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四种心理地位

真情中的悲伤是正常的，反映了童年纯真人性的诚实和质朴。

——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在生命早期的几年里，每个孩子都会认为“我不好”，在他们看来，父母是“好的”。孩子终生都在试图了解自我和他所生存的世界，而该观点是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我不好—你好”这种心理地位是孩子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想法，它被永久地记录在孩子的头脑中，并影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由于它只是一种态度，因此可以被新的态度所取代，但首先我们得理解它的含义。

为了说明这种观点，在本章前半部分，我要先谈谈新生儿、婴儿和成长中的孩子在语言出现前后的情况。许多人坚持认为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因此不会出现“我不好—你好”的态度。但我坚信，尽管他们拥有“快乐的童年”，但每一个孩子仍会出现以上的观点。首先，我要解释婴儿出生时的情境，并通过证据说明每个人的出生乃至婴儿时期的生活都会被记录下来，尽管他们可能在意识上已不记得上述事情。

这里，我们要再次重复潘菲尔德的主张，他认为人脑具有三大功能：（1）记录；（2）回忆；（3）再体验。尽管我们无法回忆起生命初期的记忆，但有证据显示，我们可以用复原新生儿情绪状态的方式重温早期的经验。婴儿没有语言能力，他们的反应局限在感觉、情绪和模糊的幻想中，只能通过哭泣或身体动作表达不快或舒服的感觉。尽管婴儿无法说出自己的感觉和幻想，但它们仍会被记录在大脑中，并偶尔会在以后的梦中重现。

例如，一个患者报告她的一生重复做同一个梦。每次做梦，她都会在极度的恐惧中惊醒，心跳加快，呼吸沉重。她试图描述这个梦，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一次，她尝试描述说“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很渺小的斑点，一些巨大的圆形物体包围着我，那些东西就像巨大的螺旋，越来越大，威胁着要吞噬掉我，而我好像被淹没在这些巨大无边的物体中。”尽管她报告自己看到了自我的消逝，极度的恐惧却表明她害怕死亡，即面对死亡时一种本能的生物性反应。

后来她又谈到这个梦，这是一年之后她再度做同样的梦。当时她正在外出旅行，和丈夫在一家环境优雅的餐厅吃午餐。饭店的环境布置得很好，食物却很差。当他们回到旅馆后，她感觉很不舒服，因此她便躺下来小憩片刻。她睡着了，入睡后不久，就被噩梦惊醒，同时感到剧烈的胃痛，“疼得几乎直不起腰来”。当时并没有任何令她焦虑的事情发生，恐怖的梦似乎与她的胃痛有直接的关系。她仍然无法描述这个梦，但却谈到了另一种感觉——窒息感。

患者母亲的资料有助于我们解释这个噩梦的起源。她的母亲身材高大丰满，用乳汁喂养孩子，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吃东西来解决。在母亲看来，“照顾得好”的孩子就是“吃得好”的孩子。同时，母亲还是一个争强好胜且支配欲很强的女人。由于患者无法描述梦的内容，我们推论（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梦魇产生于孩子开始说话之前，而胃痛则与早期的进食经历有关。一种可能是，当患者还是婴儿时，当她已经吃得很饱或很满足不想再吃的时候，母亲坚持要她再多吃一些（这通常发生在孩子要求自己吃饭之前，母亲说：吃饱些，免得挨饿），因此出现了如梦中的昏昏欲睡、窒息和胃痛的感觉。梦的内容再现了她对婴儿时期处境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小斑点，被母亲巨大的圆形乳房或高大身躯所淹没。

这种梦支持了以下的假设：人类最初的生活体验，尽管无法用语言形容，但仍被记录下来并在今天重现。同时，早至出生时期的体验也被记录下来，并保存了过去曾经获得的信息。婴儿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最初出于本能，但不久就成为条件性或习得性的体验。例如，他会学习望向母亲脚步声传来的方向。如果所有的体验和情感都被记录在大脑中，那么今天我们在特定情境下感觉到的极度恐慌、愤怒和害怕，只不过是婴儿期所有感觉的再体验而已，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录音带的重播。

欲进一步理解，我们需要了解婴儿发展的情形。在图7中，横线代表从开始怀孕到5岁这段时间。第一阶段为怀孕到自然分娩之间的9个月，这是个体体验到的最完善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方式属于与母亲共生的亲密状态。

图7　个体从胚胎到5岁的不同分娩

接着是自然分娩，胎儿弱小的躯体在短短的数小时内被推出母体之外，来到一个与母体反差巨大的新环境中。他完全暴露在陌生和令人极度恐惧的寒冷、粗糙、压力和噪声中，感到毫无支持、光亮、被隔离和被遗弃。在瞬间，婴儿的脐带被剪断，他与母体分离，从此再无共生关系的存在。许多出生创伤理论都假设，婴儿在分娩时产生的各种情绪都以某种方式记录在大脑中。很多人在极度压力之下都会做“下水道”之类的梦，这种情况支持了该假设的合理性。一个患者描述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被人从平静的水中抛到排水沟或下水道中，他还体验到加速度和压迫感，患幽闭恐怖症的人通常会有这种感觉。婴儿被铺天盖地的不愉快的刺激包围着，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情绪即成为将来所有焦虑的来源。[1]

很快，婴儿迎来了拯救者，有人将他抱起来，包在温暖的毯子里，搂在怀里，并接受舒适的“安抚”，这个阶段称为心理分娩（见图7）。这些信息告诉婴儿，子宫外面的生活并非完全都是坏的，这种与母体亲密关系的恢复，点燃了婴儿生存的意志。轻抚或亲昵的身体接触，是婴儿存活下来的根本。没有它，婴儿将会死去，不是肉体死亡，就是心理死亡。一种被称为消瘦的身体死亡，常常发生在孤儿院的孩子身上，这些孩子被剥夺了早期的爱抚，除了缺乏这些最基本的刺激外，找不出其他生理的原因解释这种死亡的发生。

这种时有时无的痛苦经验，常常使婴儿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生命的最初两年中，婴儿还没有掌握思维工具——语言，因此无法解释自己在世界上的不确定性地位。但是，婴儿持续地记录与他人交往时产生的情感，主要是与母亲的交往，这些情感与婴儿是否获得安抚直接相关。无论是谁，只要给予安抚就行。婴儿对自我的评价没有把握，因为好的感觉总是很短暂，通常会被不好的感觉所取代。最后，不确定性使他相信“我不好”。但是，到底在何时，儿童形成最后的“我不好，你好”的结论呢？

在对婴儿和幼儿进行详细的观察后，皮亚杰认为婴儿在出生几个月后就开始发展因果关系（事物的前后联系），两岁时便完全认识因果关系。[2]也就是说，那些混乱的信息开始有秩序地以某种形式累积起来，从而使婴儿出现非言语的态度和结论成为可能。皮亚杰说：“在人生最初的两年里，随着感知运动思维的发展以及对宇宙万物相关联的解释，导致一种接近理性思维的平衡状态的出现。”我认为，这种平衡状态在两岁末列三岁期间已非常明显，是儿童对自己和他人看法的产物，即心理地位。一旦心理地位得以确定，儿童便产生了具体的努力方向以及预测未来的基础。皮亚杰认为，这些早期的智力过程虽然还不能“认识或阐述”真理，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对成功的渴望和对现实的适应：如果我不好—你好，那么我该如何让你这个好人，对我这个坏人好一点儿呢？这种心理地位也许并不令人舒服，但它却是孩子的真实印象，对孩子而言，这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因此，这就是一种平衡状态。孩子心目中的“成人”让他第一次“理解生命的意义”、解决阿德勒所谓的“生活的中心问题”——对他人的态度，同时也解决沙利文所说的“每个人都有永恒的自我态度”问题。

库比就心理地位的发展问题做了精辟的阐述：

做出某种特定的推论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在生命的早期，有时在出生的最初几个月，有时稍晚些时候，经常会建立起一种处于中心位置的情绪地位……临床诊断证明，一旦该情绪地位在早期生活中得以建立，就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会自动地反映到个体以后的生活中。最终这种态度可能成为个人生命中的保护神，也可能是他一生的致命弱点。由于这种心理地位可能建立于婴儿出现言语之前，对大多数婴儿而言出现在他们识别象征符号之前，因此该心理地位可能是影响人类神经症发展过程的最早的因素之一……无论何时，这种情绪地位总是令人痛苦……个体需要终其一生，再次运用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力量与之对抗，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3]

接着，库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心理地位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否会有所改变？我认为会。尽管造成这种心理地位的早期经验无法被擦拭掉，我仍然认为早期的心理地位可以改变，因为凡是已决定的以后都可以被推翻。

人际沟通分析理论把人际交往中可能采取的心理地位分成以下四种：

1.我不好—你好

2.我不好—你不好

3.我好—你不好

4.我好—你好

在开始阐述每种心理地位之前，我要先谈谈我对它们的观察。我认为，在出生后第二年末，有时在第三年，就已经在前三种地位中选中了一种。我不好—你好，这是根据人生第一年经验而产生的最早的暂时性决定。第二年末，这个决定要么更稳固，要么转变到第二种（我不好—你不好）或第三种（我好—你不好）心理地位。一旦某种心理地位得以建立，儿童就会始终坚持他所选择的心理地位并终生受其支配。这种心理地位将伴随他的一生，除非后来他有意识地将之改变成第四种地位。通常人们不会反复地改变他们的心理地位，前三种心理地位的建立完全取决于他们得到安抚与否，这三种地位在婴儿出现言语之前就已建立，它们是结论而不是解释，也不仅仅只是条件反射，它们是皮亚杰所说的认识因果关系过程中的心智活动。换句话说，它们是儿童“成人”信息加工后的产物。

[1] Sigmund Freud，The Problem of Anxiety（New York:Norton，1936）.

[2] Jean Piaget，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New York:Basic Books，1954）.

[3] L.S.Kubie，“The Neurotic Process as the Focus of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analytic Research，”The Fournal of Mental Science，Vol.104，No.435（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