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西方文明创生于中世纪欧洲。对置身于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我们来说，那些习以为常的、已被输出到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以至于我们无可摆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中世纪便已被注入我们祖先的心智之中。400年到900年之间，那个黑暗时代的人口迁徙和新制创设引发了崩溃与重生。自1500年以来，我们的文明再也没有经历过任何足以与之相比拟的巨变。因而，我们的文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在900年到1500年间成长起来的那样一种簇新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那是一种围绕着大教堂和大学、国王宫廷和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新文明。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大多数欧洲人今天所生活的城镇和乡村就已经存在了，这些地方大多位于13世纪建设的教堂附近。这些城镇和乡村的存在，尽管只是历史演进的一种简单的外在标志，却显示了历史在更深层面上的延续。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是由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和英格兰的约翰这些国王建立的君主国家所衍变而来的，民主的政府形式是以代表制度和同意原则为基础的，起源于13世纪的等级会议。人民主权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4世纪学者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著述里，他了解当时意大利公社的情况。我们经营商业和银行的方法则来自佛罗伦萨的佩鲁齐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现代的学生所获得的学位在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就已经存在了，他们所学习的课程也是由中世纪大学的学科发展而来的。我们的历史著作和小说直接由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和乔瓦尼·薄迦丘的作品发展而来。困扰我们的、在自然界的物质世界与宗教和道德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界限，源自阿奎那的二元论。在他生活的13世纪，教宗与大学同国王与议会对抗，而经院神学家则在努力调和亚里士多德与《圣经》这两种权威。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自己的传统，那么西方文明自中世纪以来的新生和延续，就使得那个时代显得对我们极其重要。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描写过去和现在有何不同，这比描写古今的相似之处要更加困难一些，不过不了解那些差异，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往昔社会的形态和变动。大卫·惠顿在本书的章节是从介绍12世纪德意志大贵族“狮子”亨利所处的世界开始的。在这位贵族的世界里，政治制度的特点是重视家族关系和借助宗教获取合法性，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爱德华·詹姆斯在本书更靠前的一章里谈论了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和高卢的达戈贝尔，他们的王权与现代政府的差异就更加巨大了。在其他的章节里，我们会读到卡塔尔派和胡斯派的历史，这些中世纪的非正统派与我们今天见到的一些宗教虔敬人士有相似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一些对我们来说神秘难解的特征。为了把握一个遥远时代的特点，在古今之间，我们既需要注意到由于人性相通而导致的共同点，也需要注意到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传统所造就的明显差异。比起古代的中国和印度，中世纪欧洲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难于了解，不过要解释那个时代还是相当困难的。中世纪骑士热衷于骑马征战的生活和宫廷的社交，中世纪的隐修士则热衷于整日的祈祷和追求与世隔绝。他们呈现的各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我们现在能够重建的中世纪世界的情景主要是以过去一百年中的研究和重新思考为基础的。我们完全不再认同吉本或者司各特对中世纪的看法，前者轻蔑地把它说成是迷信的时代，后者醉心于赞颂哥特式文化的浪漫。我们现在对那个时代的看法一部分来自大量印刷出版的中世纪文献，包括记述历史事件的编年史。它们的编辑工作是由《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的编者们开拓的。这些文献还包括英国古文献学会和其他机构出版的系列丛书，譬如其中的诗歌，以及英国公共档案署和类似机构公布的政府和法庭文件。现在我们能够轻易找到大量已经出版的中世纪文献，一个学者即使花费几辈子的精力也无法读完这些材料。

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更重要的是，审美观和研究角度的变化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了中世纪。梅特兰等学者的著作采用了一种类似人类学的方法，试图勇敢地把握对不发达社会的种种假设。他们的研究工作帮助我们拓展了对中世纪的村庄和它的领主、对中世纪的法庭和土地关系的理解。在亨利·德尼夫勒和弗兰茨·埃尔勒的影响下，对宗教富有热情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中世纪大学里神学和哲学的认识。就民族迁徙的情况而言，我们所能展示的情景不仅出自几部记事简单的编年史，也依据无数考古发掘的成果，我们因为这些考古发现得以整理出大量文物和居民遗址。晚近的经济史学者让我们了解了中世纪人口史的新进展，不仅让我们知道了1000年到1300年间人口的极大膨胀——这不仅使农村地区人口充足，而且促进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让我们了解了1315年饥荒、1348年黑死病以后人口的持续减少。过去我们对中世纪世界许多方面的认识是模糊的，而现在因为学者们在研究上做出的巨大努力而变得十分清楚了，譬如拜占庭帝国、十字军运动、早期的方济各修会、意大利的商业、胡斯派。我们现在对中世纪欧洲的了解可以算得上是有深度且相当精确的，这在19世纪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部著作所描写的欧洲史是按照以下原则来组织章节的：我们试图区分地中海地区和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欧洲北方。这当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区分。在400年，高卢的罗马化要比北方其他地区更加彻底。而在800年，查理曼帝国不仅包括高卢，也包括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征伐主要在法兰西和诺曼底得到支持。西方的基督教共同体形成于12世纪以及此后的时期，包括欧洲的北方和南方。各地区的同一性体现在它们都接受教宗的权威，并因为下列因素而得到加强：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大学之间的相互交流、法兰西对那不勒斯和圣地耶路撒冷附近地区的征服、意大利的国际贸易网络，以及作为学术和外交通用语言的拉丁语。在某种意义上，中世纪的历史就是欧洲文明的重心由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转向以北地区的过程。如果我们寻找400年时文明的中心，我们也许会选择罗马或者君士坦丁堡；至于稍后的文明中心，我们会选择巴格达或者科尔多瓦。而到了1300年，欧洲西北部、法兰西的北部、低地国家、莱茵兰地区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这里经济富庶，有着繁荣的农业和纺织工业；这里有大学、教堂、方言文学、诸多领主和城市权力中心的存在，因此思想和艺术丰富而深邃。

但这样一种南北的分界还是很有用的。地中海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区域，在中世纪早期尤其如此，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基本不触及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发展对北方地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其根基之一还是意大利的独立城市，而北方是没有这种城市的。组成其根基的其他元素是地中海区域的贸易以及意大利人在记忆中对罗马的热爱。地中海区域与北方的差异把逐渐形成的西欧分割成两个部分，同时又为我们安排中世纪的讲述提供了方便。

托马斯·布朗在本书第一章里说明了，尽管查士丁尼曾经努力振兴罗马帝国，蛮族和穆斯林的入侵还是急剧地促成了罗马的衰落，而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以及基督教的发展则较为缓慢地推进了同一进程。爱德华·詹姆斯讲述了蛮族迁徙、基督教传播和查理曼恢复西方帝国的努力，讲述了维京人入侵对这一努力的打击，以及在这些事件造成的迷茫混乱中阿尔卑斯山以北诸王国的形成。大卫·惠顿的章节涉及公元900年以后北方世界的新扩展。他谈到骑士阶层中出现的新生活方式、新的修道团体，以及主导当时社会的德意志国王和王公、法兰西的国王、英格兰的诺曼统治者和安茹统治者。在这一章里，我们注意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开始出现了。罗斯玛丽·莫里斯描写了中世纪盛期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北方欧洲人在十字军运动中向南的扩张、诺曼人在意大利的征服活动，以及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彼得·登利概述了中世纪最后几个世纪里地中海周边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复杂变动，此时在意大利北部城市中出现了思想和文化的辉煌成就，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艺复兴。最后，马尔科姆·韦尔把我们带到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欧洲北部，这场战争还涉及了勃艮第的瓦罗亚公爵和佛兰德斯城市。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尽管这一时期人口暂时下降，世俗文化依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被称作北方的文艺复兴。如果我们试图发现当下欧洲文明一些最明显的特征，我们可以寻找的地点是这个时期的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宫廷，以及佛兰德斯和托斯卡纳的城市。

文明中心在中世纪由南方转移到北方、由东方转移到西方的过程涉及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变迁。这些帝国虽然拥有广阔的疆域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仅仅具备相对薄弱的控制能力。而在西欧，我们见到的是一些组织更加严密、特点更加鲜明的小国。现代欧洲人在思考古代世界的时候倾向于注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忽略比较大的国家，因为前者所代表的古代社会与中世纪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出现的最为接近。罗马、拜占庭和巴格达的“世界帝国”衰退了，接着出现的是西欧的多种政治力量，它们的复杂性是很难描述的。皇帝和教宗的政治诉求和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试图在中世纪盛期主宰西方的基督教社会，重新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但是欧洲从来没有真正地向他们臣服，也没有真正地向任何一个专制的权力中心屈服。在欧洲，即便是一个范围有限的地区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也就是说，中世纪历史给我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权力和财富分散到无数的中心，它们互相竞争，扩展到多个不同的、预想不到的方向，让人感到异常地具有活力和创新能力。政治权力分散得最彻底的地区，譬如托斯卡纳、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地区，也许是最有创新力的。政治权力的分散部分是因为政治单位本身微小，部分是因为国王、独立城市、强大领主以及教会组织的互相制衡。教会在各处都与世俗权威进行竞争。权力的多样性导致了中世纪欧洲人多样的创新精神。

中世纪欧洲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预示了现代世界的状况。当然，在历史中去寻找当代社会的观念是有风险的。一条生命或一场运动的独特性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学家的目的正是强调这些个体性。我们希望本书展示的丰富多样的古代生活方式能够帮助读者避免落入简单化的陷阱，帮助他们意识到中世纪社会的遥远和复杂性，尽管他们往往会有理解上的困难。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研究历史是因为历史在今天还是能够引发我们的关注。如果我们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与阿贝拉尔、圣方济各有着同样的希望和忧虑，他们对我们就毫无意义。我们希望，伦敦和加利福尼亚的当代居民能够在本书里认出他们的祖先。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他们理解他们当下所生活的世界的起源。

乔治·霍尔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