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谈生论死

【原文】

出生人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①，动皆之死地②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③也。盖闻善摄生者，陵行不避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④焉。

【注释】

①民生生：百姓活生生的命。生生，活生生的命。

②动皆之死地：动辄流血受伤而牺牲。动，动辄。死地，要命的地方。

③以其生生：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生生，活生生的人。

④以其无死地：因为他们（不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没有要命的地方。

【译文】

人来到了世上就是生，入于坟墓就是死。属于长寿这一类的人，占十分之三；属于短命的这一类人，占十分之三，人本来可以活得长久，却自己走向死路的，也占了十分之三。（这后一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奉养得太过分了。曾经听人谈起，善于养护生命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在军队中打仗不会受到杀伤；犀牛用不上它的角，老虎用不上它的爪，兵器用不上它的刃。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进入死亡的范围。

【评析】

对于此章中“以其无死地”一句，庄子是这样解释的：“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请问何以至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这句话对老子的“以其无死地”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只要人能够依照天道行事，那么外患就不能侵入其身，他就不会走向死亡的领域。所以任继愈先生说：“老子看来，这个世界到处埋伏着危险，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他主张处处小心，不要进入危险范围，只有无所作为，才最安全，最足以保全性命。”老子生逢乱世，他看到人生危机四伏，生命安全随时随地受到威胁，因此他主张不要靠战争、抢夺来保护自己，不要以奢侈的生活方法来营养自己，而是清静无为、恪守“道”的原则，他不妄为，不伤害别人。别人也找不到对他下手的机会，这就可以排除造成人们寿命短促的人为因素。老子以本章文字对人们进行劝说，希望人们能够做到少私寡欲，清静质朴、纯任自然。

【解读】

万物运作都有运行轨道，万物之灵的生命体运作自然也有运行轨道。轨道就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无穷无尽，但其走的却是现实常规。生命以生命运行轨道进行运作就是命运，命运是活的不是死的。命运常会给人似有似无的感觉。万物之灵高于万物之其它在于命由己握，而万物之其它则是听天由命。生命者命存于世时，不是造恶业就是造善业。当恶业达到一定程度时，生命运行轨道就会发生事故，所以生命者自然就有灾祸了，当业报来时，是根本挡不住的，是在劫难逃。除非造大善业把恶业压下去，使其灾祸未发生就提前扼制了。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与人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很多人为了富贵奢华，常是刻意地追求，但追了半天却什么也没追到。有了富贵确实人就高贵，但是富贵是否能保持长久？君子也爱富贵，但不是为了贪图享受。是为了自尊，是为了他人尊敬。君子富贵，帮助其他人也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得道众生就都有福了。因为心胸宽广，包容天下，所以遇福所受，遇祸所避。

【故事】

子罕大德高义不贪财

子罕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大义在胸的典范。

子罕，名叫乐喜，子罕是他的字，春秋时期宋国人。曾经担任司城，主管建筑工程，位列六卿。

子罕虽身为京城中的官员，却从不恃权营私，贪恋钱财。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凡别人送来礼物，他都一概拒收。

有一天，子罕正在府中处理政务，忽然差役进来禀报说，门外有个人求见。子罕急忙放下手中的事务，示意有请。

不一会儿，差役把那人请了进来。只见那人身着峨冠博带，衣冠楚楚。进得门后，一边向子罕施礼作揖，一边口若悬河地说开了：“久闻大人英名，如雷贯耳，怎奈宋齐两国路途遥遥，无缘相见，今日得见大人尊容，实属三生有幸。”

子罕十分谦和地回答说：“客人来访，理当会见，请不必多礼。”

接着，子罕想询问来人的情况和来意。然而那人却只管一面欣赏厅里的摆设，一面不断地奉承子罕。见此情形，子罕虽耐着性子，浑身却像针扎一样难受。出于礼貌，子罕不便发火，只好敷衍着和他胡乱谈了一会话。

坐了好半天，也不见那人说明来意。子罕因身有公事，心里很着急，只得委婉地说：“足下一路风尘仆仆，鞍马劳顿，是否先到客舍休息休息？”

那人说：“大人既是公务在身，小人不敢打扰，今日至此，只有一事相商。”说着，抬眼望了望子罕的左右。

子罕会意，转身向身边的差役们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

那人见厅内别无他人，走到子罕跟前，低声地说：“小人仰慕大人已久，今日得以相见，我这里有一块刚得到的宝玉，要是雕琢好了，它是无价之宝啊！现在我奉献给你，请大人笑纳。”说着，从袖中把那块玉取了出来，双手递给了子罕。

子罕接过那玉细看，确实是一块绿色宝玉。他放在手上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把那玉又递还给了那人。

那人一看，急了，他以为子罕怀疑那玉不是真宝，忙说：“小人已请玉匠鉴定过了，的确是块价值连城的宝玉啊！你看这纹理多么华美，这色泽多么斑斓，这形态多么优雅！”

子罕见那人如此百般殷切，笑着解释说：“我并非怀疑它不是宝，我不收是因为它是你的宝，而不是我的宝。对你来说它是无价之宝，而它对我来说就不是宝。你把碧玉作为宝，我把不贪作为宝。如果我收了你的宝，岂不是你也丢了宝，我也丢了宝。我看还是我们各自守住自己的宝好啊！”

听了子罕的这一番话，那人只得收起那块玉，灰溜溜地走了。

宋国一些年高德劭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评论道：“子罕并非没有宝物，只是他所珍视的与常人不同罢了。如果我们用一百两黄金和美食去给小孩子，小孩子必定会选择美食；如果以和氏璧与100两黄金给乡下人，乡下人必定会选择100两黄金；但如果用和氏璧与道德至言让圣贤的人挑选，那么，圣贤之人就又会选择后者。智慧越高深的人，他的选择越精明；智慧越是低下的人，其取求也就越低劣。子罕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领悟道德这个无价之宝！”

子罕不仅拒收厚礼，体现出高尚的品德，还拿出自己的钱财救济百姓，表明他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公元前544年，郑国发生饥荒，而当年的麦子还未收割，老百姓困苦不堪。担任上卿的罕氏家族中的子皮根据父亲子展的遗命，给百姓分发粮食，每户都有，郑国人没有挨饿。子皮也得到了郑国百姓的极大拥护。

子罕听说这一情况后，说：“多做善事，这是百姓所希望的。”

宋国也在这一年发生了饥荒，子罕便请示宋平公，要求拿出公室的粮食借给百姓，让大夫们也都把粮食借出来。子罕把自己家族的粮食借给别人，但他不让写借据，意思是不要别人归还了。不仅如此，他还以那些缺乏粮食的大夫的名义，借出了这些粮食。

由于子罕的义举，一方面，宋国虽然闹灾荒，老百姓却都没有挨饿；另一方面，百姓们认为官员们个个体恤民艰，献粮救灾，因而使得朝廷形象焕然一新。

子罕仗义疏财的做法传遍了诸侯。晋国著名贤臣、政治家叔向听说这些情况后，感慨地说：“郑国的罕氏家族、宋国的乐氏家族，肯定都会长盛不衰，他们应该都能够执掌国家的政权，这是因为民心都已归向他们了。”

叔向还认为，子罕以其他大夫名义献粮的这一义举，不只是考虑树立自己的德望名声，在这一点上，子罕显得比罕氏家族中的子皮更胜一筹！

其实，一个人不能改变世界，但却能改变自己，而改变了自己，就促成改变世界。子罕助人义举，被人们广泛赞誉，使人们感受到了大德高义的魅力。

子罕不贪钱财、慷慨助人的义举，充分反映了他的义利思想，代表了他的人格高度。是古代社会的道德楷模。

范蠡经商义中取利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话题，在商业领域具有普遍意义，或者可以说更具有实际效应。在这方面，范蠡的经商活动，当属正确把握义利关系的典范。

范蠡，春秋末楚国宛邑三户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商业理论家。他经商注重义中取利，曾三散家财，是我国儒商的鼻祖。

义利观是商业活动的价值论，是商业活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经商赚钱“见利思义”则成功，“见利忘义”则失败。在这一方面，范蠡可以堪称是“商人的楷模”。

范蠡致富不忘百姓，慷慨散财济民，传授致富经验，表现了一代儒商兼济天下的高尚情怀。

范蠡帮助勾践兴越灭吴，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变官服为一袭白衣，化名姓为鸱夷子皮，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随后来到齐国。在齐国，范蠡父子治产，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时间不长，就创造了巨大财富，致产数十万。

齐王闻听了范蠡的贤名，将范蠡请进了国都，拜其为相国。范蠡居官3年，认为自己“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终觉“久受尊名，不祥”。

于是，范蠡再次急流勇退，归还相印，将所有财产分于知友乡党，悄悄地离开了齐国。一身布衣的范蠡迁徙定居在陶邑。

范蠡到了陶邑后，自称“陶朱公”，按照好友计然的经商之策，父子治产，种田地、养牲畜、做生意，辛勤劳作，没有几年，果然又“资累巨万”，富甲天下，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人们说起富有的人，没有不说“陶朱公”的。

范蠡居陶经商19年，在此期间，他富而行德，3次致富，又3次散财，将财富分散给当地的朋友和百姓。被时人誉为“富好行其德者”。

范蠡靠自己的经商实践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他思想开放，绝不保守，想方设法把致富经验传授于人。他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帮助百姓发家致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生财之道。

鲁国有个人叫猗顿，“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靠贩盐为生。他听说“陶朱公”致富有术，便来求教致富的方法。

范蠡教他说：“你要想致富，我建议你发展畜牧业，渐渐繁衍壮大，日久即可致富。”猗顿按照范蠡的指点大畜牛羊，后成富翁，与范蠡并称“陶朱猗顿”，驰名天下。

范蠡在陶邑时，发现这里低洼多水，便教百姓凿池养鱼。他告诉百姓，“致富之法五，养鱼第一”。定陶县城内现仍存有一大池塘，传说是范蠡当年教民养鱼的地方。

后来，范蠡在总结民间养鱼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养鱼实践，写出《养鱼经》一书，对传播养鱼技术、帮助百姓致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商致富靠的是无损于民的商业道德，不搞损人利己的经营技巧。范蠡秉持这一经商大“义”，童叟无欺，公平交易。范蠡在陶邑经商时，当时市场上很多货物的交易都是估计分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于是，他便设想制造一种能测定货物重量的工具。

一天，范蠡用桔槔从井中吸水时受到启发，急忙回家模仿桔槔做起实验来。他用一根细直的木杆，一头拴上吊盘，用以盛装货物，一头系一斧头作为砣，再用木桩把木杆支撑起来。

范蠡在实验中发现，吊盘的货物越多，斧头就要移得离支点越远，才能保持木杆平衡。他把货物的多少与斧头移动的距离一一做了记录，而且在木杆上刻出标记。

为使用方便，范蠡把一只斧头的重量定为一个“斤”的单位。但是，比斧头轻的东西怎样秤量呢？范蠡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仍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一天夜里，范蠡夜观天象，天空星宿的排列又给他带来灵感。于是，他便将秤杆上一斤的距离平分为13份，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13颗星代表一斤。为表现它的公平，他就给它起名叫“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这种计量货物重量的工具。

范蠡刚开始发明的这种秤必须把木桩固定在地上使用，对于坐商还可以，而对于行贾使用起来就很不方便。于是他又对秤进行了一番改造，在秤杆支点上钻个小孔，小孔穿上麻绳，用手来提。这样一来，秤的使用和携带就方便多了。

但是，时间一长，范蠡又发现，一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时会缺斤少两，克扣百姓。他又决定把秤再做改进，警告奸商用秤要公平心正。

范蠡改秤杆白木刻黑星为红木嵌金属星形，并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以16两为一斤。

范蠡告诫商人，经商必须光明正大，不能去赚黑心钱。他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会失去福气；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得不了俸禄；欺人三两，则会折损阳寿！”这样一来，即使是唯利是图的奸商，卖东西时也不敢缺斤短两了。

就这样，秤这种计量工具便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一直沿袭了2000多年，直至今天。

在经商过程中，范蠡将“义”与“利”两者的关系看得很透，能够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制宜，做到了义中取利，利人利己。

范蠡之所以选择在陶邑定居经商，其实就像他当初选择越国成就霸业一样，在这里又一次显现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他认为陶邑是“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业商中心，是可以致富的好地方。

在当时，由于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商品交易十分活跃。陶邑处于中原腹地，再加上水陆兼备、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自然成为全国各地商品交换的必经之地。

在陆路交通方面，陶邑为午道之所在。所谓“午道”，就是纵横交错的十字路口，是经商活动的黄金地段。

当时促进陶邑繁荣的交通道路，不仅有陆上的，更有水上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开凿了沟通济水与泗水的运河，即菏水。菏水的开凿使当时的江、淮、河、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使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道交通联结成网。而陶邑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也就正处在这个水道交通网的枢纽。

陶邑便利的交通，促进了商品交易，当时北方的畜产品，南方的羽毛、象牙、颜料，西方的皮革、毛织物、牦牛尾，东方的丝织品、鱼、盐等，都可以在这里买到，陶邑很快发展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当时成为一方经济中心的经济都会有很多，唯独陶邑被称“天下之中”，可见陶邑的繁荣程度。

所谓“天下之中”，不仅是区域经济中心，更是包括当时诸侯各国在内的经济中心，即全国性的经济都会。

可以说，是陶邑的繁荣成就了范蠡的事业，而范蠡选择陶邑经商也使“定陶”更加扬名。由此可以看出，范蠡定居陶邑的经商战略和措施，最终结果是利国，利人，利己，获得了多方共赢。

范蠡思想开放，知进退，识大体，看得透事物本质。他放得下高官厚禄，能伸能缩，能上能下，自强不息；他重义轻利，行善积德，屡散家财，周济贫困，开创了道德经商的我国儒商传统。无怪后来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称：

范蠡三迁皆有荣名。

白圭经商的义与利

商业经营理念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好义与利相互间的关系。如果说是范蠡开创了古代道德经商的儒商传统，那么，白圭则以天才般的理财思想，开辟了“智、勇、仁、强”的经营之道。

白圭，战国时期商人。曾在魏国为相，施展治水才能，后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

白圭的出生地洛阳，洛阳人善为商贾，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出生于此的白圭有极高的商业天分，很快成为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商人。

白圭始终认为，个人的商业活动，应该和国家的经济富强，百姓的安居乐业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以商富国，以商安民，为国理财。这是商业活动中的“义”之所在。因此，他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更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

当时商人的队伍非常庞大，有的公平买卖，正当经营；可是也有很多商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很多大商人还兼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于是，当时人们将商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廉商”、“良商”；另一类称为“奸贾”、“贪贾”、“佞商”，而白圭正是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

当时的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生意，经营珠玉可以获利百倍。但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

白圭独具慧眼，通观全局，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敏感地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提出“取下谷”的经营策略。下谷就是农产品等生活必需品。

白圭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而更为重要的是，经营“下谷”，利国利民。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

白圭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经商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其具体的做法是：在收获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

白圭所说的“与”，是予人实惠，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坐待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民的需求。

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

白圭为常从大处着眼，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歉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辅民安民。

其具体做法是：

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

这样，就使全国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

白圭选择的“下谷”等生活必需品的经营，面对的是广大平民百姓，因此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白圭还很注重扶植农民的生产，以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商品来源。白圭曾经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既为自己获取了利润，又帮助农民增加了产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货源。

农副产品的经营受农业收成的制约很大，因此，把握时机，尤其是掌握年景丰歉变化的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白圭善于把握天时，他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并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粮价低廉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

白圭的这套商情预测的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农业经济的循环论，这表现出了白圭自身极高的知识水平和高远的眼光。

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

白圭还有一个重要的经商思想：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工作做到了家。

白圭创造性地继承、应用了前人的智慧，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商业理论和经营策略。他曾经极为自负地说，他治理生产，经营买卖，就像古代的伊尹、吕尚运用谋略治理国家，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一样。白圭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的经营，也证明了他是完全有资格如此自负的。

白圭是商业这个行业最早收授门徒的人，他通过严格的挑选，收了一些学生。白圭招生的标准是很高的，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商人，要具备以下条件：要通权变，能够权衡利弊，把握时机，出奇制胜；要勇敢果断，当机立断；要有仁爱之心，能够明白取予的道理，遵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还要有耐心，有毅力，能够固守等待，不轻举妄动。

虽然商人在古代“士、农、工、商”的行业划分中位居最后一位，在历史上的地位一直比较低，但是，白圭却将“义”的儒家道德规范作为商人的基本素质要求，可见白圭所要求的商人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这和他义中取利的经营理念是相合的。

白圭正确对待义与利，形成了自己的经商思想体系，不但显示了古人的智慧、仁义的道德，更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他的“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

冯谖大义之举显义德

春秋战国时期，权贵多养门客，以壮大自己的实力，而门客受人之惠，大多心存感恩之义，希望回报。冯谖就是一个有大义之举，彰显义德的义气汉子。

冯谖，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他为孟尝君做了许多工作，既给孟尝君赢得了“义”名，自己也成了一个人人称颂的著名义士。

冯谖在穷困潦倒，无以维持生计时，曾经托人请求孟尝君，表示愿意在他的门下寄居为食客。孟尝君问他有什么爱好，他回答说没有什么爱好，又问他有什么才能，回答说也没有什么才能。孟尝君听后笑了笑，但还是接受了他。

旁边的人因看到冯谖这样，就供给他粗劣的饭菜。按照孟尝君的待客惯例，门客按能力分为3等：上客吃饭有鱼，外出乘车；中客吃饭有鱼，外出无车；下客饭菜粗劣，外出自便。

冯谖为了试探孟尝君的胸怀和眼光，曾经三番五次地向孟尝君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冯谖做门客不久，有一天，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的剑，唱道：“宝剑啊，我们还是回家去吧，吃饭的时候没有鱼啊！”显然是要求改善待遇。

左右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又弹着他的剑，唱道：“宝剑啊，我们还是回家去吧，出门的时候没有车啊！”

左右的人都取笑他，又把这件事告诉给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车坐吧！”

冯谖于是乘坐他的车，高举着他的剑，去拜访他的朋友，十分高兴地说：“孟尝君待我如客。”

此后不久，冯谖又弹着他的剑，唱道：“宝剑啊，我们还是回家去吧，没有地方可以安家！”

此时，左右都开始厌恶冯谖，认为他贪得无厌。孟尝君听说此事后发现，原来是冯谖有个老母亲。于是，就给冯谖的母亲以食用。这一次，冯谖深受感动，他从此不再考验孟尝君，决定一心一意地为孟尝君效力。

孟尝君是齐国的相国，在薛地被封万户食邑。由于他门下养有3000多食客，封邑的收入不够供应食客，因此曾经放债给封地百姓，一则以此济民，二则自己也增加些进项。但放债一年多了，还没收回息钱，眼下资金周转不开，就打算派人到薛地收回一些，以补不足。

孟尝君准备在门客中挑选一位能为他收账的人，冯谖主动报了名。孟尝君爽快地答应了。冯谖整理行装，备好车辆，装置着借据，准备去薛邑收账。

冯谖在辞别时问孟尝君：“钱收回之后，需要买什么回来呢？”

孟尝君随口说：“你看我缺什么就带什么吧！”

冯谖心里早有了打算。他驱车到了薛地，召集那些向孟尝君贷款的人，收回了10万利息钱。然后，他用这些钱买了许多好酒，还有肥大的牛，再告诉那些贷款的人说：“能偿还利息的都来，不能偿还利息的也来，都拿着借据来核对。”

大家聚会时，冯谖命人宰了牛，摆上好酒，请大家吃喝。

正喝得酒酣耳热的时候，冯谖拿出借据到大家前面核对，凡是能够偿还利息的，给他们还债的期限；没能力付利息的，要回借据，把它烧掉。

接着，冯谖向大家宣布：“孟尝君贷款的原因，是为了给没有钱的人经营事业；向大家要利息的原因，是因为不够奉养宾客了。现在，有钱的人订了偿还的期限，借给穷人的钱孟尝君说赐给你们了，所以也就把借据烧掉了。有孟尝君这样的一位主人，大家尽量喝得痛快吧！”

在座的人一听，都站了起来，一拜再拜，高呼万岁。

冯谖的做法，在当地百姓中埋下了感恩孟尝君的种子，为他换得民心，赢得了义名，可谓功德无量的义举。冯谖办完事后，立即赶了回去。

孟尝君听说冯谖烧掉借据，就责备说：“听说您收了债以后，就买了很多的牛和酒，还烧掉了许多借据，这是怎么回事？”

冯谖答道：“是有这一回事。不多备酒肉，就不能把大家聚在一起，也就没法了解哪些人是有钱的，哪些人是贫穷的。有钱的人，订了还债的期限；贫穷的人，虽然等着他跟他讨债10年也要不到，利息越来越多，再逼他们的话，就会逃走。如果他们困难到无法还债，对上则说您好利不爱百姓，对下则有百姓赖债的坏名声。”

孟尝君听了，沉默不语。

冯谖说：“烧掉无用借据，主动放弃不可得的空账，是为了让百姓亲近您，从而彰扬您美好的声誉，这就是我为您买的义呀！”

孟尝君听后，虽然心里不快，嘴上还是说：“谢谢您为我买义，先生去休息吧！”

又过了一年，孟尝君因受谗言而被齐闵王罢相，贬回封地。在离地百里的时候，只见当地百姓都上前相迎。

孟尝君不禁感叹：“先生替我买的义，真是重于利百倍啊！以此可见义的价值之大。”

齐闵王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一般食客眼看孟尝君被免职失去了依靠，也都远走高飞去了。只有冯谖坚持留在了孟尝君身边。

冯谖出于孟尝君政治地位的考虑，对孟尝君进言说：“要是您借给我一辆车，让我赶到秦国的话，一定会让您的名望再显现于齐国，封邑更加广大。您觉得行吗？”

孟尝君二话没说，立刻装束车辆，准备好送给秦王的礼物，速派冯谖到秦国去。

冯谖直奔秦国，见了秦王，对他说：“天下的辩论之士驾车奔向您而来的，没有一个不想使秦国强盛而使齐国衰弱的。然而，那些驾车奔向东方齐国去的，也都想让齐国强大而使秦国衰弱。秦、齐两国势不两立，能称雄的就可以得到天下！”

秦王一听，急切地长跪请教，说：“您有何妙计才使秦国得到天下呢？”

冯谖说：“大王想必知道齐王已经废除了孟尝君相位这事吧？”

秦王说：“我听说了。”

冯谖说：“让齐国威望显著天下的，其实就是孟尝君这个人，他的能力非常大。现在齐王妄信谣言，把他给废除了，他内心非常怨怼，一定会背叛齐王的。如果他背叛齐王到秦国来，那么，就一定会把齐国的内情和盘托出，如此，您就可取得齐国！”

秦王说：“这样当然最好，那我该怎么办呢？”

冯谖说：“您现在赶紧派遣使者，备份厚礼，秘密地把孟尝君迎接过来，不要错过这难逢的机会！倘若齐王悔悟的话，那么谁得天下就很难说了。”

秦王听完，很是兴奋，就派10部车辆，准备黄金2400两，派遣使者去迎接孟尝君。

冯谖说服了秦王，马上告辞，又一路赶回齐国，对齐闵王说：“天下的辩论之士驾车奔向您而来，无非想让齐国强盛而使秦国衰弱。但是，那些驾车奔向秦国去的，也都想让秦国强盛而使齐国衰弱呀！秦、齐两国势不两立，要让秦国强盛的话，那齐国就危弱了。臣下听说，秦王派遣10部车辆，准备黄金2400两，去迎接孟尝君。

“孟尝君不到秦国则已，要是到了秦国，天下的人心就可能归向秦国了。一旦这样，齐国就危急了。大王何不趁秦国使者还没赶到以前，恢复孟尝君的职位，增加他的封邑，向他表示歉意。这样，孟尝君一定会很高兴地接受。秦国虽是强国，但怎能聘请别国的宰相呢？只要破坏了秦国的阴谋，就可破坏他强盛称霸的策略。”

齐闵王听后，大声说：“你说得好！”于是派人到边境窥探秦国的使者。

秦国的车队刚驰入齐国边境，齐闵王的人发现后连忙赶回报告。这下子验证了冯谖的话是不错的。

齐闵王立即派人召回了孟尝君，恢复他宰相职位，除了保持旧有的封邑外，又增加了千户人家给他。秦国使者听到孟尝君已被齐闵王召回，而且恢复了齐国宰相职位的消息，只好放弃了接人的计划。

自从齐闵王罢免了孟尝君的相位，门下食客多离他而去。孟尝君恢复相位后，冯谖策马前去迎接，其他门客都未到。

孟尝君感慨地对冯谖说：“我一生好客，对待客人从来不敢有所闪失，而他们见我罢官，却都离我而去了。今仰赖先生得以恢复相位，门客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呢？我如果再见到他们，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冯谖听了忙下马向孟尝君叩头。孟尝君急忙下马制止，问他是否是替他的门客谢罪。冯谖说：“不是的，我是因为您的失言。”

孟尝君有些疑惑，问道：“此话怎讲？”

冯谖说：“任何事物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就是一种规律。您失去相位，宾客自然都离去了，您不应该因此埋怨他们，希望您能够待客如故。”

孟尝君非常感激冯谖的提醒，于是再次拜谢并接受了冯谖的建议。孟尝君这次为相时间很长，在冯谖的辅佐下，再无意外之祸。

冯谖堪称一位高瞻远瞩、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他抱着对孟尝君高度负责的态度，出谋划策，为孟尝君赢得了“义”名，又使孟尝君避免一场政治波折。而他的义士之心，大义之举，更赢得了最大的“利”，被后人永远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