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部大略（上）

中國以史籍之富聞天下，乙部之書亦可謂汗牛充棟矣。抑猶不止此，前人之去取，不必盡符乎後人：蓋有昔人以爲當屬史部，而今則摒諸史部之外；昔人以爲無與史部，而今則引諸史部之中者矣。然則居今日而言史學，雖謂一切書籍皆史料可也，史之爲業，不亦艱鉅矣乎？然合諸書而陶冶之，非旦夕間事也。史部分類，歷代不同，今亦未暇遍徵，但舉清代《四庫書目》史部分類之法如下，取其最後出也。

史部之中，昔人所最重者，厥惟正史。正史之名，昉見《隋志》；宋時定著十有七；明刊監版，合《宋》、《遼》、《金》、《元史》爲二十一；清定《明史》，增《舊唐書》、《五代史》爲二十四；民國又加柯劭忞之《新元史》爲二十五，此功令所定也。功令所定，必仍原於學者之意。讀《史通》最可見之。《史通》所謂六家，蓋劉氏所認爲正史；其二體，則劉氏以爲可行之後世者。故今正史篇所舉，以此爲限。其雜説所舉十家，則劉氏所謂非正史者也。同一史也，何以有正與非正之分？此則當觀於馬端臨氏之論矣。

馬氏《文獻通考》叙曰：《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斯言也，實昔時學者之公言也。夫史事不可勝窮也，人類生而有求是之性，與夫懷舊而不忍忘之情，前既言之。故文化愈高，則思就身所經歷，記識之以遺後人者愈衆，而史部之書遂日繁。書既繁，則不得不分别孰爲最要，孰爲次要。理亂興衰，典章經制，蓋昔時學者，所共認爲最要之事者也。記理亂興衰，而以時爲綱，是曰編年；以人爲綱，是爲紀傳；表亦有時可用。以事分類，是曰紀事本末。記典章經制，而限於一代者，爲斷代史之表志；通貫歷代者，則爲通史之表志及《通典》、《通考》一類之政書。此四者，以昔時學者之見衡之，實皆可謂之正史。特功令所定，不如是之廣耳。功令所以專取一體者，則以學者誦習，爲日力所限故也。

今俗所謂正史，專指《史》、《漢》一類之書，此特就功令所定立名。若就體裁言之，則當稱爲表、志、紀、傳體。世家，自《漢書》以下不用，《五代史》稱十國爲世家，實亦與《史記》之世家不同物也。此體昔人亦但稱爲紀傳體，以昔時讀史，知重表志者較少。史公之書，本爲通體。《漢書》而下，乃皆變爲斷代者，讀《史通》之《六家篇》，可以見之。蓋自漢以來，每易代必修前代之史，幾若習爲故事。而搜集編纂，皆範圍狹則易精。劉知幾時，史籍尚少。故此體之複重、矛盾，皆非所忌。至於清世，則史書益多，而史文煩冗，又非前代之比，故章實齋又力排斷代，而稱通史之便。此自時代爲之，彼此不必相非也。梁武帝敕撰《通史》六百二十二卷，又魏濟陰王暉撰《科録》二百七十卷，亦通史體，皆見《史通·六家篇》，其書皆不行。鄭樵生千載之後，排班固而祖馬遷，《通志》之主張，實能自圓其説，然《二十略》外，亦無人過問。蓋通史之作，意在除去複重。然同異即在複重之中，考據之家，一字爲寶；又欲考史事，宜據原書，新書競陳，勢必捨新而取舊，具兹二義，通史之作，即誠突過前賢，猶或見棄來哲。況乎卷帙過鉅，精力雖周，衆纂則取誚荒蕪，獨修則貽譏疏漏。安得不如子玄所云今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録邪？此體之長，在於有紀傳以詳理亂興衰，有表志以詳典章經制，昔人所重兩端，蓋惟此體爲能該備。若取編年，則於二者有所偏闕矣。故編年、紀傳，自古並稱正史；觀《史通·古今正史篇》可知。唐時三史，尚以《漢紀》與《史》、《漢》並列。而後世修史，卒皆用紀傳體；功令所定正史，亦專取紀傳也。此體之弊在於以人爲綱，使事實寸寸割裂，又不能通貫歷代，此不可以咎史公。史公書本通史體，其紀傳或非一時之人，即爲並時人，其材料各有所本，彼此關係，亦覺甚疏，初無複重割裂之弊也。《史通·列傳篇》曰：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録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信如所言，《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豈不有綱而無目？凡諸列傳，亦豈不多有目無綱邪？不便觀覽，故編年、紀事本末及“二通”《通典》、《通考》。一類之政書，不得不與之並行。

編年體原起最早。孔子所修之《春秋》，固明義之書，其體裁則當沿魯史之舊，觀《公羊》引不修《春秋》，莊七年。《禮記·坊記》引《魯春秋》，其體皆與今《春秋》同，可知也。此種史蓋專記國家大事，其文體極爲簡嚴。專記國家大事，則非盡人所能知；文體過於簡嚴，則不免乾燥而無味，故其流行，遠不如記言體之廣。參看《史通·疑古篇》。然時固史事天然之條理，自《左氏》有作，取記言體之詳盡，而按紀事體之年月編排之，遂使讀者展卷之餘，於各方面之情形，皆可深悉，則於一時代之大勢，自易明瞭，以供研習，實遠較紀傳爲優。且依時排比，可使事無復出；而記載之訛舛，亦有不待校而自明者，故作長編者，亦必有取於兹焉。此體又有二：一爲温公之《通鑒》，一爲朱子之《綱目》。《通鑒》專法《左氏》，《綱目》則兼法《春秋》與《左氏》者也。論纂輯，自以《通鑒》爲精；論體裁，實以《綱目》爲便，此亦史體之一進步，不可不知。《通鑒》無綱目之分，檢閲殊爲不便，温公因之，乃有《目録》之作，又有《舉要》之作，然《目録》與本書分離，檢閲仍苦不便；《舉要》之作，朱子與潘正叔書，議其“論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閲”，亦係實情。《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則此弊免矣。《左氏》爲《春秋》之傳與否，予實疑之，然無意中却爲史書創一佳體。運會將至，有開必先，即作僞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紀事本末，其出最晚，蓋至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而後此體出焉。所以晚出，蓋亦有由，以史事愈後愈繁猥，愈繁猥，則求其頭緒愈難，故删繁就簡，分别部居之作，應時而出也。此體之作，最重分别部居，故必合衆事爲一書，乃足當之。梁任公論史學，乃立單復之名，以專記一事者爲單體，則何書不可稱紀事本末乎？誤矣。袁氏之書，本爲羽翼《通鑒》，然於無意中，乃爲作史者創一佳體，以其能删繁就簡，則蕪穢去而精粹存；分别部居，則首尾具而因果顯也。然此體以作觀覽之書則可，以修一代之史則不可，以零星之事，無可隸屬，刊落必多；而史事關係之有無，實爲天下之至賾，吾見爲無關係而删之，在後人或將求之而不得也。往者議修《清史》之初，論者乃或主用是體，可謂暗於務矣。

有編年體以通觀一代大勢；有紀事本末體以詳載一事之始末；更有紀傳體之紀傳，以總核一人之生平；理亂興衰之事，可以謂之無憾矣，然猶未也。典章經制，最宜通貫歷代，馬端臨氏之説，固當認爲不誣，見《通考序》，此《通典》、《通考》，所以相繼而作也。此類書搜採貴博，分類貴詳，故《通考》之體例，實較《通典》爲優。章實齋盛稱《通志》而言《通考》爲策括之倫，見《文史通義·答客問》。未爲知言也。又此等書恆成於正史之後，其所搜採，多出於正史之外，足以補正史之闕而訂其訛。故讀正史者，亦宜資爲考證，不僅供貫穿之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