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是改革
文/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外需萎缩
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增长的原因，要先理解全球格局。
打个比方，从前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有10万元资本，300人。穷国有10元资本，3 000人。前者类比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体中间由一道蓝墙隔开，穷国没资本，经济进步缓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拉大。
后来改革开放把那道蓝墙打通了，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 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增加了10块钱，但是却多了3 000人来抢，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 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的麻烦是，劳动者从300人变为3 300人，劳动者的竞争也加强了。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两极分化严重。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蓝领制造业工人、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超过了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中国的产品相对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升上去，这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多数，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事件。
现在的全球格局，发达国家GDP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中国在提高。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升到现在的8 000美元，深圳更是达到25 000美元。反观美国，从1978年的13 500美金升到现在，也才5万美元。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得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
萨缪尔森临死前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现在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开始发生作用了，比如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偏偏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更大。
成本优势减弱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的产品，成本低要价就低。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变化，最近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但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需要组织，而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而有了体制改革，才有后面环环相扣的故事。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2002年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后来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主要是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时期。我们的GDP增长了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了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涨了18.8倍了，法定要交的社保和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这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经济下行时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大帽子，但小绳索挺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那么如何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和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一个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特的东西。
而想赢得竞争，要么成本比对手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产品。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必须降低体制成本。而没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得高，是因为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加了这条，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所以，2017年，中国要继续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其造成的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即使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因为，人均GDP从200美元到8 000美元，再到几万美元，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
如果一家企业的人工费居高不下，而它却还一直生产低附加值的商品，那它的投入产出比一定高不起来。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引进新产品，改变现有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 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而中国，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创新、改革，将很难走出现在的困境。
编 辑:王剑冰 dotoldca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