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文学史(6)

唐人的五古，陈子昂、高适、王昌龄、李颀等追踪汉魏，风格高古遒劲；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效迹陶潜，风格清淡，韵味醇厚。杜甫尤其堂庑大开，记事、述行，抒怀、议论，无施不可。

唐人歌行，风格多样。四杰、张若虚、刘希夷的七古，铺张排比，有类汉赋；流丽婉转，脱胎宫体。李杜二公，才大气雄，各领风骚。李白、岑参的歌行感情激荡，笔法奇幻，风格飘逸豪宕；杜甫、韩愈的歌行，感情沉郁，笔力遒劲，风格奇崛拗峭。元白歌行，随物赋形，通俗平易，律句律调，声情凄婉。

唐人乐府，多不合乐，属古体。李白的乐府借旧题写己怀、述时事，别出机杼；杜甫、白居易发展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创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新题乐府，后发展为新乐府运动；李贺则多以新题写古事，借以刺时抒怀，奇谲幽艳，自成一家。

律体是唐人的创新。他们在六朝永明体和骈文讲究声韵、崇尚骈偶的基础上，将律诗声调和谐、句法关联、平仄相对、词义对仗等要求程式化，予以定型，形成五律、七律、排律、律绝等体裁。初唐上官仪总结出六对、八对说，丰富了对仗的手法。四杰的律体，风格婉丽，未尽合律，至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五、七言律诗基本定型。盛唐诸家，各创意境，竞擅胜场，至杜甫则“浑涵汪茫，千汇万状”。中唐以后，气格虽降，门户纷开：十才子精工，韦柳淡远，元白平易，贾姚冷僻，杜牧俊爽，刘禹锡苍劲，李商隐沉博绵丽，各自标榜。

唐人绝句有古绝、律绝之分，大都能谱乐歌唱，即唐代的乐府。盛唐绝句，兴象玲珑，情景浑成，李白、王维、王昌龄称胜；中唐绝句，委婉工细，韵味隽永，李益、刘长卿、刘禹锡擅长；中晚唐之际的绝句，笔意曲折，议论精警；杜牧、李商隐互相颉颃。

盛唐哺育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诗歌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以不同的风格反映了这个繁荣和危机并存、昌明与苦难同在的时代。李白的诗歌以澎湃雄放的气势、奇特瑰丽的想象、清新自然的语言、飘逸不群的风格，抒写拯物济世的怀抱，表现蔑视权贵、反抗礼教、争取个性自由的精神，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成为反映盛唐时代精神和风貌的一面镜子。而杜甫的诗歌则是安史之乱前后的一部诗史。他忧国伤时，谴责战乱，哀恤民瘼，善于把时代的灾难、民生的涂炭和个人的不幸结合起来，用典型事例加以表现，因而他的诗感情深沉、蕴涵深广、笔法深曲、语言遒劲，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又由于他善于涵古茹今，转益多师，所以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元稹《杜君墓系铭序》），成为一位既集前人之大成、又开后人无数法门的诗人。

唐代散文主要有骈文、“古文”两大类，两者互相消长，又互相交融，而古文则代表唐代散文的主要成就。

骈文在唐朝作为官方诏制书判的应用文字，士子仕进的必修科目，一直被沿用，“虽韩（愈）、李（翱）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曾国藩《湖南文征序》）。与六朝相比，唐朝骈文有所变化，一是务实切用，改变了六朝骈文末流“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弊病，如魏徵、陆贽等人讥陈时病、谏诤朝政的章奏疏议；一是在对偶用典、声律词藻上，不像六朝骈文那样逞才尚华，而能在明白晓畅（陆贽）、气宏辞丽（四杰）、精致华赡（李商隐）上自成特色。唐代骈文总的发展趋势是散化，乃汲取古文的某些长处所致。

唐初骈体大家首推四杰，他们的代表作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宏大流利，属对工整而不板滞，辞采华美而少雕琢，用典绵密而精当切实。至盛唐的“燕（张说）许（苏颋大手笔”，所作骈文崇雅黜浮，有雍容雄浑的气势，少用典，或用常典，不务词句华丽，已有运散入骈的趋势。中唐陆贽的骈体奏议，“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言事周密详尽，析理精警深刻，用笔委曲动情，极少用典征事，力扫浮华之习，几乎不觉俳偶之迹，是对骈体的解放，被奉为“万世龟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中晚唐之际，骈文乘古文渐衰之机复炽。令狐楚与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后三人齐名，皆于从兄弟中排行十六，号“三十六体”）均擅长骈文，而李商隐则为唐代骈文大家。他的骈文集六朝徐、庾与唐代陆贽之长，有各种风格，而以属对精切、用典繁缛、色彩秾丽、婉约雅饰为主。对后世骈文亦有影响。

唐朝的赋，“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王芭孙《读赋卮言》）。与汉魏六朝赋相比，唐赋的内容更切近现实，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萧颖士的《登宜城故城赋》、柳宗元的《骂尸虫文》、杜牧的《阿房宫赋》等一批感事伤时、针砭时弊的名作相继出现，说明赋的讽谏作用有所加强，赋的形式也更趋多样化。在六朝骈赋的基础上，受科举考试诗赋和律诗成就的影响，产生了律赋这一新赋体。尽管有限韵、开头破题、通体排比等诸多限制，唐人还是能够用以状物、述事、抒情、议论，出现了《嫦娥奔月赋》（蒋防）、《明皇回驾经马嵬赋》（黄滔）、《效鸡鸣度关赋》（宋言）等一批精工妍丽的佳制。俗赋则是在唐代俗讲变文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民间用白话口语说唱的新赋体，如《韩朋赋》、《燕子赋》等。其揭露之深刻、描写之生动活泼都有民间文学的特色，对后世的说唱文艺影响深远。唐代的文赋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在语言平易和散文化方面已不同于汉代的文赋而自具特色。

唐代古文，与骈文相对而言，是一种奇句单行、不讲声律对偶的散文。它既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内容充实、行文自由、朴实流畅等特点，又提炼于当时的口语，因而其表现力远较骈文丰富灵活。唐代古文是在与骈文的斗争中兴起发展的，但两者又相互影响，韩柳的散文常常寓骈于散，使句式整饬而富于变化，如《进学解》、《捕蛇者说》等是。

唐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618～741），是古文运动的发轫期。武德、贞观年间，是骈文的一统天下，高祖、太宗出于施政的需要，提倡公文疏奏，实录切用。在一些史书和魏徵、傅奕、马周等人的奏疏谏议中，已出现以散间骈的征兆。

高宗武后之世，四杰的骈文指责朝政，褒贬时事，抒发志向和牢骚，内容充实，气势宏大，有汉赋余响；词藻华丽，仍六朝积习。适应武周改制称帝的需要，一些阿世取容的御用文人（如李峤、宋之问之流）所作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近于南朝文学侍从之词，而陈子昂的直言极谏，则显得不合时宜。他为人任侠使气，又精习纵横，所作论议疏奏，陈王霸之术，揭时政之弊，谠言直论，凌厉风发，行文也多用散体，因此，尽管他的“道”与后世古文家所倡言者内涵不同，文风也有别，而且他的表序颂祭，仍有俳偶陈习，但后世还是尊之为古文运动的先导者。

第二时期（742～805），是古文运动高潮的酝酿期，涌现了一批散文改革的倡导者。前有李华、萧颖士、元结，后有独孤及、梁肃和柳冕。他们在理论上主张明道宗经，强调文章救世劝俗的社会作用，不满于骈文的浮靡华艳，推崇陈子昂的斫雕返朴。他们的主张是安史之乱以后欲以儒道重振王纲朝政的社会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但他们的儒道不纯：元结不师孔氏，李华、梁肃兼信儒佛；理论片面：忽视文章的美感和辞章文采对表达内容的功用；又成就有限：未脱骈俪旧习，少有传世名作。其中成就最高者当首推元结。他的散文忧时愤世，风格危苦激切，在山水游记、寓言杂文上有所创新。有“上接陈拾遗，下开韩退之”（全祖望《元次山阳华三体石铭跋》）的重要过渡作用，但也有艰涩古奥、文采韵味不足的缺点。

第三时期（805～859），是古文运动盛极而衰的时期。其中永贞至长庆（805～824）年间是古文运动的极盛时期。一批文人抱着行道济世、重振唐运的志向，积极参与永贞改革、元和中兴。古文运动高潮的形成，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一时人才辈出，既有韩、柳作领袖，又有李翱、李观、李汉、皇湜浞、刘禹锡、吕温、白居易等人为羽翼，他们互相切磋推挹，造成声势。对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创作宗旨，韩、柳都有较明确、系统的论述，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了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克服了前辈重道轻文的偏颇。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和柳宗元的“辅时及物”说，提倡创作面向人生，干预现实，抒情言志，不仅“明道”而已，大大丰富了古文的创作内容。他们对古文的艺术形式也作了具体论述，力主“陈言务去”、“气盛言宜”、“文从字顺”、“意尽便止”，还对作家的道德、文艺素养和创作态度有所要求，这对于规范古文创作，提高艺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古文创作成就斐然，在散文的各种体裁如序、铭、记、说、寓言等，几乎都有突破和创新，并形成各自鲜明的风格。韩文雄深奇崛，柳文精深峻洁，被奉为后世散文的楷模。李翱、皇甫湜分别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和“怪异奇崛”的特点。

宝历至大中年间（825～859）古文运动渐趋衰落，作者人数和成就均不如前。代表人物孙樵、刘蜕，生活经历既不如韩柳那样丰富，才力心志更相去甚远，只能在怪奇峭僻上着力。虽也有些刺世疾邪的佳作，但与皇甫浞相比，已是等而下之了。倒是著名诗人杜牧的散文，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剀切排洖，成就突出。

第四时期（860～907），这一时期进入了唐朝季世，古文运动衰微，小品文却异军突起，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一批穷愁之士。他们的小品文远绍元结，近承韩、柳。杂文寓言，短篇零章，愤世疾俗，幽默讽刺，深切犀利，被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此外，便是史传文学在唐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唐初最高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也可以从他们下令编修前代史书的事实里看出来。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涃向高祖建议撰写梁、陈、北齐、周、隋五代正史。五年十二月，高祖下了修史的诏令。但“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唐会要》卷六十三）。贞观三年，太宗特地把原属秘书省著作局的史馆移于禁内，以修五代史。贞观十年初，《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同时撰成。稍后，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南北史》遗稿的基础上，开始对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等书加以删节补充，编纂《南史》、《北史》。显庆四年，这两部史书获政府认可，高宗还亲为作序（此序已佚）。贞观二十年，太宗“令修史所撰《晋书》”（《唐会要》卷六十三），预修者有房玄龄、褚遂良等二十一据人（新唐书·艺文志》）。至二十二年书成。

上述八部史书，基本上都是太宗在位时编写的。唐初所修正史达八部之多，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使人瞩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八史不单是一般的史学著作，更不是质木无文的史料缀辑，而是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性，在文学史上应有其相应的地位。

唐初修前代八史，无异乎动员众多的史家和文士来从事散文的写作。而且这种写作也是作者尚质实、薄淫丽的文学观的具体实践。因此，这些史传散文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或多或少地对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八史叙事文字多用散体，或骈散兼施，皆力求具体、生动，避免粗陈梗概和板滞；史论文字则多用骈体，或以散文为主，都注重修辞和文采。但唐初史传散文的文学性还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各史都善于利用纪传体的形式刻划历史人物，以至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小说”特色，其中最具“小说”特色者为《晋书》、《南史》、《北史》。在前人的评论中，它们就是被看作“小说”的。朱熹认为，李延寿《南》、《北》史，除司马公《通鉴》所取，其余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王世贞称《晋书》为“稗官小说”。唐初史传不特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史笔，而且无疑对唐人小说产生过相当影响。赵翼说：“（唐修）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廿二史札记》卷九）唐人杜佑《通典》又谈到当时习举业的生徒必修《晋书》、《隋书》等史。唐修正史，至少是《南奶》、《北史》和《晋书》，在当代已经流行。而此三书最具“小说”趣味，传奇作者仿效它们，当是没有疑问的。各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梁》、《陈》二书甚至纯用散体），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韩、柳“古文”自由灵活，富于表现力，特别适于叙述多变事相和曲折情节，颇为元和、长庆以后的传奇作者取法。这是史传散文对小说的间接影响。史传散文本身的散体形式对传奇的直接影响也不能排除，因此，可以认为，唐初史传散文不仅上承史迁笔法，而且下启传奇写作，为唐人“吮笔为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