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发展观

【原文】

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①也。民之难治也，以其智②也。故以智治邦③，邦之贼④也。以不智治邦，邦之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⑤也，恒知稽式，此谓玄德⑥。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⑦矣，乃至大顺⑧。

【注释】

①愚之：使之返朴，即回到老实本分上来。

②以其智：因为人是有思想意识的。智，人的见识及其意志。

③以智治邦：按照人为意志治理国家。

④邦之贼：窃国之贼。

⑤稽式：势不两立的模式。稽，针锋相对。

⑥玄德：真的德。玄，真的、本质的。

⑦与物反：与物质形态相反的（意识形态）。

⑧大顺：完全自觉地顺乎自然。

【译文】

古来善于以“道”执政的人，不是用（知识）使人民狡猾明智，而是使人民真朴自然。人民之所以难统治，就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智巧心机。所以用智巧去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用巧智去治理国家，是国家的幸福。了解这两种方式也就是一个法则。永远了解这个法则，就是深远的“德”，这深远的“德”是那样的深、那样的远，与万物复归到真朴，然后归于自然。

【评析】

章有“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数句，从文字的表面意思上去看，很容易得出“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而且谋划的都是阴险狡诈之术”的结论。自古及后的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群众实行“愚民政策”，与老子“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不能说毫无干系，但并不能得出直接的结论。因为就老子的本意来讲，他绝对不是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提出一套愚民之术的。有的学者说：“他是愿人与我同愚，泯除世上一切阶级，做到物我兼我的大平等，这样自可减少人间的许多龃龆纷争。”

也有学者认为，老子的愚民思想，后来被法家所吸取，成为越来越荒谬的愚民政策；而且一脉相承下来，要对形成以阿Q精神和不怒、不争为特点的国民性负责。对于这种论点，我们不能同意。正如陈鼓应所说，“老子认为政治的好环，常系于统治者的处心和做法。统治者若是真诚朴质，才能导出良好的政风，有良好的政风，社会才能趋于安宁；如果统治者机巧黠滑，就会产生败坏的政风。政风败坏，人们就相互伪诈，彼此贼害，而社会将无宁日了。居于这个观点，所以老子期望统治者导民以‘愚’。老子生当乱世，感于世乱的根源莫过于大家攻心斗智，竞相伪饰，因此呼吁人们扬弃世俗价值的纠纷，而返朴归真。老子针对时弊，而作为这种愤世矫枉的言论。”对老子“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主张，陈鼓应先生有深入切实的评价，这个评价极为中肯。老子希望人们不要被智巧、争夺搞得心迷神乱，不要泯灭原始的质朴、淳厚的人性，要因顺自然，而本章所讲的“愚”，其实就是质朴、自然的另一表述词句。

【解读】

国贵民富民上进，穷山恶水出刁民。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有很大的关系。人有了财富生活就不会再拮据，有了事业生活就不会再迷茫。因为既没智慧又没财富，所以就要投机取巧，或以争或以抢或以盗。如此一来，社会风气大败坏。所以国家得不断地进行改革，来完善教育体制，完善经济体制。完善教育体制，人民有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完善经济体制，人民有了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国家以征税的方式将国民的部分财富征收，再以财政支出的方式支助给那些需要的人，以此来进一步推动改善国计民生。

什么样的国民教育制度就产生什么样的国民。国家的走向必须是正道所向，以创造实用主义的价值，以增加高服务型的价值为主，这样就可以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体。对于既不创造实用主义价值，也不提供服务型价值却以投机取巧损人利己获利的人，那就以法律的手段进行治裁，毫不手软。这些人都是犯罪分子的组成者，从来就没发现过可怜的罪犯，尽是自作自受，甚至是自作孽不可活。并非是因生存危机，也非是天要亡人之路，而完全是想要不劳而获，喜欢投机取巧的性格。投机的人多了就是国家的不幸，投机的人少了就是国家的福气。有福之国，国贵民富国运大顺。

【故事】

萧何为官居安思危

汉代初期管理者吸取秦代灭亡教训，居安思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奖励农耕，以巩固新生政权。这一基本国策，不仅使先秦时期的“公仆意识”有了新的内涵，也促使了西汉初年第一个有忧患意识的清廉官吏的出现，他就是萧何。

萧何，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代末期辅佐刘邦起义，后任刘邦的丞相，位列众卿之首。

萧何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无上的尊崇面前，他没有居功自傲，因为他一直相信“祸福相依”。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的处世态度的正确性。

那是在刘邦登上帝位后不久，刘邦对跟随自己打天下的人论功行赏。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被称为“开国第一侯”。

萧何身居要职，依然殚精竭虑，继续对刘邦的大汉王朝的稳定和兴盛勤勉工作。在行赏分封诸侯后，定都的问题又迫在眉睫。起初打算定都洛阳，后来考虑到关中的险要形势，决定定都咸阳，刘邦暂居栎阳。于是命丞相萧何营建咸阳。

萧何在营建咸阳时，完成了“两宫一库一仓两阁”的工程建设。两宫指长乐宫，未央宫；一库指武库；一仓指太仓；两阁指大禄阁与石渠阁。

长乐宫是汉代开国时朝廷所在地，未央宫是君臣朝会的地方。武库用于藏兵器，其用意非常明确。太仓是国家的贮备粮库，关系着千百万人的生命。天禄阁是藏典籍之所，石渠阁是藏国家档案的地方，相当重要。两阁作为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建立，对保护文献资源，发扬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公元前199年，皇宫竣工，萧何奏请刘邦从栎阳迁都咸阳。刘邦指着未央宫的四周，对萧何道：“此处可以添筑城垣，作为京邑，就叫长安吧！”从此，咸阳便更名为长安了。西汉定都于长安，历时200余年，萧何成为该城的最早的规划者和设计者。

建都关中，经营长安，是萧何在汉王朝正式建立之初做出的第一业绩，它起到了稳定汉政权的重大作用。此后，萧何转入了制定律法、健全制度和“无为而治”的全面建设汉王朝的工作之中。

公元前195年秋，黥布起兵反叛，刘邦御驾亲征。萧何因为多有功劳，刘邦曾经对他恩宠有加。但刘邦身在军中，对萧何有些不放心，就多次遣使者问相国萧何在做什么。

萧何的身边有一名都尉率领500名兵士做护卫，因为他圣眷日隆，众宾客纷纷道贺，喜气盈庭。萧何也非常高兴。

这天，萧何在府中摆酒席庆贺，喜气洋洋。突然有一个名叫召平的门客，却身着素衣白履，昂然进来吊丧。萧何见状大怒道：“你喝醉了吗？”

这位名叫召平的人，原是秦王朝的东陵侯。秦国灭亡后隐居家中种瓜，味极甘美，时人称之东陵瓜。萧何入关，闻知贤名，招至幕下，每有行事，便找他计议，获益匪浅。今天，他见萧何仍未领会他的意思，便说：“您不要再这样喜乐了，否则后患无穷！”

萧何不解，问道：“我进位丞相，是皇帝对我的宠眷，而且我遇事小心谨慎，不敢稍有疏虞，君何出此言？”

召平说道：“主上现在南征北伐，亲冒矢石。而您安居都中，不与战阵，反得加封食邑，我揣度主上之意，恐在怀疑您。您不见淮阴侯韩信的下场吗？”

萧何一听，猛然惊出一身冷汗。

召平接着说：“您位极人臣，富贵之至，百姓们都亲附您。皇上之所以屡次派人来问您的情况，是怕您利用自己的威望图谋不轨。如今您何不买些民间田宅，败坏一下自己的名声，皇上对您就放心了。”

萧何恍然大悟，马上先是强买民间田宅，自污名节，然后低价卖了自己的封邑，并拿出许多家财，拨入国库，作为军需。

刘邦身在前方，每次萧何派人输送军粮到前方时，刘邦都要问：“萧相国在长安做什么？”

使者回答，萧相国爱民如子，除办军需以外，无非是做些安抚、体恤百姓的事。

刘邦凯旋时，百姓们拦路上书，控告相国贱买、强买民间田宅，价值数千万之多。

刘邦回到宫中，萧何去拜见，刘邦笑着说：“当相国的竟然侵夺百姓的财产，为自己谋利啊！”然后把控告信全部交给他，说，“你自己去向百姓谢罪吧！”

萧何觉得对不起百姓，乘机请求说：“长安一带地方狭窄，而上林苑中空地很多白白荒废，希望您下令让百姓进去耕种，他们收了庄稼，留下禾秸作为苑中禽兽的食料。”

刘邦一听大怒，说：“你一定收了很多商人的财物，替他们来算计我的上林苑！”下令交给廷尉法办，还给他上了刑具。

过了几天，刘邦手下一个姓王的卫尉问刘邦：“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怎么突然把他关起来了？”

刘邦说：“我听说李斯做秦始皇的宰相时，办了好事都归功于君主，有了过失则自己承担。现在相国却收了商人们许多财物，替他们求取我的上林苑，想以此讨好百姓，所以把他关起来治罪。”

王卫尉说：“在自己职责范围内，事情只要有利于民，就为他们向君主请求，这真是宰相应做的事，陛下怎么怀疑相国是接受了商人的贿赂呢？况且，当初陛下在外征战多年，那时相国留守关中，如存异心，只要稍有举动，函谷关以西就不属陛下所有了。

“相国不在那时为自己谋利，现在难道会贪图商人的金钱吗？再说秦始皇就是因为不知己过而失天下，李斯为主担过的做法，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怎能如此浅见地怀疑相国。”

刘邦听了，心中虽不愉快，但还是当天就遣使赦免了萧何。

萧何当时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见刘邦开恩释放了自己，更是诚惶诚恐，谨慎恭敬。虽然因为全身带上刑具，害得他手足麻木，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而且蓬头赤足，污秽不堪，但立即回府沐浴，然后上朝谢拜天子之恩。

刘邦见萧何如此狼狈，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安抚萧何道：“相国不必多礼。这次的事，原是相国为民请愿，我不允许。我不过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无道天子罢了，而你却是个贤德的丞相。我之所以关押相国，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你的贤能和我的过失啊！”

刘邦的这段话虽然言不由衷，但对萧何的廉政为民，终于还是默认了。从此以后，萧何对刘邦更是诚惶诚恐，恭谨有加了。刘邦也照例以礼相待。

萧何虽然常驻富贵乡里，内心却一直有种忧虑，不只对生前，也对身后。他初封侯时，食邑8000户，后来又加封了2000户，而他的父子兄弟共10余人全都有食邑。这样的待遇算得上是全国的首富了，但他依然勤俭持家。

《史记》记载：萧何购置土地房屋，必定选择穷乡僻壤的地方，营造宅第也从来不修建围墙。

萧何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意思是说：后代子孙如果贤德，可以从中学我的俭朴；如果不贤无能，这种房屋也不会被有势力的人家所侵夺。

萧何的这种思想，比那些贪心不足、欲为子孙谋百世计的官吏，其实高明多了。而他身居要职，不居功自傲，能够居安思危，做人做官克勤克俭的精神，更是很值得发扬光大。

黄霸为政外宽内明

汉代初期推行教化治国，因而教化大行其道。在以教化为己任的官员中，黄霸可算是一位佼佼者。

黄霸，是西汉时期著名大臣。他性情温良懂得谦让，为政外宽内明，力劝耕桑，推行教化，治为当时第一。

黄霸自幼学习法律之学，有大志，喜欢做官，年轻时就成为乡里豪杰。汉武帝末年，他因纳钱以待诏的身份被赏官职，管理郡国钱粮的出入之数。后因为官廉正，又精明能干，足智多谋，富有领导才能，升任河南郡太守丞，成为辅助郡守县令的主要官吏。

黄霸善于观察，思维敏捷，又通晓法律，温和善良又能谦让，足智多谋，善于驾驭众人。他担任太守丞时，处事及议论都符合法律，适合人心，太守非常信任他，吏民都爱戴尊敬他。

汉宣帝即位时，听说黄霸执法公平，便征召黄霸担任廷尉正，多次决断疑难官司，众廷尉都称赞黄霸公平。不久，又下诏以德行最优命其担任颍川太守。

在当时，颍川郡管辖20个县，有好几个县的居民聚集，围攻县府，郡太守逃往京城向汉宣帝求救，要求派武将镇压“刁民”。黄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的。

黄霸不坐轿，不骑马，不鸣锣开道，而是微服私访，骑着骡子带一个管家进入了颍川地界。在一路上，他看到逃荒要饭的百姓一拨又一拨，就和这些百姓聊起来，问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

逃荒者说他们的土地被豪强恶霸掠夺去了，无田可种，不逃荒就得饿死。黄霸问为何不去县衙告状，逃荒者哭诉：进衙门告状，未开口先挨打，谁还敢去啊！

黄霸明白了，不是颍川“刁民”难弄，而是豪强恶霸作祟。于是他向汉宣帝写了一份奏章，火速发往京城，恳请皇上恩准在颍川开仓放粮，把颍川郡几万流亡农民安置好，这样皇上的新政新法令就能在颍川实行，颍川的“刁民”也就治理好了。

汉宣帝答应了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所以，黄霸到颍川第一件事就是出安民告示，教化百姓，学习法令。并还派人到邻县和官道上贴告示，号召流亡农民回乡，凡回家开荒种田者发放粮食，发放种子，免税免劳役。

为了赢得百姓的信任，黄霸带头脱掉官服官靴，下地拉犁耕地。他的做法一传十，十传百，外出逃荒的流亡农民纷纷回来了。

为了让流亡农民安心，不再外逃，黄霸责令各县县令安置逃荒者，违者重罚，不听者革职，到各县暗自察访，检查督促。

他训令各县：

流亡农民不想造反，也不想背井离乡去逃荒。各县应该明白，这些逃荒流亡农民既是劳动力，又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把这些流亡农民安置好了，也是你们尽心尽职的政绩了。

黄霸到颍川上任，不光安抚平民百姓，还着力对官员进行教化，让他们心服口服。他把颍川郡20多个县令叫到大堂来，让他们一个个背诵汉宣帝的新政新法令“六条问事”，会背诵的就放走，不会背诵的留下来读。他说连皇上的新政新法都不懂，如何去治理百姓？这一招比打20板子还疼。

有一个县令读“六条问事”读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地说：“大人，我认罪，我错了，请大人赏我一个全尸。”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与“六条问事”条条沾上了边，如按法惩办，必死无疑。

黄霸认为，考察的目的应在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事发后的追究与处理。所以，那个县令和其他20多个县令个个心悦诚服。

所谓“六条问事”是考察地方官员的标准，内容包括不许“田宅逾制”、“背公向私”、“侵渔百姓”、“聚签货赂”等。黄霸到任后将这“六条问事”法令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大张旗鼓地宣传，老百姓个个知道了，人人感恩皇上，让官吏自觉遵守。

为了培养和稳定官员，黄霸大力推行教化，让他们在职位上长期工作，并尽职尽责，从不轻易替代，以避免损伤长吏。

有一个姓许的县丞，年老体衰，患有耳病，督邮将此事告诉太守黄霸，并建议赶走他。

黄霸说：“许县丞是廉洁的官吏，虽然年纪老，还能做接待迎送的工作，只是稍微耳聋，有什么妨碍呢？姑且好好帮助他，不要伤了贤者的心啊！”

有人问这么做的缘故，黄霸认为，频繁地更换长吏，送别旧人和迎接新人的费用，以及有的奸诈官吏在交接之际藏匿簿书，盗窃公家的财务，致使耗费非常大，而这些耗费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况且所更换的新官吏又不一定贤良，有的还不如旧官吏，只是相互增加制造乱子。

他说：“大凡治理之道，不能太过苛求。”因此，坚持以教化的方式对待职官。

黄霸安抚了平民百姓，教化了官员，待经济上打下了一定基础后，又开始打击豪强地主、恶霸、地痞。凡证据确凿，便狠狠地打击，让他们补足拖欠朝廷的税款，返还强占百姓的土地、粮食、牲畜、房屋。

当然，黄霸也不忘教化他们，给他们出路，让其全家老小开荒种田，自食其力。其他豪强地主害怕了，便老老实实上缴税收，偷偷地返还强占来的土地，黄霸也就不再追究。

黄霸又鼓励农民种树、养猪、养鸡鸭、养蚕桑，并下令禁止用粮食喂马，把汉宣帝的休养生息政策逐一贯彻，使百姓安居乐业而感恩皇上。

这一方法也使那些顽固不化的豪强地主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害怕戴上反抗朝廷的罪名。

黄霸颍川大刀阔斧、布施恩德，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实现了汉宣帝倡导的国家安治。而黄霸也因为他的外表宽厚而内心清明，得到了官吏和百姓的爱戴。

汉宣帝认为黄霸是良吏中政绩保存时间最长的优秀者，于是下诏称赞他：

颍川太守黄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往教化，子孝、弟悌、妇贞、孙顺一天比一天增多，耕作者相让于田界，道不拾遗，看顾鳏寡之人，供养贫穷之人，有的监狱八年没有犯大罪的囚犯，吏民向往教化，品行道义兴起，可称得上是贤人君子了。

汉宣帝认为黄霸贤能，封爵关内侯，赐黄金100斤，俸禄2000石。黄霸却把100斤黄金捐献给颍川郡治理河道，自己分文不留。此后不久，汉宣帝征召黄霸担任太子太傅，后迁升为御史大夫。

黄霸的才能在于擅长管理百姓，东汉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

召信臣一心为民兴利

西汉时期由于实行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因此能否为百姓谋福利，被认为是判定一个官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之一。召信臣继承勤俭廉政传统，为官励精图治，为民兴利，堪称一个合格的父母官，赢得了时人和后世的赞誉。

召信臣，因明经甲科出身任职郎中，补授谷阳长。后因官吏的考绩优等，升迁为上蔡长。他为官视民如子，所到之处都为民众称颂。后越级提拔为零陵太守，又因才调任南阳太守。

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时，正是西汉王朝由极盛开始衰败的时期。南阳与其他地方一样，旧的风俗盛行，腐败的社会风气使南阳社会秩序混乱，盗贼横行，百姓苦不堪言。

在当时，南阳民间遇到红白喜事都要大操大办，破费巨大，弄得百姓叫苦不迭。许多人家因嫁女娶媳生老病终而花费大量钱财，从而数年不得翻身。有的只图一时好看而忍痛借高利贷，最终家庭破败。

召信臣深知陋俗的危害，下决心改变这股恶习。他一面大力倡导勤俭节约、量力而行，一面下令禁止婚丧嫁娶时铺张浪费。从此以后，南阳风俗大变。

南阳地区地主势力很大，攀比之风更盛，豪富们与府县官吏、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相互勾结，依仗权势，推波助澜，鱼肉乡里。

召信臣对南阳的地主势力非常反感，曾对他们多有规劝，晓以利害，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置办法。对游手好闲的责令痛改前非，对已经当官的罢黜不用，对违法乱纪的则绳之以法，严厉打击了地方恶势力。一时间，南阳社会安定，盗贼狱讼之事罕见，郡中之人莫不努力耕稼农田。

召信臣为人勤奋努力，有办法有谋略，喜欢替老百姓兴办有益的事，一心要使他们富足。他亲自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田间小路出入，停留和住宿都不在乡里的亭台馆舍中，很少有安闲地休息的时候。

他巡视郡中的水流泉源，开通沟渠，修筑水闸和防水的堤坝总共几十处。先后修成六门堰、钳卢陂等著名水利工程，溉田多至20万公顷，南阳遂成为与关中郑国渠、成都都江堰齐名的全国三大灌区。百姓得到了水利工程带来的好处，有了多余的粮食来贮藏。

他为百姓制定了均衡分配水源的规定，刻在石碑上竖立在田边，以防止争斗。

府县官吏家中子弟喜欢闲游，不把耕田劳作当重要的事看待，他就斥责罢免他们，严重的还要追究他们，用行为不法的罪名处治他们，用这种做法显示他崇尚劳动厌弃懒惰。

召信臣管治的地方教化得以广泛推行，郡中的人没有谁不尽力从事农业生产，百姓归依他，住户人口成倍增长，盗贼和诉讼案件减少以至于停息。

召信臣千方百计除奢靡之风，倡导勤劳节俭，深受百姓欢迎，百姓都称他为“召父”。为纪念这位“召父”，南阳吏民为他立祠造庙，世世祭祀不绝。

当时南阳郡归属荆州刺史部，荆州刺史曾经上报召信臣替百姓做好事，他管辖的郡因此充实富足。皇帝赏赐召信臣黄金40斤，又迁召信臣为河南太守。召信臣一如既往，治行考核常常都是第一等。

汉元帝最后一年，召信臣升任少府。他坚持勤俭治国节约开支。任职不久，奏请压缩土木工程，一些皇帝很少光顾的宫馆，停止修葺和铺张陈设。又奏请取消由宦官组成的皇家乐队，提议将供给宫馆卫队的物品削减一半。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腐化风气的发展。

召信臣任少府以前，太官园中就已经种植冬天生长的葱、韭等蔬菜。这些植物种在暖房中，白天夜晚都要燃烧没有光焰的火，植物也要等达到一定的温度时才能生长。这样的温室耗资可想而知。

召信臣任少府后，认为这些设施劳民伤财，应该取消。于是，他提出这些都是不合季节的东西，对人体有害，不适合用来供奉给皇上，就奏请皇帝免除这一切。仅这一项，每年节约开支数千万钱。

《汉书》中，两次将召信臣列为西汉“治民”的名臣之一，可见在当时召信臣也已声名卓著。后世人认为，召信臣对南阳的贡献，足以和修都江堰的李冰对四川、开“漳河十二渠”的西门豹对邺县的贡献相媲美。

诸葛亮坚持勤俭廉政

诸葛亮的形象在世人眼中，除了神机妙算的军事才能外，洁身自好，忠君、爱国、为民等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在他身上都能找到许多事例。他一生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廉洁奉公。其精髓就是勤俭廉政，令世人感怀至深。

诸葛亮，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青少年时期历经忧患苦难，亲身参加农业劳动，这就使他具有平民的特质。后来登上相位，仍然自称是“东方下士”、“一介布衣”，在他身上没有什么特权思想。

诸葛亮十分赞赏春秋时期楚国廉吏孙叔敖的节俭作风，特地发布“教令”，以孙叔敖事迹律己励人，既以身作则，也号召部属向孙叔敖学习，养成节俭之风。

诸葛亮在平定南中诸郡的叛乱中，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节约朝廷的开支，他两天只吃一天的饭，“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诸葛亮从不贪污受贿，这是古今所公认的。

他的家里没有存款，妻子黄氏连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其清贫可见一斑。

诸葛亮在《自表后主》一文中曾经自报家产说道：

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

这是诸葛亮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单。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按照汉代和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15顷薄地，这在当时地广人稀的四川，实在不算多；“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当指诸葛亮的家人在妻子黄氏带领下从事种植和蚕桑等农事活动，可保温饱无虞。至于自己的衣食起居，自然靠官俸维持；“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这显然指俸禄之外，没有别的生计，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

尽管诸葛亮的合法收入在当时本该是很高的，但他“内无余帛，外无盈财”。这是诸葛亮毕生追求和实践的清正廉洁的理想境界。

诸葛亮廉洁自律，在蜀国官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史载他任用的官员，大多勤于政事，廉洁自律。

例如，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神祎“家不识财，儿子毕布衣素食，出入无从骑，无异凡人”；名将姜维“据上将之重，外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邓芝生活俭朴，家无私产，连妻子也“不免饥寒”，死时也“家无余财”。

诸葛亮治家也以节俭为宗旨。他在《诫子书》中告诫儿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学以广才，励精治性，珍惜光阴，务求“接世”。严格的家教，使得诸葛一家，上至夫人，下及子孙，满门英烈，世代忠良。

诸葛亮深知，倡行勤俭廉政，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严格监督，则贪污渎职，“作奸犯科”之人将难以受到制裁，而廉洁奉公勤恳负责之人，反而会湮没不彰，甚至受到排挤打击。因此，必须厉行法制赏功罚过，以树立严明公正的政风。为此，诸葛亮主张加强教化，实行以法治国。

诸葛亮十分重视教化，注重宣传教化的风气，有悖于法令的话不说，触犯法制的事不做。同时，要求各级执法官吏必须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正己教人”。

为了搞好勤俭廉政，诸葛亮对各级官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

所谓“八务”，即要求各级官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必须完成的8项任务；至于“七戒”、“六恐”、“五惧”，显然是对足以引起人们应戒、应恐、应惧的各种情况提出警告，以免违法乱纪。

当教化无效时，诸葛亮就认为必须无党无偏，依法究办，特别坚持“刑不择贵”、“诛罚不避亲戚”的原则，通过法制本身的严肃性、公正性，来教育广大臣民。

诸葛亮以“法不阿近”影响军内外。他在一出祁山时，因马谡失掉街亭而挥泪斩之，并写了《街亭自贬疏》。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诸葛亮的勤俭廉政思想，其主旨是以“安民”为根本，以勤劳任职、廉洁爱民为要务，以法令为制衡，从而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

诸葛亮病危时，要求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丧葬力求节俭，依山造坟。他在遗嘱中说：“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意思是墓穴切不可求大，只要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入殓时，只穿平时便服，不放任何陪葬品。

这简短的3句话，是诸葛亮廉洁自律、高风亮节的具体体现，其至真至诚，惊世骇俗，感人寰，泣鬼神，成为千古之典范。

诸葛亮的智慧、作为、人品、治国方略、理民之干和军事才华，构成了那个时代伟人的真身。他以实际行动验证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在当时就受到了敌我友各方的肯定。如他的老对手司马懿曾赞叹说：“天下奇才也！”

诸葛亮勤俭廉政，励精图治，他的风范被当作民族精神而一代一代传承，历朝历代都把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精神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