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挥师南下北宁线

蒋介石对解放军决定南下的决策，一无所知，虽然，他早在1948年春就考虑放弃东北、退守关内，但到了夏天，他却产生了一个错觉。

蒋介石凭多年来的反共经验，对解放军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很熟悉的。然而东北解放军在整个夏季时，作战方针未明确，没有组织较大的攻势。这真是出乎蒋介石的意外。于是，他循着往常习惯的思路作出这样的判断：共军1948年秋季作战的主要战场可能不在东北而在华中地区。

蒋军为了协调在各战区的作战行动，1948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在南京召集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等，加上国防部一些重要官员，共一百二十余人。

到会的人发现，此时的蒋介石与一年前判若两人。那时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现在却衰老多了，步履迟缓，神情颓丧，脸色阴沉，两眼无神。再也没有往日那不可一世的神气了。

蒋介石望望众将领，声色低沉地说：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横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说到这里，好一番痛心疾首之状，突然他提高了嗓门：

“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听到这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不由想起，不久前，苋桥中央航空学校向他汇报，“太子”蒋经国常去那里酗酒，醉后哭喊着国事危矣，今日不跳楼，怕日后死无葬身之地。真是“知父莫如子”啊。

这次军事会议，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因此开起来特别认真。会议头两天，对1948年上半年几个较大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检讨。接着何应钦作了悲观而又客观的报告。会议讨论了两天，发言的人都在申诉本部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部队、要番号、要武器、要军粮、要车辆、要弹药……会场内外一片叫苦、哭穷、发牢骚之声。

会议的第七天，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方案，大意是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应暂时停止战略性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集团，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把几个机动集团部署于徐蚌、信阳、襄樊等地区，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突入纵深，掩护国军在长江以南组建训练第二线兵团。

听了这个方案，众将领虽然并不感到意外，却也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这个方案的中心意图是放弃长江以北，大体勾描出“划江而治”的战略轮廓。

东北怎么办？会议根据蒋介石定下的调子，通过了撤出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并原则上不放弃沈阳的指导计划。

会议结束后，东北“剿总”对兵力部署作了调整。蒋介石的要求是，最迟到10月份，即将沈阳主力撤至长江以南，为屏障南京增加50万精锐。

由于形势起了这样的变化，解放军能不能阻止东北蒋军入关，不仅是东北战场的问题，而且成了关系整个解放战争进程的关键。

锦州，位于辽西走廊，京哈、锦承铁路交汇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齐桓公北伐山戎，曾在此作战。三国时，曹操千里击乌桓，曾在锦州以西与袁氏兄弟激战。明清之际满汉相争，锦州更成了争战之隘。清皇太极在此破明军、擒洪承畴，取得入关的前进基地，发兵直叩山海关。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派杜聿明部抢夺东北人民的胜利果实，也是出锦州而北上。锦州之所以为历代兵家所关注，就是由于此地控制南来北往之咽喉，扼关内关外之交通命脉。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锦州的地位更为重要。锦州离山海关200公里，离沈阳230公里。如打下锦州就是从中间突破、割裂华北傅作义集团与东北卫立煌集团之联系，使这两大战略集团互相孤立。敌若退守锦州，则把两大集团联成一体，一时就难以吃掉。同时，又可以海路与华东战区相接济，对解放军十分不利。锦州是此战役的枢纽，控制锦州就有了主动权，就可以逼迫对方就范，就能够调动对方，产生出新的战机。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最高统帅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历史就是这样有趣，令人回味不已。

锦州驻有敌10万重兵，即使沈阳之敌不援锦，解放军歼灭这10万人马也就歼灭了东北敌军的五分之一，为尔后作战在实力上创造有利的态势。解放军首战锦州，是一着好棋，也是一场硬仗。这就是林彪在攻锦问题上时时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原则，要求东野坚决打下北宁线上义县、锦州、山海关3个点，特别是锦州城。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的第一仗——锦州外围之战终于打响了！

这天入夜，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所属第十一纵队和热河3个独立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兴城、山海关至昌黎各点守敌。

9月16日，第四、第九纵队切断了义县敌二十师向锦州的退路，包围了义县。

9月20日，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之第五师及炮纵一部，接替第四、第九纵队包围义县的任务。第四纵队进击并攻克兴城，第九纵队配合第八纵队攻占锦州以北外围阵地。

9月27日，第七纵队和第四纵队之第十二师攻占高桥、塔山和西海口。

10月1日，第三纵队及第二纵队之第五师攻占义县。

至此，北宁线各分散据点均被解放军攻占，锦州城陷入孤立的境地。

锦州外围的枪炮声，起初并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因为他一则对解放军这样大的胃口和这样快的决战性战略行动估计不足；二则被长春外围解放军的佯动所迷惑；三则正忙于对付华东解放军发动的济南战役，无暇顾及遥遥千里之外的锦州。卫立煌也判断，锦州外围不会是解放军主力，可能是辽南的地方部队佯攻锦州，声东击西，配合打长春。此时最感到恐慌和懊悔的，莫过于锦州守将范汉杰了。

范汉杰是广东人，曾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与共产党内不少军事领导人熟悉，以后又在胡宗南手下干过，深知解放军不好对付。1948年初，他调任陆军副总司令，这虽然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差事，他却十分满意，认为这一来就用不着上前线担惊受怕了。没料到屁股还未坐热，蒋介石就叫他上东北任冀热辽边区司令，他内心一片惶惑。正在这时候，他在广东的母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接去，并写信来劝他不要打内战。他接信后更加心惊肉跳，惊恐不安，要求回广东休假料理家务。蒋介石对此却不大放心，只准了范汉杰1个月的假，并规定3条禁令：一不准去香港，二不准与李济深等反蒋人士接触，三不准超假。范汉杰返粤1个月，看到连广州市这个国民党的大后方也不安定，深感蒋氏朝廷气数已尽，回到任上后几次要求辞职，气得蒋介石直骂：“国家到了这个时候，你们这个也不干，那个也不干，派谁去干呢？”南京军事会议之后，范汉杰留连在杭州西子湖畔，却不料迎面撞上“御骂”，被老蒋一顿训斥不算，还派飞机硬是将他送回东北。他懊悔极了，悔不该屈从蒋介石的淫威，悔不该没有急流勇退，悔不该相信老蒋成天挂在嘴上的“服从乃军人天职”之类鬼话。义县一打响，他就知道不妙了。什么共军地方武装佯攻，那炮火比“八·一三”他与十九路军守上海时日军的炮火还猛烈得多。从对手攻击能力看，明明是东北共军的主力！

范汉杰四处告急，要求义县不守了，把部队收归锦州，龟缩待援。请示沈阳的卫立煌，卫立煌坚决不同意撤销外围。结果1个师打光了。北平的傅作义对锦州告急更是不置可否。南京的蒋介石又忙得自顾不暇。范汉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缩在锦州城里骂大街。

9月16日到24日，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攻克济南，歼敌11万。蒋介石一心顾及济南战事。此时从广播中听到济南失守，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被俘，气得肝火冲顶，一脚把收音机踢滚在地。接着又有人报告说，东北共军已切断义县与锦州的交通联系，蒋介石顿感东北战事也不妙，立即派专机把卫立煌召到南京，决定从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26日，蒋介石又亲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卫立煌一起回沈阳指挥锦州作战。

顾祝同身为“参谋总长”，对东北战局是极为了解的。他深知解放军的这次东北攻势非同小可，弄不好部队要完蛋。但他受蒋介石的派遣，又不得不走一趟。一路上，顾祝同凝神闭目，连话都懒得说。专机飞临锦州上空时，一位参谋走过来轻声报告：

“锦州范副司令请总长面商指挥机宜，飞机是不是降落？”

“你发疯啦！”顾祝同一下跳起来，“这会儿无论如何不能在锦州降落，否则共军炮击机场，咱们一个都出不来！”

顾祝同是个颇知深浅的人，他怎么能下去呢？自己的名字与十年内战、“皖南惨案”是连在一起的，到东北来本身就很危险了。

“那……范副司令那里如何回答？”参谋怯生生地问。

“我来跟他说话，”顾祝同操起话筒，“请转告范副司令，好好干一场。大计已决，国军主力即开始行动。”

说毕，他撂下话筒，命令：

“直飞沈阳，离开这鬼地方！”

范汉杰在锦州城里听到顾祝同说的话，好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计已决？这个“大计”指的是什么？难道顾祝同带来什么锦囊妙计了？

蒋介石果然有“妙计”，这就是要沈阳的主力兵团直出辽西，径解锦州之围，并与华北部队夹击锦州地区的解放军。与此同时，空投一个军队到锦州，加强防守力量，以吸引解放军。

卫立煌与顾祝同一到沈阳，立即组织空运第四十九军。由于解放军的疏忽，未能认真执行封锁锦州机场的任务，敌第四十九军2团和1个师部相继空运抵锦。随后，解放军炮兵纵队一部及第九纵炮兵一顿炮火，击毁了敌机5架，严密控制了机场，敌空运计划到此告吹。

被蒋介石派往沈阳督战的“钦差大臣”顾祝同急红了眼，天天催逼沈阳主力出辽西。卫立煌和廖耀湘怎么也想不通。卫立煌想继续守沈阳，以观锦州战况发展。廖要取营口，从海上撤走。两人经过密商，决心以这两个方案来对抗蒋介石不合理的作战方案。顾祝同也感到卫立煌、廖耀湘讲得合理，但又不敢擅自决定，只是答应将此意见报告蒋介石。卫立煌、廖耀湘二人感到有希望，面带喜色而去。

不料蒋介石第二天来了急电，仍坚持沈阳主力出辽西。卫立煌与廖耀湘面面相觑，搞不清老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好半晌，廖耀湘才说：

“沈阳主力不能在葫芦岛的华北部队与锦州之军会师之前单独出辽西！这不是故意抗拒总统的命令，而是为了更好地挽救危局，挽救全沈阳的部队。”他恳求卫立煌：“应该再犯颜直谏，坚持我们都认为是真理的主张。”

卫立煌听后喃喃地说：

“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确实是真理。”然后突然大声说：

“我宁愿丢乌纱帽，也决不单独出辽西！”

于是，他俩又乘车来找顾祝同。一见面，卫立煌就激动地说：

“我们两人是多年同事共难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好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样。我这次遇到平生从未遇到的困难，无论如何希望你帮忙解决。”

“你这个困难，我实在无法解决，这是总统的命令！”顾祝同毫不为之所动。

“总统的命令我们不是不执行，我们只是要求葫芦岛和锦州两部会师之后，东西同进，以免被共军各个击破。”

“我是奉命来监督命令执行情况的，我不能再向总统说谎了！”顾祝同口气不软。

“因为你代表总统，所以我再一次请求你向总统进言。这是关系到几十万部队命运的大事，你我都有责任进言讲话！”卫立煌也急了。

顾祝同则说他已多次进言，蒋介石的命令不能违抗。

卫立煌气得打赌说：“按照他的这个命令一定会全军覆灭！不信，我与他打赌，划十字。”

这次争吵，双方各持一端，互不相让。最后，顾祝同无计可施，只捧着令箭，悻悻地返回南京。

蒋介石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呢？直到御驾亲临沈阳之后，卫立煌、廖耀湘两人才弄清楚，自诩为“中国拿破仑”的蒋介石心血来潮，决心又变了。

沈阳北陵机场，从北平飞来的蒋介石等人走下飞机，乘车离去。

沈阳“剿总”四楼会议室。

蒋介石在主持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到会的有顾祝同、周至柔、郭忏、卫立煌、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新六军军长李涛、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等。

赵家骧手握长杆，指着大型作战沙盘在介绍情况：“总统请看，战前东北解放军各要点兵力配置如下：锦州指挥所范汉杰主任指挥1个兵团、4个军、14个师15万人；长春郑洞国副总司令官指挥1个兵团2个军、6个师10万人；沈阳由‘剿总’直接指挥2个军44个师共55万人，东北共军的兵力在10个纵队以上，总兵力略多于我。”

蒋介石：“这些情况大家都清楚，你主要谈谈开战以来的情况和东北‘剿总’下一步的安排部署。”

赵家骧：“是！总统。锦州周围地区开战以来，解放军已损失了在绥中的第六〇二师，兴城第五四〇团、义县第二十师、葛文碑地区的第二十师，现在锦州只有不足6个师。目前共军约有四、五个纵队正在围攻锦州外围地区，他们的炮火非常猛烈，多是远距离的重炮，解放军炮火已控制不了。据报，共军的主力部队集结在彰武、新立屯、四平街地区，是准备打长春、沈阳援锦的部队。要解锦州之围，又可确保沈阳无虞，是一举两得的上策。情况报告完了，请总统训示。”

蒋介石阴沉着脸问：“俊如，你有什么意见要谈吗？”

卫立煌起立道：“报告总统，刚才赵参谋长的报告，是东北‘剿总’的正式意见，我个人没有新的意见。”

蒋介石示意卫、赵坐下，又问道：“其他人有何意见？”

廖耀湘起身道：“报告总统，我同意卫总司令和赵参谋长的意见。学生一直认为：共军攻锦州的目的，是要吸引我长春、沈阳的主力部队增援锦州，以便在中途进行狙击。一旦我沈阳主力援锦的话，我认为应从辽阳出营口，占领后方交通基地后，再联合关内部队，合击锦州地区的共军。这样比较有把握。”

蒋介石：“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廖耀湘：“没有了。”

蒋介石站起身来说：“你坐吧。”

他咳嗽了几下又说道：“我这次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的。我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都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匪主力集中在辽西走廊，这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发挥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作战，一定可以成功！关于空军的协同、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郭总司令已给你们准备好了。我这次就住在沈阳、葫芦岛不走了，与你们一齐迎接胜利。万一这次你们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众将领听到这不祥的结语，眼里流露出失望与不满的神色。

蒋介石大声地训斥廖耀湘：“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人是问。”

廖耀湘抬起头战战兢兢问道：“是总统5月初在南京接见学生时，决定要安全撤出东北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学生以为走营口最保险，连一口行军锅都不会丢掉。”

蒋介石摇摇手道：“现在不是什么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东北与共产党进行决战。我已调了3个军到葫芦岛，动员了空军绝大部分兵力和海军最有威力的舰只，用海空的优势兵力，直接支援锦西方面的陆上攻击。你的任务是：要指挥沈阳主力直出辽西，先到达新立屯地区，尔后经阜新出锦州、义县，与葫芦岛东进部队一起夹击共匪！你们已耽误了几天时间，应马上集中完毕，照我刚才的指示去做！”

廖耀湘激昂道：“我决心执行总统的命令立即行动！只是学生还有一事不明，请总统赐教。”

蒋介石有些不高兴，道：“什么事情呀？”

廖耀湘：“总统，为什么5月份您要学生撤退，避免决战，而现在又要与共军决战呢？”

蒋介石：“在撤东北主力之前，一定要来一次决战，给共匪一个大的打击！否则华北就有问题。将来有时间我再详细同你讲。当大将，一定要顾虑全局，你明白吗？”

廖耀湘：“学生明白了，我一定努力完成总统授给我的任务！”

蒋介石：“很好！部队在西进时要注意保密，行动要迅速，并且要对匪区实行‘三光政策’。”

廖耀湘：“是，总统！”

蒋介石：“你马上成立西进兵团。行动方案，就按你5月份在南京时呈报我的那样，不要再变动了。”

廖耀湘：“学生准备派五十二军袭占营口，与辽西兵团同时开始行动。”

蒋介石：“就这样吧。此次行动，你听我直接指挥，我随时打电报给你。我马上找卫立煌、周福成开个会，谈谈沈阳留守问题。”

蒋介石寻思：兵法上说：“陷之死地然后生，置之亡地然后存。”没有此一激，部队是不会拚命西进的。却不料，这句话激起了公愤，不少将领听后如背后挨了一刀似的，暗自骂道：

“既然来生再见，不如今朝就罢手！”会后许多军官照样寻欢作乐。

10月2日，是对辽沈战役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一天。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由于敌人强大得足以改变战局，而是由于林彪的再次动摇，差点儿使整个战役毁于一旦。所幸的是，罗荣桓坚决抵制撤军，中央军委及时批评了林彪，纠正了他的错误。

正当解放军肃清锦州外围敌军的时候，在蒋介石的催逼下，华北敌人拼凑了9个师组成了“东进兵团”，准备从葫芦岛由西向东解锦州之危。由廖耀湘指挥的“西进兵团”十一师及3个骑兵旅，准备从沈阳由东向西压过去，东西对进，对攻锦部队实施夹击。同时，长春守敌也蠢蠢欲动，放出“突围”空气。辽沈战役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双方都在为锦州之战而调兵遣将。

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彪再一次动摇了。

林彪原先对打锦州就有四怕：一怕傅作义增援，二怕长春守敌突围，三怕沈阳敌人出击，四怕锦州城防坚固攻克不下。因此，尽管毛泽东同志一再批评说服，又有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的成功经验的启发，林彪打锦州的信心仍然不足，迟迟不离开哈尔滨。辽沈战役打响20天了，东野指挥所才南移到离哈尔滨几十公里远的双城子。现在，林彪一听说东北、华北的敌人摆出架势，准备增援锦州，便着急地抱怨说：“我早讲南下打锦州不行嘛，会有这种结果，再硬干下去不得了！”

林彪心慌意乱，又有点愤愤然，在指挥列车的车厢里来回转圈，搔着秃了顶的脑袋。他不愿意把主力放到这个风口来打硬仗，打赢了也会伤亡惨重。将来日子长着呢，怎么能干这种划不来的买卖？林彪非常相信自己的一闪念，“一念之差定乾坤”啊。此时此刻，他感到预料中的情况都已一一出现，不由得闪出一个念头：回去，赶紧撤回去打长春。

想到这里，林彪顾不上与罗荣桓政委商量，也未经中央军委东北分局的同意，就于10月2日给中央发电报，提出两个行动方案请中央军委考虑决定：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为好；二是回师北上打长春。他在电报中指出，锦州守敌战斗力虽然不强，但要完全解决战斗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之前，锦西方面之敌集中五六个师，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而解放军在塔山的阻击部队因无险可守，可能挡不住这股援敌，援敌与锦州守敌一会合，解放军只好被迫撤出战斗。而长春之敌经我数月围困，士气甚低。我军以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大大加强，故回师攻克长春，则比今年6月间准备攻长春时胜利的把握更大。

林彪一面让参谋将电报立即发出去，一面命令指挥列车调转车头，准备往哈尔滨开。

林彪这一回师长春的计划，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在蒋介石确定决战锦州，撤退沈阳主力的时候，廖耀湘就曾对蒋介石拍着胸脯说：

“照我的经验，只要用2个军打彰武、新立屯，就可以避免主力被围，同时切断共军的退路和补给线，使围困锦州的共军不战自退。”

此计深得蒋介石赞许。

这一天，正在检查后续部队开进情况的罗荣桓回到指挥列车上，得知林彪擅自用他和参谋长的名字签发了那封电报，十分气愤地对林彪说：

“刚打下义县，包围了锦州，又向军委提出回师长春，这是非常错误的，违背了毛主席的决策。我不同意你给主席发这样的电报。”

林彪不高兴地说：“情况变了，主席会实事求是的。”

“情况的变化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主席早就讲过在敌人来援的时候，要敢于决战，不把敌人堵在家里不好打。现在敌人出来了，只不过多来几个师，我们是可以吃掉他的。如果回师长春，等于让开大道、敞开大门让敌进关。”罗荣桓说到这里，非常激动地提高了嗓音，“主席三令五申，几十万部队也调到了辽西，往回撤，敌人正好夹击，部队可能损失更大，我们怎么向中央交待，怎么向东北人民交待！”

“敌人巴不得我们撤兵，怎么还敢出来追我们？”林彪自己也觉得这话讲得没多少道理。

“蒋介石又不是傻瓜，他看出我们的弱点，怎么肯失掉有利的战机？”罗荣桓仍然据理力争。

平时，罗荣桓对林彪非常尊重，可眼下却毫不退让：“你想过没有？这是违抗军委的作战命令，要影响全国的战局！”

林彪自觉理亏，一言不发。但心里却感到自己小看了这个“罗政委”，特别是听到罗荣桓讲“违抗”二字，他心里着急了，这帽子可不小呀！罗荣桓也觉得话重了，和解地说：

“司令员，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了，吵也吵过几回，这次我是不准备妥协的。”

林彪眨眨眼睛，仍不说话，这些怨气搅得心里乱糟糟的，但向政委发火又实在显得无理取闹，干脆由他去吧。

罗荣桓又问一声：

“我起草个电报说前电作废，你看好不好？讲话嘛。”

林彪被这种气氛压得透不过气来，他摆摆手开门出去了。罗荣桓知道这是司令员没有意见的表示，也不必弄得他太下不来台，以后再好好谈吧。想到这，罗荣桓走到机要室，要求参谋向军委和毛主席发报：

“前电作废。”

林彪准备回师打长春的电报，引起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极大不安。10月3日17时，毛泽东急电东野，严令攻锦部队不得回长春，指出：

“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主席在电文中严肃地批评说：“在5个月前，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2个月前，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一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毛泽东专门询问野司目前的指挥位置，望他们迅速把指挥所移至锦州前线，在当时，中央军委发的电报中如此严厉的措词是非常罕见的。

上述电报发出2个小时后，毛泽东同志还是不放心，再次致电东野领导人：

“我们坚持认为你们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却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毛泽东要求东北野战军力争于10天内攻取锦州。

毛泽东连续发出这2封电报之后，一夜未睡。“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啊！目前，军委领导同志焦急地等待着东北的回音。

东北回电了！10月4日凌晨，中央军委先是收到了东野“前电作废”的电报，继而又收到了决心攻克锦州的电报，毛泽东同志看后，长吁一声，立即提笔复电，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在这份长达千字的回电中，毛泽东同志指出：

“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去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发生影响。我们过去1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所欲攻击的方向去，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与十九日两电所立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

主席还转告东野领导同志，蒋介石10月2日到沈阳，组织什么东进、西进兵团“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这就是解放军最高统帅对辽沈战局最清醒、最恰当的分析和判断。

10月3日，东北野战军指挥部移至锦州前线西北的野牛屯。东北野战军重新调整了部署：

集中主力5个纵队16个师，夺取锦州；

以4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2个纵队3个独立师对付锦西援敌；

以1个纵队在高桥作战；

以1个纵队另9个独立师围困长春。

攻锦州城的部队组成南北2个突击集团；

北突击集团，由2个纵队另1个师，加强炮兵纵队主力担任主要突击方向上的第一梯队任务，从城北和城西北并肩突破，继而向南进，南突击集团由2个纵队担任次要方向上的攻击，由南北方插入纵深。南北对进，采取渗透分割战术，将守敌拦腰截断，先消灭西城之敌，再围歼东城。

10月9日，解放军开始肃清锦州市郊的守敌。锦州攻坚战终于打响了。

范汉杰此时再也不指望卫立煌、傅作义了，他直接向“老头子”报急。可蒋介石的心思却没用在打仗上。范汉杰把电报拍到北平，才知道蒋介石既不在沈阳，也不在北平，而是于10月8日匆匆赶回上海了。临行前，傅作义以为蒋介石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讲话，便劝阻说：

“东北战事这么紧张，就不要去上海了。”但蒋介石说有要紧事，一定得走。傅作义哪里知道，老蒋的“后院”起火了。

原来，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在上海办了一家扬子公司，专事投机倒把、巧取豪夺的勾当。1948年夏天，蒋介石为了挽救行将崩溃的财政经济，派“太子”蒋经国去上海整肃经济。蒋经国一心想为蒋氏王朝“补天”，到上海后居然标榜“公道”，到处打“老虎”、抓“经济犯”，捉来打去，弄到了孔令侃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