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你好:了解自我、改变人生的人际沟通分析(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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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弗洛伊德、潘菲尔德和伯恩

我矛盾,我豁达,我包容众多。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人性的认识有一点始终一致:即人具有多面性。多数情况下,人类的本性被描述成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常常以神学、哲学和宗教学的形式表达出来。通常人性被视为一种矛盾和冲突:即善良与邪恶的冲突、高尚与卑鄙的冲突以及内在和外在的冲突等。萨莫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说:“很多次,当我仔细观察自己性格的各个部分时感到非常困惑,我认识到我由好几个人组成,有时其中一个占了上风,但马上其位置又被另一个所取代。但真正的我到底是哪一个?全是,抑或全不是?”

很显然,一个人一生都在渴望和追求美德,但这种美德是由他自己来理解和解释的。例如,摩西将美德比作崇高的正义,柏拉图将美德看作智慧,耶稣则将美德的核心视为爱。但不管怎么理解,他们一致公认,美德一直被人类本性中的某种特性所破坏,而这种特性又与其他特性处于斗争的状态。那么,这些特性都是什么呢?

20世纪初,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历史舞台上露面后,这个谜才通过全新的科学调查方法得以揭晓。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相互冲突的成分存在于无意识中”的理论,他把这些成分命名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超我被视为具有约束力且位于本我(本能驱动力)之上的控制力量,而自我则充当协调者的角色,它要摆脱欲望冲动并协调超我与本我的关系。

我们应该深深感谢弗洛伊德艰苦且具有开创性的努力,正是在他所创立的理论基础之上,我们今天才能提出自己的学说。多年来,尽管学者们和临床实践者一直对他的理论进行详细阐述、系统化和补充,然而,那个“内在的人”仍然模糊不清,似乎上百本布满灰尘的著作和心理分析师的解释并没有对这个他们所描述的人给予充足的说明。

当一部名为《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的电影快放映结束时,我来到电影院的大厅,耳边听到众多刚看过此片的观众的看法:“我快累死了”“要不是想逃离开家,我才不会来看电影”“为什么给我们看这样的片子?”“我无法理解这个片子,大概只有心理学家才懂”。我得到的印象是许多观众离开电影院时,对电影中真正讲述的内容感到非常困惑,他们肯定知道这部电影在传递某种信息,但他们无法发现任何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内容,也无法将自己从生活中的各种负担中解放出来。

我们今天还对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些阐述印象深刻,例如,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定义为“一种将心理活动简化为内驱力与抑制力相互作用的心理动力分析”,这样的定义和数不清的解释可能对专业精神分析师有用,但对那些心理受到伤害的人而言,这样的定义对他们有多大作用?乔治和马赛在爱德华·阿尔比(Edwad Albee)的剧中运用了炽热、奔放的短句,这些句子描述到位且切中要害。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治疗师,我们能否在与乔治和马赛交谈时做到准确且切中要害,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他们怎么会受伤?我们能否做到说一些既真实又对他们有帮助的话,并让他们理解?“说英语!我根本听不懂你所说的”,人们对心理学界所谓的专家持有上述态度并不稀奇,反复使用深奥的术语解释晦涩难懂的心理分析术语更让人无法理解。结果,人们对那些冗长的概念只好望洋兴叹,对心理学只能做出肤浅的评论:“好了,不就是老一套吗?”人们始终无法理解其中的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人们与心理学疏远的一个原因在于专业化和大众沟通之间存在差距,由此拉大了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之间的鸿沟。如果太空属于宇航员,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属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立法属于议员,那么,我们是否该让一个孩子专门从事神学呢?尽管这种发展的差距可以理解,但失去公众的理解和不沟通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必须设计一些方法促使语言交流跟上科学研究发展的步伐。

在数学领域,对此两难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发展“新型数学”。今天,在美国的小学中已开始教授这种数学。在进行数学思想的交流时,新型数学并没有提供新的计算方式,但它不仅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还对“为什么”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这样,令人兴奋的登月和使用计算机不再只是科学家的权力,而成为学生们能够接受的一种综合知识形式。数学并不是什么新的学科,但这种讲授的方式则令人耳目一新。如果我们仍沿袭古巴比伦人、玛雅人、古埃及人或古罗马人的数学体系,我们就是固步自封。为满足使用数学的渴望,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使数学概念更系统化的方法,今天这种新型数学仍在创造性地发展之中。我们认同并感谢早期数学理论体系中所蕴含的创造性思想,但不能让那些已经落伍的方法阻碍今天的发展。

这就是我对人际沟通分析理论所持的立场,我尊重早期精神分析理论家所付出的努力,但我希望在本书中以全新的方式阐述那些旧观点,并清楚地表达新观点,我并非敌视或恶意攻击以前精神分析理论家所做的工作,而是试图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旧的方法已不再那么适用。

从前,一个老农夫在乡村小道上修补一把生锈的耙子,一个热情的年轻人向他走来。小伙子在大学修理部工作,正在周围农村推销一本有关土壤保护和新型耕种技术的书。一番寒暄之后,小伙子问农夫是否会买书,农夫回答:“孩子,我种庄稼所用的知识不到我所知道的一半”。

本书的目的不仅在于介绍新的理论和观点,而且会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无法生活得像他们所知道的那样好。人们可能知道专家在讲到人类行为时会滔滔不绝,但这些知识不见得会对他们的宿醉问题、破裂的婚姻和任性的孩子有所帮助。他们可能会转向寻求“亲爱的艾比”的帮助,或者心甘情愿地扮演听任摆布的“小人物”。难道没有一种事物与人类的行为动力有着深远又简单的关系,从而帮助人们为老问题找到新答案吗?我们能否找到与此相关的可靠又有益的知识呢?

由于我们仍对大脑如何储存记忆知之甚少,也不了解过去的记忆如何得到唤起并产生出今天生活中的暴虐和财富,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答案仍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