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韬光晦迹，指鹿为马

——秦末权臣赵高的智谋故事

赵高（？—前207），据《史记》记载，他出身于“诸拟疏于属”。虽说是属于赵国宗室的远支，总算沾点赵氏贵族的边儿。大概是在秦灭赵之后，他的父母也随着赵氏宗族成了俘虏，被迁移到秦都咸阳。后来，因为他父亲触犯了秦国的刑律，被处以“宫刑”，成为宫中的奴隶。他的母亲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没入官府当了奴婢。这期间，赵母在秦宫中与人私通，接连生下了赵高等几个子女，并且，他们兄弟几个也都要一律处以宫刑，在宫中服役。这种悲惨的遭遇，不能不使赵高产生一种仇恨的心理。

1.韬光晦迹，投主所好

大凡古来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其篡权夺位所具体形式可能会因时、地及具体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他们无论如何变换手段，又总表现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总是采用“韬晦”之术，把真实意图掩饰起来，大奸若忠，给人一种假相；并且顺应形势，利用形势，骗取人主的信任，惨淡经营，一步步往上爬。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苏洵〈辩奸论〉），阴谋家自有阴谋家的活动规律。赵高也并不例外。

赵高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甘心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他要千方百计地爬上去，以改变这种命运。但是，怎么才能如意得逞呢？他清醒地认识到，可以利用自己在宫中这个有利条件，接近并取得秦始皇的信任，这样，就会有出头的日子了。赵高虽然身受宫刑，但智能并不低下。他生性狡黠刁猾，善伺人主之意。他看到，秦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是一个“以法为教”的国家。尤其是秦始皇，非常推崇法家，并主奉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说”那一套。他统一天下后，也认为周是得火德，秦取周而代之，所以应该为水德；水德属阴，阴主刑杀，故严定刑法，“事无大小皆决于法”，造成秦法特别严苛。赵高看准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特点，于是，他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很快地就精通了当时的显学——“狱律令法”。他能够强记秦朝繁琐的律令，凡五刑细目若干条，都能背诵如流。有时始皇批阅案牍，遇有刑律处分，稍涉疑义，一经赵高在旁参决，无不合律。再加上他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仪表也不错，生得身躯伟岸，强壮有力。因此，他得到始皇的青睐，始皇感到如果有赵高这么一个既“通于狱法”，而又善于书法、身强力壮的宦官在身边使唤，是再理想不过了，于是，始皇擢拔任命他为中车府令。这是一个负责皇帝乘舆和印信、墨书的宦官头儿。官虽不大，但必须是皇帝的亲信才行，而且它使得赵高有了一个既可接触国家机密，又可以接近皇帝以表现自己、获取宠幸的机会。当时，秦始皇为了在全国推行文字统一，把原来繁琐的大篆（也叫籀文）改作笔画简便划一的小篆（即秦篆），就让丞相李斯写了《仓颉篇》，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作为范文颁行全国。可见秦始皇对赵高的器重和信任。

赵高的第一步打算虽然实现了，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狡兔尚有三窟，自己现在虽然得到了皇帝的信用，但始皇百年之后，自己又将何所依归呢？于是，他开始考虑始皇身后谁能继承皇位的问题。他对秦始皇二十几个儿子的德行、才能、性格、爱好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细致深刻的了解。照常理，长子扶苏宽仁忠厚、德才兼备，在朝臣中最有威信，当然是最有可能成为继承人的。可是，因为他屡次劝谏始皇要宽仁待民，反对以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常常激怒始皇。尤其是在焚书坑儒的时候，他曾向始皇进谏道：“如今天下初定，黔首（百姓）未安，这些儒生们诵法孔子，习知礼义，您就用这样的重法来惩治他们，恐怕人心不服，天下不安。”这更加激恼了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一气之下，他把扶苏打发到北部边境上郡去当大将蒙恬的监军。

在其他的儿子当中，赵高发现秦始皇最宠爱的是年仅十几岁的小儿子胡亥。于是他就想方设法笼络并讨好这位娇纵无知、缺乏主见的纨绔公子。他事事处处应合胡亥的心理，满足他的需要，凭着他那见风使舵、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本领，很快地就深得胡亥的欢心。始皇见了，也很高兴。后来，干脆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书法、文字及狱律令法的知识。胡亥本来是一个花花公子，又深受始皇娇宠，少不经事，怎肯沉下心来去研究什么法律？所以，一切判决讼狱之事，一概委托赵高办理。赵高深知始皇性情，“乐以刑杀为威”，所以，遇有刑案，总是严词罗织，铸成重罪，以应合始皇之意；一面奉承胡亥，导其逸乐。因而博得始皇父子的欢心，都认为他是个忠臣。

这就使得赵高更加大胆，有时竟招权纳贿，舞法弄文。有一次，事被发觉，秦始皇把他交付蒙恬的弟弟蒙毅审理。蒙毅猜不透秦始皇的主意，不敢徇私，于是按律定罪，当判死刑，并废除了赵高的宦籍。不料秦始皇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念赵高明断有识，强练有才，办事勤敏，格外加怜，特下赦书，不仅免其一死，而且还官复原职。

这件事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即它使赵高和蒙恬兄弟从此结下了仇怨，使赵高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始皇驾崩，扶苏继承了皇位，蒙氏兄弟势必受到重用，那时，自己的结局将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更加迫使赵高明确地倒向胡亥。只有立胡亥为帝，才能够保持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一心梦想着使秦王朝的江山万世相传的秦始皇，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念之差，竟为他的万世伟业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一代雄主的秦始皇，正是由于在他的性格中存在“好谀”的弱点，因而对赵高之流失察；而赵高也正是看透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所以，处处投其所好，从而骗取了始皇的信任。

2.利结同盟，沙丘政变

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机运贯彻表现出来的。秦始皇37年（即公元前210年）冬10月，他开始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他安排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处理政务。随行的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士卿蒙毅及百官等。赵高还被授予“行地符玺令事”，即负责保管皇帝传达命令和调兵的印信“符”和“玺”。事情不多，但十分重要。而年纪刚满20岁的胡亥也很想随从父皇出游，到外边开开眼界。秦始皇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次出巡，第一站到了云梦，先去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祷祀了舜冢。然后顺长江而下，过丹阳，入钱塘，临浙江，江上适有大潮，风浪险恶，于是向西绕道，渡过江流，登上会稽山，祭了大禹陵。和前几次出巡一样，立石刻铭，歌功颂德。然后，转过头来，从今夫的镇江附近上船至长江口，再沿海北上，再次来到琅邪（今山东诸城东南）。琅邪这个地方，秦始皇已经来过几次了。他之所以一再到这里来，是因为距离这里不远的海上，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境，那里生长着可以令人长生不老的仙药。数年来，以寻找仙药而骗取费用的方士徐市就逍遥在这一带的海上。这一次，秦始皇又传问了徐福寻找仙药的情况。徐福已经几次欺骗始皇，恐招致杀身之祸，于是，竟乘上船只，载着童男童女各三千人，浮海而去，永不回返了。

秦始皇想寻得仙药的欲望又一次落空了，不得已而命驾西还。由于又气又累，又正当七月的天气，酷暑难耐，当车驾走到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南黄河渡口）时，秦始皇突然患了急病。随驾医官尽管频频诊脉进药，但毫不见效，病情日益加重。李斯见始皇病危，便催促人马，加速行进。好容易走到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始皇病已无望，差不多已是奄奄一息了。沙丘这里是从前赵国的行宫，当年那位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就死在这里。李斯只得暂憩乘舆，借行宫住下。他明知始皇将死，几次想启问后事。但他知道，始皇平生最忌讳一个死字，恐触犯忌讳，又不敢贸然进问。直到始皇自我感到死亡已是不可抗拒时，才召李斯、赵高入谕，命赵高给长子扶苏写了一封诏书：“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史记·秦始皇本纪》）。即命扶苏把军队交给蒙恬，然后赶回咸阳主持他的丧事。诏书已经封好，保存在赵高的“行符玺事所”，还没有立即交给使者送出去。七月丙寅这一天，秦始皇就在沙丘平台这个地方驾崩了。沙丘距京城咸阳两千余里，始皇生前没有明确册立太子，所以，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很可能会发生诸皇子争夺皇位的内讧，或各地反秦势力的乘机而起。这时，丞相李斯从国家大局出发，筹划一番，一面秘不发丧，迅速赶回咸阳，一面把秦始皇的尸体安置在车中，让太监照常坐在车上，传递批答奏章，送水送饭，一切都照常进行。一面催促赵高，速发玺书，召扶苏回咸阳。这个秘密只有李斯、赵高、胡亥及所亲幸的宦官一共五、六个人知道。其他人则一无所知。但正是这些诡秘的措施，为赵高施展阴谋提供了时间和方便。

赵高心里很清楚：秦始皇虽未有明文册立太子，但按例死后应由长子扶苏继承皇位，何况始皇临终前又特别给扶苏留下一道诏书，要他回京主持丧事，这实际上是让扶苏为继承人。赵高心下暗想：扶苏聪明睿智，很有本事，又有蒙氏兄弟辅佐，他们不仅对自己没有好感还同他有仇怨。一旦扶苏继承了皇位，蒙氏兄弟必得重用，自己还有好果子吃么？他盘算着：要阻止扶苏即位，只有篡改始皇遗诏的内容，矫诏立胡亥为帝。眼下正是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必须当机立断。

于是，他先把诏书扣压下来，然后便去挑动胡亥，他装作一副效忠于胡亥，为胡亥的命运担忧的样子试探说：“主上已经驾崩，没有留下分封诸位公子的诏令，而惟独给大公子扶苏写了一封诏书。大公子一到，马上就会立为皇帝，而您却连一寸土地也没有，这将如何是好呢？”胡亥不知赵高心怀诡计，况且他本来就不是太子，此刻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当什么皇帝。所以，他不以为然地随口答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我听说，最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父皇去世了，没有分封各位皇子，是有他的想法和道理的。做儿子的自应遵守，这又有什么好说的呢？”赵高见胡亥还没有意识到继承皇位的重大利害，于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提醒他说：“不能这么说，眼下的情形，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诸公子及蒙氏兄弟都不在身边，如今天下生死存亡的大权，全在你、我和丞相李斯的手里攥着，希望你早作打算，你应该懂得使别人臣服于自己和自己臣服于别人；制人和受制于人，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此时的胡亥，良心还没有泯灭，他感到实在难以做出那种不义的越轨之举，所以不情愿地说：“废掉兄长而自立，是不仁义的；不遵守父皇的诏命，是不孝的；自己能力不够，才识浅薄，勉强靠别人的力量做了皇帝，也是无能的。这三件都属大逆不道，天下人是不会服气的，自身也会非常危险，祖宗的神灵也不会承认保佑我这个子孙的。”

赵高听了胡亥的这一番话，明白了他的顾虑所在，就是怕天下、后人的舆论唾骂。于是，他针对胡亥的思想顾虑，征引古今历史进一步诱惑他说：“您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我听说商汤革命、周武伐纣，虽然都杀了他们的君主，但天下人都称颂这是仁义之举，不说他们不忠；卫国的国君杀掉了他的父亲而自立，而卫国人都称颂他有道德，就连孔子也为他书上一笔，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不孝的行为。由此看来，凡是干大事业的，就不能够拘泥于小节；有大德行的人，就不计较一些小的过失和责备。事贵达权，不可墨守。如果光顾虑小节而忘掉大事，将来一定会有祸患；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日后一定会后悔。当机立断敢作敢为的人，连鬼神都要躲避，也一定会取得成功。所以，希望你仔细考虑权衡一下，大胆地采取行动吧！”

赵高的这一番话，紧紧地抓住了胡亥的心理，把他们的邪恶之行巧辩为正义之举，确实打动了胡亥的心，使他从罪恶当中解脱出来，抛弃沉重的良心谴责，毫无愧疚地去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看来，也只好这么办了。但现在父皇刚刚去世，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有公布，丧事还没有办，怎么好和丞相商量这种事情呢？”赵高见胡亥已经动心，便斩钉截铁地说：“时机呀！时机！错过了就会误了大事！备足粮草，催开战马，就怕错过了时机。这件事如果不与丞相商量，得不到他的同意，那是办不成的。不劳公子费心，我这就去替您说服丞相。”

赵高深知，这次政变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是否能够拉过李斯，结成同盟。但怎样才能说服李斯呢，他颇费了一番心计。他又把李斯这个人重新认识判断了一番。他认为，李斯固然是一个很有权谋的人，并且也很忠于秦王朝的事业。但他也具有致命的弱点，就是逐于权势，惜禄保位。李斯本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曾为乡里小吏。有一次他偶然见到屋边厕所中的老鼠在吃一些很脏的东西，一见到人和狗走近便非常惊恐。而粮仓中的那些老鼠，吃的却是上好的粮食，居住在大厦之下，没有被人和犬惊恐之忧。于是李斯大发感慨，他觉得人也就像老鼠一样，富贵或贫贱与否关键在于他自己所处的环境，于是他发誓改变自己的处境。就跑到荀况那里去学习辅佐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来到秦国，因为他看到，当时七国之中只有秦才最有可能统一六国。临行前，他对老师讲了一句最能反映其人生观的话：“为人最耻辱的莫过于地位的卑贱，最可悲的莫过于处境贫困。”所以，当他奋斗了几十年，终于获得贵为丞相、位极人臣的权势禄位时，他是不愿意失掉这一切，重新回到过去的卑微贫贱的时代的。何况他为保住自己的宠幸和权势，曾不惜害死比他更有才能的同学韩非呢？赵高看透了李斯这个人的本质，他感到有把握说服李斯。

于是，他独自一人来见李斯。开始，他先以试探的口气说；“现在主上已经驾崩，给长子扶苏留下了一封玺书，要他回到咸阳主持葬仪，然后继立为帝。但这封玺书还没有送出去，皇上就崩逝了，这件事没有别人知道。现在，皇上赐给扶苏的诏书和玉玺都放在公子胡亥那儿，所以定谁为太子，只在丞相和我一句话了，这事您看怎么办好？”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话，李斯不由得大惊失色，斥责他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乱政的话呢！定谁为太子这种事，不是你我做人臣的所应当议论的。”赵高冷淡地一笑，装出十分关怀李斯的样子，迂回地说；“丞相您且不要急，请您自己估量一下：论才能，您比得上蒙恬吗？论功劳，您能高过蒙恬吗？论谋略，您能胜过蒙恬吗？论人心无怨，您能比得过蒙恬吗？论与长子扶苏的交情和得到他信任的程度，您能超过蒙恬吗？”李斯一怔，回答道：“这五方面我当然都比不上蒙恬，可是你为什么这样苛责于我呢？”赵高见这几句话对李斯有所震动，于是又进一步从李斯的个人利益方面分析说：“我赵高不过是一个在宫中干杂活的仆役罢了，有幸靠着懂点法律被先帝赏识，进入宫中，干了20多年，从未看到被罢免的丞相或功臣的富贵荣耀能够保持两代的，他们最后大都逃不掉杀头的结局。先帝一共20多个儿子，他们的情况您都很熟悉。长子扶苏刚毅勇武，很有威信，一旦他继承了皇位，必定会用蒙恬做丞相，那样，您最终可就不能佩戴着相印荣归故里了。我受先帝嘱托教授幼子胡亥学习法律，已经好几年了，从未发现他有过什么过失。他慈惠仁爱老实厚道，不吝钱财，礼贤下士，尤其敬重读书的士人，口才虽似笨拙但心里却非常明白。在秦国的诸位公子中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完全可以继承皇位。所以，希望您能作出决断。”他说这一番话时，表现出一种十分肯定的态度。

李斯仍然觉得不妥，反驳说：“你说的都是些僭越违礼的话。我李斯遵奉先帝的遗诏，听从上天的安排，怎么能够另做打算和决定呢？”赵高警告李斯说：“平安可以变为危险，危险也可以变成平安，如果连个人安危都看不出来，又怎能称得上圣明呢？”李斯似乎承认赵高的利害安危之说是可能会发生的，但他总觉得那样做于道义良心上说不过去，他表示：“我李斯本是上蔡的一个普通百姓，幸蒙先皇提拔重用我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也都享受着高官厚禄，这正是要把国家的存亡安危托付于我，我又怎能辜负先帝的信任和重托呢！忠臣能够做到不惧死也就差不多了，孝子要是不尽辛劳就危险了，做人臣的不过要各尽其职守罢了。您不必再多说了，那样是会使我获罪的。”赵高听出李斯的这种表白有点色厉内荏，又再进一步胁迫利诱说：“我听说圣人处世也是变化无常的，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做法。看见梢就能知道根，变便正式开场了。”一番深谈，最终他们达成共识。他们毁掉了秦始皇赐给扶苏的“玺书”，另伪造了一道给丞相李斯的临终遗嘱，册立胡亥为太子，又重新写了一封假遗书给长于扶苏和蒙恬，书上这样写道：“我巡视天下，向名山诸神祷告祭祀，希望能延长我的寿命。如今扶苏和将军蒙恬率领数十万大军屯驻边境，已经十多年了，不能开疆拓土，前进一步，多所耗费毫无功劳。反而屡次上书，肆无忌惮地诽谤我的行动，还因为不能回京为太子，日夜埋怨。扶苏作为儿子是不孝的，现在特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在外，对于他的行为，不进行规劝，肯定是参与同谋，作为臣子是不忠，特赐死；兵权移交裨将王离。”他们在诏书加盖玉玺之后，派胡亥的贴身亲信疾速送往上郡。使者一到上郡，便立即向扶苏、蒙恬宣读了“圣旨”，扶苏听完“圣旨”真如晴天霹雳，禁不住失声痛哭，他悲怆地转入内室，就要自杀。蒙恬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他急忙上前劝止扶苏说：“皇帝在外边巡视并没有册立太子，使我率三十万大军戍守边境，派公子做我的监军，这本身就意味着把天下重任交付给你啊！今天凭着使者的一封信就自杀，又怎么能知道这诏书不是假的呢？请公子再请示一下，究竟是真是假，到那时再死也不迟啊！”这时使者在旁边一再催逼。扶苏是仁孝忠厚的人，他对蒙恬说：“父亲命令儿子去死，还有什么可再请示的呢！”于是便拔剑自杀了。而蒙恬却坚决不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他想拖延一段时间，以了解事情的真相。使臣就把他抓起来囚在阳周狱中，然后回报胡亥、李斯、赵高。三人大喜，他们匆匆离开沙丘，经井陉，抵九原。当时正值盛夏酷暑，没几天，秦始皇的尸体便腐烂发臭了。赵高怕引起众人的怀疑，就想出一个办法，诏令索取鲍鱼，百官车上，各载一石，以鱼腥来掩饰尸体的臭气，这样，一路催趱，星夜前进，赶回咸阳，立即宣布胡亥为太子，并为秦始皇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葬礼结束后，胡亥正式即位，登上了皇帝宝座，称为秦二世。赵高升任为郎中令，常居于宫中参与决策。现在，他完全可以摆布这个傀儡皇帝，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野心了。

3.剪除异己，安插亲信

从历史上看，一场阴谋政变得逞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政变的策划者，总是要实行两手统治：一面大开杀戒，剪除异己；一面封官赐爵，安插亲信。实行这两手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巩固自己刚刚篡夺的政权，企图达到长治久安。

赵高剪除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蒙恬、蒙毅兄弟。他与蒙毅宿怨很深，而蒙恬又手握重兵在外，这就使赵高深为忧虑，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史记·蒙恬列传》）他向二世进谗说；“我听说先帝早就想择贤嗣立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恬擅权，屡次谏阻。蒙毅又整天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命，仍立扶苏。现在扶苏已死，陛下登基，蒙氏兄弟一定要为扶苏报仇，恐怕陛下寝席难安啊！以愚臣之见，不如杀掉蒙氏兄弟，以绝后患。”二世听了赵高的话，便拟定诏书，将蒙毅囚了起来，准备处死。二世的叔父子婴得知此事后，立即进谏说：“从前赵王杀死名将李牧，误用颜聚；燕王轻信荆轲，违背秦约；齐王屠戮先世功臣，偏信后胜，最后都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如今蒙氏兄弟，为我秦朝大臣谋士，有功于国家，陛下反要把他们诛死，臣以为这是万万不可以的。臣听说轻虑多疑是不可以治国的，自作聪明是难以成为明君的。如今诛戮忠臣宠信小人，一定会招致群臣的离心离德，还请陛下审慎为是。”二世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最后还是以“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史记·蒙恬列传》）的罪名杀死了蒙毅。接着，二世又派使者至阳周，赐书蒙恬道：“你负罪太多，你弟弟蒙毅又有大罪，所以赐死于你。”

蒙恬进行了一番表白自辩，最后吞药自杀了。消息传开后，天下舆论都为之呼冤，而赵高却为除去了这两个心中隐患暗自欣慰。

沙丘政变尽管干得很诡秘，但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当时虽被隐瞒过去，事后也总不免要渐渐露出破绽。日子久了，诸公子渐有所闻，他们暗地里互相猜疑，或者交头接耳私下议论。慢慢地赵高与二世也听到一些风声，未免暗自忧虑。一天，二世把赵高召来，心事重重地对他说：“如今我虽然继承了皇位，看来大臣们并不顺服，一些地方官也都各自为政，而诸公子也必然要与我争位，如何是好？”这话正中赵高心怀，这件事也正是他的隐忧。但他却故意踌躇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说道：“这件事臣本来早就想说，但一宜没敢直说。您想，先帝的那些大臣都是天下有名的显赫贵族，功劳累世相传。而我赵高素来微贱，幸蒙陛下赏识提拔，居于上位，管理内政。所以大臣们心里怏怏不乐。他们表面上虽然顺从，心里其实是很不服气的。再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们都在怀疑，而诸公子又都是陛下的兄长，现在让他们跪拜称臣，当然是不会甘心的。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这样下去，恐怕会发生变乱。”二世听了，深表同意，便向赵高请教对策。赵高说：“如今不是讲究文治而是决于武力之时，极需大振威力。要立威，就必须制定严酷苛刻的刑法，使那些有罪的人彼此连坐，直至株连九族。清除那些心怀不满的大臣，疏远那些兄弟骨肉。而后，再采取‘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办法，换上一批亲信，这样，既可除去先帝的那些旧臣，又可安置陛下所亲信的人，谁不感恩戴德，忠于陛下呢！这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肆意享乐了。”二世认为是好主意，便让赵高重新订立法律，凡群臣、诸公于有罪的，全部交由赵高处置。于是，赵高大开杀戒，又把屠刀挥向诸公子。

没过几天，就构成一场大狱，将公子12、公主10人，以及旧臣近侍若干，一起拘捕。在赵高的严刑拷打之下，全部问成逆谋重罪。结果，“公子12人戮死咸阳市”，10公主则在杜邮被解裂肢体，所有财物抄没入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公子将间等兄弟3人，秉性忠厚，行为谨慎，对二世、赵高素无异议，也被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这3兄弟自认无罪，只待不久即可获释。谁知二世遣使下令：“公子不臣，罪当死！”将间叫屈道：“我平时出入宫廷，未尝失礼；随班廓庙，未尝失节；奉命应时，未尝失辞，怎么叫做不臣！”最终三呼：“天乎！吾无罪！”结果，兄弟3人“皆流涕拔剑自杀”。

还有一个公子高，虽未曾被拘系，自知不能幸免。本想逃走，但又怕因此株连全家，祸至灭族。于是，想出了一个舍身保家的方法，上书二世，情愿殉葬父皇。二世非常高兴，马上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他又怀疑其中有诈，便把原书取示赵高。赵高看完后，笑着说：“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史记·李斯列传》）于是，批准了他的请求，“赐钱十万以葬”。总计始皇子女一共三四十人，都被杀完；所有功臣，大概除李斯之外，也几乎被清洗干净，形成“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数叛者众”的形势。与此同时，赵高又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要害位置，如弟弟赵成被任为郎中令，掌握京师和皇帝的卫队，女婿阎乐为咸阳令。其他如御史、谒者、侍中等官，也都换成了赵高的人。朝中上下，到处都有赵高的爪牙和耳目，为日后的篡位做好了准备。

对于二世，赵高极力怂恿他肆意玩乐，从不加谏阻。譬如有一次二世对他说：“人生在世，就像乘着六匹骏马驾着车子越过堑隙那么快，现在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那就应该‘悉耳目之的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这样‘终吾年寿’，你看可以吗？”赵高应合他说：“这正是贤明的君主所喜欢做的，愚蠢的君主所加以反对的。”这样，既博得了二世对他的好感，又使二世荒于政事，一切由他赵高去处理。在赵高的引导、教唆之下，二世不但继承了秦始皇的一切暴政，反而变本加厉，更加暴虐无道，如大修阿房宫，“赋敛愈重，戍徭不已，耗尽天下财力物力。”

赵高自知杀人太多，积怨遍于朝野上下，怕群臣揭发参劾他。为了堵塞众议，隔断二世与外朝的接触，以便于驾空二世，把他紧紧地操纵在自己手里，他又欺骗二世说：“天子所以称贵，就在于深居九重，高高在上，只让群臣听到他的声音，不让他们见到面孔。从前先皇在位的时间长，群臣无不敬畏，所以即使每天与群臣见面，他们也不敢胡作非为，妄进邪说。现在陛下还很年轻，又刚刚即位，对各种事情未必样样精通。这样，如果在朝廷中当场处理政务，万一言语有误，处置失当，就在群臣面前暴露了您的弱点，这岂不有损于陛下的圣明吗？天子称‘朕’，‘朕’就是有声无形，使人可望不可近。所以，希望陛下从今日起，不必再临朝和臣下见面，只管深居宫禁，有什么事情由我和侍中习法的人来批答处理一下就行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用疑难的事情来试陛下，天下也就会称颂陛下的圣主了。”心无主见、耽于淫乐的秦二世本来就厌于机务缠身，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从此，他很少临朝听政，整天和宦官宫妾在一起寻欢作乐，所有内外政事均由赵高处理。二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皇帝了。

4.罗织罪名，陷害李斯

赵高的阴谋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篡权夺位的条件也逐渐成熟了，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沙丘政变的同盟者李斯。自从沙丘政变之后，李斯一直是赵高心中的一块病。因为他知道赵高的一切阴谋，而且他本来就是反对政变的。他又是一个很有政治经验、位居丞相的人，随时都有可能除掉赵高，所以，必须先发制人，置李斯于死地。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一天，他诡诈地对李斯说：“关东群盗蜂起，可皇上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反而急于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聚敛那些狗呀马呀之类无用的东西。我很想劝谏他，可是自知人微言轻，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些其实是您当丞相分内的事，您为什么不去劝谏一下呢？”李斯不知是计，非常赞同赵高的意见，说：“本来我早就想进谏。可是现在皇上不上朝，居于深宫之中，很难找到进言的机会。”赵高见李斯上了圈套，就说；“如果您真想进谏的话，我给您留意着，等皇上一有空闲，我就来通知您。”两人约好后，于是赵高偏在二世拥姬挽妾，燕乐正浓时派人通知李斯，说：“皇上正有空闲，可以去奏事了。”李斯赶紧去进谏，结果引起了二世的反感。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惹得二世大怒，说：“我平常有很多空闲的日子，丞相却不来奏事，偏偏当我玩得高兴的时候，丞相就来奏事。莫非丞相以为我年轻好欺吗！”赵高乘机向二世进谗说：“丞相要是这么想的，那就危险了。丞相参与了沙丘之谋，现在陛下已做了皇帝，李斯的地位并没有提高，他的意思是想裂土封王啊！另外，还有一件事，今天陛下不问，我一直没敢说：丞相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造反的陈胜等都是丞相邻县的人，这正是楚地强盗横行的缘由。陈胜的军队经过三川时，李由不肯出击。我听说他们之间还有文书往来，因为现在还没有拿到实证，所以一直没敢奏闻。况且丞相在外边的权力，比陛下还要大啊！”二世认为赵高说的有道理，想治李斯的罪，但没有证据，不好贸然行事，于是就派人去调查李由通贼的事。

后来，李斯得知了这件事，这才如梦初醒，知道上了赵高的当。他想面见二世，澄清赵高对他的诬陷，但二世在甘泉宫主嬉乐，拒不见他。于是李斯就改用上书揭发赵高是一个如同宋国的司城子罕、齐国的田常那样的弑君篡位，怀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的阴谋家、野心家，并警告二世：“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史记·李斯列传》）二世完全不信李斯的上书，驳斥他说：“赵高虽然是个宦官，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处境安逸而肆意妄为，也不因为处境危险而变心，他品行廉洁，善于自我约束，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位置。他是靠忠诚被提拔起来的，靠信义保住自己的职位的。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贤能的人，而您为什么要怀疑他呢？而且先帝死后我还很年轻，缺少见识，又不懂得治理百姓，而您年纪又老了，如果没有赵高，恐怕我就会失掉天下的。我不把国家大事交给赵高，谁又能当此重任呢？况且赵高为人精明强干，对下能体察人情，对上能合我的心意，请您不必多疑。”李斯提醒二世说：“赵高并非如陛下所说。他本是一个‘贱人’，‘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这是一个危险人物。”（《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已完全信任赵高，他怕李斯杀掉赵高，就把这事私下告诉了他。赵高乘机对二世说：“丞相所顾忌的就是我，我一死，丞相就会干出田常篡齐那样的事来。”赵高这一番恶毒的挑唆，使二世从根本上动摇了对李斯的信任，于是，他就把李斯交给赵高治罪。

赵高先把李斯拘捕起来，投入狱中。随即又把李斯的宗族、门客及凡与李斯有交往的人统统收捕归案。然后，赵高便用重刑逼供，要他招认与儿子李由谋反之情。李斯被鞭打一千余下，疼痛难忍，便招了假供。此时的李斯，还幻想着以雄辩之才，向二世上书自陈，企图以自己为秦所建立的功劳和实无反叛之心来打动二世，赦免自己。于是，他在狱中写了一封自辩书，托狱吏上达二世。然而，狱吏却把它送给了赵高。赵高一看，大发雷霆，把上诉书扯个粉碎，说：“囚犯怎么能上书呢！”

李斯的上书，反倒提醒了赵高：倘若二世真的派人来审问李斯，他肯定会翻供的。于是，赵高又想出了一条诡计：他让自己的门客10多人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的样子，轮番去审讯李斯。李斯不知其中有诈，就以实情相告，结果每次都遭到残酷的拷打。后来，秦二世派人来核实李斯的供词，李斯以为又如前几次一样，始终没敢改口，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赵高把这份供词上奏给二世，二世看后非常高兴地说：“如果没有赵高，我几乎被李斯所卖！”

这时，二世派去调查李由通贼的使臣，也到了三川，这才知道李由已经被起兵反秦的项梁杀死。当使臣返回咸阳时，恰好李斯下狱，赵高把真实情况隐去，编造了一套假材料，蒙骗二世。这样一来，李斯便被定成死罪。二世2年（前208年）7月，处决李斯，把他腰斩于咸阳，并夷灭三族。临刑前，李斯凄楚地对他的二儿子说：“我们再也不能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外去追逐狡兔了！”父子两人抱头痛哭。但这一切已悔之晚矣！

李斯死后，赵高被任命为丞相，因为他是宦官，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再进一步，就是皇帝的宝座了！

5.指鹿为马，篡权夺位

赵高既已除掉李斯，感到篡秦的时机已到。但他还不知道，群臣是不是完全拥护自己。为了试探群臣的倾向，赵高又在秦宫中导演了一幕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的闹剧。

那是秦二世3年（前207年）8月己亥这一天，赵高命人把一头鹿牵入宫中献给二世，但他却说：“我把这匹好马献给陛下。”二世一看，分明是一头鹿，哪里是什么马，便大声笑道：“丞相弄错了！怎么把鹿当成马呢？”赵高仍坚持说是马。二世不信，就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赵高打的什么主意，有的不敢作声，也有几个人据实说是鹿，但更多的人都奉承赵高，谎说是马。秦二世闻言，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精神惑乱，竟分辨不出鹿和马，于是就召来太卜，让他为自己占一卦。太卜已经被赵高授意，便按照赵高的意思说：“陛下在春秋季节祭祀天地、尊奉宗庙鬼神时，未能严格斋戒禁忌，所以神灵惑乱，以致今天鹿马不分。现在您必须依照至圣大德的做法，严格认真地去行斋戒之礼。”二世听信了太卜的这套鬼话，便躲进上林苑中进行斋戒之礼去了。二世一走，赵高就把那些据实说鹿的人统统杀掉。从此宫中内外，都畏惧赵高，没有一个敢表示一点异议的人。赵高篡秦，只在早晚之间了。

秦二世在上林苑中，每天以游玩打猎为事。有一次，一个过往的行人进入上林苑中，二世竟挽弓搭箭，将行人射死。赵高得知此事后，就让他的女婿阎乐去告诉二世说：“不知道是谁杀了一个人，却把尸体移到上林苑中来了。”二世听了很不自在。赵高又自己出面，假作关心地劝二世道：“天子无缘无故地射杀一个无辜的人，这是上天所不允的。这样，鬼神就不会接受祭供，上天将会降下灾祸。现在您只有远离皇宫，才能避免灾祸。”二世听了赵高的建议，又离开上林苑，跑到咸阳东南离城八里远的望夷宫避灾去了。

这时，关东各地已纷纷举兵，沛公刘邦率数万人杀入武关，他派人私下和赵高取得联系。赵高便想将计就计，派人去同义军讲和，并向刘邦提出“灭秦宗室，分王关中”的要求。刘邦怕其中有诈，没有答应，赵高担心事情泄漏，便决定先行动手，发动政变，以实现他阴谋篡位的最后一步。

政变是经过精心策划与周密安排的。赵高找来女婿阎乐和弟弟赵成，对他们说：“皇上不听我的劝谏，如今事情危急，一定会归罪于我家，我们难道束手待毙，坐视灭门么？现在只有先行下手，废黜二世，改立公子婴。”接着，赵高就布置行动。因为赵成身为郎中令，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赵高让他做内应，先在宫中散布谣言，说山东强盗已经打进城来，搅得人心惶惶。然后，由阎乐率领一部分士兵化装成起义军，把阎乐的母亲抓来，偷偷安置到赵高家中，以造成一种似乎起义军真的打进城来的假象。随即由阎乐率领一千多士兵直抵望夷宫。

到了宫门前，阎乐不由分说地令人将卫令仆射（守卫宫门的卫兵首领）绑了起来，并气势汹汹地叱责道：“强盗进了宫门，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卫令说：“宫外都有卫队驻扎，戒备森严，哪里有什么强盗敢闯进宫来？”阎乐顺手一刀，杀了卫令，率兵直入，边行边放箭。宫内侍卫郎官及宦官仆役，大吃一惊，有的四处逃窜，有的上前格斗。抵抗的都被杀死，死亡数十人。这时，赵成与阎乐一同攻入内殿，一箭射中二世座位后的帷帐。二世惊起，急呼左右护驾。左右侍从皆惊慌乱窜，不敢抵抗。身旁只有一名宦官，呆立在那里不敢逃走。二世问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以致弄到今天这种地步！”那位宦官说：“正因为我什么都不敢说，才活到今天。假如我从前敢多言，早就被杀死了，怎么能够活到今天！”这时阎乐已冲到二世面前，他厉声斥责二世道；“你骄恣妄为，滥杀无辜，酷虐无道，现在天下人都起来反对你，今天，你看怎么办！”秦二世胆怯地问了一句：“我可以见见丞相吗？”阎乐道；“不行！”二世说：“我让出皇位，可以让我当一个郡王吗？”阎乐摇摇头。二世又说：“那么，当个万户侯也行。”阎乐又拒绝了他。于是，二世以哀求的口气说：“我愿意同妻子做一个老百姓，这总可以了吧！”阎乐大声说：“我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人来除害的，你说什么都没有用，我是不敢回报丞相的。”说完，指挥士兵上前。二世自知死不可免，便横剑自杀了。

阎乐回报赵高，赵高欣喜异常，立即进宫，拿过他觊觎已久的玉玺佩戴在身上，准备篡位登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左右百官莫从”。突然，他像被群臣当头重重地打了一棒，只觉得天眩地转，宫殿似乎要倒塌下来。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倒行逆施，已使自己成为一个“独夫民贼”，孤家寡人，达到了“天弗与，群臣弗许”的地步。他的皇帝梦破灭了。于是，他只好请出子婴，“授之玺”。但因六国复兴，“秦地益小”，难以称“帝”，便立子婴为秦王。

6.身死族灭，遗息万年

子婴虽被立为秦王，但他十分清楚赵高的为人及其险恶用心。他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及心腹太监韩谈密谋说：“赵高在望夷宫中杀死二世，他怕群臣杀他，才假仁假义地立我为王。我听说赵高与楚军有约，消灭秦室以后在关中称王，现在等我斋戒以后入告祖庙时，乘机在庙中杀掉我。我只说有病不能去，他必定来催促我，那时就把他杀死。”过了几天，赵高派人请子婴去祖庙祭祀，子婴便推说有病。于是，赵高果然自己来催，一进门就说：“祭祀祖庙是大事，大王为什么没去呢？”话音未落，预先埋伏在四周的韩谈等人一拥而上，将赵高杀死，并灭其三族。一生中惯以阴谋杀人的赵高，最后竟也死于阴谋之中。可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赵高虽然死了，但秦王朝也随之大势已去。子婴只当了46天秦王，刘邦就率兵入武关，至灞上，子婴便“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投降了刘邦，秦朝遂告灭亡。这一年是公元前207年。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其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贾谊《过秦论》），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于是，乃废除分封，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帝国秦王朝。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业绩！当此之时，这位“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确乎有点踌躇满志了。他为自己更名号为“皇帝”，以示至高无上，又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并且，他自己是“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声威赫赫的大帝国刚开场也就匆匆地收了尾，仅15年便“二世而亡”了。这种强烈的历史落差，不能不使人为之震惊，为之感叹，并引起后世的许多评论。举其要者，西汉的桓宽在《盐铁论）中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即认为秦朝的灭亡，就是因为任用了赵高。这种看法在汉朝人中是非常普遍的。如贾谊的《新书》、陆贾的《新语》就都持有这种说法。后来唐朝的柳宗元、明朝的李贽等思想家、学者也都认为秦的“二世而亡”是因为“胡亥任赵高”的结果。而明末清初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进一步分析说，秦的短祚而亡的原因非一，但“莫甚于不知人”，“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就是说，由于秦国的命运被操纵在赵高其人的手中，这样，即使是一个中等才能的守成之主，也是很难保持秦国不亡，更何况又是二世胡亥这样一个只知荒淫逸乐的昏庸无能之徒呢？它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不只是胡亥没能看透赵高的本质，就是“神灵明圣”的秦始皇及辅佑秦始皇定天下的才智兼备宰相李斯等人，也都为其所蒙骗，或为其所利用，落得个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结局。看来，秦的“二世而亡”主要在于内而不在外，而这位赵高应是罪责第一、难辞其咎的。我们不禁要问：赵高这样一卑贱的“刑余之人”，为什么能够一步步爬到丞相的高位，钻进秦王朝政权的心脏，从而颠覆刚刚诞生不久的大一统的秦帝国呢？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赵高搞阴谋的手段和特点，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宦官干政，甚至操纵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正是封建专制政体本身的产物。

从主观方面看，赵高作为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首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伪装、隐蔽得很深，善于投主所好，骗取信任。从秦始皇到秦二世，都被他的伪装忠信所蒙骗了。秦二世对他更是深信不疑，甚至当李斯上书揭露他怀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提醒二世“陛下不图”，“恐其为变”时，二世根本听不进去。而他对赵高的那些看法和评价，诸如“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等等，正反映出赵高的“善伺人主之意”的欺骗性和伪善性。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欧阳修在《古代史记·宦者传》中曾深刻指出：“宦者之害，……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如果说这是一般“宦者”所共有的特点的话，那么在赵高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其次具有极端的冷酷性。也许由于“宦者”们的生理上的残缺，导致心理上也异于常人。如欧阳修所说：“其为心也专而忍。”近年唐墓中出土的宦者俑，于奴才相中透出一脸阴冷刻毒的神气。虽然不能说历史上的宦官都是如此，但它确实概括了人们对宦者的普遍印象。而这一点在赵高身上也体现得相当充分，他为了诛除异己而大立“严法”“苛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史记·李斯列传》）。在秦二世当政的几年里，暴政胜于始皇，使得“天下苦秦”，人人自危，动辄得罪，陷害了无数无辜，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三是他的永无满足的贪欲和权势欲，李斯揭露他“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同上）。他由一个普通宦者——中车府令——郎中令——中丞相，最后到弑君篡位，野心无限膨胀，直至灭亡。第四就是他极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如篡改遗诏，陷害李斯，愚弄并架空二世，指鹿为马及夷宫政变等，无一不是在耍阴谋，弄权术，尤其善于利用二世和李斯的弱点及统治者的内部矛盾，纵横捭阖，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客观方面看，封建专制政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君主的极端孤立和虚弱，而这正是产生宦官之祸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专制的君主来说，几乎一切人都是不能放心的。同族兄弟可能图谋篡位，文官可能架空自己，武将可能发动兵变……周围都是潜伏的隐患和危险。这样，作为皇帝家奴的宦官，他的低贱的身分在皇帝看来难以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并且把事情交给他们办，似乎更放心，更方便一些。我们看秦二世对李斯所说的一番关于信任赵高的话，就很能反映君主的这种心理：“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高，当谁任哉。”历史事实反复表明，再英明的君主也不能放弃让宦官参政这种选择。人们往往指责阉宦弄权乱政，却没有看到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人，正是封建帝王自己。帝王要利用宦官，而宦官也就同时利用帝王。这就是秦、汉、唐、宋，明、清等历朝都有宦官弄权，以致酿成祸乱的历史原因。

赵高其人，以野心家、阴谋家、乱臣贼子的形象载入史册，他所导演的指鹿为马的丑剧，已成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同义语。他所施用的手段和伎俩，反映了封建时代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共同本质和特点，至今仍具有历史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