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仲 景 学 术 专 题 探 讨
对中医传承问题的思考——兼谈《伤寒论》的理论框架
导 语
吾师刘渡舟老先生当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医是讲究传道的，讲究传道之人.”匆匆三十几年过去了，结合长期的读书与临证，我感到恩师这句话内涵太丰富了！
作为一个搞中医的人，你是不是具备了“传道”的学术品质？是不是真正的“传道之人”？如果是，你一定会探索出《伤寒论》这部经典医著文字背后的东西，真正搞清楚这部书结构体系的来龙去脉，真正“要跟张仲景说上话”（刘渡舟老师语）。
老师在《伤寒论临证指要》中写道：“由于《黄帝内经》的阴阳六气标本理论的建立，而又有‘物生其应，气脉其应’的天人合一原理，所以，就为伤寒学六经气化学说提供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根源。由此而论，用气化学说研究《伤寒论》乃是最高层次，应当另眼看待，不得加以非议。”恩师这话绝非空泛之论，而是高屋建瓴！
我是干临床出身，对此深有体会。如对于疑难病症（尤其是治疗的后期），用常规辨证论治的方法已经看不到疗效而滋生困惑时，我每每结合五运六气学说来丰富自己的用药思路，往往会产生进一步的效果，乃至向愈。如牛皮癣、溃疡性结肠炎等。
一、重视中医学术的传道
早年拜师学医，刘渡舟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医是讲究传道的，讲究传道之人。”印象中老师说这话时神情专注，语速缓慢有力。
匆匆三十几年过去了，结合长期的读书与临证，我感到恩师这句话内涵太丰富了！
比如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被学术界公认是创立了中医治疗学体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经典。凡是正规中医师没有不学这本书的。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后人对仲景的这部书真正学到并消化了多少呢？那些习惯开大方赚钱的医者，严重浪费药源且不说，仅就临床疗效言，又有多大起色呢？
众所周知，我国《医师法》是在1999年5月正式颁布实施的。其实早在两千年前的周朝，我国医药学已达到一定规模，甚至在卫生行政方面已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其中对从业人员已经制定出严格的疗效考核标准，如记载周代王室典章制度的文献《周礼·天官》中就明确指出：“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古代的考核标准非常实在，关键看医生的疗效，根据治病疗效所占比例的不同决定相应的待遇（“以制其食”）：疗效百分之百者为上工，而疗效仅达到百分之六十者就是下工了。
再看看今天公立医院规定的疗效标准：治愈——显效——好转——无效。客观地讲，我们今天大部分临床医生的水平恐怕也就维持在“好转”这个标准上，若见“显效”已属不易，真正“治愈”者又有多少？
为什么今天的中医界会出现学历层次普遍提高而临证水平却普遍下降这样一种状况呢？个人浅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按照中医自身的文化生态很好地传承。
二、读《伤寒杂病论·序》引发的思考
实践证明，一部《伤寒杂病论》是值得每一个中医大夫终生必修的经典，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实实在在地训练临证看病的本领，还在于实实在在地达到显效乃至治愈的标准，更在于它使医者能够对某些疑难病症（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肿瘤等）具备一种“攻坚”的学术潜力。
唐朝大医孙思邈于晚年著《千金翼方》时，才有幸见到《伤寒论》，大发感慨道：“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可见其慧眼独识。
对于这样一部有着非凡价值的医学典籍，我们今天的医者又领悟了多少呢？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这里，仲景先师为我们明确了为医者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为中医者不穷极医源，不懂《易经》《道德经》，不懂五运六气，不懂时空方位，不明天文、物候、气象的基本知识，不明药物生长的土壤气候环境，更不晓得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加上人文道德修养的缺失，一句话：不懂“道”的传承，如何能够产生苍生大医？
话说回来，要做一名好医生，光靠“刻苦学习”是不够的，医术绝技需要境界的提升，悟性是不可少的。张仲景的这部书，穷毕生精力研读的人不少，自宋朝以降，为这部经典医著做注释的就不下500家，这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一大奇观。然按照张仲景“自序”中的标准衡量，有多少注家可以达标？真正能够起到传承作用并有效指导临床的注本又有多少？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又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这段话极为重要。《九卷》据考证就是《灵枢经》；《阴阳大论》很有可能与现行《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七篇大论”同出一源，是专讲五运六气学说的，在唐以前它是独立于《素问》之外，至唐·王冰始将其归入《素问》中；《胎胪药录》已失传，据推测当属秦汉或更早年代的修道之书。可以揣摩，“胎胪”顾名思义当与内功修炼有关，“胎”指胎息，“胪”有运转义。“胎胪药录”就字面的理解，即人在入静修炼状态下，真气运行中体验“药物”功效的一种记录。要知方术之道盛行于汉代，张仲景的自我定位就是“余宿尚方术”，我想这种揣摩并非空穴来风。有兴趣者，可盥手展阅唐朝至一真人崔希范的《入药镜》而自明。
从后世对《伤寒论》的注解看，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首开其端，是最具代表性也是最为权威的“尊经派”注本，除了冠于卷首的《运气图解》外，其注解中较少涉及五运六气；又如清朝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尽管思辨不俗，于伤寒理法多有发挥，然完全抛开“经络府俞”这个人体的客观存在，更不谈“五运六气”这一老祖宗发现的自然规律，因而使他的“辨证”水准在境界上不是很高。
由于这些伤寒大家对五运六气缺少一种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更无修炼之体验，不外是皓首穷经的“书本功夫”，所以最终难有突破性建树。
30多年后的今天重温经典，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张仲景的这部《伤寒杂病论》只给出了结果，至于他的整个推理过程、论证过程基本上是隐而不彰的，个别自注条文也如神龙出没，见首而不见尾。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联系先秦、两汉至今日我们能够见到的文献考证，我甚至可以肯定地判断：仲景写这部书时，其背后必有一个强大的理论框架作支撑，而这个强大的理论就是——五运六气。
五运六气是严谨到位地阐发剖析《伤寒论》的一把利器。可以说，后世大部分注家对《伤寒论》三阴三阳理论框架这样那样的阐述基本上是宫墙外望，远没有五运六气这个分量——他们永远看不透《伤寒论》的所以然！
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明就是，《伤寒论》中涉及时间概念的条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本人统计约99条），且大部分直接涉及对疾病预后的预测。如果没有古代象数理论、运气理论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
三、《伤寒论》六经六气的基本框架
五运六气学说，堪称是中医理论的一颗明珠，不幸长期蒙尘而掩质埋光。其文化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如《周礼·医师》云“察天之五运并时六气”，这是有文献可考的最早记载。到了唐代，著名医学家王冰（号启玄子）受得先师张公《黄帝内经》秘本，遂殚思精研，历12年注《黄帝内经素问》，并将运气七篇大论补入其中而免于亡失。
运气学说因其深奥难懂，推演复杂，长期遭到学术界的冷落，甚至被视为“玄学”置而不谈。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当然，亦有少数学者知难而进，数十年如一日探微索奥，终因不得其法而陷入困顿，结果是胶柱鼓瑟，远离临床。嗟乎！去圣愈远，此道渐坠。
在这里，笔者愿占用一些篇幅，结合《伤寒论》六经辨证，试着谈谈六经名篇顺序的理论依据和六经六气标本中见问题。这是个学术难点，但又无法回避。笔者尽可能地梳理出一个大致轮廓，并本着探讨的态度提出看法，纰缪之处还望高贤斧正。
（一）六经名篇次序的理论依据
大家知道，地球绕太阳公转形成了一年二十四节气。“六气”就是将二十四节气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六大类，是中医特有的一种认识自然界的方式，即所谓“天之六气”。具体是：厥阴风木之气（从大寒到惊蛰）、少阴君火之气（从春分到立夏）、少阳相火之气（从小满到小暑）、太阴湿土之气（从大暑到白露）、阳明燥金之气（从秋分到立冬）、太阳寒水之气（从小雪到小寒）。此时序乃自然气候之常，“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因此正常的“六气”在人则为生理之常。
学过运气学的人都知道，五运六气有主运、主气，主运即十天干化生的木火土金水五运，分太过与不及；每年的主运一经确立，则相应的司天、在泉即可确立；而每年的主气是恒定不变的，变化的是客气，客气的产生及其变化来自于司天、在泉的运动。这里将一系列技术性的推导公式从略，我们只说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客气的三阴三阳，其顺序是：厥阴（一阴）→少阴（二阴）→太阴（三阴）→少阳（一阳）→阳明（二阳）→太阳（三阳），亦即“阴经的一二三加上阳经的一二三”这样一个常规循环运动。
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深刻阐述的那样：“帝曰：愿闻天道六六之节，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此所谓气之标，盖面南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谓也。”这里论述的“天之序”即：少阳→阳明→太阳→厥阴→少阴→太阴（同样是阳经一二三加上阴经一二三之序）。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是古人测天以定节气的方法，后来逐步改进成一种叫“圭表”的天文仪器，据此观察日影投射在圭面的长度，来测知时令节气。
张仲景《伤寒论》的三阴三阳是论“病脉证并治”的，也就是探讨病理之变的，故从排序上恰与自然之常、人体生理之常相反：首开太阳病篇详论太阳寒水之变，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终以厥阴病篇厥阴风木之变煞尾。即阳经的三二一加上阴经的三二一。
这就是张仲景确立三阳三阴病脉证并治框架所遵循的理论依据——五运六气学说，深刻地揭示了百病之法。
《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张仲景恰恰是运用包括《阴阳大论》在内的“古训”,确切说是深谙气化理论结构的精髓，进而成功演绎出不朽名著《伤寒论》的典范！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他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中医学，文化渊源极深，甚至直接可追溯到文字未产生之前的远古河图洛书时代。《灵枢·九宫八风》篇即是明证。古代天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历法则是它的落脚点，即所谓“观象授时”。观《黄帝内经》运气七篇大论，我们不得不惊叹古人的智慧。如果没有运气学说这个晓“天之纪”明“地之理”，集天文、历法、物候、气象，乃至人体灾变、处方原则、治病法度等之大成的理论支撑，《伤寒杂病论》欲以“大将建旗鼓”的地位历千年指导临证而不衰，是决然不可想象的。正所谓“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见《老子·第四十一章》）
（二）六经六气标本中见问题
上文引用的是《素问·六微旨大论》的上半段经文，这里引用其下半段，云：“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标本不同，气应异象。”这两段经文密切连接而文气贯通。上段话是“善言天者”的“移光定位”而讲六气之序，此段话就是“必应于人”了。请看：
此话正面提出三个基本概念——本气、中气、标气。
“本气”是指三阴三阳各自的本性，即少阳火、阳明燥、太阳寒、厥阴风、少阴热、太阴湿这六种基本属性；“中气”即中见之气，是本气发生转化的载体、媒介；“标气”是三阴三阳表现于外的功能活动。就是说本气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借助中见之气这个载体来转化，转化的结果就是三阴三阳之标气。换言之，三阳三阴标气的产生是本气通过中见之气作用后的产物。
中医属于自然哲学门类，其理论特征具有思辨性。如果我们能从“标本中”的视角来认识《伤寒论》的三阴三阳六经，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张仲景伤寒理论的一大玄机，是解开仲景医学理论框架之谜的一把钥匙。
有了标本中的概念，如何运用呢？《素问·至真要大论》讲了运用的问题：“帝曰：六气标本，所从不同，奈何？岐伯曰：气有从本者，有从标者，有不从标本者也……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这个“从”，是从属。可以理解为作用趋向。少阳本气为火，火属阳；太阴本气为湿，湿属阴；标本同气，故从本。少阴本气为热，热属阳；太阳本气为寒，寒属阴；标本异气，故或从本或从标。阳明两阳合明又本气为燥，燥亦属阳，必赖湿以济之，方不至太过，故从中；厥阴阴尽阳生本气为风，风亦属阳，“风从火化”故从中。因为这个“火”属阴尽阳生之少火，厥阴必赖一阳之初生方可转危为安，故从中见少阳之火化。按照这个格局（或者说运用法则），我们来看《伤寒论》的六经。
太阳本气为寒，本寒而标阳，中见少阴之热。就是说太阳的本寒正是通过少阴热气的蒸发而产生太阳之标热的。换言之，联系脏腑经络，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相表里，少阴肾阳温化太阳膀胱之水，外达于体表、布于周身以固表，叫作外出于太阳而主表。表明太阳与少阴的阴阳表里关系，是通过“中气”的气化作用而形成的。清人唐容川列举第28条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与第71条五苓散做对比，说明太阳寒水与少阴的气化关系，其云：“五苓散重桂枝以发汗，发汗即所以利水也；此方（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重苓术以利水，利水即所以发汗也。实知水能化气，气能行水之故。”由此看来，临床辨证要建立这样的思维：太阳与少阴当表里相和，表不和则里不和；反之，里不和同样可导致表不和。从这个标本中见角度来对比第28条与第71条，则思过半矣。
阳明本气为燥，中见太阴湿气。阳明乃多气多血之经，两阳合明而主燥，必赖阴以制之，故阳明不从标本，而从中见湿气之化。论中阳明经热和阳明腑实证，恰是阳明本气燥热亢盛的表现；而中见湿气之化，如第192条：“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这是典型的燥湿转化的病理表现，热蒸湿郁，小便不利，易发身黄；八日阳明主气而燥热转盛，又变为阳明病。观此，仲景将标本中见之理活化于辨脉证的演示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少阳本气为火，中见厥阴风木。因少阳本火而标阳，标本同气，故从本。如第264条：“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讲的就是少阳本火为病。此外，少阳者，小阳也。一阳初始而稚嫩，则借助中见厥阴风气，所谓“风从火化”。手少阳三焦、足少阳胆，均为相火游行之地，少阳中见厥阴，厥阴风木作用于少阳相火，则风火之气通行于表里间，而形成少阳标气，以行其枢转之能。
太阴本气为湿，标本同气，故从本，中见阳明燥化。《伤寒论》第273条云：“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太阴从本，为病即从寒湿之变。脾主腹而主运化，湿困脾阳，则见腹满、下利、腹痛等；太阴脾与阳明胃互为中见，太阴寒湿太过的另一面，必是阳明燥化不及，胃阳被寒湿浸渍必胃气上逆而吐、食不下等。仲景言“腹满而吐”，一个“而”字表明，先有脾之寒湿，而后有胃阳受损。故仲景下文直言：“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太阴的反面是阳明，这层意蕴当体会。
少阴本气为热，因标本之气不同，故或从本，或从标，中见太阳寒水之化。既然有从本从标之异，则少阴为病必有寒化、热化的不同，理出必然。如第281条：“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此属典型之少阴心肾虚衰证候；第300条：“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属少阴阴盛阳脱之危重病。少阴热化之最典型者，当属黄连阿胶汤证，第303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表明少阴本气太过，肾水亏虚，心火无制而上扰。此外，尚有少阴本气不及，中见太阳寒水之化者，如第316条之真武汤证：“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又当温阳利水。
厥阴本气为风，中见少阳火气。因风从火化，故厥阴不从标本而从中见之气。厥阴者两阴交尽也，阴尽则阳生，从阴转阳，故中见少阳之化是其必然。第326条：“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为什么厥阴病表现为寒热错杂、厥热胜复？关键就是病至厥阴，阴尽则阳生。但这个阳，是一阳之初生，亦即少阳。所以此厥阴病证，若结合看少阳相火为病之“口苦咽干目眩”，则二者如出一辙。均系厥阴少阳风火交扇病证。观第378条：“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仲景把本条少阳病置于厥阴篇论述，则厥阴与少阳，从阴出阳之意甚明。
这样理解《伤寒论》，是不是渐入佳境，悟出一点“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的感觉了？
纵观中医学术源流，凡是有重要建树的医家大多通晓五运六气。如宋·刘温舒的《素问运气论奥》，对运气阐发入微，是步入运气理论的阶梯之作；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做运气图解阐述五运六气主病，六经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之图等，只可惜虎头蛇尾，其注解未能贯穿始终；金·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运用五运六气研究《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从而开创出病机学说的全新格局，对后世临证影响深远；他如明·汪机的《运气易览》、张景岳的《类经图翼》、李梴的《医学入门》等，都各有侧重地系统阐发了运气学说；清代医家、浙江钱塘人张志聪力倡六经气化说，所著《伤寒论集注》发挥标本中气理论可谓独树一帜，乃至黄元御、陈修园、唐容川等均奉其说。所以，对运气学说的深入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提升六经辨证理论的境界。
我的老师，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同样力倡此说，认为“气化学说乃是伤寒学的最高理论”，他在《伤寒论临证指要》中明确指出：“气化学说，如树之有本，水之有源，肇始于《黄帝内经》‘七篇大论’而以《阴阳大论》为嚆矢。张仲景把经络与气化有机地进行了结合，他在《伤寒论》中一字不漏地引用了《阴阳大论》。不但发扬了气化学说，而且保存了旧论（《阴阳大论》）免于亡失，这是一个伟大收获。”刘老不愧为具有高深理论造诣的中医学家！
《伤寒论》这部书高就高在可俗可雅、可浅可深。换言之，你是什么水平就能悟到什么程度。历代研究者尽管仁智互见、莫衷一是，也只能反映出研究者个人的学识水平，这与《伤寒论》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破解《伤寒论》三阴三阳理论框架之谜，若能真正落实到“经络府俞，阴阳会通”这个起点上，才不至宫墙外望，才能逐步厘清《伤寒论》的本来面目。
四、试谈“方证对应”问题
知常达变，由变再恢复其常，从理论上说是一项庞大的概念体系构成的系统工程，有着复杂的技术性推演。
如果真如某些医家所言，《伤寒杂病论》属于“经验总结”层面的辨证论治，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部历千年不衰、逻辑缜密而又极具临床可重复性的杰作。
显而易见，后世的“名医验案”“老中医经验总结”之类多如牛毛，怎可与《伤寒杂病论》同日而语？恐怕连“羽翼伤寒”的标准都很难达到。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张仲景为什么要隐而不彰？
这个问题自然回到本文开头引用刘渡舟老师的那句话：“中医是讲究传道的，讲究传道之人。”
作为一个搞中医的人，你是不是具备了“传道”的学术品质？是不是真正的“传道之人”？如果是，你一定会探索出这部经典医著文字背后的东西，真正搞清楚这部书结构体系的来龙去脉，真正“要跟张仲景说上话”（刘渡舟老师语），真正有一个境界上的升华，达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顿悟。而不是当今之士这种肤浅层面的“辨证”，片面追求的所谓“养生”，误导某些医者为迎合病家所好而盲目大开补药，将我璀璨之中华医药置于可有可无之境地，实在是对仲景治病活人之术的一种亵渎。
这里，我想简要谈一谈“方证对应”的问题。方证对应就是临床根据一定的证候群采用相应的方药治疗，即有是证，用是方，用是药。这种学习《伤寒论》的方法乍一接触似乎是简单明了、易学易用，收效也快，使初学浅识者相与宗之。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面对有一定难度的病证又找不到相应的“对号”方药时，便束手无策。如同摘桃子，现成的桃子拿来就吃，至于这棵桃树是如何形成（喻张仲景的“思维树”）、桃子如何生长（喻方药结构体系演变规律)，则全不干我事。所以这种“短、频、快”的学习方法只适用于初涉临床者，让他们尝一点一般常见病疗效的“甜头”，属于感性层面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涉及不到理论层面。
对此为医者必须头脑清楚，这是一种急功近利又缺乏发展后劲的做法。它最大的弊病就是“废医存药”——抛弃《黄帝内经》理论、忽视《伤寒论》学理而单纯地追求所谓“方证对应”，从根本上背离了张仲景著书的初衷。
可以想象，对于一些疑难病症的探索，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尿毒症、老年痴呆症、肝硬化腹水，还有乙肝、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如果不深入探讨伤寒学理的理论框架，不深悟“精究方术”“宿尚方术”的底蕴，不研究五运六气，不晓得“神机”“气立”，更不明了张仲景的“时相辨证”体系，仅仅局限于一个“方证对应”（我认为这是维持一般疗效的较低水平的循环），那么对上述顽症的攻关将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医的“辨证论治”（融学理、经验、思辨、悟性于一体），只有实实在在地与《伤寒杂病论》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才能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进而逐一攻克包括肿瘤在内的疑难急危重症。
重温《千金要方》，孙思邈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讲了医道的传承：“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俶落，万物淳朴，无得而称。燧人氏出，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画八卦。立庖厨，滋味既兴……大圣神农氏，悯黎元之多疾，遂尝百药以救疗之，犹未尽善。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岐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究义理，以为经论，故后世可得，依而畅焉。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
当今中医药文化在传承方面的衰落，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进行深刻反思，摒弃浮华作风，静下心来扎扎实实重温经典，“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实在是太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