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衡量圣人的三条标准

【原文】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①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乐推②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

【注释】

①百谷王：百川所归往。

②乐堆：郭店简本作“乐进”，简本文义为优。

【译文】

江河大海能成为众多河流汇聚的地方，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方，所以才能成为许多河流归往的地方。

因此，有“道”的圣人想要统治人民，就必须用言词来对人民表示谦下；想要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后。因此，圣人处于人民之上而人民不感到有负担；处于人民之前而人民不感到有灾害。因此天下人民乐于推戴他而不厌弃。正因为他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才没有人能够与他争。

【评析】

如上一章所说，在老子研究中有一些注释家认为，这一章表达了老子的一套利用人民、统治人民的权术。例如，张松如先生说“这是向统治者献言，颇有点像班固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不过，张先生的观点并不完全等同于有些学者关于老子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观点，而是认为老子的主张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愿望。他说：“‘圣人’要想统治人民，就得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就得把自身放置在人民后面。最后，要做到‘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难道这不正是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广大农业小生产者的迫切愿望吗？事实上，封建统治者当中谁个能做到这一点呢？以不争争，以无为为，这是合乎辩证法的，这也是农业小生产者的经济特点及其阶级利益决定的一种社会思想。当然，他只能把这种思想作为建议进献给他所理想中的体‘道’的‘圣人’。

为什么一定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我们雨水和阳光。’从来的农民阶级都是皇权主义者，这在他们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古时，更是如此。天真幻想诚有之，贬曰滑头，作为阴险，未免过界了吧。”对于张松如先生的这番论述，我们基本上表示赞同。如果说老子是在为统治者献计献策，那也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是为国家和百姓的利益而呐喊。这种立场和观点，我们感到与孔孟和儒家所讲的“君末民本”的思想或多或少有些相似或相近的地方，因为“君末民本”的仍是在为封建统治者做长远打算。然而这种主张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已基本得到学者们的肯定，那么我们觉得老子的这些主张，是不是也应当得到肯定呢？我们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解读】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所以众人得贵获利生于世也不能只为自己生。只有如此社会才可以和谐，国家才可以长治久安。社会和谐于国于民都有利。和谐来源于何处？和谐来于人与人的待人之道。万物之灵和谐了，万物之其它也就和谐了，万物和谐天下太平！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凡事业能经其时间磨炼而不磨灭的人，没有一个是尽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而是先以为大众所着想的。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富贵了，然后引领别人也走向富贵，绝不会为富不仁。因为帮助了别人，所以得到了别人的认同，而最终成就的其实还是自己。

【故事】

刘晏克勤克俭只为公

如果把唐代克己奉公的为官理政者列个名单，可以填上去很多人的名字，这之中除了魏徵、姚崇、郭子仪外，还有两袖清风的理财能手刘晏。

刘晏，唐代曹州南华人，就是现在的山东东明县。他自幼天资颖悟，少年时期十分勤学，才华横溢，号称“神童”，名噪京师。

刘晏8岁时，唐玄宗李隆基封泰山，刘晏因献作品《颂》而得到了皇帝召见。唐玄宗对他大加赞赏，让他到秘书省任职。从此刘晏勤奋苦读，博览群书，四求救教，这对他后来的施政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晏为官多年，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使、铸钱使、盐铁使等，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因善于管理经济，官至左仆射，负责全国财政。

刘晏手中虽然掌管着全国亿万钱财，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他的马车是旧的，穿的衣服也很平常，几乎与普通百姓一样。

这一年冬天，有一次刘晏办完公务准备去上早朝，正赶上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刘晏使劲地搓着几乎冻僵的双手，对车夫说：“我们找一家店铺，买一些早点充饥，然后再去上早朝吧！”

车夫答应着，将马车停在一家店铺前。刘晏走下车子，步入食杂店。他一看价格，比别的店贵，二话不说，转身就退出店外。

刘晏与车夫继续往前走，在一家价格便宜的烧饼铺前停了下来。他对车夫说：“你去买些烧饼，够我们两人吃的就可以了。”

车夫买来了热气腾腾的烧饼，刘晏急忙摘下帽子，将烧饼放在里面，然后，就和车夫一起站在雪地里吃了起来。

就在这时，有几个也要上早朝的官员看到刘晏站在雪地里啃烧饼的样子，小声讥讽，有的说：“刘晏身为国家财政大臣，这样太寒酸了。”还有的说：“嘿，他怎么跟乡下佬似的！”

刘晏听到了，毫不在意说：“这烧饼真好吃！”

刘晏的家位于闹市，居住人口杂乱。他的宅院无高楼亭阁，也无奇花异草。因此，朋友们劝他换个地方重新修座庭院，也好风光风光，而刘晏却笑而不答，仍然住在原处。

刘晏赶上了“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为挽国家之倾危，解人民于倒悬，他身体力行，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之后，就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夜分。

刘晏理财以养民为先。他把赋税的增加建立在户口增加的基础上。他的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于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

刘晏在任转运使时，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这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在刘晏任转运使的初期，全国户口只有200万，后来增加到300余万，而且增加的都在刘晏所管辖的地区。“养民为先”的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贷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他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

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和办法适应了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

刘晏饮食简素，室无婢妾，去世时只留下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理财大臣，能够如此两袖清风，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他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可谓青史留名。

陆贽以天下之事为己任

陆贽也是唐代克己奉公的典范。他为国为民，献计献策，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治国之才。陆贽在少年时就才智超群，志向非凡。18岁考中进士，从此，走上了济世治国的道路。

784年，发生了泾原兵变，30岁的陆贽随唐德宗皇帝出征。在此期间，他日理万机，并上书皇帝，请皇帝下罪己诏书，以此激励将士，报国平叛。唐德宗虽不情愿，但仍采纳了陆贽的建议。

陆贽为唐德宗起草的诏书《奉天改元大赦制》，情词恳切，深自痛责。颁行天下后，前线将士为之感动，有的叛乱者听到后痛哭，上表谢罪。

这年冬天，一些大臣为讨好唐德宗，请唐德宗加尊号“圣神文武”，以显帝威。

陆贽上书唐德宗，恳切地指出：“现在是动乱之时，人心向背之秋，皇帝应注意收揽人心，检讨自己，不应只注重增加美名。”

陆贽认为，“与其增美称而失天下，不如废旧号而尊天戒”，极力劝皇帝不要重名而失德于天下，应该放弃加号这一不合时宜之举。

由于陆贽善于预见，措施得宜，力挽危局，唐王朝摇摇欲坠的局面得以转危为安。鉴于陆贽的功绩，788年4月，唐德宗任命陆贽为中书侍郎，成为了中书省固定编制的宰相。身居高位，他决心“以天下为己任，全心报国”。

陆贽主政期间，公忠体国，励精图治，具有远见卓识。在当时社会矛盾深化，唐王朝面临崩溃的不利形势下，他指陈时弊，筹划大计，为朝廷出了许多善策。他总结历代兴衰的经验，吸取贾谊《治安策》中所阐发的加强中央集权思想，认为只有加强中央实力，削弱藩镇势力，居重以驭轻，才能安定。

他继承《论语》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思想，强调民富才能国富，民为邦之本，财为民之心。

他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并提出“养人资国”的主张，认为只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

他认为能否正确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大唐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他向唐德宗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重要原则。

“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考课贵精”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加强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地主阶级的官吏。

他建议军队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又要抚以恩惠，安排好家属，安乐其居，使之思想稳定，才能发挥战斗力。同时，建议不重要的节度使进行合并，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无往而不胜。

他会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订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他还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

陆贽为有唐一代的政论家，其思想主张为后世的管理者和儒学家所尊崇。《新唐书》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可为后世法”。他的学养才能和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和后代称赞。

陆贽秉性贞刚，在主政时矫正人君的过失，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尤其是对朋党，他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朋党是唐德宗继位以来，一些弄权重臣，网罗羽翼，结党营私形成的集团。他们排挤善良，危害国家，是一股很强的恶势力。

陆贽不畏权贵，先断其结党之路，取消了过去的选官办法，广求贤才，严格考试制度。之后，他又向当权者发起进攻。

户部侍郎裴延龄为人奸诈，天下人都恨他，但由于他是唐德宗的宠臣，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陆贽仗义执言，不仅当面指责他，而且多次上书皇帝，弹劾裴延龄的罪行。

伴君如伴虎，由于陆贽多次犯颜直谏，触怒朋党，结果他受到诬陷，险些被杀，最后被贬为忠州别驾，当了一个地方上的小官。忠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忠县。

陆贽身在朝廷之外，仍矢志不移，为民做事。当时，忠州地区疾病流行，陆贽遍访民间，抄录药方，写成《陆氏集验方》，以此济世救民。

陆贽生前深受忠州人民的爱戴，客死他乡后，便葬在了忠州翠屏山。从此，陆贽墓便成为忠州的一个胜地，一道风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陆贽一生洁身自好，位高不受礼，官小不行贿，以天下为己任，献计献策，一心为民，终成一位千古流芳，万世敬仰的名臣。

刘温叟为官厚重方正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宋基业初开，尤其需要勤政爱民，遵循礼法，节俭自律，以身作则的官员。当时的朝中要员刘温叟就是这样的人。

刘温叟，河南洛阳人。他为人厚重方正，举动遵循礼法，生活节俭自律，产生了改变五代以来奢靡风气的示范效应。

有一次，刘温叟在夜晚经过明德门西门前，给他驾车的人发现宋太祖赵匡胤正和几个太监登上门楼，就告诉刘温叟。

古代皇帝登楼，表示有重大事件。刘温叟见皇帝夜登城楼，不合礼法，就让驾车人和往常一样通过。

第二天，宋太祖询问刘温叟昨晚的事情，刘温叟说：“陛下不在应该登楼的时候登楼，那么近侍都希望得到赏赐恩典，首都卫戍军队也希望得到赏赐。我昨天夜晚之所以直接经过，没有参拜陛下，就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陛下并不在楼上。”

宋太祖理解了刘温叟昨晚的举动，并对他现在的解释，表示非常满意。

宋太祖时期，按照御史府旧例，每月赏给公用茶，御史中丞得钱1万，公用不足就以罚款补充。刘温叟时任御史中丞，他厌恶罚款之名，所以从不取用。刘温叟任御史中丞12年，多次求人自代。宋太祖难找合适人选，不允许别人替代，可见对他的信赖。

刘温叟身为朝中要员，却为官清廉，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礼物。刘温叟有一个学生，总想通过“靠山”达到荣华富贵的目的，但目的一直没实现。正在他愁眉不展时，听说老师刘温叟在朝中做大官，他一下子茅塞顿开。心想：这不正是自己将升官发财需要找的“靠山”吗？但就这么去找他，他不一定帮忙。于是决定先给他送礼，套套近乎，再找他也好说话。

一天，这名学生东打听，西问问，终于摸到了刘温叟的家门。他与刘温叟寒暄了一阵后，就说自己备了一车粮草，送给老师，聊表自己的感恩之情。

刘温叟一听连忙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东西我是不能收的。”

那个学生说：“老师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两人就这样推来让去，刘温叟毕竟拗不过年轻人，只好把东西先留下了。

刘温叟心想：我绝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如果我白拿了人家的东西，将来他找我帮他干些不义之事，我怎好回绝。如果就这么把东西送回去，他肯定会骂我绝情。

刘温叟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个两全齐美的办法。于是，就叫来家里人，要他们把自己新做的那套好衣服拿出来，送到那个学生家里去。

这套衣服很华贵，价值相当于那车粮草的几倍。学生一看老师给学生送这么厚的礼，一时面红耳赤，觉得很不好意思。从此，他不再有找老师做“靠山”的念头。

刘温叟加倍还礼的事，当时传开后，许多人称赞刘温叟清正廉洁。个别想要通过行贿拉拢刘温叟的人，感到他太认真了，不好收买，于是，一个个都取消了拉拢他的想法。

赵光义任晋王时，了解到刘温叟一向清廉，在同僚之中相比，他并不富裕，于是，特意派人给他送去了500千钱。这既有奖赏之意，也有关怀之情。

刘温叟见是晋王的赏赐，却于情面，只好收下。然后，他把这些钱原封不动地存放在厅西的一间屋子里，并当场把钱和门都封上了，送走了送钱的人。

第二年端午节，赵光义又派人给刘温叟送来一些粽子，还有精美的执扇，以表示对他的器重和关怀。

派来的人恰好还是去年送钱的那个人。他到刘温叟家中一看，去年送来的钱仍然放在那间屋子里，原封未动。事后，派来的人回去把所见情形如实地向赵光义作了禀报。

赵光义听说后，心中万分感慨，说道：“连我送去的钱都不用，何况别人的了。看来，过去他之所以收下了我的钱，只是不想拒绝我的情面呵！这钱整整过了一年还未启封，可见他的廉洁情操是多么的高尚。”命令官吏把所送物品载回。

这年秋天，赵光义在后苑侍奉宋太祖用宴，在谈论当世有名的清节之士时，详细讲述了刘温叟以前的事情。宋太祖听后，再三叹赏。

刘温叟遵循礼法，践行了一个臣子应有的礼仪，而他拒收别人的礼物，保存了自己的名节。他的所作所为，令人肃然起敬，也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范仲淹教子勤俭持家

勤俭廉政是克己奉公的具体体现之一。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勤俭廉政思想，不仅在于“忧乐观”是他的价值核心，更以教子勤俭持家垂范后世。

范仲淹，苏州吴县人。他小的时候，家境非常贫苦，10多岁才上学，读书很专心。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把治理国家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他发奋苦读，有时晚上疲倦了，就用冷水洗脸。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常自己煮些粥，等它凝成冻子以后，用刀划成4块，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这就是一天的主食。

范仲淹后来到应天府南都学舍求学，同窗好友看他生活很清苦，就从家拿来许多好吃的东西，几天后好友发现这些好吃的他一点也没动，就非常生气。范仲淹却说：“我多年吃粥成了习惯，如果骤然吃起这么好的美味佳肴来，恐怕以后就再也不想喝粥了。”

就这样，范仲淹历经艰苦，刻苦学习，最后官至参知政事，但在他的生活中始终保持勤俭的作风。

范仲淹身为朝廷要员，却不忘家教，对孩子们要求得非常严格。

八月中秋的一个晚上，范仲淹的小儿子范纯粹问：“爹，今天过节，咱们家怎么不吃好的呀！”

范纯仁对弟弟小声说：“弟弟，爹爹有规矩，咱家不来重要客人，是不吃好东西的。”

范仲淹看着刚满5岁的小儿子范纯粹，感慨地说：“哎，我小时候，你们的奶奶领着我逃难到了山东。后来上学，因为家里穷，每天只能喝两顿稀粥。刚开始做官的年月里，我的俸禄少，尽管我和你们的母亲省吃俭用，也没让你奶奶吃过什么好东西。后来我的俸禄多了，你们的奶奶又早早地离开了人间。你们的奶奶真是苦了一辈子呀！”

说到这里，范仲淹的心里很难过。他看着孩子们，除了范纯粹仰着小脸听父亲说话，范纯仁、范纯礼都低着头，显出十分悲痛的样子。

范仲淹接着说：“可是，你们兄弟几个，从小就没有吃过苦。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你们会不会丢掉咱们范家勤俭的家风。”

几个孩子听了这话，都低头思索，默默无语。也许就在此刻，“勤俭家风”的概念已经铭记在他们的脑海。

范纯仁娶妻时，心想，结婚是大事，况且父亲又是个大官，会有多少人要来贺喜。但如果大操大办，父亲能同意吗？于是，他把打算购买的许多贵重物品，列了一张清单，请求父亲批准。

范仲淹拿着清单，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他摇了摇头，生气地对儿子说：“太过分了！哪能为婚事这么浪费？你这个清单，我得划去多半！”

范纯仁听了，就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心里很不是滋味。

范仲淹走到儿子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不是爹舍不得为你花钱，如果你过惯了荣华富贵的日子，就吃不了一点儿苦了。”

经过爹爹的教诲，范纯仁终于冷静下来了，让爹爹为他修改了清单，最后办了一个很简单的婚礼。

范纯仁结婚后，他的妻子用罗绮做一个大大的幔帐，甚是华美。范仲淹听到这件事，把范纯仁、范纯礼叫来，对他们说：“我们家向来清俭，用罗绮为幔，岂不是乱了我们的家法？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做，我一定要在院子里把它烧掉。”

范纯仁和范纯礼想起爹爹平时的教诲，急忙说：“爹爹，请您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保持住咱们的家风。”

范仲淹说：“这很好！这样我死以后也就瞑目了。”

范仲淹为子女能保持勤俭的家风而感到欣慰。同时他又感到自己年纪大了，而且身体也越来越差，但多年节俭而积蓄的那些俸禄又怎么使用呢？范仲淹坐在那里，反复地思考着。

这一天，范仲淹把范纯仁、范纯礼叫来说：“我年纪大了，不过这些年来我还积存了不少钱财，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

范纯仁和范纯礼低头思想，没有表态，其实他们是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怎么，留给你们几个分掉？”范仲淹问两个儿子。

“不！不！我们不要。”两个儿子异口同声地说。

范纯仁脑子里一转，出主意说：“爹爹，你在边防时曾把钱财送给了穷苦的兵士；在应州和邠州时，又善施给了那里的百姓。如果你还像过去那样，把积存的俸禄用来周济他人，不是很好吗？”

范仲淹听了范纯仁的话，心中暗暗高兴。他说：“是啊！我就是想这么做。我做官几十年，虽然泛爱乐善，广施于人，但对咱们老家的族人还没有办过什么事情。我想把这些剩余的俸禄在吴县买上千亩良田，作为义庄，养济族人，使范姓之民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都有些补贴。你们看怎么样？”

两个儿子说：“爹爹说得极是，我们完全赞同。”

范仲淹又说：“这件事我已考虑了很久，还准备在族人中收一名义子，代我管理义庄。”

范仲淹停了一会儿，又告诫孩子：“将来你们做了官，要保持好咱们的家风，千万不能只顾自己享乐，要先忧天下人，要为国家和百姓多做些事情。”

到了晚年，范仲淹和当时的隐士林逋多有来往，很多人猜测他似有退隐之意。

这时，有人劝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给老人家安排一个栖身之地。范纯仁就找到范纯礼，商量要在河南府给父亲建造一处宅第和花园，一来可以作为父亲晚年欢愉之所；二来也算做儿子的一片孝心。

范仲淹听了摇着头说：“不成！不成！”

范纯礼说：“爹爹，河南府建了那么多，我们怎么就不能建？”

范仲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一个人假若有了道义上的快乐，即使是赤身露体地躺在漫天野地里，心里也是高兴的，何况我还有房子住。我早就说过：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怎么能无忧无虑地一个人去享清福呢？我现在担忧的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愿从高位上退下来，不担心自己退下来以后没有好的居住条件。关于建造宅第的事，你们永远不要再提了。”

1052年春，范仲淹又调往颍州，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在往颍州上任的途中病逝，终年64岁。当时人们无不为这个尽国爱民的清官而悲哀，都赞叹范仲淹的高尚情操。

范仲淹一生非常俭朴，为后人所称颂。他的千古绝句更叫人荡气回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实，这千古名句正是范仲淹一生为人做官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