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医易学派”何以能成立
学派是指同一学科中由于观点、学说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1]。有学者总结学派的形成，主要有三种途径，即师承、地域和问题。因出于同一师门而学术观点相同，可称为“师承性学派”；因出生或工作在同一个地域，导致学术观点相同，可称为“地域性学派”；因研究同一个问题，其研究旨趣、方法相同而导致学术观点相同，则为“问题性学派”[2]。可见，学派的划分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学术观点一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师承在学派的划分中只起到提示学术渊源和明确各家之间关系的作用。因此，师承不是学派成立的必要因素，只是有助于学说的认同而已。
医易学派是以易理阐发医理，以易学会通医学的派别，属于问题性学派。医易学派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医易会通、援易入医。“医”指中医学理论，“易”指易学原理，“会通”也可写作“汇通”，有交会、融通之义。医家将易学的原理、象数有意加入到医学理论的建构中，形成医易融通的理论框架和象数思维方式。
医易学派，自《黄帝内经》奠定格局，隋唐以后，医家有意援易入医。各时期的医易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隋代杨上善，唐代孙思邈、王冰，金元时代刘完素、朱丹溪，明代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清代陈修园、黄元御，近代唐容川、恽铁樵、彭子益。
纵观医易学派的历史，有四个特色鲜明的时期，即汉代、唐代、明代、近代。汉代医学得益于《周易》原典，唐代医学得益于汉易的兴盛，明代医学得益于宋代图书易学的兴起，近代的先兴后衰则是时局所致。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医学的冲击，近代医易学派始终恪守“阴阳、五行、六气”等传统中医理论，始终坚持中医理论体系的独立完整。他们从易学探寻中医存在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医，成为捍卫传统中医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与时代主流思潮格格不入，近代医易学派最终渐渐隐没。
新中国成立后，与传统思维方式渐行渐远的中医，尽管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却在发展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因此，坚守中医传统思维方式、坚守医易经典理论，找回那份迷失的自性和勇气，已是势在必行。在此大势下，重新审视近代医易学派走过的坎坷之路，显得尤为必要。
二、“医易同源”是否成立
“易”与“医”是否同源?是否存在实质性的会通关系?这是“医易”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元问题。如果两者并不“同源”或无“会通”之处，那么该研究则毫无意义。围绕此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意见。
反对派认为，中医与《周易》并无关系。“医易同源”为“凭虚空论”，“无补于治疗”。“医学理论与易无关”。对“医易同源”的另一命题———“医源于易”，反对派认为《易经》《易传》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之后，直到隋唐以前，在长达1600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拙著《易学与中医》(中国书店，1999年)从实践活动、文字引用、思维方式三个层面进行考察，证明医与易的同源与会通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的。
《周易》分为经文《易经》和传文《易传》两大部分。《易经》成书于西周前期，《易传》成书于战国时代，《黄帝内经》成书于两汉中期，《素问》“运气”七篇大论则成书于唐代。《黄帝内经》有直接引用《易传》的话。中医的理论思维来源于“阴阳五行”。
“阴阳”来源于《易经》。《易经》原文虽没有出现“阴阳”二字，但阴爻、阳爻两个符号所蕴含的阴阳意义，却是不可否定的。有人说阴阳学说不是哪一个学派或哪一个学科的专利，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道家、阴阳家、医家、兵家都讲阴阳。这种说法没有搞清楚“阴阳”的源头，“阴阳”观念的起源是阴爻、阳爻两个符号，阴阳符号早于“阴阳”文字，从现存文献看，《易经》是阴阳符号的最早记载者。而《易经》六十四卦的卦名中有很多阴阳相对的卦名。无疑《易经》是“阴阳”思想的早期形式，它诱发了阴阳学说的发展和完善。而《易传》则是阴阳学说的集大成者。《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天下》也说:“《易》以道阴阳。”显然，“易道”被明确概况为“阴阳之道”，阴阳的相推、相荡、相摩、进退、消长、盈虚、反覆、变化……被看成是宇宙运动及其构成的基本动因和规律。阴阳理论是《周易》思想原理的核心。从《易经》到《易传》的过程，可以看成是阴阳学说形成、发展与成熟的过程。《黄帝内经》借助《周易》阴阳学说，将零散的医疗经验整合为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周易》阴阳理论起到了方法论的作用。
也有人说，《周易》和中医虽都讲阴阳，但中医讲三阴三阳，《周易》只讲二阴二阳，两者是不同的。这一说法也是不妥的，《周易》虽然采用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但隐含一分为三的思想。如八卦是阴阳两爻的三次组合，六十四卦是阴阳两爻的六次组合，《易传》也强调:“易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可见，中医的三阴三阳学说是对《周易》为代表的西周乃至春秋时期阴阳学说的发展。
再说“五行”。很多人认为，最早提“五行”的文献不是《周易》，而是《尚书》，《周易》只讲“阴阳”不讲“五行”。我们认为不然。通行本《周易》中虽未见五行，但帛书本《周易》至少四次提到五行，不仅以五行解《易》，而且出现了阴阳与五行相结合的倾向。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周易》。其中《易传》有六篇即《二三子》《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有三次提到“五行”一词，即《二三子》提到两次，《易之义》提到一次。此外，《要》提到“水火金土木”一次。
《二三子》第十二行:“圣人之立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困。”第十九行:“囚德也天道始，必顺五行，其孙贵而宗不屃(?灭)。”
《易之义》十三行:“子曰:五行□□□□□□□□□□□□用，不可学者也，唯其人而已矣。”
《要》二十一行:“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
《二三子》与《要》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不同于通行本的另一《易传》传本。《二三子》中的“理顺五行”“必顺五行”前面各有“尊天而敬众”“与天道始”，显然“五行”是就天道、人道而言的，《易之义》虽阙字过多，但从后句“不可学者也，唯其人而已矣”，似可推测也是言天人之道的。这也正体现了这两篇“顺天应人”的思想，其中的“五行”就是《要》篇中的“水火金木土”，而不是从文中抽取出来的“天地民神时”。值得注意的是，帛书《易》已开始出现以“五行”解《易》的倾向。这种阴阳、五行、卦爻结合的论理和思维方式对汉代象数易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易学家最终成为汉以后中国学术史上阴阳五行学说的主要阐发者。
此外，通行本《易传》，虽然没有明言“五行”，但不能说没有五行的丝毫影响。如《系辞传》言“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表明以“五”为贵的思想。再譬如《说卦传》在阐述八卦的取象时说:“乾为金”“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已经明言这四卦的五行属性，至于其他四卦也隐含了五行属性，如“坤为地”“艮为山”，“地”“山”皆属“土”；“兑为毁折，为刚卤”，隐含具有“金”的属性；“震为决躁，为蕃鲜”，隐含具有“木”的属性。另《说卦传》还将八卦做了八方的方位规定，从文献上考察，“五方”观念是“五行”的源头之一，五方早期即有了五行的规定性，由此推测，八卦依据其方位也可确立其五行属性。
难怪司马迁明确指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否定《周易》与五行的关系是草率的，否定“医易同源”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周易》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为《黄帝内经》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医易会通”的交点在哪里
我认为，医易会通的交点只能是在深层次的思维方法层面，这就是象数思维方法。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体系和以《易经》为代表的易学理论都采用了一种象数思维———取象、运数的思维方法，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这种思维方法通过《周易》特定的逻辑体系表现出来，它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外延型逻辑相反，不是以属性来划定指谓对象的范围界限，而是“取象比类”，从总体上、从运动过程中来把握指谓对象的特质，因而形成的概念范畴的外延边界是模糊的、有弹性的。在思维过程中以“象数”为工具(以“象”为主，“数”从属于“象”)，只要是功能关系、动态特性、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就归为同“类”，世界万事万物都被划归有限的几类“象”中。
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与“象数”思维的模型、范式紧密联系。医易象数思维模型由太极、阴阳、八卦、河图、洛书、五行、干支……多个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同质、同构的关系，可以互换、互通，共同组成统一的、简单的太极象数大系统。这个模型是中国传统的宇宙模型、人体模型，即“天人合一”的模型。归纳医易象数模型主要有:
1.阴阳模型 这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人体的组织结构、五脏六腑、经络、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辨证、治疗原则、治疗方法、药物性能等都离不开这个模型。
2.五行模型 主要用以人体的生理及病理。在五行模型里，五脏是中心，五官、五体、五志、五声、五方、五味、五色、五时、五化等纳入其中。以五行的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生理联系，相乘相侮说明脏腑之间的病理传变。
3.河洛卦象模型 可看成是五行的数理模型和方位模型。《灵枢·九宫八风》将洛书八卦与脏腑配合，《素问·金匮真言论》“八、七、五、九、六”等五脏之“数”，为河图中的五行成数。“左肝右肺”遵循后天八卦方位模型。十二经络与六爻模型有关。运气学说与河洛数理相联系。
医易象数模型具有偏重整体全息、动态功能、关系实在、直觉体悟的思维特征。
中医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中医将人看成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可以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身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
这和西医走的路子是不同的。西医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认为认识人体生命必须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从古希腊的四体液学说、19世纪初的细胞学说，直至当代分子生物医学，对生命的认识已进入了分子水平。然而传统西医过分注重生命的纵向、微观探讨，忽视生命的横向、宏观、整体的把握，隔离了人体原有的动态联系，削弱了生命系统的整体功能，因而并没有全面地认识生命。
而中医遵从中国的“元气论”“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数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带有较大的“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医易”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四、“医易会通”研究有无现实意义
有学者对医易研究能促进中医未来发展表示怀疑，认为“用《周易》去识中医，只能给本来面目又涂上一层油彩”。我们认为医易研究在思维模式、理论构架意义上是有现实意义的，无论是在形而上层面、还是在形而下层面，对象数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的研究，都是必要的。中医思维来源于《易经》的象数思维，从《易经》象数思维入手，可以认清中医的本来面目，认清中医的本质。
“医易会通”研究是中医理论研究、中医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医未来应该怎样发展?中医能否与西医有机结合从而逐步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在形而下层面是很好解决的，现在病人得了病往往中西药都吃，医生诊断病人往往中西医方法都用，这不过是形而下层面的中西医结合。而在形而上层面，中医讲整体、综合，西医讲具体、分析；中医讲动态、功能，西医讲静态、结构；中医讲直觉、体悟，西医讲实证、实测。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两者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结合。
如果仅从理论上说，那就是在继续把握中医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分而言之，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当然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最佳配置与调节，绝非一件易事，它需要医学界(包括中西医)及多学科的学者长期、艰苦的摸索。而探讨医易象数思维方法，有助于厘清中医与西医的思维差异，有助于促进中医与西医的有机结合。
易学象数思维方式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等人体外因素统统归纳在其中，形成一个以人体为中心、涵括宇宙万物的太极巨系统，其中人是一个小太极，宇宙是一个大太极，在这个太极巨系统中，宏观与微观统一在一起，宇宙和人统一在一起。如《周易参同契》直接借助《周易》卦爻象数，将人体真气运行与日月运行、晦明朔望、旦夕昼夜、天文律历等相配合，卦爻象数成为人体真气(内丹)运行火候(程序)的形象表述。采用易学思维方法的中医学，不仅是一门以太极象数模式为基础的整体动态医学，而且也是一门统括天地人的宏观宇宙学。中医以象数思维模型为基础，建立藏象经络的生理学模式，阴阳失调、邪正盛衰的病理学模式，八纲辨证、六经辨证的诊断学模式，调和阴阳的治疗学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医易研究中应高度重视一个问题，即千万不要将对象数模式的研究代替对人体生理病理的研究。换言之，不要将对工具的研究代替对自身内质的研究。对医易研究的意义既不可盲目拔高，同时也不宜轻易否定，它毕竟是中医求源、求质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它对中医“现代化”研究、对中西科技文化的融合发展，将起到重要的启迪、借鉴作用。
当今社会，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分析科学、实证科学受到了挑战。17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方近现代科学不能揭示自然与人的统一。追求宇宙的简单性、统一性，追求宇宙最终极、最精致的“美”，是无数西方科学家倾注心血而终未成功的遗愿。然而，构成现代物理学两大支柱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没有提供物理学自身的统一及其与生命科学相统一的完整体系。
当人们经过长期的探索之后，西方有识之士将目光转移到了东方———中国，普里高津和哈肯两大学派已指出其科学方法论取向与中国传统的一致性；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年)将毕生精力用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对《周易参同契》尤为钦佩；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卡普拉(K.Capra)认为易卦符号是一套宇宙原型。
代表中国科学文化传统的易学与中医学从一开始就以追求宇宙－人体“至简至易”的统一结构运动规律为终极目的，以大宇宙天地和小宇宙人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日、月、地三体的空间分布及周期运动规律，宇宙六维时空与人的统一场、宇宙与人的生命本质结构及变易规律、人体能量运行与转换规律……
易学和中医学研究很可能成为解决未来科学“统一性”的起点，易学与中医学所采用的天地人合一的系统方法论很可能是探讨宇宙－人体“统一性”规律的根本方法，很可能“将引发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钱学森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易研究直接关系到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现代价值的重新确认，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自信心的重新确定。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1429
[2]杨华，传统学术中的学派.光明日报，2007－09－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