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雍也仁而不佞
或曰：“雍①也仁而不佞②。”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③，屡憎于人，不知其仁④。焉用佞？”
子使漆雕开⑤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⑥。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注释】
①雍：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的学生。
②佞：能言善辩，口才好。
③口给：言语便捷、嘴快话多。
④不知其仁：指冉雍有仁与否不可知。
⑤漆雕开：姓漆雕名开，字子开，生于公元前540年，孔子的门徒。
⑥说：同“悦”。
【解释】
有人说：“冉雍这个人有仁德但不善辩。”孔子说：“何必要能言善辩呢？靠伶牙利齿和人辩论，常常招致别人的讨厌，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但何必要能言善辩呢？”
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孔子说：“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就乘上木筏子到海外去。能跟从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啊，好勇超过了我，可惜咱们没有好的木材啊。”
【故事】
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在登基之初，继续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采取政治策略，努力开疆拓土，进行文化建设。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即“推恩令”。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
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他还一次性削去了当时一半的侯国，从而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汉武帝为了打通和加强同西域的贸易往来，他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300多随员，携带大批金币丝帛以及牛羊向西域进发，到达乌孙。张骞回来后，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武帝又派出使者联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开辟了连接东到长安，西到罗马帝国，最远至埃及亚历山大的贸易通道。
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即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均受排斥。汉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创建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官制度。
为贯彻自己的命令，汉武帝设立中朝，削弱丞相的权力，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汉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他将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作司隶校尉，其他12个州都叫刺史。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2万骑入侵上谷和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西至陇西，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
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凯旋。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18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几十万兵，在漠北共击匈奴首领单于。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尽在掌控之内，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汉武帝还通过远征大宛、击败姑师、攻破楼兰、征战龟兹和莎车等战役，开拓了西域疆土，进一步恢复和加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
汉武帝还派兵消灭了盘踞在朝鲜半岛北部卫氏朝鲜政权，在那里划分地方行政区域，设置了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史称“汉四郡”。四郡的设置，说明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汉帝国的统治范围。
汉武帝还统一了闽越和西南各部。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先后攻克南越、闽越、东越等地，基本上将西南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汉武帝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爱好文学、提倡辞赋的诗人。他能诗善赋，不遗余力地开展文化建设。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广开献书之路。又建藏书之所，置写书之官，各类图书，皆在数十年间广充秘府，史称“书积如丘山”。
晚年的汉武帝穷兵黩武，后来以实际行动自责悔过，下罪己诏，将注意力转向“富民”。
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葬于茂陵。
陆象宽厚为人先为政
陆象先是唐朝一个很有气量的人。当时，太平公主专权，宰相萧至忠、岑羲等大臣都投靠她，只有陆象先洁身自好，从来不去巴结太平公主。先天二年，太平公主事发被杀，陆象先在暗中周旋，救了许多人，但那些人事后还蒙在鼓里，都不知道。
先天三年，陆象先出任剑南道按察使，临行之前，有一个司马劝陆象先说：“希望您采取一些杖罚来树立威信。要不然，恐怕没人会听我们的。”陆象先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当政的人讲道理就可以了，何必要讲严酷的刑法呢？这不是宽厚之人所为！”
先天六年，陆象先又出任蒲州刺史。当地的百姓有罪了，他大多是开导教育一番，就放了。手下对陆象先说：“您不鞭打他们，哪里有威风！”
陆象先说：“呵呵，人情都差不多的，难道他们不明白我的话？如果要用刑法，我看应该先从你开始才对！”手下听了陆象先的话，惭愧地退了下去。
这位陆象先经常说：“天下本来无事，都是人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才将事情越弄越糟，其实都是庸人自扰。如果在一开始就能清醒这一点，事情就简单多了！”
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明王朝危机四伏，出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为官者，张居正就是肩负“举废饬弛，肩劳任怨”历史使命的代表性人物。
张居正，自幼聪明过人，15岁考中秀才，26岁中进士，46岁进入内阁，48岁至58岁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他的治吏张法、爱国利民的业绩，至今仍为国人所称颂。
明代中期，吏治腐败。张居正以国家大业和人民安定为本，针对混乱不堪的时弊，制定并推行了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和管理的“立限考成法”，这是对明代吏治的重大改革。
张居正认为：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张居正主张不仅要对各级官员进行定期考察，而且对其所办的每件事都要规定完成期限，进行考成，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这就是张居正“立限考成法”的基本思想。
张居正根据“立限考成法”，对从朝廷至地方的各级官员进行严格控制。
1574年，张居正责令吏部尚书张翰和兵部尚书谭纶，把全国知县以上文武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历等自然情况登记造册，由六部和都察院按簿登记，要求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不按时完成，必须如实审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这样，层层检查，层层负责，推进了办事效率的提高。
张居正在考核地方官时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对那些花言巧语、欺上瞒下的官员列为下考。
在考核中，张居正还善于将整顿吏治和为民做好事结合起来。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形成了朝廷命令朝下疾如迅风的良好政治局面。
张居正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减轻人民负担，首先必须从官员做起。他说，每个官员必须明确职守，对那些只吃皇粮不管事的冗官，要进行裁减，并宣布，各地不得擅自添设机构和人员。
1580年，张居正亲自下令撤除苏松地区私自添设管粮参政人员，并立即则成吏部认真核实上报各省擅自添设官员人数。张居正对不谋其政多余官员，坚决地进行裁减。1581年一次就裁革冗官达169名。在他当政期间所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十分之二三。
张居正一边裁革冗官，一边又广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重用。
一次，明神宗朱翊钧审阅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案卷，随即问张居正：“孙凤鸣身为进士，为何这样放肆？”
张居正回答说：“孙凤鸣就是凭借他的资历才敢这样妄为；以后用人，要先视其才，不必求资历。”
明神宗非常赞同张居正的意见。如此一来，张居正就以圣旨为令箭，大胆地启用人才。实践证明，凡被他启用的人才，都成为改革中的骨干。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对各级官员凭借职权滥用驿站行为，也进行了整顿。当时驿站的使用日益混乱不堪，不仅官员滥用，而且常出现将勘合转借他人使用的现象。一些不法权贵，手持勘合到驿站，随意索求，享用奢靡，残害百姓，人民极为愤慨。
张居正为整顿一些官员借用职权之便大肆挥霍国家之财的享乐行为，对凡违反制度使用驿站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
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1580年，张居正处罚违制使用驿站人员达30人之多。其中革职7人，降级的22人，降职的1人。
张居正在执法上一视同仁。一次，张居正弟弟由京返乡，保定巡抚无原则地发给他一张勘合使用驿站。张居正得知此事，立即责令其弟将勘合上缴，同时对滥发签证的保定巡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经过整顿，从根本上改变了滥用驿站的状态，保证了国家军事要务的畅通，为国家节省大量资金，减轻了人民负担。
在整治中，张居正强调把执法和尊君结合起来，以此严肃法纪，彰显国威。张居正把破坏法纪的权贵，视为祸国殃民的大患，予以坚决打击，从不手软。
当时横行在江陵一带的辽王朱宪，是张居正少年时代的好友。此人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地方官和朝廷派去查办的人员都不敢惩治。张居正得知后，毅然决定审理此案。
张居正根据朱宪犯罪事实，秉公执法，毫不留情地把他废为庶民。同时对关于此事隐情不报和失职的官员，也给予了应有的惩处。这些严格执法、惩治恶官的行动，抑制了强豪的猖狂，顺应了人民的心愿，实为张法利国之创举。
在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国家财政开始好转之后，张居正又开始清丈全国土地。
当时的赋役制度不能适应封建商品经济渐趋活跃的新变化，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对此，张居正认为，只有使人民“足食”，才能做到“国富兵强”；只有改革赋税负担，才能使人民“足食”。而要改革赋役负担，减轻民生疾苦，必须从清丈土地开始。
1578年，张居正下令对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进行清丈。限3年完成。并规定凡是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清丈的结果是，把地主豪强隐漏的土地清查出来一部分。同时核实了贵族豪绅的税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实行赋税制度的改革，于1518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赋役合并，摊丁入亩，按亩征收，计亩征银，按照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向国家交纳赋税。
“一条鞭法”虽然不可能彻底执行，但因为它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简化了赋役名目和征收手续，使官吏不易与豪强地主通同作弊扰民，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对于挽救社会危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575年，黄河、淮河相继决口，水患严重、修治不力，张居正不忍坐视人民流离失所，决定治理黄河，为国造福，为民解忧。
张居正知道自己不是水利专家，缺乏治河的实际经验，便推荐水利专家潘季驯总理治河工程和漕运。潘季驯以科学推算为根据，一反传统方法，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由于张居正的支持，潘季驯的方案得以实施并取得成功。
于是，被淹没的土地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农桑；而且畅通了运河，便利了漕运。通过治河，既减少了人民由于水患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也对当时国家的财政好转及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居正能顺应民心，锐意改革，于国于民有利，因而受到了后人的称赞与肯定。作为一代名相，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爱国为民、任劳任怨、举废饬驰、造福社稷的功绩将永存。
于成龙享誉清官第一
清代康熙皇帝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除了军事和经济措施外，廉政建设也是他稳定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一环。对于像于成龙这样的清官自然大加褒奖。
于成龙，居官20多年，以其政绩和廉洁蜚声朝野，康熙皇帝褒奖他“清官第一”。于成龙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他在1639年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
1661年，年已44岁的于成龙，接受清代朝廷委任，到遥远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当时罗城，由于长年战乱，环境和条件极差。于成龙上任前，亲朋好友都来相劝，让他不要到那“蛮烟瘴雨”之地去吃苦。
于成龙不为所动，变卖了部分家产，凑足路费百两，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毅然登程。于成龙来到广西罗城后发现，县衙院内荒草丛生，中堂仅有3间草房，内宅的茅屋内没有墙壁，破陋不堪，有时大白天竟有野兽出没。
于成龙面对这些困难，没有退却，他用石块垒起“案几”，在堂前支锅做饭，夜里睡觉头枕刀枪。用茅草搭建官署房屋，用棘条树枝编屋门。室内设置也非常俭朴，桌子是用泥土堆的，床上铺的是几捆干草，而且办公、生活全在这一间茅草屋内。
在整治边荒的过程中，为了节省开销，于成龙出外考察时从不坐轿子，而是头戴斗笠，脚穿草鞋，有时冒着酷暑，有时踏着泥泞的道路，到乡间巡视。
为改变罗城面貌，于成龙努力招抚流亡，发展农业生产。他经常到田间察看，并与农夫农妇亲切攀谈，宣传耕作的道理，并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诱导、鼓励人们发展生产。
百姓们见于成龙实心任事，却如此清苦，心中十分不忍。
一次，百姓见于成龙身体不好，就凑了些钱送去，他们跪在地上恳求于成龙收下：“我们知道您辛苦，请收下这点盐米钱吧！”
于成龙说：“我一个人在这里，要钱干什么？你们拿回去奉养父母，也就等于给我了。”
百姓们只好将钱拿回。
有一次，于成龙的大儿子从家乡来看他，他很高兴。可是在儿子临走时，他既没给钱，也没有给他带什么特产。当时厨房中正有一只咸鸭子，于成龙觉得这已经很丰厚了，于是就割了半只给了儿子。
百姓得知此事，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人编了这样一句民谣：
于公豆腐量太狭，
公子临行割半鸭。
于成龙在罗城奋斗几年后，使罗城县面貌大为改观，百姓的生活很是富足。
1667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罗城百姓听到于成龙离去的消息，呼号：“大人离去，我们没有主心骨了！”赴任之日，百姓们依依不舍，送出三四百里。
于成龙一到合州，首先免除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有一匹病马，以家仆自随。当时的合州，地方的官员以土产馈赠上司的习惯几乎成了风气。
一次，知府下帖，让合州送鱼。于成龙不但不送鱼，反而向上呈文，备陈合州百姓困苦之状。知府自知理亏，不但没怪罪他，反而裁革了10余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
1678年，于成龙因政绩显著，升福建按察使。赴闽之前他特意嘱咐手下人买了200斤萝卜放在船上。他的一位属下听到后十分奇怪，问道：“大人为何买这么多萝卜？萝卜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于成龙解释说：“我们这一去，路上要走好几天水路，萝卜便宜，可当菜吃，不是水和菜都有了吗？”
属下听后感慨地对别人说：“于大人太节俭了。要是为官的都能像于大人那样，很多事就好办了。”
于成龙船载萝卜上任，是对：“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千里为官只为财的颠覆，成为后世从政为官者的一面镜子”。
于成龙到福建上任后，仍以清苦自励，不改初衷。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官署后院的槐树叶子一天比一天少。开始人们没有在意。后来，人们发现于成龙的仆人每日去摘树叶，便好奇地向他询问。
仆人说：“于大人非常喜欢喝茶，只是苦于当时茶价昂贵，不舍得花太多的钱去买茶叶，就想了这个主意。”
同僚们知道了这事后，有的笑于成龙“太会过”，也有人说他是“小气鬼”。可于成龙听到这些后，却认真地说：“现在百姓生活相当艰苦，我们这些当官的，还真得学着‘会过’，学着‘小气’些！”
在当时，外国商人前来福建做贸易，有的人经常给当地官府送礼。对此，于成龙一概谢绝，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由于于成龙的清廉名扬天下，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奖，1682年，提升他为两江总督。
这个消息传出后，两江总督所管辖的大小官吏们便为迎接新总督忙开了。他们有的借机广收本地名产、特产，想等新官上任先奉上丰厚的见面礼，以此来博得新上司的好感；有的则忙着为新总督挑选豪华的府邸，想以此使自己和新总督的关系更亲近。
就在这些官吏们准备在新总督面前讨好争宠的时候，一天，突然有人报告：新任的总督于成龙已经到了总督府。
原来，在赴任之前，于成龙先请假回家葬母，然后雇了一辆驴车，与幼子同行，各怀钱数十文，沿途住小店不入公馆，悄无声息地到达江宁任所。于成龙做官从不带家属随任，这时因年已65岁，而且身体多病，所以，才带小儿子在身边侍奉。
新任总督一路没有前呼后拥的仪仗，也没有随从，只带着儿子，雇了一辆小毛驴车就上任。这一切，使那些整日花天酒地的贪官污吏们大为震惊。
于成龙上任后，第一件事是把所管辖范围的下属官吏传来，严肃地说：“为官的，一定要带头奉公守法，勤恳办事，绝对不允许铺张浪费，追求奢靡。”他还告诫大家：如有违背上述规定的，一定认真追查，严惩不贷。
于成龙身为两江总督，以身作则，他的内室陈设十分的简陋，除了破旧的案几，一个装朝服的竹箱，两个饭锅之外，其余的都是他的文卷书册。
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粗茶淡饭，所食只青菜一把。他身居高位，却要求自己以粗茶淡饭度日。在封建社会，总督一级的官员，一年到头丝毫不沾美味佳肴，实属难得。加上他府中有一幅《青菜图》，因此，江南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于青菜”。
在于成龙的影响下，江南民俗有很大改变，过去人们喜欢穿着艳丽，后来，上行下效摒弃了绸缎，都以穿布衣为荣。就连士大夫家里都不再攀比奢华，自动减少了车马家奴，府邸不那么辉煌了，婚嫁也不再吹吹打打了。
1684年，年近70岁的于成龙病故在两江总督任上。人们在整理于成龙的遗物时，发现他的私人财产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所有遗物是：床头旧竹箱一个，里面仅有一套粗丝衣服，一双靴子；床头上有盥洗用具一套；另外还有一只旧缸，缸中有少许粗米，少许盐；除此之外便只有书籍了。
人们见于成龙生活如此清苦，忍不住哭出声来。就连平时心惮于成龙的人，也都感动流涕。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江南百姓悲痛万分，商人罢市聚哭，家家绘像奠祭。
康熙皇帝闻知，十分感慨，提笔称他是“天下第一廉吏”，还追赐他一个“清端”的谥号。
于成龙为官清廉自守，多行善政，其节操至死不变，不仅受到了时人的爱戴和敬仰，也给为官者树立了廉吏的榜样。
刘统勋的文正廉洁
清代乾隆皇帝也是一代有为之君，他发展的“康乾盛世”局面，当然少不了刘统勋这样有古大臣之风的优秀臣工。
刘统勋，为官数十载，自奉节俭，尽职尽责，清乾隆皇帝说他颇“有古大臣风”。“古大臣风”指的是具备德高才能，达能廉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有这种“风”的“古大臣”，是集忠臣、贤臣、能臣、廉臣于一身之臣。乾隆此说，源于刘统勋做人为官之所为。
刘统勋于1724年进士，选庶吉士，从此步入仕途。后来累官至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房总师傅，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军机大臣。
刘统勋自任官之日起，都是在朝廷内任职。但他却从不以此炫耀，更不与他人在荣华富贵上去攀比。即使身居要职也自奉极俭。刘统勋为官清廉，不仅表现在自奉俭节，而且还能在任何场合拒绝贿赂，真正做到了“立朝侃然”。
一次，刘统勋的一位老友之子出任湖北巡抚，为寻求刘统勋对其子在日后给予关照，特派仆人登门馈送黄金千两。
面对世交故友送来的黄金，刘统勋心中十分清楚：这是有求于我。按说他可以一口拒绝，但为了给老朋友留个面子，他思索再三，最后唤其仆人来见。
刘统勋对老友的仆人说：“你家主人不忘世谊，前来问候，我很感激。你回去告诉你家主人，让他把这份厚礼赠送给故交中贫穷的人吧！”
仆人听后，深为感动，代主人表示谢意，携金而回。
又一次，一位带有厚礼的人深夜来访。门人告知刘统勋后，刘统勋深知其中之奥妙，因而拒不会客。
第二天早，刘统勋来到政事堂，传人让昨夜来访者入见，并以责怪的口气对他说：“昏夜叩门，这不是贤者所为。你有何事禀告，可在众人面前说出来，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让我受益于你的劝诫规谏。”
来者听罢支支吾吾，后只好面带愧色退了出去。
刘统勋自我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人也理直气壮。他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对那些贪赃枉法者从不宽容。
据史载，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人贪污、受贿案，都是经刘统勋外出审查处理的，而且结论公允，让人不能不服。
刘统勋多年察看黄河、运河的河工，对河工症结非常清楚。与一般官吏多注重治工方略不同，他认为河工中的财物管理是治河成败的关键因素。对于河工侵吞国库专拨的工程款这一痼疾，刘统勋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对治方法。
1753年，江南邵伯湖的减水闸及高邮的车逻坝决口，乾隆派刘统勋等前往检查决口的原因。
南河工程的总负责人就是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斌，他在雍正一朝就是江南河道总督，同时也是乾隆帝慧贤皇贵妃的父亲。此时这位治河能臣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高斌虽然本人清廉不贪，但是其属员却放肆地侵吞治河专款、偷工减料、贻误工期，以至于酿成了决口的重大事故。
刘统勋经过深入调查了解真相，将情况如实向乾隆作了汇报。乾隆遂将高斌及其副手张师载以失察罪名革职。这件事对其他河工中饱私囊是个严正警示。
1756年，刘统勋取代被革职的富勒赫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测，主持完成加高堤坝的工程。一年后，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坝。此时刘统勋已年近花甲。
在徐州，刘统勋事必躬亲，亲临治河工地，风餐露宿，保障了堤坝的质量与按时完工。
有一次刘统勋去杨桥工地视察，发现那里加固堤坝的工程已经逾期一个多月，仍然久拖未完。他询问误期的原因，有关人员解释说是由于柴火供应不上。
刘统勋听后，知道其中必有弊端，便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几百辆装满柴火的车辆就停在路边。忽然，刘统勋听到赶车人群里传来哭泣声，就马上前来询问。
赶车人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地说：“河员必须收取钱财才接受柴火，我们因没钱行贿，柴火即使运到工地也不能卸车。”
刘统勋立即回到工地，对有关河员进行严惩，并积极协调柴火车辆马上进场卸车，然后迅速发放。杨桥堤坝很快就完工了。
刘统勋在朝数十年，一直以清廉著称。乾隆皇帝也深知其人。然而，真正使乾隆皇帝感动，并真正了解刘统勋，却是在刘统勋病逝之后。
1773年11月的一天，刘统勋于黎明时坐轿入朝。行至东华门外，抬轿的人突然感觉轿子一侧偏重，很不对劲，就连忙掀起轿帘查看。一看之下，大吃一惊，只见刘统勋歪身轿内，已经去世了。
乾隆皇帝闻讯，急派尚书福隆安送药急救，但已不及。朝廷重臣死在上朝的途中，满朝大为震惊。乾隆皇帝十分悲痛，哭着对诸臣说：“朕失一股肱！”并决定亲自去刘统勋家里吊唁。
刘统勋的家在礼士胡同。乾隆皇帝来到礼士胡同刘统勋家门外，但刘家门庭矮小，轿子抬不进去，只好将轿子顶盖拆下才抬进院子。待入室之后，又发现室内极其俭素，心中不免为之大恸。
回朝之后，乾隆皇帝对左右近臣说：“刘统勋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他让在朝的官员们向刘统勋学习。并追赠刘统勋为太傅，祀贤良祠，又赐予“文正”谥号。
清代礼制尤重“文”字和“正”字，唯有翰林出身或官至大学士者，方得谥“文”，而“正”字尤为难得。“文正”两字联璧，更非臣下所敢擅拟，非皇上特恩不得用。
清代，芸芸众生，衮衮诸公，得谥“文正”两字者，不过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8人而已。可见“文正”两字旨在彰显名臣风范。
刘统勋一生为官，清正廉洁，秉公无私，在当时的官场之中可谓清风独标，实不枉“文正”二字。正所谓计天下利者，必得万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