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文化一直作为主干，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久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医学以其切合民生日用的特性，与兵、农、艺一起，被列为中国四大实用文化之一。本书旨在探讨儒学与中医学这两种文化的关系。那么首先就要对什么是“儒家文化”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儒家文化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时又被称作“儒家文明”。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说，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指某种思想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及组织机构。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中，文明与文化几乎是同义语。

研究儒家文化，和讨论任何一种文化一样，需要分清它的层次或结构。关于儒家文化的层次或结构，学者们有过精辟的论述。如李泽厚先生将之概括为以实用（践）理性为特征，集血缘、心理、人道、人性四位一体的思想模式；王沪宁先生认为，儒家文化主要分为民众心理潜层的积淀、社会生活规范的总和及儒家学说的体系三个层次。他们的观点对我们颇有影响，本书即以儒学体系为核心，以社会规范和心理积淀为内容，结合儒与医关系的特点，分源流、发展、理论、人物、变革5条线索进行阐释。

儒家文化与中医学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从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干这一点而论，它对中医学的作用又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从心理积淀层次讲，其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儒医”这个特殊的传统医生角色类型。从社会规范层次看，情形则比较复杂，因为它本身还包括不同层次。所谓规范，就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做事的方法和行动的蓝图。其中有正式规范，如政治规范、法律规范等；也有非正式规范，如道德、习俗、信仰等。对中医学的影响和渗透似乎是以非正式规范为主，像忠孝事亲的道德观念对传统老年医学的影响，以修身为本的内省学说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渗透等，都是儒家规范文化在中医学领域的体现。而儒家学说这个核心层次对中医学的作用，更是庞杂错综，难以确论。

儒家学说有它自己的哲学思想基础。从学院式的哲学视角出发，简单地将儒学等同于政治伦理学，抹杀其哲学内涵，是不能成立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从这种哲学史观来看儒家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或者是哲学的人学，即西方所谓的“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儒学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的问题上，通过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提出了一整套以仁学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仁有两个意思，仁爱的“仁”和人禽之辨的人，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可以互相解析的。“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学对人性、人道、人生价值、人际关系、人格的独立平等和尊严及宇宙本体、天人关系、求知之论、为学之方等都进行了独到的探索。这样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宽广的思想体系，对中医学的影响作用之深远和全面，是中华文化里的其他分支所不能企及的。

梳理儒学与医学两大学术思想体系之间浩繁纷杂的关系，实有赖于新一代的专业史学家们。本书仅从医学的若干角度理出几条历史粗线，加以分析展开。关于本书的写作，还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是对儒家文化及其与医学关系的研究，主要从现存典籍入手。即论述的着眼点是放在“传统文化”上，而非“文化传统”上。这两者的区别，正如汤一介先生所分析的，“传统文化”指已经过去了的文化，它早已退出社会舞台和交往领域，只存在于典籍中，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文化传统”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它作为现实文化的组成部分，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一个动态的流向。本书力求遵循对传统文化既予尊重又予分析的研究态度，但写作的主旨并不是将传统文化还原为只作客体的叙述，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做出主体的评价，也就是说，尽量做到有历史感。这个历史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儒家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要历史地去观察其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还应以今天获致的思想发展观点，去阐释和思考两者的价值取向。换言之，本书不是以静态的观点去观照历史，而是用动态的观点加以剖视；不是传统文化的再现，而是在剖析中透视着它与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相适应的和不相适应的层次，在不相适应的层次上，告知它必须有所剔除或增益的缘由。

二是关于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医学的关系，本书仅在末章做了概述与展望而未展开探讨。除了上边谈到的原因，即在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历史剖析评价中，已对现实有所观照外，还由于儒家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中，仅仅是以文化心理、社会道德、风俗习惯及被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同化形式表现出来。在“儒教中国”已经解体消亡的情况下，它对现代中医学特别是中青年医生的影响有限；而且它对中医学现代发展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不是以单独或孤立的纯粹形态实现，而多呈示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交融的混合形态。

三是近来有学者提出“道家文化主干说”，但我们在本书中仍坚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或主干。首先，从历史上看，儒家文化在中国历代社会、政治和伦理生活里，起着别的任何学派都无法比拟的作用，因而容易被人们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次，从比较不同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而论，以儒释道为例。佛教文化作为外来的宗教信仰，吸收了古代印度医药的某些内容，形成佛教医方明，是佛教“五明”（内、因、工巧、声、医方明）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它传入中华大地后，对中医学体系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影响。道教文化是唯一根植于中国的民族宗教，对中医学的影响很大。早期老庄哲学的认识论、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在中医学理论的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道教徒的炼丹服饵对药物学和传统健身术的发展，也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中医药学的宝库。但是，如果从认知文化和规范文化的宏观社会学角度来透视中医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伦理、诊疗、思维模式及其医疗角色类型，就可以发现儒家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不是局部、单一的，而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是道教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倘若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出发，中华文化实际上应当被看作是不同学术流派思想观点的相互融合、共同创造。正像由老庄所完善发展起来的认识论等哲学思想在战国以后的学术发展中，已不再是道家独有的传统，而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特质的一部分，在中华文化史上不断影响着历代思想家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思考那样，儒家文化也不是一个凝固的原型。孔子以后，儒门多杂，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一以贯之、单一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本身就是在吞吐百家、多派争鸣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的某些特点如中庸之道、求实精神、崇尚统一，已经衍化为中华文化的共同特点。事实上，真正有杰出成就的医学家，在哲学思想上也都不是单纯地接受一家之说，而是能够摒弃偏见地广采博取。今人也唯有具备如此宽厚的学术襟怀，才能在研究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而努力熔铸已有的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创造出自己时代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