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连贯的睡眠

我们祖先的睡眠方式与我们的有很大不同，他们并不是睡得时间更长或者更好，而是选择了一种我们现在不见得能接受的方式。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的祖先会在晚上的两个分开的时间段内睡觉。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他们在晚上大约九十点钟就睡觉了，这一觉会睡3.5个小时。他们会突然在午夜之后醒来，熬大概一个小时的夜。当他们感到疲倦时，会再次回到床上睡3.5个小时。这两个睡眠时段被称为“第一阶段睡眠”和“第二阶段睡眠”，这就是传统的睡眠方式。

和我们今天对睡眠的看法不同，我们的祖先既不会为在半夜醒来而焦虑，也不会担心自己有健康问题。事实上，他们对半夜醒来这件事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那就是乐在其中。他们会利用睡眠的“中场休息时间”来写作、阅读、缝纫、祈祷、撒尿、吃东西、打扫，或者和隔壁邻居聊聊天（对方也有可能半夜醒来）。这些人如果又犯困了，“中场休息时间”就结束了，他们会回到床上开始第二阶段的睡眠。

尽管分段睡眠方式在现代人看来有些奇怪，但它实际上非常古老，至少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由于记得分段睡眠方式的人极少，所以有关它的最佳证据都存在于早期的书籍中。荷马的《奥德赛》和维吉尔的《埃涅伊德》等古文献中提到了“第一阶段睡眠”。很多经典著作，比如《堂吉诃德》、《最后的莫西干人》、《简·爱》、《战争与和平》和查尔斯·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也提到了“第一阶段睡眠”。此外，在19世纪的超过1000份报纸上，第一阶段睡眠和第二阶段睡眠的相关报道出现了数百次。

在西方文化中，分段睡眠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20世纪早期，它消失了。工业革命通过一套“组合拳”改变了我们的睡眠规律：第一击很直接，是有形的，即人造光源的发明；第二击则很微妙，是文化层面的，即时钟带来的对准时性的要求。当人造光源出现时，它们驱走了黑暗，让一天变得更长。此外，我们越来越沉迷于时间，总想着要准时，而不要浪费时间。长此以往，这种强制性对人类的睡眠方式产生影响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清教徒在17世纪到达北美洲时，带来了很多东西，其中之一便是他们的时间感和合理利用时间的理念。后来，这些宗教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的作用下，变成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抱持着这样的思想，我们在文化上越来越有时间观念，我们的行为与沟通也受其支配。工厂在人类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时钟则赋予它节奏。当钟声响起时，工人们就知道何时开工和停工，以及何时应该加快生产速度。但这种节奏不只存在于工厂内部，家庭生活也开始以工厂为中心。家里的所有活动都要配合这种节奏，比如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家，以及晚上什么时候上床睡觉。

对在现代社会出生和长大的人来说，19世纪的人们对于时间一发而不可收的痴迷或许很难想象，露丝·贝尔维尔的时间分销生意只属于她那个时代。体现人类对时间萌生出热情的一个例子是新词的诞生。比如，在体育方面，我们用“half-time”（中场休息，1867年起被用于足球比赛中）或者其他项目中的“time-out”（暂停，1896年启用）表示比赛暂停。畅销的科幻小说，比如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1895年）让我们对时间旅行兴奋不已。伴随着标准时间的确立（1883年），各个国家构建起一个由利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47年确立）的同步时钟组成的全球网络，我们又有了时间线（1876年）、时区（1885年）和时间戳（1888年）的概念。人们开始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并且会用“时间跨度”（1897年）或“时限”（1880年）来描述事物。我们还知道如果某个事物很老旧，就可以说它“过时了”（1831年）。当某个人被送进监狱，我们也可以说他去“doing time”（表示服刑，1865年）。不过通常，我们都生活在一个“timewise”（表示看重时间，1898年），按照时间表（1838年）运转，并且想要“make good time”（表示快速发展，1838年）的社会中。人类社会的时间意识越来越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睡眠，都受到了时间的影响。当露丝·贝尔维尔开始从事出售时间这门不同寻常的生意时，她的那些睡眠习惯与现代人大不一样的客户越来越想知道时间。露丝的工作是把她走时准确的怀表出示给那些需要知道时间的人，所以她被称为“格林尼治时间女士”。尽管露丝在利用她的怀表“阿诺德”提供服务，但她并不是“阿诺德”的第一位主人。她的母亲在去世前做过同样的工作，她的父亲则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项特殊的业务。总的来说，露丝的家族从事提供时间这项工作的历史将近有104年。

贝尔维尔家族是无意中进入这个行当的。露丝的父亲约翰·亨利·贝尔维尔和蔼可亲，作为天文台的气象学家和天文学家，他默默地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为了进行观测，当地的天文学家都迫切地想要知道精确的时间，而苛刻的天文台管理层对于这些人无数次的来访越发不满。为了阻止不速之客来到天文台扰乱科研活动，他们计划把时间告诉那些有需要的人。于是，兢兢业业、举止文雅的约翰·贝尔维尔开始为他的近200位客户提供时间服务。

1856年7月13日，约翰·贝尔维尔去世，把怀表留给了他的第三任妻子玛丽亚·伊丽莎白。玛丽亚需要找到养活自己和她的2岁女儿露丝的办法，因为她的丈夫没有留下养老金。她开始向她的100位客户出售时间，直到离开人世。1892年，怀表“阿诺德”传到了当时38岁的露丝手上，由她继续维持家族的这项事业。

以其制造者的名字命名的“阿诺德”诞生于1786年，它的正式名称是“约翰·阿诺德485号”。它是一部精度很高的计时器，质量比普通怀表要好。据说，“阿诺德”原本是作为给皇室的礼物而设计的，确切地说是为了献给乔治三世的儿子——萨塞克斯公爵。然而，萨塞克斯公爵认为这块表太大了，他把它比作长柄暖床器，并拒绝了这份礼物。幸运的是，萨塞克斯公爵将它送给了皇家天文台，皇家天文台在提供时间分销服务时，又将“阿诺德”交到了约翰·贝尔维尔手上。“阿诺德”的外壳起初是金色的，不过露丝的父亲约翰·贝尔维尔给它换上了一个银色的外壳，这样就不太可能被小偷盯上了。然而，“阿诺德”的美不在于表面，而在于内部。它的白色珐琅表盘和金色指针后面有一系列同步运转的材料：黄铜齿轮、红宝石轴眼和钢质弹簧。这部制造于18世纪的计时器每秒发出5次咔嗒声，即便在今天它的性能也堪称一流。

怀表“阿诺德”是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因为从很久以前开始，判断时间就一直是人类的追求。日晷和水钟给人一种时间正在流逝的感觉，但想要准确地测量时间，我们需要一种可计数的标准模式。据说，伽利略观察到比萨一座大教堂里的灯会有规律地摆动。利用自己的脉搏作为测量工具，他发现那些灯在以一种稳定不变的节奏（固有频率）来回运动。这个简单的现象就是世人一直在等待的测量时间的方法，很快，摆钟和后来出现的像“阿诺德”这样的怀表就开始利用其内部弹簧产生时钟的嘀嗒声。然而，制造像“阿诺德”这样小的怀表并不容易，因为里面的弹簧必须质地均匀才能准确计时。制造钟表是一件非常容易遭受挫折的事情。18世纪，一位英国的钟表匠就对他制造的钟表很不满意，于是做出了一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