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项羽是2200年前秦朝末年的一个人物。24岁跟着叔父项梁出来打工，3年零4个月就把事业做到了龙头老大的地位。“秦帝国版图”这块市场的大蛋糕，由他主持切分。然而，仅仅4年后，31岁他就企业破产，众叛亲离，兵败身死。
企业做大，事业发达，这绝对有偶然的因素，所谓天意。碰巧天时、地利、人和凑一块儿了。天时给你多大的机会，地利让你占了多大的便宜，再加上自己努力朋友帮助，决定了你的事业能够做得多大。但是，保住胜利成果，不要像项羽那样转眼破产，却只有自己能够把握了。
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项羽，不要在自己的人生中犯他那样的错误。
然而，要想把项羽的成败得失看清楚却又是十分困难的，原因是司马迁的《项羽本纪》真真假假，既有历史的真实记录，又有大量的文学描写。如果我们不能分清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司马迁的文学创作，我们就会被误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读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人们大多会得出这样的印象：项羽勇猛善战，战无不胜。钜鹿之战，项羽率领刚刚被秦军打败的楚军，破釜沉舟，誓死向前，一举击败了秦将章邯的20万大军。这一战役，他杀秦将苏角，俘获秦名将王离，迫使章邯大军战败投降。是项羽彻底扭转了造反军濒临灭亡的不利局面。是项羽把整个亡秦战争推向了胜利。在后来与刘邦的楚汉战争中，项羽又不断大败刘邦。刘邦的汉军遇项羽无不闻风丧胆，每战必溃。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战无不胜的英雄，却突然兵败垓下被杀身亡。胜负的转换来得如此突然，令人生疑。关于项羽的失败，几千年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项羽专断残暴，缺少谋略，不能重用人才。
这个结论对吗？
不错，项羽曾经在襄城屠城，屠城是很残暴的事情。可是刘邦不也一样在颍阳屠城了吗？刘邦不也一样残暴吗！
项羽缺少谋略吗？破釜沉舟难道不是谋略吗？如果他真的缺少谋略，又是如何取得了亡秦战争的重大胜利，并因此坐上了龙头老大的位置？
项羽不用人才吗？如果没有人才，他的军队又是如何战无不胜，并最终勇冠诸侯？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生们眼中纷繁复杂的世间万物，似乎一下子变得简单明了了。不论是王朝覆灭还是军队战败，根源都是四个字“仁义不施”，似乎一施仁义，一切艰难险阻便迎刃而解了。可是，项羽的突然失败究竟是因为不施仁义失去了民心，还是因为施仁义没有在鸿门宴上手起刀落砍下刘邦的脑袋呢？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要想搞清楚项羽失败的原因，首先要从司马迁的文学创作中剥离出真实的项羽。
司马迁完全是在以一个小说家的笔法，塑造一个和真实的项羽完全不同的人物。为了让这个人物达到司马迁心目中艺术典型的要求，夸张、渲染自不必说，无中生有已经是惯用手法，甚至不惜颠倒史实。
读过我的《真秦始皇》这本书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我在那本书中列举的司马迁如何用文学手法，来改变读者对历史事件看法的大量例证；也一定通过“程步读史原则”，在许多看似生动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中，读出了不真实的文学虚构。
《史记》是一部有着强烈个人倾向性的历史著作。为了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政治需要来褒贬人物，司马迁采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有人因此而把《史记》称为文学作品。历代对于司马迁的评价也是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所以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谓绝唱，难道不是包含着今后不会有，也不能有的意思吗？所谓离骚，难道不是对其强烈的文学特色予以一针见血的评价吗？
所以，我把《史记》称之为报告文学。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是真实的，但具体到谁怎么想，谁说了什么，则经常会因为塑造人物的需要，进行文学创作。所以，我们要运用“程步读史原则”分析《史记》中的文字，采信史书中时间、地点、事件的记载，而摒弃形容词、心理描写、隐秘的对话、文学描写。越是精彩的篇章越是要小心。对有着《史记》第一精彩名篇的《项羽本纪》更应该如此。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项羽本纪》里的项羽，是司马迁运用文学手法塑造起来的文学形象，不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项羽。与真实的项羽相距甚远。
项羽从来也不是战无不胜。
项羽根本没有破釜沉舟大败秦军。
项羽与刘邦交战的胜负比是3比5，总比分项羽落后，刘邦胜出。
项羽之所以能够坐上龙头老大的位置，又很快兵败身死，则另有原因。
有人会问了，司马迁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文学创作呢？
原因很简单：用一个盖世英雄的高大形象，来不动声色地贬低汉代开国皇帝刘邦。
如果说司马迁贬低秦始皇是政治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汉要合法，秦就要无道；那么，贬低刘邦则是出于对汉代统治黑暗无道的愤慨，出于自身悲惨遭遇的抗争。
司马迁虽然身为汉代的史官，但是内心深处却是憎恶这个政权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杀六国的王公大臣，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却与项羽一起杀了秦王子婴，并夷灭秦始皇宗室三族；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臣，都高官厚禄善始善终，而刘邦几乎杀光了开国功臣，夷灭了他们的宗族；秦始皇对待战败的李信，不但没有处罚，反而在平定齐国的战役中让其带兵立功，重树威名，而司马迁的当朝皇帝汉武帝，因为将军王恢随机应变，没有冒险出击，就将其下狱处死；秦始皇一生从未妄杀过将军和大臣，而汉武帝当朝宰相就杀过数位，还有将军、王子、公主。最让司马迁伤心和痛恨的是他自己的悲惨遭遇：因为替战败的将军李陵仗义执言，汉武帝就将其处以宫刑。
在肉体和心灵的双重伤痛之下，司马迁在《报仁安书》中写道：“悲愤没有比刺伤心灵更痛苦的，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羞丑的，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从前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辆车，孔子见到后就气愤地离开卫国去了陈国；商鞅依靠宦官景监的引见得到重用，赵良感到寒心；宦官赵谈陪文帝乘车，袁丝看见脸色都变了。自古以来人们都以宦官为耻辱。”
所以，司马迁要用古代先贤的榜样，著书立说，抒发自己的激愤。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于是，《史记》中便有了盖世英雄项羽，功高天下却被灭门的韩信，以及一个个被刘邦冤杀的功臣。
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赞赏的那样，多个心眼儿读史很有必要。
如果我们只是学习写作技巧，那么就去专心诵读《项羽本纪》吧；如果想要从项羽的成败中获得借鉴，则需要多一个心眼儿，小心剥离司马迁的文学创作，还原真实的项羽。
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正确的启迪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