不同意，说你是作家，不应该做这样的牺牲。由此，她跟萧军之间的裂缝才无法弥合。萧军晚年说当初跟萧红分手的原因“是性格不合”，萧红“需要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而萧军“决心走向抗日战场”。这说法，比较可信。
萧红跟端木蕻良结合，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喜欢。尽管，萧红在聂绀弩面前说过端木蕻良坏话，但骨子里，她喜欢端木蕻良，认识之初就喜欢。萧军跟友人谈论萧红的作品，说“她的文章结构太散”。当时在场的人也都纷纷赞同。只有端木蕻良表示异议：“太太的文章形散神不散，读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是文坛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这话传到萧红耳朵里，她高兴起来：“端木蕻良兄算是一个真朋友，以后待他，更需多加关照。”从此跟端木蕻良越走越近。以至于朋友们纷纷劝告，不外乎注意点儿影响之类。萧红的回答是：“端木蕻良是一个顶可爱的人，不同于我认识的人，他是从心底里尊敬着我，并且能大胆赞美我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萧红说：“他认为我的文学成就比萧军高的。”说她比萧军写得好，她得意啊，怎么能舍得跟端木蕻良疏远呢？第二，端木蕻良也看重写作，跟萧红的兴奋点重合。在萧红看来，端木蕻良有能力给她提供“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第三，萧红选择端木蕻良，也有“实用主义”的考量。这话说出来不太好听，但实情如此。那时候，端木蕻良的写作受到广泛认可，影响剧增。有论者称，1937年是中国文坛的“端木年”。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写到一个“C君”与萧红对话，问：“为什么必定要男人的友爱呢？”指的是她跟端木蕻良的关系。萧红回答：“因为社会关系都是在男人身上……”
有人提到，“端木和萧红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这话有道理。端木蕻良在《我与萧红》中说：“当时，我们要出去散步、吃饭。萧红呢，经常总和我在一起，这也许没什么奇怪，很自然的，但有时她念出这样的诗：‘君知妾有夫，赠我双明珠。’‘感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她常念这诗，我也很奇怪，也没放心上……这种诗谁都可以念，只是她常念给我听。”
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快速结合，让周围朋友很不理解。胡风耿直，当面说：“作为朋友，我们为你摆脱精神痛苦感到高兴，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萧红那时候正爱得发狂，哪能冷静下来？她跟端木蕻良初到武汉，没举行婚礼之前，曾经住在日籍友人池田幸子家里。没多久，池田幸子在胡风面前发牢骚：“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跳窗逃走了。”说完又气恼地补上一句，“好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
萧红对骆宾基的好感，也有原因。认识骆宾基之初，萧红老是觉得自己老了，不好看，端木蕻良不爱看她。可能是话赶话，骆宾基说她“比那些美艳太太还要漂亮”。这话萧红上心了：“我倒是开心，有人认为我是漂亮的。”一位女作家说：“女人的心动总是从赞美开始。”呵呵。萧红心动了，心动导致行动，顺理成章。
这里不能不说的是，萧红对自己的爱情生活不满，跟她蔓延了一生的“祖父情结”有关。在她笔下，祖父是天底下最好的人。这“最好”，无外乎是宠着她，哄着她，由着她的性子来。萧红的任性，什么“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类似的话，我女儿也说过。呵呵），某种程度上，是她祖父溺爱的结果。可萧军和端木蕻良，都扮演不了“祖父”的角色。萧军脾气不好，人所共知。端木蕻良脾气比萧军好得多，但在料理生活方面，据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说，“实在低能，根本不会照顾人”。萧红情绪的失落，跟没有找到爱情中的“祖父”有很大关系。作为对比，萧红对鲁迅的深厚感情，很大程度上，是鲁迅在文学方面和生活的某些细节上，都为她扮演过合格的“祖父”角色。我这样说，有确凿证据：萧红跟李洁吾谈鲁迅，李洁吾说鲁迅待她像父亲一样。萧红立即反驳，不，像祖父。
萧红之死，直接原因，是她自己的任性造成的。那个喉瘤手术，端木蕻良竭力反对做，理由是肺结核患者动手术，伤口不易愈合，他家里就有这样的病例。可惜，端木蕻良说服不了萧红，她执意要做，自己签字。
郝庆军说：“萧红的不幸固然是社会造成的，但她自己，她的性格中的不和谐因素，她的心理层面中存在的某些不健康，是否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对此，月下女士在《此生注定爱就是痛：萧红别传》中的回答是：“她的这种任性、倔强也是导致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我倾向于这个答案，不过还要稍微修正一下：是萧红的任性和神经质，决定了她的爱情与命运走向，其他，是次要因素。
萧红的“寂寞”与“寂寞论”
读萧红的文章或书信，我发现，她特别喜欢使用“寂寞”一词。由此想见，生活中，她的口头禅很可能就是“寂寞”。旁证是，萧红从东京写给萧军的信说：“现在我随时记下来一些短句，我不寄给你，打算寄给河清，因为你一看，就非成了‘寂寂寞寞’不可，生人看看，或者有点儿新的趣味。”这证明，“寂寂寞寞”是萧军对萧红的形容。萧红若不是整天“寂寞”不离口，萧军也不会这么说她。
我们一起看看萧红的散文有多么“寂寞”。散文《搬家》：“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好寂寞的，好荒凉的家呀！”散文《新识》开头：“太寂寞了，‘北国’人人感到寂寞。”自己“寂寞”也就罢了，怎么知道“人人感到寂寞”呢？表达的随意性太大。散文《破落之街》里，写他们在一个小饭店吃饭，看见一个老油漆匠，为饭碗里有一只苍蝇嚷起来，见没人理他，就站在木凳上，掌柜呼唤伙计给老头换了一碗粥，老头才从木凳上下来。萧红接下来叙述：“但，他寂寞着，他的头摇曳着。”把“寂寞”用在这里，显然是误用。
再看萧红书信里的“寂寞”。书信里的“寂寞”不比散文中少，最典型的，是1940年春天，萧红给白朗的信：“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远是如此忧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只感到寂寞！”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萧红的“寂寞”，完全针对个人的生活境况，是个人的小情小感，没有丝毫言外之意。不料到了某些评论家笔下，她的“寂寞”顿时华光四射，拥有了别样的文学意义，甚至是政治意义。
萧红身后，有一个“寂寞论”。这个“寂寞论”的创始人，是茅盾。他在1946年，写下一篇《论萧红的〈呼兰河传〉》，说“《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整篇文章使用了28个“寂寞”和4个“单调”。1947年，上海寰星书店再版《呼兰河传》，把茅盾的文章收入，作为序言。此一旧例，沿用至今。“寂寞论”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大。《呼兰河传》走到哪里，“寂寞论”就走到哪里，每个读过《呼兰河传》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寂寞论”。
萧红的生活以及写作，就这样笼罩在“寂寞论”的云影之下了。
2004年，有人对“寂寞论”提出质疑。《文学评论》发表王科的文章《“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副题为“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认为所谓“寂寞论”“并非是文本细读的科学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情的、直觉的、感性的判断”。还说，如果说谁谁的作品，是“大弦嘈嘈如急雨”的话，《呼兰河传》充其量不过是“小弦切切如私语”。时隔一年，这篇文章的观点遭到反驳。2005年《文艺争鸣》发表陈桂良的文章《“寂寞论”果真是对萧红作品的“经典误读”？》，副题为“也谈茅盾评《呼兰河传》并与王科先生商榷”，认为茅盾的“寂寞论”，是对“创作文本的精致解读，表达了他对萧红其人其文独到的感悟与认知”，以此为前提，对王科的观点，有选择地进行反驳。又隔一年，2006年，《文艺争鸣》发表王科的文章《“寂寞论”，真的是对〈呼兰河传〉的“经典误读”》，副题为“就茅盾《〈呼兰河传〉序》答陈桂良先生”，对陈桂良的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击。
这三篇文章，我都细细读过。就大处论，我偏向于王科的观点，但王科的论据并不能完全说服我。相反，我觉得陈桂良文章的某些细微之处，也说得颇有道理。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寻思再三，感觉王科和陈桂良，对萧红的作品和“寂寞论”，都有些“过度阐释”。
我在《〈呼兰河传〉：描摹故乡的“工笔画”》一文中，也稍稍涉及这个问题，摘录如下：
茅盾在序言里再三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这让我对第三章的阅读格外精心……
我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跟祖父之间的天伦之乐。一个快乐的小女孩，一个快乐的祖父。“我立刻就笑了。而且是笑了半天的工夫才能够止住，不知哪里来了那许多的高兴。把后园一时都让我搅乱了，我笑的声音不知有多大，自己都感到震耳了。”这仅仅是快乐中的一幕，还有更快乐的时候……
也不是一点儿寂寞也没有。“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非常寂寞的了。”不能到后园里去玩嘛。不过这样的天气，一年当中，有几回呢？按说冬天最该寂寞，可萧红说：“我有记忆的第一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没有感到十分的寂寞，但总不如在后园里那样玩着好。”
萧红再次说到“寂寞”，是祖母病危的时候，要准备后事，家里来了很多人。“家里边的人越多，我越寂寞，走到屋里，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一切都不理解。祖父也似乎把我忘记了。”读者不难看出，对于萧红，童年的快乐与寂寞，完全是“九个指头跟一个指头的关系”。
所以这“寂寞论”的出笼，真的如王科所说，“并非是文本细读的科学结论”。当然，这跟萧红在别处对“寂寞”的滥用也大有关系。她到处嚷嚷“寂寞”，茅盾受她误导，认为她真的“寂寞”。其实，人活一辈子，谁没有寂寞的瞬间呢？但像萧红那样，把寂寞放大很多倍的人，并不多见。由此也可以说，“寂寞论”的源头，是萧红本人。
品鉴历史人物，唯一的凭据，是史实。
偶尔的寂寞，是人的普遍性遭遇。但每个人对待寂寞的态度，相差甚大。萧红是使劲嚷嚷，让别人误以为她快受不了了。鲁迅的态度有所不同，他说“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这话正合我意，大概也契合多数人的心态。也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比如英国作家莎拉·梅特兰，她把寂寞当成享受。回忆录《我自静默向纷华》，写她在喧嚣的世界里寻求内心平静的经历。二十年间，梅特兰深入荒原、孤岛、沙漠、高地，离群索居，孤独行走，通过各种方式，体验“静默”，思索“静默”，实践“静默”。跟萧红相比，你说梅特兰达到了怎样的境界？
我喜欢“静默”这个词语，它是“寂寞”的升华。我也很想，往“静默”的方向走。
原文标题为《萧红的真相》，本文有删节，原载《海燕》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