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寻找成事的奥秘

做成一件事情不容易。小如一个企划案的成功实施，大到一件国家大事的落实见效。人生就是踩着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成功而步步登高的。因此，研究并掌握办成一件事情的诀窍，很有必要。

天下万事什么最难？

在一个腐朽没落的国家变法革新最难！

翻阅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截止到公元1949年，我们便会有一个发现，一个国家从建立到兴盛，然后衰败，这似乎是一个像生命一样的自然规律。而当一个国家腐朽衰败到一定程度之后，似乎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挽救，除了用战争将它摧毁，然后重建，别无他策。历史已有数不清的国家消亡王朝更替的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历史上也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惜身死，试图力挽狂澜，但结果几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为什么？在一个腐朽没落的国家变法革新，为什么是天下最难成功的事情？

第一难，百分之十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拼死反对变革。因为变革就是利益再分配。每一个腐朽国家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着权力，享受着利益，却不为国家的发展出力。变革就是要把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拿过来，给那些为国家发展出力的人。所以，统治阶级必然拼死反对。不幸的是，变革的所有措施却都要靠他们来推行实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变革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难，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愿意变革。千百年形成的规矩做成的习惯，一时改变，谈何容易？这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普通百姓，仅有的一点财富仅够维持温饱。就算变革变出个金山来，分到百分之八十的百姓手里，也就一粒沙子。可万一变革以后连现有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都没有了怎么办？所以他们对变革观望、消极。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变革者失败之后喋血街头，而百姓茫然冷漠的原因所在。

第三难，百分之十想要变革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些人脑后有“反骨”，不满现状，不知分寸，难以驾驭。这些人虽然是变革的积极支持者，但他们更容易冒进而给变革招致灭顶之灾；他们更容易不满变革的进展速度而成为变革的反对者，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激烈的对抗，天下大乱，玉石俱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许多变革，最终演变成血腥战乱的原因所在。

然而，有一个人却成功了，他就是商鞅！

商鞅所处的时代，与1900年的大清帝国十分相似：

都是处在一种旧制度行将崩溃，新制度呼之欲出的大变革时代；都面临着内忧外患，新思想新学说不断涌入令人目不暇接；有人想变革，有人坚决反对；都是君王下决心，又都是起用新人变法维新。

可是结果呢？

1900年的大清帝国失败了，随后引发了战乱和军阀割据。

而公元前360年的商鞅却成功了。

为什么？

商鞅为什么能够成功？

弄清楚这个问题，放眼大处，国家大事有借鉴作用；着手身边，一个没落企业的起死回生，一项企划案的顺利实施，一次人生低谷的绝地反击，都能有所启发。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研究商鞅。

可是为什么这本书又叫“真商鞅”？

现存有关商鞅的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由于那个政治环境不可避免地对司马迁本人产生影响，《史记》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对商鞅的曲解和贬斥。大量的文学创作充斥在历史事件的记载中，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读过我的《真秦始皇》的朋友都知道，这些真真假假是确实存在的。要想弄清楚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成功，就必须剥离司马迁的这些误导和偏见。

举个例子。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变法制定了一系列的严刑峻法，其中有一条便是“不告奸者腰斩”。这句话通常被解释为“不揭发犯罪，就要被腰斩处死”。许多人把“不告奸者腰斩”作为批评商鞅严刑峻法的重要证据。是啊，这么一看，商鞅确实是严刑峻法。不揭发犯罪就要被处死，这还不严刑峻法？！因此，有人就推而广之得出结论，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原来是因为心狠手辣、严刑峻法而已。

这样的结论对吗？我要告诉大家，不对。商鞅变法真的是“不告奸者腰斩”吗？我要告诉大家，荒唐。

为什么说它荒唐？我先讲一个故事。

在秦帝国的都城咸阳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家官驿被一个人撬门入室盗走了600钱。盗窃犯随即逃出咸阳城回到家中。罪犯的弟弟发现哥哥盗窃行为后，便劝哥哥赶紧投案自首。怎奈天色已晚，城门已闭，一家人只好吹灯睡觉明天再说。哪知天刚破晓，捕快破门而入，将罪犯人赃俱获。

一干人押到衙门之后，奇怪的一幕出现了。犯有盗窃罪的哥哥没话好说罪有应得，被判处脸上刺字劳动改造，这时，罪犯的弟弟突然扑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地说：

“请大人明鉴，我也参与了盗窃，请大人严惩。”

主审狱吏一拍桌子喝道：“胡说！本大人依法办事，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罪犯的弟弟继续叩头如捣蒜道：“大人，我真的偷了！”

主审狱吏道：“胡说！你说你偷了，在哪儿偷的？偷了多少？”

罪犯的弟弟语塞。片刻之后，弟弟转向自己的哥哥道：“大哥，看在我们都是吃一个娘奶长大的份上，你就告诉大人我偷了。拜托你就诬陷我一回吧！”

主审狱吏闻听大怒：“掌嘴！你想陷本官于昏庸无能，胡乱办案的境地？告诉你，本案证据确凿，驿站被盗600钱，失主指认盗窃犯只有一人，现在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话说？”

闻听此言，罪犯的弟弟一头扑倒在地，抱住主审狱吏的双腿大哭道：“大人，求求你了，我真的偷了，求求你就判我一个盗窃罪吧！我和全家一定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不行！”主审狱吏毅然决然地说，“要想本官冤枉好人，办不到！”

这可能是全世界都不曾见过的荒唐的审判。上述案例和情景是我杜撰的。可是，如果照司马迁所记载，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记载，这样荒唐的审判便会每天出现在秦帝国的衙门里。秦国的官吏们最挠头的将不是罪犯拒不认罪，而是抢着认罪。一人犯罪，将会有一家人，甚至一个村的人都抢着要做同案犯，为此不惜倾家荡产。

为什么呀？

根据《秦律》，偷盗660钱以下，处罚是脸上刺字然后服徭役。可是，如果知道这个人偷盗而没有举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却要受到死刑腰斩的残酷处罚。所以，那些知道犯罪而没有、来不及举报的人，为了逃脱一死，便只好一口咬定也参与了犯罪。或者干脆你看见有人偷窃，干脆你跟着一块儿偷得了。抓不着你发一笔不义之财，抓着了也比“不告奸者腰斩”要强，好歹不丢性命。试问，商鞅制定这样的法律，岂不是鼓励和逼迫百姓都去犯罪？

这事要是放在今天，我们会开玩笑说这人脑子进水了。

看看出土的云梦秦简，我们便会知道正确的答案了。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枚秦代竹简，我们通常称其为“云梦秦简”，或者“睡虎地秦墓竹简”。云梦秦简记载的内容主要是秦国的法律。其中有个内容名叫《法律问答》，这是用案例和问答的方式来进行办案指导的法律文件，有点像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

《法律问答》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丈夫偷盗三百钱，告诉了妻子，妻子与丈夫一起饮食花费了这些钱，问如何论处妻子？回答：如果妻子和丈夫在偷盗之前没有共谋，则妻子按照收受赃物论处；如果妻子与丈夫有同谋，则按偷盗同罪论处。”（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何以论妻？非前谋殹，当为收；其前谋，同罪。）

由于云梦秦简的缺失，我们不知道妻子收受赃物应该如何处罚。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了：如果秦国的法律真的是“不告奸者腰斩”，那就没有必要制定这条司法解释了。因为没有必要区分是同谋还是收赃。妻子“不告奸”腰斩，丈夫刺字劳改，简单。

显然，用“不揭发犯罪就要被腰斩”来批评商鞅严刑峻法，是不对的。因此而得出商鞅变法是心狠手辣的成功，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再举个例子，几千年来，人们批评商鞅还有一条罪状，就是“秦法细密，百姓动辄触法。就是说商鞅制定的法律太多太细，导致百姓一不小心就会犯法。批评得对吗？不对。”

法律越细密具体，百姓触犯法律的可能性越小，而官员的执法随意性也越小；法律越粗放笼统，百姓触犯法律的可能性越大，官员执法的随意性也越大。

我知道很多没有从事过法律工作的人不会同意我的这个结论，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最能说明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那个时候，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刚刚开始，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有一个村子里一对农民夫妇闹矛盾，妻子一气之下提出离婚，丈夫不答应。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丈夫试图用强力和妻子性交。妻子不干挣脱往外跑，丈夫紧追。

结果是跑出村子很远之后，丈夫终于追上了妻子，并在附近一个没有建成的民宅内，强行与妻子发生了性关系。

夫妻打架，自然会引来许多人围观，再加上女方哭喊呼救，因此，当这个男性农民和自己妻子性交时，也就有很多人围观。据说男女老少有100多人。

有人报了案，公安局逮捕了男性农民。

这个案子在当地影响很大，报上去之后各方人士都很气愤。一位主管政法的领导一拍桌子，要法院判处死刑。

应该说，这位领导的这个指示是有问题的。不能以权代法，不能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

然而，这位领导的这个指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80年代初的中国，当众接吻还会被批评为有伤风化；留长发，穿包屁股的裤子甚至可能被开除公职。当众性交，那该是多大的罪过？

还有一点，由于看热闹的人很多，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两人是夫妻，以为是流氓当众强奸妇女，这不严惩怎么能行？

于是，法院按照领导的意见，把这个男性农民按照强奸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案件报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看，不行，夫妻间发生性关系，不能认定强奸罪。强奸罪如果不是轮奸，没有伤及性命，也不能判处死刑。法律也没规定，夫妻如果在公共场合性交就要判处死刑。

于是，最高法院把这个案子发回重审。

当地法院作难了。一面是主管领导要判死刑，当地民众也义愤填膺要严惩罪犯，一面是最高法院不同意，说适用法律不当。

当时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开始，司法独立还没有彻底形成，很多法院审理重大案件，还要请示主管政法的领导。

怎么办呢？

后来，法院找到了一个办法，改以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流氓罪判处这个农民死刑。

流氓罪的最高刑罚可以判死刑。流氓罪又是一个很笼统的罪名。打架斗殴，污辱妇女，不正当性行为，都可以定为流氓罪。当时司法界就曾流传一句顺口溜：“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当然了，最后这个案子没有执行死刑。后来司法界意识到这个问题，在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案》中，流氓罪就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细分的强制猥亵罪、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

这个案例可以很有代表性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细密具体，比粗放笼统好。法律粗放笼统，有利于司法者、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处置百姓，而不利于百姓守法抗辩。而法律细密具体，则增加了司法者、统治者处置百姓的难度，有利于百姓依据法律为自己据理力争。

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被流传了两千多年，那就是刘邦的“约法三章”。刘邦造反攻进咸阳后，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人和偷盗者依罪处罚，其余秦法一律废除。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对于上述约法，几千年来人们普遍的认识是：刘邦废除了秦帝国的细密法律，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法律宽松了，处罚减轻了，老百姓犯法的可能性小了。

这种认识对吗？不对。

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区别分析。

第一种情况，“约法三章”之外的犯罪是否会受到处罚？

按照逻辑推理，应该是“约法三章”之外的所有犯罪不受惩罚。可是，实际情况会是这样吗？当然不会。

韩信是刘邦手下的将军。如果按照约法三章，就算韩信谋反，只要没杀人，就不应该受到惩罚。“约法三章”里没有啊。可是韩信一定会受到惩罚。结果是韩信在没有任何谋反举动的情况下，被斩首并夷灭三族。

张三烧了李四的房子，会不会受到处罚？“约法三章”里没有，应该不受惩罚。但实际上张三一定会受到惩罚。怎么惩罚？“约法三章”里没有，按照族规乡约，双方权势，杀头的可能都有，而且周围的人都会认可。为什么会认可？因为这是明显的犯罪，如果不予惩罚，必然蔓延而殃及自己。

所以，第一种情况的结论是，“约法三章”之外的犯罪一样会受到惩罚。由于无法可依，惩罚可能更加暴虐。

第二种情况，“约法三章”之内的犯罪，其处罚是重于细密的秦律，还是轻？

我们就分析“杀人者死”这一条。

我们假设，现在有十起杀人案件，杀人的原因各有不同。这十起杀人案件中，有五起是盗窃被事主发现，盗窃犯杀人致死。有两起是婚外情引发杀人致死。还有三起是因为暴徒抢劫事主正当防卫杀人致死。

如果按照刘邦的“约法三章”，毫无疑问，这十个人都要被判处死刑。“杀人者死”，百分之百被处以极刑。

可是，如果按照秦律细密的法律，有人却能活下来。杀人，却没有触法。

举一个人们熟悉的案例：假设，西门庆去武大郎家，与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淫乱，武大郎的弟弟武松进门撞见，恼羞成怒的西门庆拔刀刺杀武松，不想却被武松一拳击中要害毙命。按照刘邦“杀人者死”的约法三章，武松就得依法被判处死刑。“杀人者死”嘛。可是，如果按照秦帝国细密的法令：“夫为寄豭，杀之无罪”。这句话的意思是：男人到别人家跟人家的女人淫乱，杀死没有过错。西门庆与武大郎的妻子淫乱，武松杀死西门庆不为犯罪。法细了，条文多了，武松杀死西门庆反而不触法了，不用受到死刑处罚。

十起杀人案件，按照秦国细密的法律，反而有百分之几十的人不会受到死刑的处罚。

所以，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刘邦的“约法三章”，更容易造成百姓触法，处罚也更严厉。刘邦约法三章，其实是文明的倒退，法治的倒退。看看刘邦，那么多开国功臣都被莫须有的杀了，而秦始皇却没有杀过一个开国功臣。除了个人素质外，秦法细密也许就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文明，其显著特点就是文明越进步，法律越细密。子产铸刑鼎，一个铜鼎就把法律全刻上了。今天我们的法律，一面墙的书架可能都不够装。细密具体的法律限制了执法者的权利，保障了百姓的人权。

所以，我们有必要用“程步读史原则”，认真阅读司马迁的《史记》原著，甄别司马迁文字的真伪，剔除司马迁的文学创作和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字，排除几千年来专家学者的借古讽今，添油加醋，再对比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变法革新失败的惨痛经历，来探寻商鞅变法成功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