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分层

国衡在本书中就注意到同工作效率关系较深的社会因素了。他叙述了几件目击的纠纷之后接着说：“上面我们说昆厂中所发生的几件事态，决不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实有其蓄成激动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主要源流就在厂中工人与管理方面有一种对立的形势。这形势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原来在我们的传统社会组织中一向就有这种社会分化，昆厂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对立，正是从这种分化里发生出来的。”他又说，工厂纠纷“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社会里已经有一个劳心和劳力的分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职员是所谓长衫阶级，代表劳心的一面；工人没有受过教育，是靠体力谋生的粗人，代表了劳力的一面。所以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监工因为工人的名义不好听，就情愿自己家里贴钱来升他做职员，升了职员就算晋了一个社会等级，比较有光荣，有光荣才有出路。我们的社会阶梯是由仕途入宦途，升官和发财是一套连环。所以从身份，等级和出路去看，职员总要比工人高出一等，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职员看不起工人，工人对于职员由羡生忌，也正是情理之常。惟其如此，才有职员说工人是小人不可以理喻，才有厂医对职员另眼相看，才有管理员看见工人手指被打断，还说不关重要。两群不同等级的人聚在一起，在上的一层忽略了在下一层的幸福和痛苦，好恶和荣辱正是社会上常有的事……这种态度带进了工厂可以成为从农业过渡到工业的一个大障碍。除非我们工厂里面负管理责任的中上级干部抱定主张，拿出眼光来，一扫这种成见，以生产为前提，把工人看做一体，对他们求了解，具同情，才可以开拓一种新的风气。否则在我们工业建设当中，在劳工的因素上，这个问题将比人力供给更为严重”。

我不避冗长地抄引上面一段话，因为我觉得国衡在这一段话里对于我们在研究方案里所提的理论有了重要的修正。我们把农业到工业的过程看成了个人习惯的改造，上节里我已经说明了这种看法的不完全，可是我们应当怎样重述这问题呢？国衡在上引的一段话里至少已暗示了农业到工业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农业里所养成的社会结构并不合于工业的需要。国衡所提出的传统社会分化，劳心和劳力的隔离以至于成为社会身份的高下，是可以追溯到农业社会的特性的。这种分化在现代工业阻碍了合作的契洽，以致发生工人与职员的对立，这种心理上的歧视实是现在中国劳工问题的症结。关于农业和社会分化的关系，我愿意在此补充地加以说明一下：

中国农村的基本特性是人口过多。人口过多有两个意思，一是当地资源不足以给人民足够的生活，一是当地经济活动不足以给人民足够的工作。结果一方面是贫穷，一方面是失业。在中国农村贫穷是大家可以目睹的事实，失业却因家属的相互扶持，不像欧美都市中的明显。但是所有研究吾国农村经济的人一致同意农民们至少有一半时间是旷费在不生产的活动中。丰富的人力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使人工成为生产中最便宜的一项。世界上很少国家可以和中国农民的手艺相比，同时也很少国家可以见到像中国农民的胼手胝足劳苦终日的。很多地方畜力都比人工为贵，以致牛马畜力用在农作上的数量远没有人工的多。这样便宜的人工使一切省工的机械失去其意义。一般农民发愁的是没有工做，哪里谈得到节省人力？我们记得当现代交通工具传入中国的时候，反对最烈的是劳动大众。铁路上卧轨，电车被捣毁，因为这些新的工具夺去劳工的生活机会。只有人力车才是不受反对的交通工具，因为这种工具并不节省人力，反而添加人力，人口过剩的东方也是人力车通行的区域！

劳工便宜，工作上不求替力的设备，以致粒粒皆辛苦，劳作总不免是一种血汗之事。因之，凡是能不必劳作而获得生活的人必然会把脱离劳作视为可贵的优裕。有闲阶级就在这种背景里发生了。他们靠了租佃制度把土地交给别人去耕种，而自己享受土地上大部的收获。在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环境中，不愁没有一大批无田无地的穷人，愿意接受苛刻的条件，租地当佃户，于是较大的地主很容易变成不劳作的有闲阶级。劳力者役于人，劳心者役人的社会分化于是成立。

有闲阶级脱离了劳作可以从事于较高的文化活动。他们有钱有闲可以学习那艰难的文字。中国传统的文字决不是一个每天得靠劳作才能生活的人所能学习的，至于经典之类的学问更是须毕生努力，远非这些劳工所能妄想。可是在传统社会中，礼法是维持秩序的纲纪，不读诗书就不配成为维持社会秩序中的权力，于是那些有闲阶级，因有闲而有学，因有学而有势，成了传统的士大夫阶级。役人的劳心者并不是劳其心于生产事业，而是劳心于统治工作。劳力的在被统治中经营维持社会的经济活动。这两种人在社会上形成了高低两种身份。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劳心和劳力的性质改变了。在传统的生产活动中动力的来源是我们的肌肉，因之有不必劳心而偏重于劳力的人；而且因为技术简单所以不劳力的人就得凭借权力来获取劳力者所生产的东西，役人的方式于是发生。现代技术是起于自然动力的应用。人并不是动力的供给者，而是动力的运用者，所以生产活动的本身逐渐脱离劳力的性质而成为劳心的性质了。他们不是以劳心来役人而是以劳心来役物。不论是一个车床上的小工，或是一个管理整个工厂的工程师都是运用心思来利用机器以应付物力，所不同的只是应付的对象有广狭罢了。一个工程师可以是要指挥许多工人，他得应付人，可是他应付人是在配合各人所运用的机器以完成共同的生产目的，这是和地主役使佃户或仆役的性质不同。地主是从佃户和仆役的劳力中直接获取他个人的享受，而一个工程师指挥工人是在完成这团体活动的共同目的。在现代工业组织中只有工作和责任的划分，本质上已没有身份的高低。

国衡在本书中指出了在我们的现代工厂中还遗留着传统身份的划分。大多数在厂里工作的人还保留着工人是役于人，职员是役人的观念。工人和职员既是社会上两种高低的身份，而人的本性都是想由低级爬到高级，于是一般工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出路并不是在技术上求进步，而是在想抛弃工人的身份，从役于人变成役人的地位。这种传统的观念不变，工人这个阶层也就不容易吸收住肯努力的人才，只有那些爬不上去的人才不得不停留在被社会所轻视的地位上，这些人自不会安心，也不会拼命工作了。而且责在配合团体活动的职员若有意无意地以役人的态度去对付工人，甚至以个人的服役作为升迁工人的原因，分工精密的现代工厂组织中，就会发生配合不拢的弊病。工人和职员间，各级工人间的对立就是分工而不合作的病象。

还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劳力到劳心，役于人到役人，被统治者到统治者——是一条社会地位上升的通路。一个处在低级的人若是肯努力，在相当时间内，本人或是他的子孙，可以爬到上级，所以这两级是在一条梯上的，爬得上去的。因之，虽则我们可以说劳于统治的地主们不一定用心思在生产事业上，常成为社会上的寄生阶级，可是这个享受阶级的存在也正给了每个农田上胼手胝足的农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有为者亦若是，多少也是鼓励一个工作者的力量，一个向上的志气。工作有目标，做人有志气，是工作效率的来源。

目前过渡时代的中国工业里，传统观念虽则没有很清楚的改变，传统的事实却已改变了。那种处于工业组织低层的工人们，在观念上被人看不起，在事实上也爬不到被人看得起的职员阶级。一个管理工厂的职员，大部分都得受过中学教育；穷苦人家的子弟须入厂做工来谋生的，很少有得到这种教育的机会。在工厂里做工，可以从小工到技工，但不容易做到一个比较高的职员。职员所必需的文字训练不是一个做工出身的人所容易获得的。国衡曾提到一个由工人出身的管理员不受高级职员的赏识，表示了这个职员在行为和气味上不能进入职员的团体。工人和职员因为来源不同，在礼貌、谈吐、举止、态度上已有不能混合的分化。从工人到职员的上升路径上已有严重的阻碍，上级职员都是大学甚至是留学出身的人，说话时常夹着英文，工人怎能想象有为者亦若是？那个要国衡补习英文的工人，即使学会了英文又会发现还有其他必须补习而比英文更难的东西，使他失去上进的志气。这些事实摆在眼前，怎能使工人们不觉得前途暗淡，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工人。这在汝康所描写的女工中更是清楚。在一个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的事业中生活，不是三日京兆，暂时驻足，等待有较好的机会，就是因循苟且，敷衍塞责，在烟赌和酒色上去寻求片刻的刺激。

国衡这种分析，使我们从个人的生活习惯去解释现在中国新工厂中人事问题，走入了对于社会情境的分析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现代的工厂组织中还会遗留着传统的结构？不但在我们中国如此，即在工业先进的欧美，工厂里也有非正式的组织存在，我在上节介绍哈佛大学的研究时已经提到。这问题使我们不能不讨究到现代工业的基本性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