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汉社会与佛教的传入

西汉和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朝代。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汉王朝，自其初始便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等推动社会前进的政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疆域的扩展都有空前的成就；在前后400年中，树立起中国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上的泱泱大国风范。

两汉是奠定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关键性时期，并预示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的高度发展，注定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达到其他国度始终未能企及的水平。

两汉王朝在空前辽阔的国土上，为我们写下了辉煌的历史篇章，佛教的传入，是应运而生的产物。不可设想，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度，会在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世纪以后，楔进被另一个思想体系所控制的宗教来，并且很快得到自上而下的响应，在跨入国境不久便能与儒学、道家分庭抗礼，继而又互相影响，互相糅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地生存了2000多年，也辩论了2000多年，或者说对立了2000多年。不可否认的是，2000多年来佛教的变化和发展是明显的。

如果没有西汉初期的打匈奴、通西域，就不会有丝绸之路，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佛教的西来通道，这也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的交换。当然，跟随丝绸之路所带回的，又绝不仅仅是佛教这一精神财富。

佛教传入的时期是两汉更替之际，应是政治动荡年代带来的机遇。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两位人物，东汉明帝刘庄和他的兄弟楚王刘英，也是一对政敌。刘英后来以谋反的罪名被迁徙而自杀。他的死，曾使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信息中断80年之久。佛教思想体系的精髓，修行实践的内容、形式，或许正符合了当时沉浮在政局中人物的需要。这一点，在后世就表现得更为具体。许多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骄子在失败以后，往往遁入空门，息影山林，这也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皇室、贵族，而后逐渐播扬于民间的一个政治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习惯上认为是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年（67），那年蔡愔等取经回国，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天竺高僧被迎至洛阳建白马寺。但是，佛教传入的时间有可能更早，赵朴初居士在《白马寺》一诗中云：“四海重一马，千秋护两坟。若教梼杌在，应记楚桑门。”“一马”指白马寺，“两坟”指寺内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的两座坟墓，《梼杌》是一部与鲁国《春秋》并称，但已失传的楚国史书，“桑门”即“沙门”。这首诗透露出南方的佛教传入是否应比两汉之际更早的推测。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过原始佛教时期和部派佛教时期，接着是大乘教派的流行。经过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的崇信与倡导，佛教开始迈出古印度国门，逐渐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原始佛教的上座部在东南亚弘播流行，被称之为南传佛教，至今仍有国家尊奉为国教，特别是13世纪以后，由于印度佛教受到伊斯兰势力的侵略和破坏，逐步式微而消亡，后来印度佛教于19世纪末开始的复兴，正是由南传国度的教派反馈而得以重接香火，可是南传佛教这一支却被大乘教派贬称为小乘。大乘和小乘，是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教义和修行目的的不同追求而产生的。应该说，大乘佛教是佛教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更为彻底的宗教化了的宗教。用“大乘”“小乘”来区分，只是形象化的比喻，“乘”是梵文Yana的译意，音译为“衍那”，有“乘载”或“道路”的含义。大乘的教义，就如一条巨大的舟乘，能乘载更多的众生到达解脱生死的彼岸，而成就佛果。小乘则不然，它视佛陀为大彻大悟的导师，是佛教的领袖，没有大乘思想那般将释迦牟尼完全神化。小乘佛教所修行的最高境界仅仅是达到罗汉而已。但是，遵循基本教义的上座部不承认这些，强加给他们以“小乘”这个带有贬义的头衔，并使用“南传上座部佛教”来区分其与大乘佛教的差别。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只有云南傣族地区是南传上座教派。西藏的佛教源于密宗，密宗是大乘教与印度教结合的产物，传入西藏以后又和西藏固有的民间宗教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藏密。

历史上，一个伟人的诞生，往往伴随着超人出世的美丽神话。释迦牟尼的诞生，自其母亲摩耶夫人梦见太子骑白象入胎开始，便充满了幻想、神奇和不可思议的神话色彩。今天我们虽然不能从古印度的原文来欣赏那些描写这些传说的绮丽词句，但是翻译成汉语的有关经典赞诵，其文学的成就也绝不亚于古代相类似的文学精品。佛教传入中国，也是缘于一个广为流传的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传说汉明帝刘庄梦见一个放光金人在殿前飞绕，醒来便召集群臣，问是何神。有一个叫傅毅的人告诉明帝，西方有个得道者被称作“佛”，身有日光，能飞行虚空，你梦见的应该就是佛。因此，汉明帝就派出寻求佛法的使臣，在大月氏抄回《四十二章经》。这个故事，发生在永平七年（64），到永平十年（67）蔡愔等求法使臣回到洛阳，并迎来了西域佛子迦叶摩腾、竺法兰，第二年建白马寺，供其居住。

佛教进入中国之时，正值两汉之际，中国社会正流行黄老之学，并盛行于宫中。关于“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系老子。这是始于战国而盛行于西汉，以道家思想为依托的政治和哲学流派，并不构成宗教的规模，特别是设像祭祀的仪轨。《后汉书》上有东汉楚王刘英祭祀黄老的记载，而且参加祭祀的还有不出家的佛教信徒居士和出家的佛教信徒沙门。汉桓帝刘志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祀”，已然是将黄老与佛并祀于华盖之下了。这些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初始信息表明，当时已经将外来的宗教在不同的程度上加以汉化了。他们对外来宗教作了中国人自己的解释，寻找他们的共同之处、相近之处并加以接受的，如“清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等理论和实践，在佛教传入之前已经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所以，当时甚至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佛教反而是中国人老子到西方所创立的了。此说虽然无据，但却有因。中医学阴阳五行的理论，源于道家学派对中国传统世界观的总结和阐扬。阴阳五行学说，还指导和影响了中华古代文化的诸多领域。传入中国的佛教，其理论与实践之所以也对中华文化产生过许多影响，应该说，是和中国固有文化一开始就在朦胧中进行了某种形式上的交融有关。同时也要看到，道家面对外来宗教思想的楔入，表现出了强烈的排异性。佛道两家从此冲突不断。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当中，它们的影响力始终没有超越儒家，更不可能超越皇权，像南传上座佛教那样成为不少国家的国教。尽管在尚未统一的割据年代里，某些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也提倡过“人王即法王”类似政教合一的主张，但都是局部和短暂的。相反，由于佛教势力的膨胀，历代迭兴灭佛风波，后来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就是中国佛教在历史上掀起的最大波澜。

两汉之际，当佛教传入中国立定足跟以后，其所独有的教理、教义，伴随着远方国度的世俗风情和百工技艺，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两千年之久的重要角色。佛陀金光闪闪的丈六之身，已不需要和老子的图像放在一处，而从宫廷的华盖之下，走向华夏山河的广阔天地，也走进累世向皇帝缴纳钱粮赋税的寻常百姓之家。精神的空虚，物质的贫乏，既得利益的维护，对获取成功的追求，生离死别的凄怆，病痛老苦的惨淡……通通都寄托在佛陀所创树的解脱之中。人生的一切矛盾，在往生极乐天国的无限光明中，都将不复存在。道家所构想的海上仙山琼阁，却没有佛国天堂那般美好。道家曾起锚解缆，用人类所打造的舟船去寻觅仙山琼阁，但留下的，却只有至今仍打不清的笔头官司和一个姓徐的方士的碑传而已。道家的炼丹术虽被近世认定为是近代化学的先驱，可因为服食丹药而致命的，仅国君人主就非止一朝一帝。道家的道术往往施以入世的手段而求登仙羽化。儒家则采取最为现实的姿态，不但入世而且公开参政，以伦理纲常解构几千年的封建秩序，从而奠定了君王的统治基础。佛家却教化出世的修行而证果涅槃。释道儒以其互相交错而构筑的精神支柱，撑托起古代中国的大厦，也泾渭分明，纲目有致地形成了自汉唐以来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其中包含着至今仍然自成一家，自立于东方而影响人类健康的中医学。

传入中国境内的佛教，不断地适应中国国情，深奥的佛学经典被大量地翻译成汉文传播，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得以广结胜缘的重要途径。这种语言文字的转换，使汉语中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外来语和表达教义的专用词汇。经典的中国化，不光是念经的和尚梵呗时的读本，而且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领域。人们都难以离开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奥义之书而只读孔孟圣贤之书。佛教经典的翻译传播，是佛教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形式，教理、教义、教史、教律等都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实践修行，也衍化出众多的解释而产生宗派。这些宗派又把遍布全国的寺庙都纳入各自道场，覆盖了中国的城乡与山林。寺内的僧尼，团结寺外一方信众，上至帝后，下至贫民，无不受其影响，向寺庙中的佛祖和高僧大德祈福、祈寿、布施、还愿、占卜求医，不但寄托今生今世，而且希求来生来世。他们皈依高僧大德，把尘世中的苦厄一并消解在晨钟暮鼓、缭绕香烟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佛教成为中华大地上儒道都不能替代的一门宗教，是芸芸众生在苦海之上的一叶希望之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