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健康防疫措施
对人们来说，最难的就是培养卫生行为习惯，接受、理解和实践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其他现象比如最新的潮流有能力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但涉及健康问题时，政府的宣传活动往往收效甚微。这种活动旨在帮助人们养成卫生习惯和行为，违规者通常会面临行为限制甚至惩罚。
然而，人们看不到任何短期的“好处”，因此培养这些新习惯的“兴趣”和动力下降，他们甚至可能对此视而不见，根本不会遵循政府的建议。
虽然健康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方面，但人们并不能同样理解和接受预防的概念。如果需要实践的行为跟他们平常的习惯背道而驰，那他们就更难迈出第一步（MinInteriorAR，2020）（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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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中，人们需要“放弃”一些做法，开始新的做法。许多人很难接受这些违背“常规”的推荐措施。因为有时尽管医疗指南摆在面前，但如前所述，人们并不愿承认某些行为会危及健康。比如用UVA射线人工晒黑的做法近年来在一些国家明显增多。
在一些地方，晒黑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一个员工在海滩上享受了几天的日光浴后，回到工作岗位上可能会变得漂亮黝黑，而办公室里其他没有那么幸运的人则仍然面色苍白。相反，在其他地方，晒黑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因为阳光会灼伤室外工人的皮肤，使其呈现出特有的棕色，而其他非体力劳动则不会在身体上留下这种“印记”。因此，它标志着消费者的经济地位，可以用来区分有购买能力的人和没有购买能力的人。
今天的西方社会中，第一种占了主导，人们在晒黑后会自我感觉良好，但这需要时间，有时还需要金钱来实现。由于这种需求，一些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利用UVA灯对皮肤进行一次或多次的照射，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因此，就像一个人在阳光下悠闲的海滩度假后晒黑一样，这种UVA射线系统的使用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只要在这些设备里面待上几分钟，就能享受到所谓的经济地位高的“福利”。
[UVA 射线导致癌症]
尽管这个系统很受欢迎，但近年来，医学研究表明过度使用UVA射线与皮肤癌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使用尤其是滥用这些人工日光浴的人正将自己置于皮肤病的风险中（adgs125，2019年）（见图11）。
沃伦·阿尔珀特医学院皮肤科、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普罗维登斯退伍军人医疗中心医疗中心、布朗大学沃伦·阿尔珀特医学院精神病学和人类行为系一起进行了一项调查，以评估使用UVA射线产生的心理影响；布里格姆医院网络医学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和流行病学系、波士顿儿童医院青少年医学部、罗德岛医院皮肤科（EE. UU.）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职业与环境卫生科学系（中国）共同参与其中（Li et al, 2017)。
该研究调查67,910名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的女性使用UVA射线晒黑房的频率。目的是确定频繁的室内晒黑和其他精神障碍（如食物成瘾）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为此，使用了耶鲁食物成瘾量表（Flint等，2014）。同时还将参与者是否患有抑郁症的临床病史考虑在内。
结果显示，抑郁症与频繁使用紫外线之间有显著关系。同时也证明了滥用紫外线和与饮食失调相关的症状，特别是厌食症之间的显著关系。
与其他活动一样，接受这类服务也很正常，除非失控上瘾，也就是为了进行而进行，而不是为了可能带来的好处而进行。这种对晒黑上瘾的行为被称为日晒痴迷症。在这种情况下，抑郁症状似乎在形成或维持对UVA射线的成瘾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类似个人试图通过给别人一个“更好”的形象来“抵消”他们自卑的心理状态。
之前的研究报告显示，饮食障碍和抑郁症状之间有显著的关系，但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关系是由一种成瘾行为如滥用UVA射线为中介。
根据这项研究的结论，因为滥用紫外线可能构成抑郁症状和厌食症，所以要尤其关注这类人。
这些发现加上前面讨论过的与皮肤癌有关的健康问题摆在眼前，人们还是觉得很难戒掉这种习惯，因为晒黑皮肤存在短期好处，人们会忽视任何长期的健康损害。
这种态度也可能出现在对待其他不健康的习惯或那些会带来长期损害的习惯中。尽管政府发出警告，消费者也“了解”风险，但他们还是只关注短期利益。例如，多年来，世界各国政府一直在努力禁烟。此外，政府不得不与电影和媒体对这一习惯的刻板描述进行“斗争”。近几十年来，吸烟对消费者本人有害，甚至由于被动吸烟，周围人的健康也受到影响，但这种习惯在社会上仍然被视为可接受的正常行为（@CNPT_E，2017）（见插图12）。
现有的措施往往采取劝阻的方式，设置各种消费障碍，但却不严令禁止。这种产品只放置在特定的区域，价格升高，包装上印有对健康不利影响的图标。然而，一些政府决定更进一步，采用多年前用于宣传和鼓励购买烟草的方式—电视广告。但反烟草广告有效吗？
[西班牙取缔了烟草广告，降低了西班牙的吸烟率。]
首尔国立大学教育系、韩国外国语大学英语教学系（韩国）以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护理与健康创新学院和美国惠灵耶稣会大学心理学系开展的研究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研（Wilson et al.,2017）。
该研究涉及58名大学生，分为两组，第一组观看了两则以情感为主线的反吸烟广告，另一组则观看了两则逻辑性强、非情感型的反吸烟广告。所有参与者在观看前后都进行了三项测试，其中一项与转化过程有关，一项与抑郁症状有关，第三项与自尊有关。结果显示任何评估的变量在观看前后没有显著差异，即无论是观看情感或逻辑广告，参与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广告中有关吸烟的有害影响。
该研究的局限性之一是所选择的人群。毫无疑问，广告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年轻人开始吸烟，但在许多国家，年轻人从14岁开始吸烟，所以应该选择该年龄段的参与者，而不是大学生。
虽然如此，但需要注意的是，广告的效果主要是基于重复观看，只有这样观看者才能在一定程度能了解信息。因此，只看一次广告，吸烟、自尊或抑郁症状有关的行为很难发生改变。
COVID-19期间禁止所有有关赌博的广告，这项措施前所未有、令人诧异。这个想法是为了防止那些长时间居家隔离的人对赌博“上瘾”。赌博不仅容易成瘾，金钱赌博还会导致经济问题。
健康危机时期还存在其他的顾虑，人们可能不会优先采纳这些建议。然而，政府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赌博可能带来的负面经济后果，它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导致严重的抑郁症，还可能导致经济破坏，从而导致自杀。
[消费者事务部长@garzon “我们发现网络博彩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禁止在任何媒体上发布赌博广告，凌晨1点至5点除外”。]
这就是行为成瘾早期预防的重要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想‘戒掉这个习惯’就更难了。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新的瘾君子在居家隔离后还会继续玩。因此，必须采取这些措施预防对这些潜在赌徒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consummogob，2020）（见图13）。
虽然这些措施可能会被认为是夸大其词或不合时宜，但事实上，我们的经济行为是由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变量所控制的。例如，人们购物时会考虑价格。但人们愿意花多少钱来买东西？这个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由消费者心理学来解释。消费者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分支，分析个人在面对不同复杂的经济决策时的行为。这类调查的原型涉及机会游戏，也就是说赢钱与输钱取决于研究者设定的概率。
事实证明，有些人在价值判断上是保守的，而另一些人则愿意冒险。也会发现，当无法控制地暂时或持续消费某些成瘾物质时，这些个人变量会发生改变。
基于这类研究，我们还分析了其他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与个人承担较少或较多的经济成本有关，例如肥胖。但是，个人愿意支付的费用是否会因其是否超重而有所不同呢？萨拉戈萨大学（西班牙）阿拉贡农业食品研究所阿拉贡农业研究和技术中心农业和食品经济组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农业和食品资源领域共同开展的研究对此做出了解答（De-Magistris，López-Galán，& Caputo，2016）。
该研究涉及309名参与者，根据他们是否超重（体重指数（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平方）大于30者为超重），以及他们是否接受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使用标准化的身体形象状态量表问卷（Cash，Fleming，Alindogan，Steadman，& Whitehead，2002）进行分级。形成四组：接受镜中形象且不超重；不接受镜中形象且不超重；接受镜中形象且超重，不接受镜中形象且超重。
研究向参与者展示正常或健康的薯片，他们必须根据四个预先设定的价格选择愿意为薯片支付什么价格。
结果显示，对自己的镜像不接受且超重的参与者愿意为一袋健康的土豆脆片支付最高价格，这说明是否愿意为某件事情付费并不完全取决于价格。相反，正如我们对供求规律的理解，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变量，如生理（超重）和心理（个人形象）。
基于这些结果，在禁赌时期，赌徒受其收入和支出的制约，可能不会以逻辑或合理的方式思考自己的钱财，但他们很可能会不考虑未来的任何后果而表现出过度消费行为，从而可能导致经济困难。
因此，上述措施在反赌协会中的反响非常好。
虽然禁令类的广告不是“教育”公众的最佳方式，但其他类型的健康干预措施的经验表明，尽管投入了最大的努力，但见效慢，很难看到变化。
例如，今天，在消除全世界的肥胖症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ONU_es，2019)(见图14)。
这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逐渐影响到更多的国家，包括“第一世界”和发展中国家。
因此，关于这种肥胖症（越来越年轻化）的解释理论形同虚设，人们误以为这是由于食物过于丰富、容易获得所导致的。目前正在考虑用社会理论来解释食物资源有限的国家，如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同样高的肥胖率（包括在成人和儿童中）。
虽然它的影响不像吸烟或酗酒等其他公共健康问题那样明显，但它会带来很多严重后果，尤其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由于体内脂肪的堆积，病人的体力活动变得有限。
[肥胖症是糖尿病的主要诱因之一。美国超重成年人的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在这里了解更多关于风险因素的信息#DaMundialDeLaDiabetespaho.org/hq/index.php?o.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婴儿期对孩子进行 ‘教育’，培养孩子健康饮食的习惯。同时，很多中学和大学都会提供有关营养均衡的专门培训，强调身体功能紊乱相关的疾病，如厌食症或肥胖症等。但是，与解决肥胖症相关的健康方案是否应该个性化呢？
卡尔加里大学与阿尔伯塔大学（加拿大）卫生服务部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共同进行了研究（Russell-Mayhew等，2016）。
该研究分析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学和大学所教授的67门营养学课程。对每门课程的内容进行了分析，找出每门课程是如何针对肥胖这一具体问题的。结果显示，各门课程之间在主题和处理方式上完全缺乏整体性，只有30%的课程将肥胖症视为公共健康问题。85%的课程主要针对工作表现领域的护理问题，而只有15%的课程包含通过营养和适当运动促进健康的信息。很少有课程强调肥胖病人所面临的社会和歧视问题。
提高民众的认识是实现某些社会变革的第一步，但如果针对这些工作的方案不足，肥胖问题将难以解决。在改变行为习惯或防止未来成瘾方面也是如此，尤其需要提供明确的信息，同时强调心理方面的调解作用，这样个人才明白所讲的内容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未来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