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九变篇(4)

【战例】

元太尉纳哈出侵犯辽东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十二月，故元太尉纳哈出侵犯辽东。辽东都指挥使马云侦知纳哈出将至，遵照明太祖朱元璋“宜坚壁清野待敌，不轻易与之交战，使其进无可得，退有后虑，然后在险阻之地设置埋伏，扼断其归路”的指示，命令盖州卫（治所在今辽宁盖县）指挥吴立、张良佐等严兵城守，坚壁勿战。纳哈出到来后，见城中防备严密，不敢进攻，越过盖州城直奔金州（治所在今辽宁金县）。金州虽然兵少，城墙尚未修完，但守城将士团结一致，给纳哈出以沉重打击。纳哈出攻金州失利，担心明军援兵来到，便引兵退去。由于盖州已有防备，纳哈出又不敢经过盖州，而是从盖州城南十里外沿祚河返回。辽东都指挥叶旺事先料定纳哈出要从此撤退，已先领兵自连云岛到窟驼寨沿祚河十余里垒冰为墙，并以水淋之，经过一夜，冰块全部凝为一体。又藏钉板于沙中，设陷马阱于平地，设立伏兵待敌返回。命老弱病残卷旗埋伏两山之中，要他们听到炮声就摇旗呐喊。马云等也在城中树立大旗。不久，敌骑兵来到，叶旺等其过了城南开始发炮，伏兵以此为号四处突起，两山旌旗蔽空，鼓声雷动，矢如雨下。纳哈出仓皇北逃，在连云岛碰上冰墙，马不能前进，全部陷入坑中，部队四处溃散；被斩戮冻死无数，纳哈出仅以身免。

僧格林沁移驻大沽海口

清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清军防守大沽口失败后，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直逼天津，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双方尚未交换条约文本时，咸丰帝任命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专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的钦差大臣，以加强对白河和大沽口的防御。英法联军撤出天津后，僧格林沁移驻大沽海口，他接受大沽战败的教训，认为同英法侵略者的战争还会发生，于是加紧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并于十月中旬使各项工程完工。这些防御措施包括：在被毁大沽炮台和营盘废墟基础上，南北两岸各建炮台三座，并各驻军三营；增设水师三千名；水中添置埋伏和障碍；从各地征调官兵，分扎在从白河口到山海关之间的沿海地区。他还对如何对付敌人的挑衅规定了界限，说：“现在海防吃紧，应该督促各营官兵加紧操练，严密设防。假如敌船一两艘驶进海口，应遵照朝廷训示，派地方官员将其拦在江沙以外，与之讲理，断不轻易寻衅。如果敌船三五只以上蜂拥而来，这就是决裂的迹象，虽然不便恃权自专处理，但我方在海口重防设备，如仍等其闯入内河，进入咽喉重地再看情况行动，就无把握控制对方，势必像去年那样中其诡计，应该把他们拦在沙内鸡心滩为限。虽然这时仍应遵照朝廷旨意，派员前去照会对方，但必须严加提防。如果敌船竟敢闯入鸡心滩，就必须对其施以兵威，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以伸张正气，压制敌意。”由于僧格林沁防守严密，指导思想正确，所以当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六月，英法联军又强入白河，开炮挑衅时，清军官兵在一忍再忍，郁怒不发的情况下，奋起还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敌人的登陆阴谋宣告破产。

左宗棠部署新疆军务

清光绪四年（1878年）底，清政府乘消灭了阿古柏入侵势力之后的有利时机，派吏部侍郎崇厚为钦差全权大臣赴俄交涉归还伊犁事宜。不料，崇厚竟在沙俄政府的威胁讹诈下，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九月，与俄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清政府慑于朝野舆论压力，最后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逮捕下狱。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正月，清政府照会沙俄政府：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碍难批准，另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授权谈判改约问题。俄国政府对此恼羞成怒，决定施加压力，以求得逞。其驻华使馆代办凯阳德扬言：“俄国并非没有力量，至于条约批准不批准，对俄国都是一个样子。”沙俄还在我国东北、西北边界调集上万军队进行威胁，甚至出动舰队到中国黄海海域示威，并且增兵伊犁，气焰十分嚣张。清政府为了自卫，也在中俄边境和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并命左宗棠部署新疆军务，准备用武力收复伊犁。左宗棠受命之后，派金顺率一万二千人为东路，扼晶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刘锦棠领兵一万一千人为西路，取道乌什，从冰岭以西经布鲁特牧区直指伊犁；张曜领兵八千五百人为中路，从阿克苏冰岭以东，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此外，以六千人分屯阿克苏、哈密为后应，以三千人增强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县）的防务。准备参战的兵力达到五万余人。四月，左宗棠亲自抬着棺材出关，表示了誓与俄人决一死战的决心。俄国见左宗棠防备严密，战胜决心很大，而且曾纪泽又坚持原则不妥协，不得不于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同曾纪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厚所订条约。

法军一举攻占台湾的阴谋被粉碎

清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法军一举攻占台湾的阴谋被粉碎后，侵略者恼羞成怒，组织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控制南北海运，截断闽台之间联系。为保卫国土，朝廷派出“开济”、“南琛”、“南瑞”、“驭远”、“澄庆”五舰组成舰队，由吴安康统领支援台湾。法军统帅孤拔得知中国舰队南下援台的消息后，亲率法舰七艘实施拦截，并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正月，在浙江石浦檀头山附近洋面同中国舰队遭遇。吴安康畏敌如虎，不敢交战，率舰逃跑。“驭远”、“澄庆”两舰航速较低，躲人石港湾被法舰击沉。“开济”等三舰躲进镇海口内，追随而来的法舰向镇海发起进攻。镇海位于甬江海口，北岸为沙滩，敌舰无法靠岸，易于防守，南岸港汊较多，便于登陆。法舰侵扰东南沿海以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认识到，镇海是浙东的咽喉，防卫浙江首先要防卫镇海，于是以南岸为重点，不断加强镇海的防御。其主要措施是：充实兵力，调整部署，以一千人驻守金鸡山，五千人分守南北两岸，另以二千五百人为后应，分扼镇海至宁波沿江各隘；在甬江口钉桩，堵塞航道；在金鸡山险隘处修筑炮台，安设进口大炮，台上覆土一丈，护以毛竹、草皮，又在高阜显露处筑垒十余座，只插旗帜，不设一兵，以迷惑法军，并在沿岸险要处加修围墙、长堤，挖掘壕沟，密布地雷、障碍等，从而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此外，在各乡组织民团，盘查奸细，把法国传教士全部迁到后方，使其不为法军所用。孤拔率法舰进攻镇江海面时，欧阳利见又下令沉船堵口，命各营严阵以待。援台三舰和港内的“超武”、“元凯”两舰也做好了战斗准备。法舰一艘企图进港侦察，被北岸招宝山炮台守军开炮击退。接着，四艘法舰合力来犯，守军岸炮和舰炮一齐开火，击伤敌先头舰一艘，其余施放烟幕逃走。此后，法军舰只多次乘黑夜进行偷袭，均遭失败，孤拔力穷智竭，被迫率队南返。

【原文】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简评】

在智、信、仁、勇、严的基础上，孙子进一步提出了对将帅的要求，不仅要头脑冷静，分析敌我双方，更要根据情况改变自己的性格，一切从最高利益出发，减少伤亡，取得速胜。

【战例】

东、西魏交兵

南朝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东、西魏交兵。东魏丞相高欢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惨败于西魏丞相宇文泰，并失大将窦泰。高欢愤怒已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亲率二十万大军自壶口（今山西长治市东南）直趋蒲津（今山西永济县西黄河渡口），另派其骁将高敖曹率军三万南出河南，以为声援，声势浩盛，意必雪蒲坂之耻。此时，关中地区由于连年灾荒，丞相宇文泰将士不足万人，馆谷于恒农（治所在河南灵宝北故函谷关城）已五十余日，得悉高欢大军压境，急忙引军入关（即潼关），高敖曹得以进围恒农。高欢率军进至蒲津时，长史薛淑建议说：“西贼连年饥馑，便冒死人恒农地区，意在获取粮食，如今高敖曹已包围恒农，粮粟难以出城，我们宜于诸要道置兵把守，勿与敌野战，时日已长，其民众饥饿，那时，还怕他元宝炬（西魏文帝）和黑獭不来投降吗？所以我大军暂且不要渡河。”其将侯景也劝止说：“此次举兵，声势如此之大，万一不捷，难以收敛。宜分军为二，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以赴；前军若败，后军便可相机接战。”这些建议高欢概不接受，径直渡河西进。西魏丞相宇文泰回到渭南，诸州军队未能按时向京师集结，宇文泰仍决定迎击已经渡河的东魏军队。诸将以为众寡异势，宜勒兵以待，以观其势。宇文泰说：“如果任高欢长驱直进，逼近长安（今西安），必然使百姓惊恐不安，于我更为不利，今其远来乍到，士困马乏，此时接战对我有利。”于是下令在渭河上造浮桥，军士携带三天的粮食轻装渡河，距东魏军六十里处的沙苑列阵。又派达奚武带领三名骑兵入高欢军中侦察。达奚武等乘夜遍历高欢诸营，摸清情况返报宇文泰。宇文泰便令背水东西为阵，又以一部应敌，大部偃戈于苇中，约定出战以鼓声为号。两军接近，东魏军见西魏兵少，便争相出击，阵形顿乱。这时，宇文泰亲自鸣鼓，偃戈于苇中的将士一跃而出，杀向东魏军，很快将东魏军截成两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高欢欲收兵再战，历营点兵，却无应者，原来早已四散逃亡了。沙苑之战，东魏损失甲士八万人，铠杖近二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