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概览
莱彻·博吉洛夫、吉尔维·索伊加、云天德
第一部分 估计创新——跨时比较与跨国比较
本书的第一部分包括三章，对不同国家的创新率进行了估计，并区分了自主创新与熊彼特式创新。其中第一章检验了从法兰西银行的历史数据中得出的TFP时间序列的最新计算结果，第二章研究了创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播，第三章重点关注创新及其在IT（信息技术）革命时期的传播。
第一章 创新：高速增长的来源
第一章展示了本书所使用的数据，包括生产率和创新的跨国比较。通过分析，我们得到了一系列特征性事实，这为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指明了方向：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TFP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放缓，到2005-2006年后已接近零增长。实证结果显示了创新的下降。
·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TFP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恢复，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即使在美国和英国，IT产业的创新似乎也并没有提升总的创新水平，也没有改善TFP增长。
·各国人均GDP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由TFP增长以及创新来解释，在一战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战后恢复时期尤其如此。
·与此同时，TFP增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世界最佳实践国家的追赶。
·各国在追赶世界最佳实践的能力上有很大差异。
·早期，英国曾是全球TFP领导者，但是美国成功赶上并在20世纪30年代取代了英国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更多元的创新领导者出现。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只靠追随别人而成为领导者，对数据的任何理论或实证检验都需要允许多个世界创新中心的存在。
第二章 自主创新来源及其跨国传播渠道
20世纪初，至少有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在进行创新，随后扩散到整个世界。然而大多数现有针对宏观及产业层面生产率趋势的实证分析都没有考虑到多个创新中心的可能性。
我们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框架，用于研究创新（或TFP冲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及其随时间的演变。接着我们将其应用于数据，并给出了实证结果。
我们区分了对在国外产生并引进到国内的创新的采用，以及由给定的国家自己产生的自主创新。因此，这一区分使我们能够将研究范围缩小到各国无法归为外部创新的那部分TFP。
结果显示，二战之前，创新领域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全球领导者。在一战之前，自主创新的主要产生者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紧随其后。相对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主创新主要产生于美国和法国。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时间里，曾经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成功且快速地追赶上了当时的科技领导者美国，这一假设得到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实证结果的支持。
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限定了1945-1972年在欧洲大陆观察到的TFP高速增长主要是来自对世界科技前沿的追赶而非自主创新。
估计结果表明，相对于之前的1950-1972年，1972-2011年的TFP增长率在全球范围内有接近2%的萎缩。在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急剧下降之后，自主创新在美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部分复苏。而欧洲大陆的自主创新下降尤为剧烈，并且在七八十年代下降开始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有一个显著的结果证明了我们对自主创新的强调是合理的，那就是由科学发现带来的外生创新在数量上不具有明显的重要性。
第三章 IT革命时期的自主创新
本章主要关注IT革命时期的自主创新以及相应的生产率增长。首先，我们比较了这一时期各国自主创新的年均增长率，接着分国别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发展动态。结果显示，相比二战后的前一时期，创新传播网络在1990年之后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和英国的年自主创新率在IT革命时期只取得了部分恢复：尽管相对于1970-1990年有所提高，但仍低于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水平。我们的估计结果还说明，欧洲大陆和日本甚至连这样温和的复苏都没有经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不同于二战后辉煌的30年，这些经济体在采用来自美国和英国的（IT）创新方面也反应相当迟缓。
第二部分 创新的根源及益处
这一部分共有4章，是关于在各国价值观体系下创新的根源，以及以工作满意度和劳动参与率衡量的创新的益处。第四章是对冰岛的成功创新者的案例研究。对这些创新者的访问是为了建立一套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尝试在国家截面上建立这些价值观与创新的相关关系，以检验拥有这些价值观的国家会具有创新性这一假设。在这一部分的最后，第七章证明了创新对工作满意度和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第四章 案例研究：冰岛的成功创新者
在本章中，我们建立了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及相应的态度，来描述4家成功的创新公司的创始人的特征。每家公司的建立都是基于一项自主创新，而不仅仅是对新技术的应用。我们发现和确定的这些价值观随后被用于在国家层面上对价值观与创新关系的研究。
我们采访这些创新者是为了建立一套有益于创新的个人和文化特征。总结如下：
·创新者喜欢工作的回报属性，愿意在高度创造性的行业工作，并且重视财务独立。
·创新者往往喜欢奈特不确定性。
·他们能够接受失败，并且不会过分在意失败。
·简单的法律法规（办事程序不会过于烦琐）有利于创新公司，获得融资和资金的便利性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一个员工不会害怕向老板说出自己想法的扁平式组织结构对成功的公司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对商业关系的信任。
·面向世界市场而不是一开始就面向国内市场对于创新是有利的。
·容忍失败和赞赏冒险的文化会鼓励创新。
·拥有免费教育和医疗的福利国家可能在防止创新者的家庭遭受财务损失方面有所帮助。
第五章 价值观的力量
本章研究了20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价值观、制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我们使用典型相关分析法来描述价值观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对两个多维变量的互协方差矩阵提供了解释。为了进行典型相关分析，我们将一些观测到的量放到两个不同的变量集X和Y中，它们分别代表了潜在变量的两个多维分量，以下称为典型变量X和Y。变量X衡量价值观，变量Y衡量创新。
接下来，我们对X和Y中的变量分配权重，从而为每个变量集分别建立一个线性组合X*和Y*，以最大化典型变量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我们选择一组被称为典型函数的线性组合来最大化两个潜在典型变量X*和Y*之间的典型相关关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确定出几个不相关的分量或函数。
我们发现，在描述价值观和制度的一个潜在变量和测量经济绩效的另一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特别是我们发现，信任、采取主动、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愿望、教育孩子独立和接受竞争对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相反，教育孩子服从则可能降低经济绩效。一个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指标（表示为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缺少监管）与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经济绩效是由本土TFP增长、引进TFP增长、工作满意度、男性劳动参与率和就业衡量的。生育率也包含在这个变量之中，作为衡量对未来乐观程度的一个指标。
第六章个人价值观、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在本章中，我们将一组发达经济体在1993-2013年的TFP年均增长率与一个现代主义指数联系起来，研究发现，我们的现代主义指数和以TFP增长衡量的经济绩效指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这自然无法作为因果关系的一个证据，尽管我们的实证策略就是为解决内生性和反向因果的明显问题而设计的。
首先，我们考虑几个发达国家在对经济生活的信念、态度和社会规范方面的个人层面数据，这几个方面的指标来自第二轮世界价值观调查。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分别设计了一个现代主义指数和一个传统主义指数，接着对这组发达经济体在这两个指数与TFP年均增长率和自主及引进创新之间建立相关关系。我们在现代主义指数和生产率增长及创新之间发现了较强的正相关性。
第七章 创新、工作满意度与西欧国家的经济绩效
本章通过16个欧洲国家的样本来研究低创新率的后果。我们特地研究了这些低工作满意度与男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欧盟的工作满意度在整个时期是下降的，男性劳动参与率也是如此。
我们发现低水平的自主创新伴随着较低且下降的工作满意度、下降的男性劳动参与率和较少的测量幸福感。
在一个包含了非欧洲国家的样本中，我们发现以自主和传播创新、TFP以及声称幸福的被访者比例衡量的经济绩效在欧洲大陆要低于美国、英国、瑞典、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芬兰。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低创新水平在很多欧洲国家可能对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部分 机器人的两种应用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转而关注机器人在劳动力中的引入。我们将机器人区分为替代人力和增进人类生产率的两种类型，然后对比这两种应用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我们还比较了当资本固定不变和随时间缓慢移动时对机器人的影响。最后，我们探讨了机器人对创新率的作用。
第八章 增加型及增倍型机器人与传统机器的增长效应
本章讨论了在新古典增长模型背景下如何同时对机器人的创造和影响进行建模的问题。我们的方法是假设资本是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既可以作为传统机器（即传统资本）使用也可以作为机器人使用。给定其适应性，一旦机器人技术可用，现有的传统机器存量就可以被改造成机器人投入使用。我们对增加型机器人和增倍型机器人这两种类型的机器人进行了建模。
增加型机器人可以发挥与人类工人同样的作用，因此对人类工人是完全可替代的。将增加型机器人表示为RA，人类劳动力表示为H，总的劳动力（机器人和人类）就等于RA+H。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发展还催生出另一种机器人，我们称之为增倍型机器人，它们可以增强劳动能力。这种人工智能赋能型机器人或增倍型机器人表示为RM。随着增倍型机器人的引入，总的劳动力（机器人和人类）变为(1+RM)H。
随着增加型机器人被创造出来，我们得到了一个严峻的结果，尽管总的（人类和机器人）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趋向一个正的常数，但真实工资被永久性地压低了，（人类）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将趋近于零。相反，我们发现随着增倍型机器人的到来，尽管其即时影响会导致在采用机器人有利可图时传统机器的存量减少，但真实工资却不一定会下降，这是因为这种机器人的增倍属性带来的劳动增进效应抵消了这一不利影响。真实工资即使在一开始下降了，也会继续沿着平衡增长路径稳步提升，因为非人力财富即使在没有稳定的技术进步的支持下也会增长。长期来看，（人类）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依然是一个正的常数。
第九章 与厂房和实体建筑一起使用的增加型及增倍型机器人的工资效应
与第八章假设传统机器可以立即被改造成增加型或增倍型机器人使用不同，本章假设合作要素是一种缓慢调整的资产，比如需要花时间建造的厂房和实体建筑。这种投资的调整成本是非常大的。我们发现采用机器人会刺激对缓慢调整的非适应性资本的投资，从而对总的人类和机器人劳动力做出补偿。我们证明了这种互补性投资对工资水平具有向上的拉动作用。
当增加型机器人被引入，我们发现企业在生产流程中采用这种机器人有利可图时，真实工资会逐渐下降到一个永久性的低位，即使实体建筑的价格突然上升并逐渐增长到一个永久性的更高水平。因此，这一增加型机器人的极端情形证实了人们对引入机器人的恐惧，即担心它们会损害工人的工资收入并使那些非人力财富所有者变得更加富有。然而，长期来看，厂房和实体建筑的存量会上升，从而拉动真实工资恢复至原先水平。
然而，在增倍型机器人被引入的另一种极端情形中，我们发现固定的厂房和实体建筑存量具有两种相互抵消的作用：一种是要素密集度效应（短期内更多有效劳动力作用于不变的实体建筑供给），这往往会降低工资；另一种是劳动增进效应（增倍型机器人使每个工人效率更高），这会提高小时工资。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如果厂房和实体建筑的份额小于实体建筑和有效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那么引入机器人就一定会提升真实工资的整个增长路径。在长期，真实工资的增长还受到厂房和实体建筑形式的资本积累的进一步推动。
第十章 增加型机器人、相对价格与自主创新
在一个两部门模型中，我们用公式来表述以下观点：当增加型机器人大量涌入资本品行业导致资本品价格下跌时，就会产生使消费品部门的自主创新更为有利可图的经济激励。这将导致经济中的一些工人从参与生产转移到参与创新活动中去。因此，只要消费品行业的创新势头不减，并对工资率产生向上的拉动作用，新的工资路径最终一定会得到提升。
我们建立的两部门模型有这样一个特征，在机器人被创造出来之前，一个部门只使用人力去生产一种资本品。这种资本品被用于生产一种纯消费品。在没有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模型显示出一种静态均衡，其中工资、人均消费、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和传统机器存量都是常数。随着增加型机器人的诞生，我们看到资本积累得到了促进，人均消费出现增长，而真实工资与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一样，下降到一个永久性的更低水平。
我们还研究了一种两部门模型，其中消费品部门生产的一种产品，是由传统机器和同样使用传统机器作为投入品的非完全竞争厂商生产的一系列中间投入品一起生产的。自主创新的形式是改进这些中间投入品的质量。我们得出了两个主要结果：（1）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会促进自主创新，并且推动真实工资上涨；（2）增加型机器人的出现鼓励了对传统机器的投资，这同样促进了自主创新。因此，一旦我们放弃第一种两部门模型的假设，允许自主创新提高消费品部门的生产率，增加型机器人就将有利于工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