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王安石要垮
一 宰相有些讨厌了
就在苏学士于杭州城里风花雪月享尽清福的时候，朝廷变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熙宁五年，单是《青苗法》每年就可收取利息三百万贯，随后实施的《免役法》更是令国库每年增收一千三百万贯的免役钱，在仁宗、英宗年间渐渐入不敷出的户部、盐铁、度支三司如今又有了盈余。
熙宁五年是神宗继位的第五个年头，变法也已持续三年，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都觉得朝廷已经有了对外用兵的能力，于是神宗任命大将王韶为管干秦凤司经略机宜文字，在秦凤路筑起泾、渭二城，准备进入河湟，攻取青唐。
河湟之地既甘肃泯州、洮州一带，地方数千里，早在秦汉时就被中原王朝控制，但唐朝衰落以后这块地方被吐蕃占据，宋朝建立后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辽国，战事又不顺，对西北这块偏远之地就放任不问了。
可西夏崛起以后，早先不被朝廷重视的河湟之地意义又不同了。
河湟之地正处在大宋和西夏两国中间，一端插入大宋境内，与会州、成州、巩州相邻，另一端刺入西夏境内数百里。若河湟被西夏攻取，则西夏军马从西边和北边包围了秦凤路，可以兵分两路同时对秦凤路各州发动攻势，使大宋西北边境处于极大的被动。若河湟一带被宋军夺取，则大宋从西、南两侧对西夏成合围之势，进，可以随时对西夏发动总攻；退，可以令河湟、秦凤互为犄角，牵制西夏骑兵对西北的进犯。
河湟之地如此险要，而吐蕃势力已经分崩离析，当地游牧部落实力并不强大，以宋朝眼下的财力和宋军在秦凤路的兵力，大概有能力抢在西夏之前夺取河湟。
熙宁四年，朝廷专设洮河安抚司，熙宁五年，又把边防重镇古渭寨升级为安远军，命王韶担任知安远军府事，统领一路强兵开始征伐河湟。王韶果然不负神宗重托，很快就收服了青唐大首领俞龙珂，神宗随即给俞龙珂赐名为“包顺”，意即“归顺朝廷，永不叛乱”，使其帐下部民全部归附大宋，借机在河湟站稳了脚跟。
这年八月，王韶率军击败当地部落首领蒙罗角、抹耳水巴、瞎征各部，一举夺取天险抹邦山，大军直至武胜就地筑城，设立镇洮军，河湟一战初步告捷。神宗大喜，立刻升王韶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王韶为报君恩再接再厉，又击败当地势力最强的部落首领木征，进一步巩固了宋军在河湟地区的势力。于是神宗将刚刚设立的镇洮军升格为熙州镇，以此为基础建立熙河路，加封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得了皇帝的奖励，宋军士气大振，立刻向前进军，再获大捷，收服河州羌人首领瞎药部下两万余人，筑起熙州南关堡、北关堡，使熙州城变为一处真正的要塞。
不久，王韶率军攻入河州，与木征等部反复拉锯，数月之内双方各有胜负，宋军补给充足，士气强韧，王韶又出奇谋夺取天险摩宗城，大败木征所部，既而挥军大进，穷追不舍，转战五十八天，行经一千八百里，终于将木征所部彻底击溃，当地部族望风归顺。史称为“熙河开边”。
在这场战争中，大宋共收复宕、叠、洮、岷、河、熙六州，夺取土地三千里，人口二三十万，新设置的熙河路面积差不多跟秦凤路一般大小，从西、南两面对西夏成就了合围的态势，西夏军攻秦凤路，则熙河路兵马东进策应；西夏军攻熙河路，则秦凤路兵马北上救援，从此以后西夏对秦凤路的威胁几乎不复存在，反而是宋军取得了随时攻打西夏的主动权。
可惜，虽然夺取了战略态势上的主动权，宋军却未能主动对西夏发起进攻，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间，西夏精兵悍将不断侵入熙河路，在河州、岷州一带与宋军反复争夺，当地城池时时易手。虽然宋军在态势上始终占据主动，可是歼灭西夏的计划也无从实行。经过几年的拉锯战，刚刚在党争中伤了元气的大宋和正在走下坡路的西夏都被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拖得越来越瘦。
当然，这是后话。
“熙河开边”大获全胜，靠的是神宗皇帝英明神武，慧眼识人；大将王韶能战敢战，屡立奇功。当然也离不开宰相王安石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的功劳。借宋军在前线连连告捷的天赐良机，王安石鼓足勇气推出了所有新法之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市易法》。
《市易法》的内容是：设置一个叫做“市易务”的衙门，由国家出钱交给“市易务”运作，在市场上物价较低时大量购进货物，等物价高企之后再转手售出，以此平抑物价，希望能保证平民百姓的利益，打击那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富豪。
在王安石所推行的诸般新法之中，《市易法》是最异想天开、最不切实际的一项。这项新法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平抑物价、打击豪商，维护小民的利益，其实却以国家形式变相地进行商品囤积和贸易垄断。凡《市易法》推行之处，官设的“市易务”以国家资金为靠山、以官府之力为手段，毫不客气地与地方商人展开竞争，势力再强的商家也无法与这个半官半商的衙门较量。
大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也是当时全世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商业和由此产生的赋税支撑着大宋朝廷的半壁江山。商人在贸易中赚取巨额利润让朝廷十分眼红；商人们拿着经商赚回来的银钱过上与官员一样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比官员们还要富足，更让士大夫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大宋朝廷对商人既依赖又鄙视，对民间的商业活动既支持又厌恶。“三司系”新贵们推出《市易法》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若《市易法》真的在大宋全国推行开来，朝廷将成为最大、也是唯一的“豪商”。天下将不再有贸易与竞争，一切商品都被国家垄断，由此继续扩展，大而化之，国家势力将无所不至，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一切商业经营都将被剥夺，从商品到贸易直至子民百姓拥有的一切土地财产，全被朝廷暴力夺取，最后，大宋子民的人身自由和本就微不足道的那一点点做人的权力、尊严也将荡然无存。
君臣共治、政治开明、商业繁荣的大宋王朝忽然制订出一个《市易法》来，不管制订时有怎样美好的初衷，最终只能把大宋王朝变成一个毫无自由、毫无人性的农奴社会。
——根本不可能！
历史不允许如此倒退，大宋朝的商人、百姓也无法容忍这样的疯狂！《市易法》刚一推出，所有人都惊呆了，之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反对和指责。
面对朝野上下一片指责的声浪，神宗皇帝第一次感觉到了压力。
“宋神宗熙丰变法”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立几条新法，全国推广，弄个“富国强兵”就算了——不是这样！这场“熙丰变法”其实包括立新法、逐旧臣、夺台谏、争权柄、实国库、强军力六个方面，我们平时所关注的“王安石变法”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而神宗自继位以来，几个方面同时下手，旧臣逐了，台谏夺了，皇权扩张了，国库装满了，好处捞到手软，早就心满意足了。
到今天，整个国家都在反对《市易法》，神宗皇帝并不感到惊讶。对这位皇帝而言“变法”已经成功了，皇帝想要的都拿到手了，《市易法》推与不推，都不重要了。
神宗做皇帝五年了，这五年来神宗皇帝费尽心思和朝臣们斗争，到今天，韩琦、富弼这帮权臣已经罢了，御史台、谏院都被皇帝收服了，那些整天跟皇帝吵架的诤臣销声匿迹了。神宗皇帝大权独揽，说一不二！现在神宗觉得一切斗争该结束了，到了认真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了。可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却总给皇帝惹麻烦，神宗皇帝有些腻歪了。
神宗的心思已经改变了，可王安石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位正直无私的“拗相公”还在没白没黑惦记着他的“变法”。
现在王安石又想起一个主意，立刻来和延和殿上弓着腰毕恭毕敬对皇帝奏道：“臣昨天上了个札子，请陛下允许经筵侍讲官在讲习经典时与陛下对面而坐。臣以为我朝文治天下，尊崇儒学，侍讲官讲论的都是学术，与平时的奏对不同，若讲官肃立，陛下高坐，似乎于学术不够敬重。孔子有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圣上若能与侍讲大臣对坐听讲，百姓知道了必然效仿，大有益于天下德行。”
王安石所奏的是个朝堂上的礼数。
古人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大宋实行“君臣共治”，皇帝和臣子亦臣亦友，相处还算融洽。然而在宋朝以前，臣子向皇帝奏事的时候可以得个座位，宋朝刚建立的时候君臣也是对坐而谈。但宋太祖赵匡胤一心想贬宰相之权，与宰相范质交谈时故意说看不清奏章上的文字，范质上前指点，内侍趁机搬走了范质的座位，从此大臣在皇帝面前不配有座位，只能站着答话了。
从君臣之间对坐议政；到皇帝坐着下诏，大臣肃立恭听；再到皇帝高坐龙椅，臣子跪着回话；最后发展到臣子穿上“马蹄袖儿”装成马、扮成狗，趴在皇帝脚下自称“奴才”，而且以此为荣……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政治上的退化和从政者人格上的蜕变实在令人惊讶。
可不管怎么说，大宋朝的臣子在皇帝面前还能站着——也就是说仍然有尊严。王安石请求神宗皇帝赐给讲官一个座位，倒不是与皇帝争权的意思，而是希望皇帝作出一副亲近臣子、尊崇学术的样子给天下人看，借机缓解一下因为推行新法、贬逐重臣造成的紧张局面。同时，这也是王安石内心一个固执而真切的念头：辅佐圣天子，成尧舜气象。
早在王安石辅佐神宗皇帝变法的第一天就下定决心，要超越汉唐直追尧舜，建立一个千年未有的太平盛世。在王安石的想象中，“尧舜时代”就算达不到“帝者与师处”的程度，至少也是个“王者与友处”的境界，如今的朝臣在皇帝面前早不配谈师友二字，勉强能够算得上“霸者与臣处”吧，这和王安石的想法差距太大了。若能从侍讲官与皇帝对坐讲学做起，将来有一天，宰相在皇帝面前谈话时能得一个座位，“君臣共治”四个字真正做到实处，那么尧舜之世也就可以期待了。
王安石外表执拗，内心天真，认定神宗皇帝是位千年一遇的圣明天子，在这样的天子面前为侍讲官讨一个座位应该不难。可他就没想过，一边帮皇帝打击台谏，夺取权柄，巩固独裁；一边又建议讲官与皇帝对座，想要抬高“学术”在朝廷中的地位，强化“君臣共治”的治国理念，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王安石这个天真可笑的建议神宗毫无兴趣，淡淡地说：“卿所言也有理，但君臣之间尊卑有别，侍讲官虽然和天子讲论学术，可他的官职前头有一个‘侍’字，这意思很明白，乃是朕的侍从之臣，既是侍臣，岂能有座位？”
王安石忙说：“臣以为侍讲官讲论的是学术，陛下听的也是学术，所以陛下要敬的是‘学术’而不是‘讲官’，这座位其实是赐给圣学的……”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神宗已经连连摆手：“卿觉得国事要紧还是学术要紧？”也不等王安石回答，已经自说自话，“朕看国事比学术要紧！眼下朝廷变法大业比什么都重要，朕凡事都仰仗宰相，可见宰相之位比侍讲更重吧？若侍讲官在朕面前有了座位，是不是宰相议事的时候也该有个座位？”
神宗说出这话，好像王安石为侍讲官请求座位是给他自己“谋私”。王安石吓出一身汗来，再也不敢争论，急忙奏道：“陛下言之有理，是臣把事情想简单了。”
王安石说得没错，在皇帝面前为臣子讨座位，本就是把事情想简单了。好在神宗皇帝为人极其厚道，没有多说什么。王安石也不敢再多嘴了。
见王安石不吱声了，神宗皇帝缓缓说道：“朕听说《市易法》推出以后外头多有怨言，卿对此怎么看？”
新法推行至今哪一天不被人反对？王安石哪一天不遭人诟骂？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了，淡淡地笑道：“新法已有显效，天下人从中受益，那些反对的或是因为私利，或是食古不化，陛下不必理他们。”
良久，神宗皇帝抬起眼皮，鼻子里轻轻“嗯”了一声。
见皇帝懒洋洋地不置可否，王安石心里有点虚，赶忙又说：“《青苗法》推行以前，百姓用钱只能向豪强富绅借贷，受尽盘剥，如今朝廷发下‘青苗钱’，百姓都来向官府借贷，利息不过两分，民心何等欢悦！《市易法》借鉴了周朝的‘司市制’和汉朝的‘平准制’，推广开来可以平抑物价打击豪强，保护小民的切身利益，百姓们怎能不拥护？《免役法》取自《礼记》，乃是周朝旧制，早年农夫们被官府任意差遣，如今只要交一笔‘助役钱’即可免除徭投专心耕作，国家每年因此增收一千三百多万贯，正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保甲法》取自周朝推行的‘作丘甲’，自实施以来累计训练乡勇民兵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为国家节省练兵费用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若《保甲法》继续推行下去，今后练成的乡勇数量将是目前的十倍，那时陛下还用得着担心乡下有土匪盗贼吗？就算辽国、西夏再来进犯，有这些乡勇民兵在，朝廷也无所畏惧了。”
说了这么一大堆道理，王安石有点儿口干舌燥，略缓了口气才又补上一句：“我大宋立国百年，和胡虏交锋屡屡不顺，然而变法以后国富兵强，河湟一战尽取青唐、洮河之地，二十多万羌人归附朝廷，这也是新法取得的成效。”
王安石在御座下唠叨不休，神宗皇帝在上高坐似听非听，脑子里打着自己的算盘。
变法到现在也有四年时间了。这四年间王安石和他的“三司系”先后推出均输、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农田水利、方田均输、市易诸法，颁布实施以来颇能让朝廷得利。
朝廷增收还是小事，熙宁二年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同年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到熙宁三年王安石接掌宰相之权，在这短短两年之内，神宗皇帝以王安石为棋子、拿“变法”当幌子，不费吹灰之力把仁宗、英宗两朝遗留的元老重臣或贬或罢，扫了个干干净净。又借王安石之手拔除谏院，扫荡御史台，从此垄断了朝廷言路，再借着大臣们的反对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把这个曾经尽力替皇帝卖命的小集团打散。到今天，大宋朝廷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学士这些要紧职位皆被“三司系”出身的一帮新贵把持，而高踞于这些权臣之上、手提缰绳控制着整个朝廷大局的，就是神宗皇帝自己。
自从大宋立国至今始终奉行一个“君臣共治”，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四位天子从未能像神宗这样集政、军、财、谏四权于一身。这是神宗皇帝登基五年来最大的成就，每想到此，神宗赵顼总不免暗暗得意。
自从做皇帝那天起神宗就摆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在这张棋盘上，王安石是一只最有力量的“车”，四年来王介甫挟皇帝之命在朝堂上横冲直撞，立了无数功劳，如今《市易法》已经推行，而且也如早前预料的，《市易法》引起的争端大到了难以平息的地步，这可以算是推行新法的一个高潮了吧。
高潮虽美，不能持久，高潮过后，时局就该归于平缓了。
朝廷变法未必全盘成功，这不稀奇，但一些重要法令被天下人抵触，最终不得不撤销，却有损皇帝的体面，这时候皇帝就得把某个臣子推出去，让他承担“变法害民”的罪责，以保证皇帝的尊严不至受损，其他新法仍能推行。
——战国时代有个“商鞅变法”，到后来被推出去杀头以平民愤的正是商鞅。如今大宋朝的变法被民间以讹传讹唤做“王安石变法”，这个被推出去平民怨、当祭品的臣子该是谁呢……
当年那个“置制三司条例司”是皇帝亲自指派王安石一手组建的，三司条例司所有人员是王安石一手挑选的。三年前，这些人大多是六七品的小官，现在他们一个个飞黄腾达，掌握着朝廷上要害的部门，从名义上说，这些人仍然是王安石的亲信，而王安石从熙宁二年以参知政事总揽朝局，到熙宁三年正式拜相，至今已做了三年宰相，被他提拔起来的臣子已经不限于早先那个“三司系”了……
依惯例，宰相在位的时间都不长，任用亲信控制朝廷要害部门更是绝不允许的。像王安石这样主政期间亲手提拔几十个重臣、把持朝廷各个要害职司，大宋立国百年从未有过。
权柄过重，亲信太多，这是王安石身上一个惹人讨厌的地方。
王安石身上还有另一个惹人讨厌之处：此人太正直了。
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这话正应在王安石身上。这个人平日不吃、不喝、不贪污、不好色，没有权欲，不好虚名，行得正坐得直，品行操守无懈可击，连政敌都挑不出他的毛病来，颇有几分传说中的“圣人品德”。可恶的是，这个品行上无懈可击的“圣徒”孤拗刚硬，个性极强。因为王安石无私无欲，在这个人面前，神宗皇帝不得不把自己那些私心私欲小心翼翼地收拾起来。
这样小心翼翼收拾了好几年，对神宗来说难免有些累。
变法大业的“立法”阶段已基本完成了，引发的民怨该有个人出来收拾了；王安石提拔的人够多了，在宰相位子上坐得够久了，也该把他跟那些“三司系”的亲信做一个切割，免得尾大不掉；至于王安石在皇帝面前的种种执拗、种种刚烈、种种顶撞、以自身之“无私”压制皇帝“私欲”的种种讨厌，神宗皇帝也受够了。
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神宗皇帝的圣明倍于尧舜，当然是一位圣人，而王安石，就是神宗亲手“扎”出来的一只“刍狗”，早在被推上宰相之位时就注定了献祭的命运。
如今变法已成，利益到手，民怨汹汹等着平息，该是丢车保帅、把王介甫牵上祭坛的时候了。
想到这里，神宗皇帝脸上浮起了一丝笑容，低头看去，王安石还在絮絮不止，神宗更是忍不住微笑起来。
王安石是皇帝亲手捧起来的，所做的又是朝廷期盼百年的“变法”大事，加之身居宰相之位，提拔了满朝新贵，是个份量极重的臣子，把他捧起来的时候皇帝颇费了一番功夫，现在把他推下去也不容易。皇帝的威信要顾及；新法的信誉不能失；新贵们都是王安石的人，动了王安石这些人难免会受惊，不能让他们过于慌乱；王安石是个好人，是个君子，皇帝心里对王宰相还是有感情的，也不能太亏待他。所以这件事急不得，要慢慢来。
拿定了摆布王安石的主意，神宗皇帝也就不急不躁，任由王安石把要说的话全说完，又仰起脸眯着眼睛沉吟好久，这才缓缓说道：“卿一心为国变法，忠直可嘉，这些年朕对卿倚为股肱，卿也从未令朕失望。早前《青苗法》、《保甲法》推行伊始大臣们纷纷弹劾，时间长了又如何？《青苗法》有惠农利民的实效，《保甲法》练成乡勇何止百万，大有益处！如今朝廷推行《市易法》，底下又有人上札子弹劾，朕都不听！”说了一句强硬的话，看王安石脸上现出喜色，这才长长地叹了口气，把话锋一转，“可《市易法》推行后，朝廷里抱怨的官员太多……”
王安石忙说：“朝廷有一帮人迂腐顽固，总想让天下事一成不变。可凡事一成不变，陛下如何求治？”
王安石言辞犀利，神宗胸有成竹，也不与他争，半天又说：“朝廷原有‘冗官、冗费’之患，近来又设置‘市易务’，衙门越来越多，费用也多，恐怕不好。”
王安石忙说：“设置‘市易务’是为国家敛财的。相比所得之财，衙门花费能有多少？”
皇帝说一句，王安石回一句，看似答得滴水不漏，其实神宗话里布了套子，正把王安石一步步引进网里。现在王安石说出“为国敛财”的话来，神宗皇帝立刻说：“宰相‘为国敛财’的话也说了多年了，可朝廷财用总是不足，要说因为打了几仗花费太多，朕以为‘熙河开边’比仁宗与西夏交战时的花费少得多，为何仁宗朝国库足用，如今就不足呢？”
王安石一门心思放在变法革新上头，但凡皇帝对新法略显犹豫，他总是劝说皇帝下定决心。现在神宗似乎又犹豫了，王安石忙说：“陛下想让国库足用就要理财，若想理财有成，就必须拿定主意，万万不能被小人蛊惑。只要陛下持之以恒，新法效果必能显现！”
到这时，神宗觉得可以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了：“宰相劝朕拿定主意，不被小人蛊惑，可眼下弹劾《市易法》的却是新任三司使曾布。这个曾布是你向朕举荐的，难道竟是个小人？”
听了“曾布”两个字，王安石大吃一惊！
曾布是王安石手下重要亲信，此人能议政，善理财，是“三司系”里的一根顶梁柱。早先王安石制订青苗、免役、保甲、农田水利诸法，曾布都曾参与筹划，颇有建树，因此升任翰林学士，成了王安石的左右手。当《市易法》推出之后，三司使薛向表示反对，王安石立刻罢了薛向，命翰林学士曾布兼任三司使。可王安石万万没想到，曾布接任三司使以后竟然也开始反对《市易法》了！
见伶牙俐齿的宰相忽然哑口无言，神宗皇帝又是一声长叹：“曾布是宰相所荐，可他才任三司使就上札子弹劾市易务，指责吕嘉问借推行《市易法》的机会垄断贸易、多取利息、敛财自肥，做了不少丑事，你看看吧。”
王安石急忙接过札子来看，还没看完，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
原来曾布的札子不止弹劾了吕嘉问一人，甚而对整个“市易务”的运作都提出疑问，又列举“市易务”官员利用权力垄断商品、借官家势力欺行霸市营利自肥的诸多丑事，证据确实，言之凿凿，别说神宗皇帝，连王安石看罢札子心里都有五分相信了。
若是别的大臣上这样的札子，王安石可以毫不犹豫地指责他们“阻挠新法”，可上这道札子的却是“三司系”最得力的干将，是王安石亲自向皇帝举荐的新任三司使！现在皇帝把曾布的札子给王安石看，是让他当场表态的！面对亲信部下的弹劾，王安石还能说什么：“既然曾布上札子弹劾吕嘉问，臣不敢辩解，请陛下派得力大臣查问此事。”
王安石这话听起来很公道，神宗皇帝就势问道：“朕觉得曾布熟悉财政度支，就命曾布承旨查问‘市易务’，卿以为如何？”
弹劾札子本就是曾布上的，神宗皇帝却让曾布去查问此事！这么一来不但吕嘉问顿时落马，就连“市易务”这个新设立的衙门怕也难保全。
在王安石看来，这几年推行的新法都是一个整体，有一条法令被推翻，不但其余新法推行都会受阻，就连制订和推行新法的这些臣子也难以在朝堂立足，稍有不慎，变法大业就会化为乌有！眼下《市易法》刚推出，“市易务”衙门刚设立，出些问题是难免的，要是因为曾布的追查把“市易务”搞垮了，《市易法》也将被动摇，紧接着就是“三司系”这些得力亲信之间的内讧，事情真到了这个地步，变法就推行不下去了。
王安石这个人是为“变法”活着的，变法要是停止了，他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时候王安石再也无法保持理智，急慌慌地说：“臣以为命曾布查问此事有些不妥。”
王安石出言阻止，早在神宗意料之内，冷冷地问：“怎么不妥？”
是啊，曾布是三司使，又精通财务度支，命他去查“市易务”有什么不妥当呢？王安石理屈词穷，半天才说：“臣以为曾布既然上奏弹劾吕嘉问，难免对‘市易务’抱有成见，若由他一人去查只怕失之公平。臣想请陛下再派一名能臣与曾布共同查问此事。”
刚才神宗不问王安石的意思，直接提出让曾布去查“市易务”，是要抢占一个先手。现在王安石不敢阻拦皇帝，却又提出另派一人与曾布共同查案，神宗皇帝知道该送个台阶让王安石下来了，就客客气气地问：“宰相觉得派何人共同查办为好？”
王安石沉吟片刻才说：“翰林学士知制诰吕惠卿颇能任事，臣想举荐吕惠卿与曾布共同查问此事。”
一听这话，神宗皇帝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在御座上坐直身子，抬起头来直盯盯地看着王安石。
见皇帝的目光直刺过来，王安石忙低下头，脸也有些红了。
都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王安石这个人无私无欲，于是刚烈得很，倔强起来连皇帝都拿他没办法。可今天的王安石为了维护《市易法》，维护吕嘉问，居然不顾嫌疑公开举荐自己的心腹参与对“市易务”的调查，这是王安石生出私心来了。虽然王安石的私心不是为自己牟利，而是一心为了变法，可私心就是私心！有今天这一句话，向来无欲无私的“拗相公”就在皇帝面前露出了破绽。只要神宗抓住这个破绽，把一根撬杠伸进去，就能把这块打不碎砸不烂的的“安石”一寸寸打破，一点点撬动，最后把他推倒在地上。
好半天，神宗皇帝缓缓地说：“也好，就依你吧。”
神宗皇帝这句话，等于给了王安石和“三司系”所有人一个天大的面子，王安石感激不已，连忙谢恩。
二 三个小人
从宫里回来，王安石立刻命人去请吕惠卿，商量对付曾布的事。自己坐在厅里刚喝了碗茶，儿子王雱走了进来，脸上挂着一丝尴尬的笑容在父亲身边垂手而立。王安石瞟了他一眼，黑着脸坐着，也不吱声。
王雱字元泽，是王安石膝下独子，这年二十八岁。这孩子从小是个神童，三岁读《五经》，七岁能作文，二十三岁考中进士做了官。别看年纪不大，王雱已经是位了不起的学者，不但精通儒学典籍，而且深通佛法，能解道家精义，随手写出两部书，一名《老子训传》，一为《佛书义解》，读者无不惊愕。王安石受神宗重托主持变法以后，时任三司条例司检详官的曾布就把王雱写的两部书捧给神宗皇帝看，神宗一见惊为奇才，立刻破格提拔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二十来岁就成了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
王安石膝下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又这么争气，心底对王雱爱如珍宝。可这位“拗相公”也有意思，心里越热脸上越冷，平时在儿子面前从来不苟言笑，王雱对父亲也是又敬又畏，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
今天王雱有事想和父亲谈，可是满心惶恐，肚里有话说不出，只能等着父亲先问他话。王安石一向不会表达感情，在儿子面前没有话说，父子二人就这么一坐一立冷面相对了好半天，王雱实在忍不住了：“陛下招父亲进宫有何事？”
一谈政事，王安石就成了宰相，和王雱这个太子中允倒有话说了：“三司使曾布上札子责备‘市易务’垄断市场，收取重息，弹劾吕嘉问好大喜功虚报利润、‘市易务’官员敛财自肥，陛下很不高兴，把我责备一顿，已经派人去查‘市易务’了。”
王雱小心翼翼地问：“陛下是派曾布去查‘市易务’吗？”
神宗皇帝一向全力支持变法，这次却派曾布这个反对《市易法》的人查问“市易务”，此事大出王安石意料之外，想不到王雱竟能猜中，王安石顿时沉下脸来：“你怎么知道的？”
“三司”出身的曾布不支持《市易法》，王安石这个高高在上的宰相不知道，王雱每天与这些人混在一起，早知道了。神宗皇帝派曾布去查“市易务”、故意拆《市易法》的台，王雱也不惊讶，以他的聪明，甚至已经猜到了下一个变数：“陛下既命曾布去查吕嘉问的事，父亲是顺着皇帝的意，还是逆了……”说到这里偷看父亲一眼，没敢再说下去。
王安石瞟了儿子一眼：“我已在陛下面前举荐吕惠卿参与其事。”
——也就是说，在这件事上王安石逆了龙鳞。
神宗皇帝借题发挥阻挠《市易法》王雱不觉得惊讶，老父亲倔头倔脑去逆龙鳞，也在意料之中。父亲的脾气比石头还硬，从来不听人劝，可孔夫子说过：“事父母几谏，谏而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意思是说父亲做了不理智的事，做儿子的必须能劝、敢劝，劝不听还要再劝，这是做儿子的本分。今天王雱就是来尽这个本分的：“既然陛下已命曾布去查‘市易务’的事，父亲何苦又举荐吕惠卿？”
“这是什么话！曾布对《市易法》有偏见，任他去查，难免罗织罪名，把事情搅坏了。我在陛下面前举荐吕惠卿不过求一个公正，难道你以为我有私心？”
其实王安石让吕惠卿插手对“市易务”的调查是有私心的。正因为知道自己动了这个私心，才会有这一句反问，这就叫做“自欺欺人”。
王安石的一张黑脸好不吓人，王雱不敢顶撞，忙笑着说：“我不是说父亲有私心，只是觉得吕惠卿暴躁，万一查办‘市易务’的时候和曾布有分歧，闹到陛下面前恐怕不好看。”
王雱话里的意思王安石却没体会出来，冷冷地说：“有分歧就对了！若无分歧，我举荐吕惠卿干什么？《市易法》刚推出，就算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可以慢慢修改，这时候出来弹劾，是要让新法夭折的意思吗？别人反对新法就算了，曾布是变法出身，他来反对《市易法》就是给天下人落了口实！那些昏庸保守的老臣们没事还要闹事，现在有这个口实，他们还不把天翻过来？”越说越气，忍不住叹了口气，“曾布这个人不能用了。”
以王安石的脾气肯定容不得曾布，可王雱担心的正在于此。先顺着父亲的话责备曾布：“老子说：‘大成若缺，大巧若拙。’曾布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是糊涂！”说完这句空话，看着王安石脸色稍和，这才又说，“父亲为了变法不惜代价、一往无前，这几年制订了多项新法，到今天《市易法》推出，能不能算是大局已定了？”
王雱这话若出自别人之口，王安石必然多心，可自己儿子说出这话来，王安石却没多想，只是缓缓点头：“变法分两步，一是富国，二是强兵。到今天富国的新法推行得差不多了。下面要做的就是逐步制订‘强兵’之法。我已经初步订出《军器监法》、《将兵法》，一两年内都将陆续推出。”
熙丰变法分两步走，先求“富国”，再促“强兵”。王安石这样做原因很清楚。因为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急需用钱，神宗皇帝求治心切，也要立刻看到变法的成效，所以敛财为先就成了无奈之举。至于“强兵”，因为太祖、太宗对军中将领设防再三，定下了不少约束军旅的法条，导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武将缺乏进取之心，士卒训练不够精熟。要强化军力，必须重新协调皇帝与将领、将领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可皇帝多疑，对将领不放心，在这上头变法容易犯忌讳，所以王安石把最容易被皇帝误会的《将兵法》放在后头了。
——在这上头，王安石犯了“幼稚病”。
王安石以为皇帝猜忌武将，却不知道，神宗皇帝对所有大臣都不信任——其中就包括他这个宰相。所以神宗只让王安石负责“敛财”，至于“强兵”，皇帝是准备自己去做的。
《市易法》推出以后，变法的“敛财”部分告一段落，王安石这个宰相已经没什么用了。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帝心里打什么算盘王安石猜不透，聪明的王雱却隐约感觉到了。在王雱看来，父亲心中这些深远的谋略全是镜花水月，可望不可及。赔着笑脸儿问：“父亲主持朝政四年，诸法得以推行，但要彻底施行，恐怕还得五六年吧？”
王雱这话听着有些幼稚，王安石摆摆手：“制订法条容易，贯彻到底最难！起码十年功夫，就算二十年也不奇怪。”
听父亲说出“二十年”三个字来，王雱知道劝人的机会来了，鼓起勇气在父亲耳边低声说：“把新法推行到底要二十年，父亲是不是也打算做二十年宰相？”
听了这话王安石大吃一惊，猛地抬起头来。
“二十年宰相”，这在大宋朝廷是不可能的事！
宋朝皇帝不信臣子，官员全是“水磨盘”，“骨碌碌”地轮换不停，宰相之位更是如此。当年魏公韩琦做了九年宰相，那还是因为他先后服侍了仁宗、英宗、神宗三位皇帝，其中仁宗一朝韩琦仅做了三年宰相，英宗一朝因为“撤帘”之功被皇帝格外赏识，这才又做了五年宰相。到神宗继位，只一年就罢了韩琦，从此韩琦别说再登相位，连回朝廷任职的机会都没有了。
王安石在神宗熙宁二年出山，做了一年副相、三年宰相，加起来一共四年，已经不短了。若说从熙宁五年起再做二十年太平宰相，王安石又没发疯，哪敢动这个疯念头？
想到这儿王安石隐约明白了王雱话里的意思：这是劝他急流勇退，给自己安排一条后路。
王安石是个刚毅果断一往无前的人，脾气又拗，除了亲儿子，世上没人敢拿这话劝他。肯在父亲面前说出这句话来，也是王雱的一片孝心。王安石看出儿子孝顺，心里一热，忍不住把王雱多看了两眼，嘴边露出一丝笑意：“能想到此节，可见你懂事了。但我的心与旁人不同，别人做官是谋俸禄，我做官是给圣天子卖命，自从答应陛下主持变法，我这条命就卖给陛下了，这些年受了无数挫折，可我问心无愧，也不后悔，以后的事不容我多想，只要皇上还肯用我，我就死心踏地为天下人卖命。”
王安石是个至诚君子，他说的也都是心里话。可惜王安石又犯了错：他以为“圣天子”和“百姓”是一回事，为皇帝卖命就是为百姓卖命，哪知道“皇帝”和“百姓”其实是两码事，王安石只有一条命，不可能同时卖给两家儿。
——其实后人看得明白，王安石这条命只卖给“皇帝”一个人了，“天下百姓”从他这儿并没得到多少好处。
父亲把一条命卖给何人？王雱并没多想。见父亲没完全听懂自己的话，只得又说：“父亲既然把命卖给了皇帝，就该明白圣上的心思。既然圣上命曾布去查‘市易务’，父亲奉旨就是了，何苦再推荐吕惠卿？反正父亲也不打算做二十年宰相。”
王雱这话说得有些露骨，王安石这才听明白了：“你是说陛下命曾布去查‘市易务’是要……”
今天的王雱胆子格外大，话也说得格外直：“这四年来陛下对变法一事从来全力支持，为此不惜逐走几十位大臣，今天却因为一个札子就要查问‘市易务’，我觉得陛下似乎已有了‘停止订立新法’的打算，下面就是把前几年制订的新法稳步推行下去。既然如此，咱们干脆依着陛下，就让曾布去查‘市易务’，要是查出吕嘉问等人有过失，任凭陛下处置。倘若陛下停了《市易法》，父亲就可趁机请求外放，把政事交给韩绛、曾布二人。父亲这几年也辛苦了，该歇歇了。”
王雱这些话是一剂良药，若王安石肯照方子服药，下场必然不同。
可惜王安石是个“拗相公”，这剂苦口良药他吞不下去，心里已经恼火起来。总算念在儿子一片孝心，没发脾气，皱着眉头把手一摆，王雱赶紧缩着头走开了。
王安石一辈子都在这个“拗”字上头。若不是这么拗，变法四年的种种艰难困苦他根本撑不下来。可也因为他是这么拗，该转身时不肯转身，弄到最后，下场惨淡。
赶走了王雱，王安石在府里专候吕惠卿。片刻功夫，翰林学士吕惠卿已经到了。
吕惠卿字吉甫，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和苏轼、张璪是同年，但他和苏轼没交情，跟张璪倒是熟得很。
吕惠卿颇有才学，办事干练，思维敏捷，文笔出众，是“三司系”拔尖儿的人物。凡新法推出都有吕惠卿从中出主意，就连递给皇帝的札子也多由吕惠卿执笔，写完交给王安石看过后定稿上奏。吕惠卿又有辩才，早年新法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吕惠卿协助王安石力排众议，朝堂上辩论起来真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采。于是在“三司系”稳居第三把交椅，名望仅在王安石、韩绛之后。
自从得到王安石青睐，吕惠卿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如今已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和苏轼这帮运气不好的“同年”有天壤之别。吕惠卿知道自己的身家皆为王安石所赐，对这位宰相跟得极紧，处处替王安石打先锋，时人戏称王安石为“孔子”，称吕惠卿是“颜回”，以示两人之间的关系。
此时吕惠卿已经知道三司使曾布弹劾“市易务”、要拆王安石的台，义愤填膺，见了王安石张口就说：“自从新法推出以来，我等同舟共济，一心要把变法推行到底，哪知竟出了曾子宣这样的人！大人举荐他做三司使，此人倒来挑《市易法》的毛病，我看背后恐怕还有主使！大人绝不能容他，务必揪出幕后主谋才罢！”
吕惠卿对曾布如此愤恨，一半是因为曾布反对《市易法》，令出身于“三司系”的吕惠卿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另一半则因为曾布在“三司系”中的地位本来不及吕惠卿，只因此人有理财的本事，就被王安石举荐为三司使，职位上压过了吕惠卿这个翰林学士。虽然王安石重用曾布是量才使用，吕惠卿却不能不嫉妒。
吕惠卿这两件心思王安石只能猜到一件：“曾布弹劾‘市易务’或许是有他的想法，若说此人大奸大恶，我倒不信……”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吕惠卿已经叫了起来：“大人忘了曾布还有个兄长吗？”
吕惠卿这一问很有意思，原来曾布是原任集贤校理曾巩的弟弟。
曾巩是欧阳修的及门弟子，与吕惠卿、苏轼、苏辙同为嘉祐二年进士，且与二苏一起被认为是同科中最有才华的三位。熙宁二年曾巩因为反对新法被王安石贬到越州做通判去了。但曾巩、曾布两兄弟政见截然不同，曾布一心追随王安石变法，是“三司”的重要骨干。
王安石人格高尚，公正无私，从不徇私情搞株连，当年为了变法与老朋友韩维闹翻，韩维的哥哥韩绛照样在三司条例司主事，既未被牵扯，也不因此怨恨王安石。同样，曾巩被贬后曾布照样兢兢业业推行新法，对王安石毫无怨言。现在吕惠卿提起此事，王安石两手一摊：“我做事一向论公不论私，曾布也是正人君子，吉甫别把事情想歪了。”
吕惠卿忙说：“不是我把曾子宣想歪了。大人想想，曾布是新法的制订者之一，就算天下人都跳出来反对新法，他曾子宣也不能反对！可第一个上札子反对《市易法》的偏就是他，这是巧合吗？我看曾布背后必有人主使，这个主使者也不一定就是曾巩，或者还有别人……”
吕惠卿言之凿凿，王安石也有点疑惑：“你说是谁？”
吕惠卿凑到王安石耳边压低了声音：“大人还记得当年上奏请求停止《青苗法》的陈襄吗？另有一个知审官院孙觉，大人也还记得吧？”
熙宁二年王安石刚刚推出《青苗法》，时任御史知杂事陈襄极为不满，一连上了五道札子请求停止推行《青苗法》，因此被贬为陈州知府。至于孙觉，为了反对《青苗法》竟当着神宗皇帝的面说韩琦要“清君侧”！随即被贬。这些人王安石当然记得：“难道陈襄、孙觉是幕后主使？”
吕惠卿摇摇头：“看来大人真不知道，陈襄眼下任杭州知府，孙觉任湖州知府，相隔不过一百里，两人过从甚密，书信不绝。加上杭州府又有个判官苏轼，数月之内几次来往杭州、湖州，串通不止，似有密谋。”抬头看了一眼，见王安石脸上有了些惊疑之色，这才又说，“这些反对新法的‘老家伙’虽然被皇上贬了，可他们的心没死，表面看着水波不兴，其实私下底早就勾搭一气了。大人光明磊落，不防这些小人，将来只怕要遭算计！”
陈襄、孙觉、苏轼，这三个人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对朝政的看法也不同。至于说三人凑在一处，也是苏轼先被皇帝放到杭州做通判，陈襄后来才到，孙觉到湖州又是另一回事。哪知吕惠卿三言两语竟然凭空造出一个“三人帮”来！对吕惠卿这种职业政客来说，对政敌的警惕、对党争的敏感以及由此引起的近乎神经质的过激反应，大概是他们天生的本事。
可王安石并不是“政客”——他这种人应该叫“实干家”，所以在这种事上王介甫的反应特别迟钝，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到底说了句：“不会吧，孙觉、陈襄都是君子……”
吕惠卿只是把一个风儿吹到王安石耳朵里，就算王安石不信，听了这些话心里总有这个印象，吕惠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即换个话题：“去年圣上派沈括为两浙路察访使到两浙安抚百姓，现在沈括已经回来，有些消息要报知大人。”
王安石满脑子都是曾布弹劾“市易务”的事，对沈括到两浙察访治水并未留意，只问：“当地民情已经安抚了？”
吕惠卿正和王安石说杭州、湖州出了“三人帮”的事，提起沈括也与这事有关。哪知王安石心不在焉，只问当地民情，吕惠卿只得把“要紧”的话放下，答了一句：“当地已经没事了。”
王安石又嘱咐：“农田水利是大事，要多留心。”话题一转，“《市易法》刚推出，正是敏感的时候，你与曾布共同查问‘市易务’的事，要尽心。”
吕惠卿站起身来高声道：“大人放心，有下官在，这次一定扳倒曾子宣！”
王安石忙说：“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话说了一半，却说不下去了。
吕惠卿参与调查“市易务”是王安石在皇帝面前争取回来的。派吕惠卿出马不就是为了扳倒曾布吗？现在吕惠卿直话直说，王安石却说他“不是这个意思”，那王介甫在这件事上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安石襟怀磊落，没有结党的意思，可持朝政这几年，他手下这帮人早就结了党，而王安石推行变法靠的就是这几个亲信，说王安石是这个“三司党”的党魁，他也无法否认。
——说不清了，混到今天，王安石早就什么都说不清了。
朝廷本是一坑粪水，王安石已经在这个坑子里泡了好几年，不但泡着，而且翻江倒海搅水兴波……到如今想说自己身上没有臭气？难。
吕惠卿走后王安石觉得肚子饿了，叫人摆上晚饭和王雱面对面吃了起来。
王雱已经知道父亲和吕惠卿的一番布置，暗暗觉得如此刻意打击曾布实有“自断退路”之嫌。王雱是个机灵人，知道父亲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说得厉害些，已是摇摇欲坠！真想赶紧劝他几句。食不知味，不时偷看父亲的脸色，可每次抬头都只看到一张阴沉沉的黑脸，知道父亲因为那几句“急流勇退”的话不高兴，到底不敢再劝他。草草吃过晚饭，桌上的碗盘还没撤去，下人来报：两浙路察访使沈括到访。
沈括之来是和吕惠卿商量好的。
与王安石不同，吕惠卿办事讲个剪草除根，像曾布这样吃“三司”的饭、砸“三司”的锅吕惠卿容他不得！正在琢磨如何收拾曾布，碰巧沈括从杭州带来一件东西。吕惠卿一见大喜，立刻决定兴一场大狱，先收拾曾布，顺便把那帮不识时务的“老家伙”狠狠整治一顿！
沈括是个一心往上爬的人，好容易逮住个飞黄腾达的门路，乐得坐不住，也顾不得天晚，急着跑到王安石门上“献宝”来了。
沈括是个大才，王安石对他很器重。叫人撤了残席献上香茶，和沈括对面而坐聊起水利来。沈括的心思却不在这上头，勉强应付几句就换了话题：“下官这次到太湖察访水利，在杭州碰上个熟人，大人猜猜是谁？”不等王安石去猜，自己说了出来，“此人就是原任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眼下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我因为公务和他盘桓几日，见此人平时言语狂悖，时时批评变法、怨谤皇帝，下官收了几件东西来，请大人看看。”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
王安石展开来看，原来是一首诗，字迹沉雄恣肆、苍厚饱满，单凭这手好字就知道这必是苏子瞻的亲笔：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做河伯妇。”
这正是苏轼在湖州当着沈括的面亲笔写下的诗作，其中牢骚味道果然很浓。王安石看后心里不痛快，随手把诗稿丢在案上：“苏子瞻总是不成器，只知道发牢骚，十几年没见他有什么长进！”
沈括忙说：“大人说得是，苏轼这个人不但牢骚满腹，心思更是诡秘，在京城就每每联络同僚故意和大人作对，司马光、范镇都被他利用，圣上也厌恶他，把苏轼贬到杭州，此人还不消停，又写诗词诽谤朝廷，讥讽圣德，我收集了几首，请大人看看。”说着取出一个册子递了过来。
王安石接过看了看，里面都是苏轼的旧诗，句子后头还有蝇头小字注解，标明这首诗是何时何地所写，送与何人，诗中哪一句批评了朝政，哪一句讥讽了皇上……
像这么一件东西，在明、清时代多如牛毛，可这种事在大宋朝是少见的。
王安石把几十张诗笺逐一拿起来细看，好半天才放下。抬头问沈括：“你收集这些东西给我看，究竟是何意？”
见王安石对这些诗作如此看重，沈括心中暗喜，忙说：“大人主持变法至今，海内一片欢腾，偏有几个小人从中作梗，其中苏轼是个头目！下官也听说最近有人找种种借口企图破坏《市易法》，不知其中有没有苏轼参与。但苏轼这些诗词讥讽圣上、攻击朝政，罪证确凿，大人何不就此弹劾苏轼，先治他一个重罪，让天下人知道朝廷变法的决心，也能堵住那些小人的嘴。”见王安石阴沉着脸不吭声，以为宰相把自己的主意听进去了，忙又说道，“眼下邓绾、李定、张璪等人掌着谏院和御史台，不需大人出面，只要递一个眼色，自然有人出来弹劾苏轼。”
沈括的主意很清楚，借着“三司系”在朝中的势力兴起大狱，先咬住杭州通判苏轼，顺便把陈襄、孙觉以及和苏轼交往密切的官员逐个查一遍，斗一遍！顺便把天下人都吓唬一顿，巩固王安石和“三司系”的威望；也给调查“市易务”的曾布一个警告，让这“吃里扒外”的家伙识时务，别在宰相面前找死。一举三得，十分厉害。
好半天，王安石沉声问道：“存中是让我兴一个‘文字狱’？”
王安石这话问得太直，语气也不善，沈括暗吃一惊，一时不敢回答。
王安石站起身在屋里走了几步，停在沈括面前：“‘文字狱’始于暴秦的焚书坑儒，后有武则天‘铜匦奏事’，任用酷吏杀尽百官！存中是让我学那‘焚书坑儒’的本事，还是让我做个手烹同僚的周兴、来俊臣？”
听王安石这么说，沈括才知道自己捅了马蜂窝，吓得脸色灰黄，忙说：“大人不要误会……”
沈括话未说完，王安石已经厉声喝道：“我误会什么！是你沈存中误会了我王介甫！变法，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朝廷一家的事，这是天下人的事！变得好，皆大欢喜，若有不认同的，大可以指着鼻子骂我！难道我是个宰相就骂不得？胡扯！天下人都可以骂我，我急了也可以反骂他们，这有什么！但是让我兴‘文字狱’去害一个苏子瞻，你打得什么算盘？你把我王介甫当成禽兽了吗？当年因为变法与我反目、指着鼻子骂我的人多得很！我都一一去害？那真是连畜生也不如！”强压住胸中的火气，冷冷地说：“你带来的东西污了我的桌案，你的两只脚踩脏了我的院子！滚出去！从此不准再登我的门！”随即吆喝一声，“来人！把这张桌子抬出去烧了，打净水来洗地！”看也不看沈括一眼，背着手进内室去了。
一顿臭骂赶走了沈括，王安石怒气不息，黑着脸坐在那儿嘴里嘟嘟囔囔还在骂人，却听下人来报：崇文殿校书郎唐埛求见。
听说唐埛来了，王安石的一张脸更黑了。
唐埛是当朝一位著名的才子，诗词文章、书法、绘画样样出色，年纪轻轻已经闻名京城。可惜唐埛这位才子也真有个才子脾气，心高志大，性情激烈，不会跟人打交道，官做得不顺。后来王安石主持变法被人诟病，唐埛听说此事立刻上了一道札子，请求皇帝诛杀韩琦、富弼这些反对新法的老臣，以表明变法的决心。
大宋自立国以来就定下“不杀士”的规矩，何况韩琦、富弼都是三朝老臣，对社稷立有奇功，皇帝怎能杀害这些人？所以神宗皇帝对唐埛的札子置之不理。但王安石刚刚组建三司条例司，正需要人才，见唐埛这么有胆量觉得可用，就在皇帝面前说了句话，把唐埛任命为崇文殿校书郎，打算将来有机会再重用他。
自从王安石主持朝政以来，被他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实在不少，其中一多半都磨练出来了，偏偏这个唐埛，王安石因为“有胆量”而提拔了他，过后才发现此人狂傲无比、好高骛远、大话欺人，说话办事全不靠谱，别说让他担任要职，就连平常和他闲谈几句都惹人厌！王安石手下能人极多，就不搭理这个小小的校书郎了。
才子中专有一类人，只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其他一无是处，甚至性格、人品方面存在极大的缺陷，和社会格格不入。像这样的人，如果他全身心投入自己擅长的事业，我们完全可以只看他的成就，忽略他人格方面的缺陷。可惜，唐埛的天才并不在“做官”上头，而他偏偏一心想做大官……
这就糟糕了。
唐埛写诗画画儿是一绝，政事上狗屁不通！王安石早就对他彻底失望，唐埛却毫无自知之明，自认才高八斗，对身边的同僚很看不起，见吕惠卿、曾布、章惇、李定这些人已经爬到三司使、翰林学士、知谏院这样的高位，偏偏他这个“天下第一大才子”三年下来还是个校书郎，觉得很不公平，屡次来找王安石，毫不客气地伸手要官。王安石对唐埛本来就没好感，看了他这个张狂样儿更是嫌恶，态度越来越冷，话也越说越硬。
唐埛这个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永远不知道反省，反而认定王安石嫉妒他的才华，故意压制他这个人才，对王安石也渐渐忍无可忍。
今天唐埛来见王安石，就是要让宰相说个痛快话儿，肯不肯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下官立志为国变法，也得到陛下的嘉奖。大人有心磨砺下官，让我做了校书郎，到现在已经四年，因为性情耿直不肯巴结上司，始终未得升迁。眼看变法被旧臣极力阻挠，下官心急如焚，想追随大人为国家多尽一些力。”
唐埛说得都是些狂妄的废话。王安石早就看透了这个人，好歹看在他的才气，强打精神安抚他说：“陛下已经赏你进士出身，又让你做校书郎，至于后头的升迁，是吏部的事，我不便插手。”
唐埛忙说：“大人如今得陛下器重，一言九鼎，天下谁不知道？早年与我同辈的李定、蔡确如今都做了御史里行，与他们比下官自忖能力也不差，大人何以厚此薄彼？”
王安石做宰相这些年，上门来求官的人实在多如牛毛，可像唐埛这么妄自尊大毫不客气倒没见过！王安石是个正派人，听不得这种话，刚才又生了一顿气，才压下去的火气一下子被唐埛挑了起来，冷冷地说：“你的意思是想做个御史？”
王安石明明是讽刺，唐埛却听不出来，大喜过望，忙说：“若能如愿，下官必尽力为大人办事！”
若唐埛一直说那些硬话，王安石对他还有一丝好感，哪知此人听说“将被提拔”立刻像狗一样伸着舌头舔宰相的脚，这副嘴脸实在丑恶！王安石忍不住嘴里“嘁”了一声：“战国年间有个蔡泽，跑到秦国丞相范睢家里去讨官，这故事你知道吧？”
蔡泽、范睢的故事唐埛当然知道，却不明白王安石为什么有此一问，忙说：“下官知道此事。”
王安石冷笑道：“当年范睢不能取悦秦昭王，蔡泽就跑去劝说范睢弃位出逃，于是范睢把相位交给蔡泽，自己逃走了。我看你的口才与蔡泽不相上下，做御史屈才了，不如明天我举荐你做宰相，然后逃走，腾出府第给你住，如何？”
到这时唐埛才听出王安石在斥责他。这个眼高于顶的才子哪受得了这样的气，忽地站起身来：“都说宰相有知人之明，哪知竟是嫉贤妒能之辈！下官看错人了。”
这时候王安石已经懒得搭理唐埛，淡淡地说：“你看错了我，我也看错了你，如今两下都看明白了，也是好事。”
唐埛恶狠狠地说：“既然如此，唐某自有去处，只是大人不要后悔！”见王安石连眼皮都不抬，显然是不屑于理他，只得气呼呼地走出去了。
看着唐埛的背影，王安石好像吞了个屎壳郎，一阵阵犯恶心，忍不住嘀咕一句：“什么东西……”
三 唐埛闹殿
皇帝命曾布和吕惠卿共同查办“市易务”，这件事很快就在朝廷中传开，不到一个月，连地方上的重要人物都听到了消息，所有人都明白一点：“三司系”起内讧了。
经过神宗皇帝五年的巧妙运作，“三司系”和旧臣们闹得势如水火，朝廷里的党争已到了失控的边缘。可“三司系”有皇帝支持，旧臣们动它不得，如今曾布和王安石、吕惠卿、吕嘉问自伙里闹了起来，在被打压的旧臣们看来这是个好笑话儿！于是众人屏息以待，等着看这场闹剧如何收场。
可大臣们万万没想到，查办“市易务”尚无结果，又一场更大的闹剧忽然上演。
这天大臣们在王安石、韩绛两位宰相率领下到文德殿来上早朝，天下太平，没有什么大事可奏，眼看朝会已毕，押班内侍李宪依例走到丹墀之下，高声唤道：“众臣有事早奏，无事散朝！”声音未歇，忽听朝班末尾有人一声断喝：“臣有本启奏陛下！”
文德殿上龙盘鹤舞，高檐垂柱，气象森然，群臣又极肃穆，忽然传来一声断喝，竟似半空中打了个劈雷，震得殿堂之中嗡嗡作响，只听“啪嗒”一声，七十三岁的老太傅曾公亮受不了惊吓，手中的牙笏掉在地上，忙俯身捡拾。众臣回头看去，一个年轻人抢步出班，正是崇文殿校书郎唐埛。
眼看朝会已毕，忽然有这么个小官儿跳出来奏本，神宗皇帝也给弄糊涂了，下意识地问道：“卿有何本奏？”
唐埛在大殿中央站直身子，仰起脸来高声答道：“臣要弹劾一个大奸臣！”说到这里也不等别人来问，已经伸手指向排在众臣之前的宰相王安石，“臣所说的大奸臣就是当朝宰相王安石！其人之恶甚于共工、驩兜，其人之奸甚于商鞅、李斯。惯会强词夺理混淆是非，有少正卯之能；阴险狡诈、嫉贤妒能，精通卢杞之术。非惟我大宋百年未有之祸，亦是中华上下数千年难见之贼！”
想不到小小一个校书郎竟当着皇帝的面痛斥当朝宰相，一殿大臣全被唐埛唬住，竟没一人出来呵斥唐埛，连王安石一时也没反应过来，瞠目结舌愣在当场。
唐埛既已站出来，就把这条命豁出去了，见没人出来拦他，知道这是机会，赶紧向上奏道：“陛下也记得，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在京城担任纠察刑狱，因为一件小案与审官争论，上报御史台，御史秉公断案，认为王安石错了，下令维持原判，王安石不但不谢罪，反而屡屡上札子和御史相争，御史台递进札子弹劾王安石，仁宗皇帝厚道，不予理睬，王安石却不知恩典，借口母丧回乡守制，从此不肯奉诏入朝为官，实在有负圣恩！到陛下继位，王安石仍然屡招不至，直到陛下任命他为江宁知府，此人眼见有利，这才进京受职，欺君罔上之心，卑鄙求官之意，实在令人齿冷！”说到这里，又指着王安石的鼻子吼了一声，“你自己说，有没有这事！”
大宋朝比古今任何一个朝廷都讲究“君臣共治”，鼓励直言极谏，臣子们在崇政殿上与皇帝、宰相争论的事屡有发生，但像唐埛这样理直气壮，吼声如雷，拿一件十多年前的旧事责备当朝宰相的，百年也没见过。王安石给气得脸色焦黄，手指着唐埛，嘴里却吐不出一个字来！
见王安石无言以对，唐埛更不客气，立刻又转向神宗皇帝：“王安石之卑鄙天下有目共睹。早年仁宗、英宗有心用他，可王安石故作清高，躲在家中托病不出，天下人都以为他无心做官了吧？哪知陛下封了他一个江宁知府，此人立刻奉旨；陛下又任命他一个翰林学士，王安石飞马进京！这时候怎么不见他出来辞官了？等陛下封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又拜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交付宰相之职，再也不见此人辞官！如今列在班前的宰相大人就是英宗朝不肯进京的那个‘隐士’，实在可笑，亦复可耻！”
眼看唐埛死死咬住王安石“前朝辞官，今朝拜相”的事不放，硬说此人有欺君之嫌，虽然说的话没有道理，可想驳他又狗咬刺猬——没处下嘴。王安石又急又气，方寸大乱，只能指着唐埛连说：“胡说八道！岂有此理！”神宗皇帝坐在御座上脸色阴沉，眉头紧皱，偏偏不肯出言驳斥唐埛，也不命他住嘴。
见皇帝不发话，唐埛更加得势，又指着王安石叫道：“我大宋尊崇圣学，设下侍讲、侍读、说书等职司，专命博士鸿儒为天子讲论经学。这些讲读臣子在皇帝面前讲的是圣学，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言论，所以从太祖、太宗以来都是臣子站在天子面前讲书。哪知王安石仗着被陛下器重，竟敢上奏请求侍讲官员与皇帝对坐讲书！试问，侍讲官只是讲诵经史，难道这些人敢自命为‘皇帝师’吗？他们怎么配与皇帝对坐？王安石如此上奏无非是为自己博一个名声！这便是欺君之罪！”说完又冲王安石吼了一声，“你知罪吗！”
唐埛吵闹到这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冷静下来，知道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面与这种小人争吵只会让自己更丢脸。干脆双手捧着笏板面向皇帝，尽量做出一副坦然的神色，根本不理唐埛，任他说去。
唐埛今天这场大闹本想惹王安石发怒，最好当着皇帝的面争闹一场，给自己博一个“忠直敢谏”的名声。只要把名声博到手，丢官罢职也值得。哪知王安石居然一声不吭，唐埛大为失望。转念一想，如今已经没有退路，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既然皇帝不发话，王安石不申辩，自己就把话都说尽，非把这个屎盆子扣在王安石脑袋上不可。就算打不垮，气也要把他气死！
于是唐埛把嗓门儿又抬高了些，在殿前指手划脚，脆生生地叫道：“王安石担任翰林学士以后，未在陛下面前保举一个贤臣，却先举荐了他的亲弟弟王安国！继而任用亲戚谢景温为御史知杂事，调弟子李定入御史台，臣子稍有异议，王安石就打击陷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到今天，此人安插在朝堂上的死党多至百余位，凡是与他意见相左的官员全被放逐，而且每当放逐臣子都假皇帝之命，他这是要把污水泼到陛下身上，其心歹毒至此，其罪万死难赎！如今不但御史、谏院，就连翰林、中书、枢密、三司各衙门都被王安石的党羽控制。更有甚者，王安石贬逐官员之时还以宰相之名亲发手敕，狼子之心路人皆知！”说到此处又喝问王安石，“你说是不是！”
到这时王安石已经没话说了，只能面露微笑，装出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仰着头不看唐埛。
既然王安石不愿意辩论，唐埛干脆想起什么就说什么：“陛下登基时诏告天下，欲效仿尧舜做一代贤君，哪知朝臣中竟有人不肯体谅圣心，反而向陛下献计，要将昌王和嘉王赶出京师。昌王和嘉王都是陛下的手足，陛下亲赐两王在咸宜坊对邸而居，兄弟之间何等亲爱！臣子从中挑拨，陛下立刻将此人下狱，哪知王安石竟出面为挑拨之人说情，真是无父无君，狼心狗肺！”说到这里又冲王安石大吼一声，“你说，是不是这样！”
唐埛扯的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可是任他这么咬下去，早晚会咬住王安石的要害，神宗皇帝也就做出一副能听谏的样子，什么也不说，任这疯子冲着宰相乱咬。
果然，唐埛又指着王安石叫道：“我大宋承平日久，难免积弊，陛下励精图治锐意变法，专门设置三司条例司，起用王安石主持事务，如此恩宠，就算稍有人性的官员也知道感恩戴德。哪知王安石不念皇恩，竟将变法视做自家的营生买卖，借着陛下的宠信肆意迫害朝臣，竟将政、军、财、谏四权集于一人之手！所推行的新法更是奸邪无比！变法的本意不在于守旧，而在于‘立新’！可王安石变法却反其道而行，不求革新，专一守旧，托言尧舜，与人辩论时动不动就说什么‘周礼’，说什么‘泉府’，其实他所施行的都是商鞅、桑弘羊之辈的邪术！为了推行邪术，王安石欺君罔上，招引一班奸诈之徒关起门来制订法条，专以害民敛财为能事。变法四年弄得天怒人怨，各地盗贼蜂起，眼看国将不国，试问这场变法是要富国强兵，还是要倾覆大宋社稷！”
唐埛说了一堆话，真正切中要害的只是这一句。
早年孔夫子创立儒家学说，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口号，叫做“克已复礼，天下归仁。”其中“复礼”二字说得是恢复“周礼”。可在恢复周礼之前，孔夫子还说过一句非常要紧的话：“周监于二代，郁郁而文乎，吾从周。”意思是说：周朝的律法集中了夏、商两朝律法的优点，相比夏、商律法显得更丰富而且更高明，所以孔子才会推崇周礼。
“周监于二代，郁郁而文乎，吾从周。”这句话是“复礼”这一命题的总纲领！由此可知，孔夫子并不是简单盲目地推崇“周礼”，他的主张分明是：选择天下最好的法律秩序来遵从。
——在春秋时代孔子一心维护“周礼”，因为“周礼”是当时最好的法律体系！如果孔子生在今天，他会第一个坚决打倒“周礼”，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就有了更先进、更完善、更丰富、更理性的法律体系，“周礼”之流岂能再用？
然而王安石却用他的一番说法推翻了孔子“优于前辈，吾即从之”的定义。在王安石看来，孔子既然推崇了“周礼”，后人就必须像傻子一样死死认定“周礼”是天下第一礼法，后世制订的汉律、唐律、大宋律皆不能与“周礼”相比。谁不承认“周礼”的至高无上，谁就是儒家的叛徒！
歪解，真是歪解。
王安石绝不是傻子，一个根本不傻的人却故意装傻，一定有他的道理。王安石不惜装傻来维护“周礼”这个根本不靠谱的概念，目的何在呢？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极力维护“周礼”，恰恰因为“周礼”根本不存在。
孔夫子的时代，想必《周礼》是有文字传世的。可惜随着后来的一次次焚书坑儒销毁史料，到宋代，《周礼》的相关内容早就遗失殆尽，只有几个支离破碎的“名目”还留在世上，而王安石主持变法所利用的就是这几个模糊的“名目”，所实施的具体细节却是借鉴商鞅、桑弘羊之术。
假《周礼》之名、行秦、汉敛财之术。这就是传说中的“挂羊头，卖狗肉”。可惜唐埛不知道：王安石只是负责“挂羊头”的小伙计，真正在后头“卖狗肉”的掌柜，其实是神宗皇帝。
刚才唐埛当殿大骂王安石，口若悬河没完没了，神宗皇帝一言不发任他说去。如今唐埛这个糊涂人误打误撞，忽然说出一句明白话来，神宗皇帝微闭的双眼立刻睁开，沉声斥道：“住口！朝廷大臣岂容你任意诋毁！禁军何在！先将此人看押起来，待朕与众臣议定再治他的罪！”
神宗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嚣张了半个时辰的唐埛立刻被人揪出文德殿，剩下的只是一片令人难堪的寂静。
好半天，神宗皇帝似乎回过神来，沉着脸自言自语道：“一个小小的校书郎竟敢如此猖狂，朝廷王法都坏人这些人手里！”说了一句狠话，却又问王安石，“此人和宰相有仇吗？”
神宗这话问得真好！
天下人都知道唐埛本来连个正经功名都没有，只因为熙宁二年王安石主持变法遭到重臣反对，唐埛跳出来叫嚣要把韩琦、富弼斩首以正视听！于是王安石立刻亲自上奏为唐埛求来一个崇文殿校书郎的职位。也就是说，今天在文德殿上大骂王安石的唐埛，其实是王安石亲手提拔的心腹人。
在大宋朝廷里想看王安石笑话的人太多了。不用别人说话，刚才让唐埛吓掉了牙笏的太傅曾公亮颤微微走前一步，问王安石：“这个胡言乱语的小子是何人？老夫看他眼熟，怎么想不起来了？”
曾公亮这话其实是个引子，不用王安石回答，立在朝班中的司徒侍中文彦博重重地叹了口气：“唉！老大人怎么忘了？熙宁二年就是这个人口出狂言，认为凡阻挠变法的大臣个个该杀，请求当殿诛杀韩琦、富弼二位，后来不就升了校书郎了吗？”
曾公亮、文彦博两个老头子一搭一唱，把王安石举荐唐埛的事全抖了出来。王安石气急败坏，不理这两个老家伙，恨恨地对神宗奏道：“唐埛一定是疯了，我看背后未必无人指使！”
王安石说唐埛受人指使，意思很明白：谁在这时候跳出来找王安石的麻烦，谁就是“幕后主使”之人！这一口咬得很凶，曾公亮胆子小，忙住了口，文彦博却不依不饶，追问一句：“宰相以为是何人指使？”
文彦博的质问王安石无法回答，神宗赶紧替他解围：“唐埛当殿咆哮，全无规矩！所奏更是捕风捉影不足为凭，此人不治罪便无天理！”
唐埛这样胡闹当然要治罪。
不等别人说话，曾公亮又走上前来：“陛下英明！唐埛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实在是个卑鄙小人。他私下里还向臣借了三十贯钱呢！一会我就叫管家追讨回来！”
曾公亮这话说得众臣一阵哄笑，连神宗皇帝也忍不住笑了一声。
曾公亮在这里打岔，其实是在替唐埛遮掩。这倒不是曾公亮想护着唐埛，实在是唐埛为这帮老臣做了一件他们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曾公亮替唐埛打埋伏，意在进一步让王安石难堪。
于神宗而言，唐埛这场疯闹着实打击了王安石的气焰，正合皇帝心意，在这上头神宗的心思与这帮老臣们差不多，也就不提处置唐埛的事了。正要散朝，文彦博忽然出班奏道：“唐埛那些话简直胡说八道，可他责备新法，倒让臣想起一件事来：最近新出一项新法名为《市易法》，在京城建立‘市易务’专门买卖商品。臣听说‘市易务’乃是官办，却一心垄断市场，连水果都卖！身为官府衙门和百姓争这蝇头之利，成何体统？”
文彦博突然向王安石发难，大出神宗意料之外。
王安石刚被唐埛气得两肋生疼，满肚是火，可他也知道文彦博不比唐埛，对这个老家伙要加意提防，忙把火气收敛起来，冲文彦博笑道：“老大人说‘市易务’经营水果是蝇头小利，我却不这么看。比如朝廷设置酒监，有人来买一壶酒你卖不卖？朝廷又有税监，一文钱的税你收不收？一壶酒、一文钱也是蝇头小利，怎能说‘蝇头小利’就不要了？《市易法》取自周朝‘泉府’之制，市场货物滞销就以官钱买入，市场货物脱销，再把早前囤积的货物卖出去，对百姓有利，对国家也有利，这有什么不好？”
王安石用的还是这套老办法，把他制订的新法一律挂上“周礼”的幌子，用“孔子尊崇周礼，周礼就是正统”这套把戏骗人。偏偏“孔子只尊周礼”这个骗人把戏是历代皇帝钦定的，做臣子的就算看出其中有鬼也不敢出言推翻。文彦博拿王安石毫无办法，只好换个说法儿：“朝廷设‘市易务’与民争利，百姓皆有怨言，如何是好？”
王安石笑道：“诚如大人所言，贩卖水果只是小利，区区之数何足道哉？去年陛下为了赈灾，一次就放赈粮两百万石，河湟一战大获全胜，给军士放赏的花费也在数十万。皇帝如此仁义慷慨，百姓们都是知恩识礼的，怎么会相信朝廷要与他们争这‘蝇头小利’？老大人说百姓有怨言，我看言过其实了吧。”
王安石先说赈济，那是皇帝的面子；再提军功，那是国家的荣耀，这两件事谁敢辩驳？三言两语就把文彦博堵得无话可说。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这套辩论的本事很是满意，微微一笑，退朝而去。
第二天政事堂发下敕命：唐埛贬为潮州别驾，发往韶州安置。把个才华横溢的才子、反复无常的小人发配广东受罪去了。
四 太后说了宰相的坏话
就在唐埛当殿大骂宰相的丑事发生后的第三天，宦官首领内侍押班李宪奉太皇太后之命把神宗皇帝请到慈宁殿上。
神宗进殿的时候曹太皇太后正斜倚在榻上，高太后坐在一只绣墩上，手捧银碗服侍太皇太后用药。神宗上前对太皇太后、皇太后行了礼，太皇太后并不起身，只有高太后站起来笑道：“皇帝来啦，请坐。”
曹太皇太后是仁宗皇帝的遗孀，她的祖父是开国名将鲁国公曹彬，父亲是吴王曹玘。这位老太太沉稳明决，能断政事，在朝中宫里都有影响。英宗治平元年，垂帘听政一年的曹太后被宰相韩琦算计，强迫撤帘退回后宫，从此只在慈宁殿闲居，种菜养花自娱，多年不问政事了。但威望仍在，神宗皇帝对这位祖母也极为尊敬。
高太后是英宗皇帝遗孀，神宗皇帝的母亲。与太皇太后一样，高太后也出身勋戚之家，她的先辈是开国名将武烈王高琼，祖父是号称“神将”的康王高继勋。因为高、曹两家都是名将勋戚，互相联姻，曹太皇太后的姐姐嫁给高继勋的三儿子高遵甫，高太后就是高遵甫与曹夫人的女儿。论起来高太后要叫太皇太后一声“姨妈”。但高太后的父亲高遵甫没什么本事，曹夫人对他有些失望，怕女儿长大没有好前程，就和曹太后商量，给女儿取了个乳名叫“滔滔”，抱进宫里交给曹太后养大，后来指配给英宗做妃子，英宗登基，“滔滔”就做了皇后，这一切都是太皇太后一手安排的。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太皇太后和高太后一直亲如母女。
高太后美丽温婉，贤德聪慧，身后又有姨母支持，在内宫没有任何妃子敢与她争宠，所以英宗的四位皇子以及蜀国公主、越国公主皆是高太后所生。
高太后是位女中豪杰，办事的手段比姨母还要利落，朝廷中的变法用人各项算计都逃不出高太后的眼睛。可高太后知道神宗皇帝志向远大，就放手让神宗去做大事。自己深居后宫，从不过问政事。像今天这样专门把皇帝叫到后宫来说话，以前从没有过。倒让神宗有些惊讶，坐定之后立刻问：“太皇太后和母后叫朕来有何事？”
听皇帝动问，高太后放下手中银碗微笑着说：“也没什么事，太皇太后身子不爽，想你了，特请皇帝来见一面。”说了一句虚话儿才转入正题，“今天偶然听内侍们说起一件事来：一向为宫里承办胭脂、绢花的几个大商家忽然不再奉承宫里用度，内侍们一时不知该到何处采买，这些人也糊涂，竟来问我，我又怎么知道？”
高太后这是做题目给皇帝猜。神宗是个明白人，立刻猜中了话头儿，忙笑着说：“原来是这件事。以前宫里各项供奉都有专门的商人来办，最近朝廷推行《市易法》，其中有个‘免行钱’条例，依此条例，商家只要向官府缴纳一笔‘免行钱’就不再承担官府的各项摊派。大概那些承办绢花胭脂的商家交了‘免行钱’，按例不再应付宫中所需，下面的人没考虑到这些，以至耽误后宫使用。”
高太后点点头：“听说《市易法》是拿官府的钱承办民间货物，低价滞销时买入，市场缺货时卖出，除了囤货贩卖，还拿官府的钱向商人放贷，是这样吗？”
神宗笑道：“确是如此。”
高太后眉头微皱缓缓问道：“天下自古分为士、农、工、商四家，读书人做官，农夫耕田，工匠制造器物，商人组织贩运，都是有定数的，现在忽然有了‘市易务’，以官府之钱收买货物，囤积贩卖，会不会就此断了工、商两家的财路，招致民怨？”
神宗忙说：“《市易法》取自‘泉府’之制，乃是周朝的成法，目的不过是平抑物价，使那些大商人不能囤积居奇，物价不会暴涨暴落，百姓不致深受其害。此法一心为百姓着想，初行使的时候或许有些争议，久之百姓必然欢悦。”
神宗皇帝这套“新法出自周礼”的话儿是王安石教给他说的。
可“周礼”两个字能哄大臣、哄百姓，也许连鬼神都能哄住，偏偏哄不了高太后，淡淡地说：“《市易法》说是平抑物价，其实处处插手，见货就囤，见利就赚，刚刚施行就有与民争利之嫌，日后真的推广开来，只怕是借官府之手摧残百姓，夺商人的财货扰乱市场，再往后，连农夫们种出的谷物、家里的房产田地都在‘市易务’购买囤积之列了吧？到那时岂止与民争利？简直是剥民膏脂、乱国家根本了。我大宋几朝圣君苦心经营，虽不敢夸富强，好歹还能让人吃口饱饭，若因为一个《市易法》弄得商业凋蔽市井萧条，恐怕得不偿失。”
高太后双目如炬，她今天说的其实是神宗“熙丰变法”的远景。可惜神宗皇帝正沉醉在自以为是的“变法图强”中，只看到新法推行以后国库一年多增上千万贯的收入，根本没想这么远。笑着说：“太后过虑了。”
儿子孝顺母亲，与母亲疼爱儿子的心是一样的，所以皇帝不忍顶撞太后，太后也不愿意责备皇帝，就把话头儿放缓了些：“新法推行已有四年了吧？国库渐渐充盈，河湟之战也打胜了，这都是好事。可变法终究是大事，走得太快也不妥。听说三司使曾布上札子弹劾‘市易务’，我觉得皇上正好借这机会仔细查一查，若‘市易务’果然有问题，就把《市易法》的进度放慢些——或者干脆停下来，等上三五年，待前面的新法见了成效，再推行《市易法》也不迟。”
高太后这些话其实与皇帝的安排不谋而合。但神宗城府很深，不肯让人猜透心思，低头不语。
到这时，倚在榻上的太皇太后第一次开了口：“孔圣人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孟夫子说：‘其进锐者其退速。’《道德经》又说：‘不敢进寸而退尺。’还说什么‘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的话总是有道理的。王安石这个人名声还不错，可他行事乖戾，脾气执拗，未必靠得住！”
姜还是老得辣，太皇太后倚老卖老，一开口就直击要害。
神宗皇帝虽然已经有了抛弃王安石以巩固变法成就的想法，但他对王安石仍有旧情，让皇帝亲手收拾王安石还可以，别人说三道四皇帝就不爱听了。赔着笑脸顶了一句：“王安石本事也许不大，好在是个正人君子，敢做敢为，朝堂上一时找不出第二个来，朕也只能勉强用他。”
被皇上顶了一句，太皇太后并不着急，淡淡地说：“王安石私下里有一个‘三不足’的说法儿，皇上知道吗？”
这话神宗头次听到，“三不足”的话头儿又古怪，完全摸不着头脑，只得回答：“没听说。”
太皇太后点点头，却没有说下去。
一旁的高太后知道姨妈的心思，毕竟她是皇上的祖母，隔着一辈，没有太后和皇上这么亲切，太重的话不肯说，就替太皇太后告诉皇帝：“外头都在传，这个王安石曾对人讲：‘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凑起来就是个‘三不足’。我们在宫里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古话说‘天人感应’，人做的事天知道，天上的祥瑞灾变都对应地上的事，怎么说‘天变不足畏’呢？祖宗打下江山给后辈坐，定下成法给后人用，连‘祖宗’都不要了，还有社稷朝廷吗？自古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谁都有个出错的时候，错了就要听人劝！连贩夫走卒也知道‘听人劝吃饱饭’，王安石居然说‘人言不足恤’，这是他王安石打算一意孤行？还是宰相要引着皇上做个刚愎自用的人？”
古来就有一个说法儿，说王安石勇于改革，居然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言壮语，简称为“三不足”，其实这是个流传甚广的谣言。
事实上“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句话不管从政治意义上还是从人情道理上都站不住脚。尤其“人言不足恤”一句简直毫无道理。一个皇帝、一个朝廷完全不听劝谏，必酿大祸！大宋王朝太宗、真宗、仁宗都以纳谏著称，朝廷中能言敢谏的大臣多得很，正是这股正义力量守护着本来并不强势的大宋王朝走进了一个延续百年的盛世。真要把“人言”给否定掉了，皇帝独断专行、任用群小、乱施政令，这个本来就不够强大的国家在强敌环伺中还能站稳脚跟吗？
至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两句则从根本上挑战了皇权。因为皇帝自称“天子”，认为他的皇位是上天所赐，连“天”都“不足畏”了，“天子”又算什么？祖宗二字更不用说，没有“祖宗”，当今皇帝就失去了正统地位！“祖宗”都“不足法”了，这是要把神宗废了另立皇帝？还是王安石起了野心，要弑君篡权改朝换代？
这还了得！
若王安石真说了这样的话，他的政治生命早就一笔勾销了！所以这些话绝对不是王安石说的，稍有理智的人也不信王安石敢说这蠢话。
今天高太后把这三句她自己都不信的“谣言”说给皇帝听，神宗是个明白人，转眼就想透了，笑着说：“王安石是个大儒，平生以‘经学’为本，他若不畏天，不敬祖，不恤人言，岂不是疯了？这些大概是谣言吧？”
神宗皇帝是个聪明人，可要说到聪明睿智，高太后还要强过皇帝。见皇帝替宰相开脱，也就点点头，嘴里淡淡地应了句：“是谣言就好。”再不说别的了。
这些话当然是谣言。但谣言都有个出处，王安石若不犯这三项忌讳，也传不出这三句谣言。高太后说这些话只是点拨皇帝一下子。又说几句闲话也就散了。
从慈宁殿出来，神宗皇帝又回延和殿看那永远看不完的札子。顺手拿起放在最上面的札子一看，却是吕惠卿递上的奉旨查问“市易务”的札子。
早前神宗命三司使曾布去查“市易务”，王安石硬把吕惠卿塞了进来，神宗顺水推舟答应了。想不到吕惠卿办事倒快，几天就递上札子，神宗知道三司使曾布也是个能办事的人，估计他的札子也该上来了，翻找几下，果然在堆积如山的奏本中间找出了曾布递上的奏章。
有这两个东西在眼前，其他事就显得次要了。神宗先把曾布的札子展开看了，上头详细写明吕嘉问经营“市易务”的时候为求政绩编造假账，多报营利欺骗皇帝，又有“市易务”官员借官府之力垄断商品、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暗中分肥的种种丑事，连人名、钱数都一一列举出来了。再看吕惠卿上的札子，却见吕惠卿把“市易务”存在的种种问题都瞒过不提，只说“市易务”经营数月已经赚到几十万贯利息钱，估计满一年后可得利润百万贯。且《市易法》随带推行的“免行钱”一项极好，买卖人只要交了“免行钱”就可避过宫里的摊派讹诈，这些人都心甘情愿掏出钱来，又是一笔很大的利润。正是公私两便，皆大欢喜。
在札子末尾吕惠卿还特别指出：《市易法》已经在刚刚开辟的熙河路推行，由官府收集商品向刚刚归附的羌人出售，又由“市易务”出面向当地商人放贷，促进贸易，当地人十分拥戴，人心大定。可见《市易法》是可以推广的，只要天下人习惯了《市易法》，朝廷和百姓就能从中受益。
曾布和吕惠卿递上的两道札子，内容早在皇帝意料之中。
在新法中真正赚大钱的是《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所带来的收益比不得前两项。可引发的抵触比前两项新法更大，强推《市易法》对朝廷有些得不偿失。
但变法不能说停就停，皇帝的权威、“三司系”的面子都在顾及，所以《市易法》只能分步停止，不能立刻取消。王安石是皇帝亲手提上来的宰相，也不能一下推翻，必须给他留面子。这么说来，出身“三司系”的曾布出面弹劾“市易务”不管是对是错，在皇帝看来都是错的，此人该贬！
贬了曾布，就等于又一次支持了王安石。
但王安石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已经和早前不同，这是一颗早晚要抛弃的“棋子儿”。现在时机不到，皇帝还得支持王安石，可也不能白给他这么大的面子。正好这件事做“槌”把执拗无比的“安石”好好敲打几下儿。
拿定这个主意，神宗心里暗笑，也不管天色已晚，立刻命人到政事堂叫王安石觐见。自己吃了两块点心，喝了杯热茶，等着开导这块戴着宰相帽子的“硬石头”。
只片刻功夫，王安石和参知政事冯京一起飞奔而来。
五 弃车保帅
自从主持变法事务以来，王安石总是天明即起，三更才睡，每天不是在政事堂处理公事就是在司农寺讨论新法，苦不堪言，却不以为苦。今天曾布和吕惠卿同时就“市易务”的事递进札子，王安石猜到皇帝必来叫他，一直在政事堂未走。参知政事冯京其实没什么事，也在政事堂上磨蹭，故意不肯回府。
冯京是仁宗皇祐元年状元及第，宰相富弼对冯京极为赏识，把女儿嫁给了他，想不到几年后长女夭亡，富弼又把小女儿嫁给冯京，时称“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这是个出了名的正派人，当年岳丈富弼拜相主政，冯京不肯借岳父的势力往上爬，为了避嫌自请外放为知府，直到富弼罢相才回京任职。神宗皇帝从一开始就对冯京很器重，先是让他担任翰林学士，后来又做御史中丞，再升枢密副使，如今又让冯京做了参知政事。冯京这个人很有自知之明，虽然与岳父一样不支持王安石，可他知道王安石在给皇帝做打手，有这么硬的靠山，谁也触动他不得，所以平时绝不与王安石争执，只是一有机会就在皇帝面前举荐那些与“三司系”意见相左的臣子，皇帝不肯用，他也就不再说。
最近朝局发生变化，“三司系”大将曾布和吕嘉问又起内讧，加上唐埛闹殿，当众扇了王安石一巴掌，王安石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有所动摇，冯京嘴上不说，却在冷眼旁观。今天曾布和吕惠卿各自递上札子陈述对“市易务”的调查结果，冯京知道一定有事，王安石不走，他也不走。果然，二更刚过，内侍已来传旨，王安石和冯京一起赶了过来。
王安石是个极忠直的人，对神宗皇帝又忠诚、又敬仰、又信任，做宰相这些年他在皇帝面前一向言无不尽，哪怕是犯忌的话也敢说。可今天身边多了个外表木讷、心机多端的老头子，王安石也就打定主意后发制人。行礼后问皇帝：“陛下召臣有何事？”
“还是‘市易务’的事。”神宗拿起御案上两道札子，“你看吧。”
今天的王安石格外恭顺，也特别安静，接过札子细看一遍，又递给冯京，请这位老先生也看。神宗皇帝无奈，只得等冯京慢吞吞地把札子看完，才问：“对此事你们是怎么看的？”
听皇帝动问，一向反应敏捷快人快语的王宰相把头一低不吱声儿，平时少言寡语的冯参知倒把头抬了起来：“臣以为此事蹊跷。”
神宗忙问：“如何蹊跷？”
冯京偷看了王安石一眼，向皇帝奏道：“曾布和吕惠卿共同查办‘市易务’，两人所奏却大相径庭。《市易法》新推出，‘市易务’操办之事极其要紧，把事办对了，于变法大有益处，若办错了，必坏朝廷的声誉，现在吕惠卿、曾布各执一词，臣以为当请宰相主持彻查，一定要有个结论才好。”
既然王安石装糊涂，冯京就干脆把案子往他头上扯，这一下王安石果然避不开了。忙说：“臣以为此案已明，无需再问。”
不等皇帝说话，冯京已经问道：“曾布、吕惠卿所奏截然相反，宰相却说案情已明，这话令人费解！”
王安石瞟了冯京一眼，淡淡地说：“《市易法》刚刚推行，需要时间整顿、调理。如今曾布弹劾‘市易务’所指都是细节，而吕惠卿从大处着眼认为‘市易务’并无大错，这两人的说法并不抵触。放在一起看，就说明《市易法》大面上是好的，细节还需改良。所以臣说案子已明，剩下的就是慢慢改良罢了。”
王安石是个大才，几句话把一个天大的难题化解于无形。面对如此奇才神宗皇帝和冯京都暗暗佩服。冯京是个老于世故的人，见王安石守得严密，无隙可乘，又吃不准神宗皇帝对《市易法》的态度，觉得这时候多说话有点儿冒险，暂时闭了嘴。
眼看打退了冯京，王安石悄悄松了口气。哪知神宗皇帝忽然说：“宰相提起《市易法》的细节，倒让朕想起来了。《市易法》是不是定了一个‘免行钱’条例？此条例一出，士农工商人人反对，都说‘免行钱’收得太重！民情汹汹，如何是好？”
冯京跟王安石作对，王宰相尽可以把他打退，哪知道皇帝忽然当着冯京的面说出这话来！这不是给对头撑腰吗？王安石忙说：“臣并没听到这些怨言！”
王安石刚才假作谦恭，现在忽然说出硬话，这是他没想到皇帝偏帮对头，惊怒之下闻名天下的“拗脾气”露出来了。冯京看到机会立刻插上一句：“这些事臣也听人说过！”
王安石本来是跟着皇帝的话头儿走的，哪知神宗皇帝突然转向，老冯京又在脚底下使绊子，一家伙把王安石撂了个踉跄！又急又气，想也没想就厉声说：“这些年朝堂上不得志的官员都冯大人马首是瞻，所以这些牢骚都让冯大人听去了！我却一句也没听说。”
王安石这话说得十分霸道，冯京又惊讶又委屈，两手一摊：“这话从何说起？”
冯京这些惊讶和委屈都是装出来的，其实真正难堪的是王安石。因为他这句质问太不讲理，根本就站不住。
半晌，神宗皇帝摇头叹气：“怨言还是有的。不但外头，就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劝朕停止《市易法》，让朕如何是好？”
太皇太后是皇帝的祖母，皇太后是皇帝的母亲，神宗皇帝把这两位贵人抬出来，正是当头一棍，硬生生把王安石打倒在地！
到这时王安石才明白，皇帝心里其实是在支持曾布，反对《市易法》！而《市易法》是变法大局中要紧的一环，这个环节一旦断裂，整个变法都会停顿下来！
王安石对神宗皇帝是用心来效忠的，是拿命来追随的！如果皇帝真要停止变法，那王安石的心就碎了，命也没了……
情急之下，王安石再也顾不得冯京就在一旁，甚至连皇帝的尊严体面也顾不上了，高声道：“太皇太后当然反对《市易法》，因为太皇太后的弟弟曹佾就曾以宫中供奉之名强夺商人的木料，至今没有给钱，谁敢去向他催？皇后的父亲向经也曾经勒索商行，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如今推行‘免行钱’，这些皇亲国戚不能随便敲诈商人了，他们当然要闹。就是这些人在后面唆使太皇太后来劝皇帝停止《市易法》，陛下怎么能听这些人的话？”
王安石所说的倒是真事。
曹太皇太后自己节俭持重，很有德行，可她却有两个不成器的弟弟，其中国舅曹佾尤其凶横霸道，是京师出了名的恶棍，别说夺了商人的木料不给钱，就连杀人害命的事也做过不少！神宗的结发妻子向皇后，其父亲向经是前朝宰相向敏中的孙子，早年为官名声还好，自从女婿当了皇帝，女儿成了皇后，向经的品行大不如前，强买商人木料只是他这些年无数恶行中的一件罢了。
曹佾、向经这些国戚都是皇帝的长辈，就连王安石也治不了他们，但这些人平时的恶行王安石全都清楚得很。
自从神宗皇帝命曾布去查问“市易务”，王安石就已经感觉到皇帝对变法的态度正在改变，这次唐埛闹殿，神宗皇帝竟暗中纵容唐埛的猖狂，灭王安石的气焰，王安石心里虽然委屈，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只能忍辱负重。现在神宗皇帝把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话学给他听，说出“暂停《市易法》”的话来，王安石又灰心又伤感，一气之下执拗的脾气再也按捺不住，竟当着皇帝说了犯忌讳的话。
其实话刚出口王安石就后悔了。可木已成舟，悔也没用。干脆把牙一咬，反正变法是皇帝的事，皇帝要变，就变，皇帝要是不想变法了，王安石无非卷铺盖滚蛋，倒不受这个苦、这个累、这个窝囊气了！
想到这儿，王安石越发提高了声音：“变法是天下大事，关乎社稷存亡。若不是吕嘉问，谁敢去主持《市易法》？若不是臣拼了性命保全吕嘉问，他这个‘市易务’又能存在多久？几年来臣殚精竭虑，吃苦受罪，不敢有丝毫埋怨，只求变法能够成功。若陛下因为旁人几句闲话就停了《市易法》，臣只能奏请告老还乡。”说到这里眼圈儿都红了，冲神宗行了一礼，转身退出去了。
想不到一向干练的宰相今天竟闯出这么大的祸来！参知政事冯京目瞪口呆。半晌，一句话也没说，悄悄退下去了。
和满朝大臣一样，冯京不满意王安石的作为，今天本来要给他下个绊子；可和天下人一样，冯京心里认定王安石是位正人君子，虽与“拗相公”政见不和，却从没想过把王安石往死里整。今天王安石一时失态闯了这么大的祸，冯京只要说一句话就能让王安石落马，却不忍心在背后捅刀子，最终一句话也没说。
神宗说这些话本想敲打王安石一下，哪知道“拗相公”不识抬举，一触即跳，竟当着皇帝的面责备太皇太后和皇后的亲戚，公然驳了皇帝的面子！神宗表面和善，其实绵里藏针，脸上没露出什么，心里已经恼了。
王安石也知道皇帝恼了。
回到家，王安石立刻写了一道札子，请辞宰相之职。哪知札子还没递进，吕惠卿却来拜见，告诉王安石：皇帝刚才招他觐见，称赞他札子写得好，当面表态：吕嘉问仍然掌管‘市易务’，曾布革去三司使，降为翰林学士。
神宗皇帝到底袒护吕嘉问，贬了三司使曾布，不仅给了王安石一个天大的面子，也是告诉王安石：皇帝仍然支持变法，变法大业也仍然要继续下去。
早在熙宁二年进京担任翰林学士的时候，王安石这条命就卖给皇帝了。只要皇帝不抛弃他，王安石就会把命卖到底。现在皇帝表了态，王安石也就不闹了，取过一根蜡烛，把请求辞职的札子烧了。
书房里烧奏折的余火未熄，忠心耿耿的“拗相公”已经跟着内侍进了宫。神宗皇帝早在御内东门小殿等他，和颜悦色地说：“朕年轻，办事难免优柔寡断，这些年若不是宰相辅佐，很多事办不好。”指着早已摆下的绣墩说，“宰相请坐。”
神宗皇帝只说了一句话，王安石满腔怨气化为乌有，只剩下对君王知遇的感激，再三道谢才在皇帝面前坐了。
这时神宗皇帝早已不再提《市易法》的事了：“两浙路访察使沈括回京，递上一道札子，说太湖沿岸堤防已经建成。朕看沈括这个人办事还算周到。”略沉了沉又说，“沈括的札子里有个夹单，弹劾杭州通判苏轼做诗讥讽朝政，据说这样的诗有数百首之多，光是沈括抄录的就有几十首，对此事宰相怎么看？”
想不到沈括这个小人在王安石面前献媚不成，竟把“文字狱”捅到皇帝面前去了！王安石知道这是大事，万一皇帝动了糊涂念头真的兴起“文字狱”来，大宋朝一向奉行的“仁君宽政”就会遭到彻底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王安石是变法能臣，治国宰相，更重要的是，王介甫是一位正人君子！也许他的行为、思路有不当之处，可王安石这颗心坦白干净，堂堂正正，绝不是个无耻奸邪之辈。立刻奏道：“臣以为大宋历代君主善待大臣，从谏如流，一向以直言极谏为美德，我朝政治如此清明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沈括只是个访察水利的官吏，却把心思用在邪术上，拿一个府判官随手写下的诗词文章做借口要兴大狱，无非是替自己博取功名利禄，臣以为沈括是个小人，陛下绝不能听信这种人的谗言！”
王安石有时候真是糊涂，一点也不能理解皇帝的心事。
神宗皇帝表面是个宽厚仁德的明君，暗中却迷恋权术。如今神宗皇帝大权独揽，政、军、财、谏一手掌握，只差一条：祖宗立下的“不杀士”的规矩还在！不能杀大臣，皇帝的大权就不完整；要想杀大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兴一场大狱。
对神宗而言“文字狱”很值得搞一搞。只不过王安石权柄极重，皇帝要兴“文字狱”需要他的支持，想不到此人过分正直，对“文字狱”竟反对得如此干脆！神宗皇帝不禁有些后悔，早知道不问宰相就好了。
可问都问了，王安石也表了态，神宗再往下说就没意思了，只得把这事先放在一边，换了个话头儿：“王韶攻取河湟六州功劳很大，可这一仗前后打了两年，耗费不少。现在地方官员弹劾王韶，说他在攻河湟时任意挪用军费，数额多至百万，这事卿怎么看？”
宋朝官制臃肿，有人浮于事的祸患，但朝廷对官员的选拔还是比较成功的，地方官中不乏心明眼亮有骨气的人物，凡大员在地方上做了违法之事，常常被人弹劾。
现在“熙河开边”的功臣王韶遭到弹劾，这事王安石早先已经知道。在他看来，王韶为朝廷开拓疆土，率孤军打恶仗，转战数千里，名声正响，朝廷若以区区小事治了他的罪，不但王韶气馁，对各边镇将士的士气都是个打击，所以此事不必查处。于是奏道：“臣以为王韶功大，挪用军费一事又有诸多内情，这些钱都用在战场上，并没入王韶的私囊，此事朝廷不必过问。”
王安石说得在理。若在平时神宗早已准奏，可今天的神宗却与平时不同，显得特别犹豫：“地方官的弹劾朝廷竟不过问，似乎不妥……”
神宗城府极深，他心里的主意王安石只能摸到一半儿。现在王韶这件事以不问为好，皇帝却执意要查问，王安石根本猜不到皇帝的心术，只得退一步：“既然如此，陛下就派御史查问吧。”
王安石虽然附和了皇帝，但心里不很痛快，神宗看出来了，笑着说：“王韶的事不查不妥，若真查出事来更没意思。朕觉得该派个能干的御史去查问此事。”看了王安石一眼，问他，“你看以监察御史里行蔡确核查此案如何？”
御史里行蔡确是“三司系”培养出来的人才，很能办事，只是资历稍浅。派此人去查王韶一案倒挺合适。
王安石虽然认为派御史查问王韶一案多余，但皇帝的安排也妥当，忙点头称是。
此时的王安石当然没有意识到，神宗命蔡确查办王韶一案，其实是在制造机遇，让蔡确这位资历不深的监察御史里行脱颖而出。
若把早年仁宗、英宗两朝留下的大臣们视为一个巨大的“旧臣派系”，则由王安石一手建立的“三司系”无疑是一个新派系。从变法开始到现在，神宗皇帝用“三司系”打倒了原有的“旧臣系”。如今朝堂上“三司”一系独霸朝纲，神宗对王安石也厌烦了，已经下定决心撤换王安石。
但王安石执政多年，是“三司系”的总首领，这样的人不是说换就换的。所以皇帝一方面处处给王安石面子，把他稳住，同时暗中布局，在不动声色间分裂“三司系”，架空王安石。
“三司系”表面抱成一团，内部却远非铁板一块，其中有韩绛，他的弟弟韩维早已和王安石割袍断义，虽然这并未影响韩绛与王安石的交情，但只凭这一条，让韩绛背离王安石应该不难。王安石倒了以后，皇帝可以让韩绛代替王安石为朝廷主政。
又有一个曾布，其兄长曾巩是欧阳修的爱徒，与王安石势同水火，现在曾布公开和王安石作对，虽然神宗迫于形势贬了曾布，但他心里知道，将来排挤了王安石，这个曾布是可以重新起用的，曾布善理财，神宗正好命他为朝廷理财。
另一个被神宗预设取代王安石这股势力的人就是蔡确。
蔡确是仁宗嘉祐四年进士，出身平平，早年只做个司理参军的小差事，被韩绛发现，举荐到韩维手下做官，这才有了些样子。后来王安石组建三司条例司，韩维把蔡确推荐给王安石，但蔡确资历太浅，今天也不过是御史“里行”而已。这个人虽出于王安石手下，根子却在韩氏兄弟那里，根子又浅，皇帝随手提拔一下，他马上就成了皇帝的人。以后皇帝罢了王安石，政、军、财、谏中的“谏”可以交给御史出身的蔡确来管。
自从继位以来，神宗皇帝一直在下一盘好大的棋。现在他下定决心要做一次通盘变动，棋盘上的车、马、炮通通更换。这场变局的种种细节皇帝早就算计好了，就连“换子”的步骤次序也算定了。
眼看熙宁六年的新年快到了，神宗皇帝也该动起手来了。
六 把宰相拉下马
熙宁六年正月十五，又是一个元宵佳节。按旧例，神宗皇帝摆开銮驾走出禁城与百姓观灯同乐，王安石奉旨伴驾，一直到天傍黑皇帝才起驾回宫。王安石乘一匹御马追随龙辇之后。
眼看神宗的车仗已经进了宣德门，王安石骑着马跟在后头，刚进宫门，忽然从门边闪出两个宦官，左边的伸直双臂拦在马前，右边这个更不客气，一把扯住了缰绳，御马受惊，一声长嘶人立起来，坐在马上的王安石半个屁股都离了鞍，危急中一把搂住了马脖子，所幸没摔下马来。可御马这一惊蹿，倒把扯缰绳的太监拽了个踉跄，王安石的马夫赶紧拢住惊马，把王安石从马背上扶了下来。
此时的王安石惊魂未定，还顾不得向宦官问罪，哪知差点被马拽倒的太监已经恼羞成怒，冲过来一脚踹在马夫的肚子上，狠狠地骂道：“不长眼的奴才，在皇宫里还敢撒野，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
想不到一个看守宫门的小太监竟敢当着宰相的面打骂相府亲随，真是打狗打到主人脸上来了！王安石气得指着太监吼道：“一个小小宦者竟敢在宫门内斗殴，你不认得本相吗？”
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就在皇宫里的紫宸殿旁，王安石每天进出宫门多少次，守门太监不认得宰相，这个差事就算白当了。
见王安石发了脾气，打了马夫的小太监低着头要溜，哪个拦住马头的宦官倒有胆量，高声责问道：“宣德门乃禁城重地，臣子进出不得乘马，相公是当朝宰辅，难道不懂规矩？”
大宋皇帝敬重文臣，王安石在朝中做了三年宰相，平时到政事堂办公常常骑马坐轿，从没有人拦过他。今天这两个小太监忽然挡他的马头，又说这是历来的规矩，这话从何说起？
见王安石含糊了，两个小太监的气势大涨，早前被王安石唬得要溜的宦官冲着王安石冷笑道：“宰相身为辅弼竟连这个规矩都不懂？我看不是宰相不懂规矩，倒是有心要学王莽吧？”
——王莽是谁？那是篡夺汉室江山的乱臣贼子！
想不到小太监竟敢当面说出这么混帐的话来！王安石怒不可遏，揪住太监的衣襟抬手抽了他一个嘴巴！那太监也不客气，立时躺在地上一个劲地打滚儿，嘴里尖叫着：“救命啊！杀人啦！有人要造反啦！”
宦官虽然卑贱，毕竟是皇帝身边的人，大臣们对这些下等奴才其实不敢得罪。今天这个小太监趁势装疯，躺在地上乱喊乱叫，王安石又气又急，偏偏不敢动他，正不知如何是好，内侍押班李宪飞跑过来：“陛下命我来问：你等因何事吵闹！”
见首领太监到了，在地上乱滚的小太监忙爬起来扭头就跑，另一个小太监却在旁边告刁状：“宰相不知何故殴打门吏。”王安石气得没法子，也知道这时候不能和小太监斗气儿，忙赔着笑脸儿对李宪说：“没什么事，别惊动陛下。”
王安石想把事儿遮掩过去，哪知李宪是个细致负责的人，不依不饶：“我刚听见有人喊‘杀人’，又说有人要‘造反’，宫里头传出这话非同小可，还是查问清楚得好！”边说边望向小太监，小太监忙凑上来说：“今天圣上观灯，銮驾回宫的时候宰相大人在后边随侍，到了宣德门前一时忘记下马，小的正和小五子在门前当值，就上来拦着，请大人下马，哪知小五子拦得急了些，宰相大人嫌小五子没规矩，就抽了他几巴掌……”说到这儿故意住了嘴，贼眉鼠眼偷瞄着王安石。
见这小太监在人前弄鬼，半真半假坑害自己，王安石急忙要分辩，李宪已经尖着嗓子说道：“就这么点事，你们两个东西在这里胡喊乱叫惊了圣驾，不想活啦！”斥骂了小太监两句，又转向王安石笑着说，“这几个东西虽然糊涂，毕竟是宫里的执事，他们犯了错，宫里自有法度治他们，相公怎么对皇上身边的执事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如今皇上动问，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回话？”莫名其妙扯了几句，根本不听王安石辩解，扭脸儿就走了。
守门太监见管事的宦官护着他们，气焰立刻长了几分，谁也不理王安石，自顾走开，嘴里还抱怨着：“宰相又如何？宣德门前百官下马是祖宗定的规矩，一个宰相能比祖宗还大？只听说曹操做宰相的时候带剑上殿、骑马入朝，哪知清平盛世竟出了‘曹操’了……”另一个小子还在边上帮腔：“这叫‘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你懂个屁！”不阴不阳地甩着闲话都走散了。只剩一个王介甫站在宣德门前，气得脸色铁青，浑身直抖。
新年刚过，喜气未除，宰相却在宣德门前跟太监打了一架，闹出这么大个笑话来，此事虽没长腿，却一天功夫就在汴梁城里传开了。神宗皇帝当时就听到动静，叫宦官来查问，内侍押班当然向着自己人，在皇帝面前只说“宰相进宣德门不肯下马，殴打守门太监”，其他的话一句不提。
听说王安石和宦官打起来了，神宗倒觉得有意思，让他更不明白的是：宰相在宣德门前下马，前朝有此例吗？
皇帝心中存了这样的疑惑，当然忍不住，第二天早朝先处理了要紧公事，到快散朝的时候，忽然问站在班中的太傅曾公亮：“老先生在朝数十载，经得事多，知道前朝有‘宰相于宣德门前下马’的规矩吗？”
听皇帝有此一问，大臣们就知道有热闹看了，一个个都盯着曾公亮，看他如何回答。偏这位老太傅是个“点头不倒翁”，得罪人的话一句也不肯说，先低头眯眼装了会儿糊涂，才向上奏道：“臣是个读书人，根本不会骑马，当年做宰相的时候都是步行到政事堂办公，并不知道这条规矩。”
一个人圆滑些倒没什么，可太滑了也没意思。神宗皇帝对这泥鳅一样的老家伙顿时没了兴趣，转头问侍中文彦博：“你也曾在仁宗朝做过宰相，知道这事吗？”
文彦博忙说：“宰相在宣德门下马的规矩臣早有耳闻，当年与富弼同掌政事堂，每到宣德门前一定下马而行，从无乘马入朝之事。”又加上一句，“近年朝廷推行新法，是不是已经把这旧规矩改了，臣就不知道了。”
文彦博这话说得不阴不阳，不但指责王安石骑马入宫违反旧制，还拿“新法”两个字刺了他一下儿，朝堂上凡是不喜欢王安石的人听了这话都不禁一笑，那些属“三司”门下的人都感觉到今天气氛诡异，个个噤若寒蝉，没一个人敢出来替王安石说话。
既然没人帮他说话，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干脆自己站了出来：“臣自先皇庆历二年中进士，断断续续在朝廷为官也有三十年了，大宋律法烂熟于心，却从未见过‘宣德门前宰相下马’的条例。自熙宁三年臣奉旨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今，时常乘马进宣德门到政事堂办公，也未被人阻拦过。既然侍中大人说这是旧例，可否举明此例载于哪部律书？”
王安石这一问很有力度，文彦博却不正面回应，两手一摊：“我老子，这些事记不得了。但宣德门是禁城正门，每逢节庆圣上登临此门与民同乐，臣子在宣德门下马是对陛下表示恭敬，何必非要探讨此规矩出自何典？难道典籍上查不出，对陛下的恭敬之心就可以免了？”
文彦博这话虽然纯粹胡搅，调子却定得极高，顿时把王安石驳了个张口结舌。
神宗心里到底向着宰相，忙给王安石解围，在御座上缓缓说道：“宰相言之有理，朕也实在想不起有‘宣德门宰相下马’的条例。当年先皇在位，朕只是个郡王，地位还在宰相之下，时常乘马出入宣德门，从来没人阻拦过。”
神宗这话明着是替王安石护短，仔细一听，却带着天大的语病：神宗继位以前封为颍王，地位比宰相高得多！可神宗也不知是太谦逊还是一时糊涂了，竟在金殿上说自己早年“地位还在宰相之下”，这真是个笑话。
文彦博立刻听出皇上的语病：“陛下乃天潢贵胄，不是臣子可比的。所以陛下当年以亲王之尊入宣德门不必下马，这和宰相是否应该下马完全是两回事。”
今天的文德殿上与往日大不相同，一向圣明无比的神宗皇帝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平时稳重寡言的老臣文彦博却长了脾气，一次次当面顶撞皇帝。其实这一切“怪事”都不怪，因为只要仔细想一想，谁都知道，守宫门的小太监吃了熊心豹胆，敢拦宰相的御马？他究竟是受了何人指使……
朝堂上没有傻瓜。这些怪事聪明人已经明白了八成，笨些的也猜到了一半儿。所有人都大眼瞪小眼互相偷看，谁也不敢出声儿。
半天，还是皇帝发话了：“众卿有知道‘宣德门宰相下马’这条规矩的吗？”
“宣德门宰相下马”的规矩到底有没有？谁也吃不准。若说有，明文载于何处？若说没有，刚才文彦博已经说了：臣子在宣德门前下马是对天子表示恭敬！这时候若有臣子站出来反驳，他对皇帝的恭敬之心何在？
一时间满朝文武默然无语，竟没有一个人敢替宰相说一句话……
见满朝大臣全成了“糊涂虫”，神宗皇帝气呼呼地说了句：“连个礼法规矩都理不清！乱了，真是乱了！”站起身退进内朝去了。
见皇帝走了，受了惊吓的大臣们顿时一哄而散。大殿上只剩一位孤零零的王宰相，立在丹墀，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