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作效率

在研究方案中我们认为中国工业化的基本问题是在如何使一辈农民变为工人。我们更从两方面来规定变字的意义，一是地域上的变动，由农村搬到都市；一是生活习惯上的变动，由独立的，悠悠的农村方式变成合作的，紧张的都市方式。我们更进一步认为工厂里工作效率低，工人退伍率高等阻碍现代工业发展的现象是“出于农业习惯没有脱尽的原因”。这个理论实是偏重个人的看法。一方面我们似乎假定了农业和工业两种生活方式的不相容性，虽则我们在研究方案中并没有明白规定这种方式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似乎认为从一种方式跳到另一种方式过程中所有阻碍不过是个人生理上在时间中所养成的习惯。让我们先从第二点讨论起。

国衡在实地研究中对于第二点先提出了疑问，他在第九章论厂风时开头就说：“从上面几章看来，工厂为改进工人生活在各方面已经尽过很大的努力，可是工人的反应往往适得其反。”我们曾屡次提到这种冲突是新的设施和社会传统未达到调整的时候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不过个人的积习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未必可以覆盖一切，习惯和观念既然是逐渐获得的，也应该可以逐渐脱旧换新。譬如说不相信西医的人就未必永远不可以被说服，或用事实转变他们的成见。我们固然不该希望一个初入工厂的农人很快就了然新式工厂的究竟，但反复的教导，长期的学习也该可以破除他们的成见和惰性了。然则工人的行为实际上何以这样难得就范？战事的影响我们已再三提到，生活紧促，心情难安，确实要负一份责任；但从另一方面看，抗战也还可以激发工人的热情，增加效率，何况他们是在国营工厂做工，他们的工作又和军需发生关联，常以爱国自负的工人又何以会发生怠工玩职一类的行为？所以这一定不是习惯或观念所可以完全解释得了的，其间或许还有别的道理存在。

把新工业不能顺利诞生，归过于劳工在未入厂之前所养成的习惯固然有一部分的确实性，但是，国衡所说并不是完全的解释。若这是惟一的原因则我们工业化的过程也只成了一个教育的过程，除非我们怀疑教育的力量。我们可以希望在时间中终可达到有效的工业建设的了。因之我们的研究也应当偏重于工人个人的生理和心理。若是我们要注意社会因素的话，也不仅是限于如何使工人得到教育的机会罢了。我们在研究方案中，虽没有明说，实在是采取了这个观点。譬如我们说：“农民在工业中往往会格格难入，于是工作效率特别低。我们可以从不同时间入厂的工人分组比较他们的工作效率，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效率的变化上算出一个农民在工作上变成一个工人所要的时间。”我们在劳工的利用和保养中又说：“我们得先寻出一个普通工人所能做到的工作效率标准，并把那些可以免除的使工作效率减低的因子，好像营养不足、疾病等，全数除外。然后比较各种不同的工作环境，分别各种不同的体型，进而求出各种体型在各种工作环境及各种性质的工作中，在不发生疲乏的程度下，所能做到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这些方法上的建议表示了我们在当时还认为影响工作效率的因子是体质和工作环境。所谓工作环境，虽没有说明，所指的也限于光度、空间、温度等物质的设备。这种看法实在是普通工业管理者一般的看法。当国衡对这种看法发生疑问后，我们去参考一下对于劳工问题的著作，就发现有不少研究者同样对这种见解发生了疑问的。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研究工业的一辈朋友们。让我借这个机会把他们的试验简单地一述，以助证国衡的怀疑是发生得有根据的。

快要20年前，哈佛大学在Western Electric公司开始一项关于工作效率的研究。第一步是研究光度和工作效率的影响。他们选了两组工人：甲组在不变的光度下工作，乙组在不同的光度下工作。第一次试验乙组的光度变了三次，分别在24、46、70支光下工作。结果甲乙两组的产量在试验期中都增加了，而且增加得差不多。于是他们把乙组的光度降低，低到10支和3支光。结果乙组的产量不但不下降，反而上升；甲组光度不变，产量也逐渐增加。接着他们又改变方法，向工人说光度已经增加，但实际上并不增加，工人们对于光度的“改变”表示很满意，可是产量却并无影响。他们又说光度减少而实际不减，工人们有些抱怨光度不足，但对于产量也没有多大影响。最后，他们把光度一直降到0.6支光，等于在月亮光下工作，那时产量才开始下降——这些结果似乎说明了光度和产量并无一定的关系。

哈佛大学工业研究工作并没有因此停止。他们又另外选出五个女工在一间种种工作环境都能控制的房间里工作。每隔相当时期，工作环境即加以改变一次，看这些改变和产量有何影响。工作环境中如温度，湿度，睡眠时间，三餐的菜单等等都有记录，产量是有自动的记录机把每节工作所需时间都记下，工作的质地也有等级的记录。这个精细的试验一共有5年之久，记录的卡片真是汗牛充栋。世界上对于工人工作做系统的观察和记录，没有比这个试验更精细、完全和久长的了。结果却和上述的试验一般，在工作环境和工作效率之间，找不出一定的关系来。

研究者还是不死心，继续这种试验。这次是比较各种不同的工作时间和休息。好像起初是让工人在朝上和下午多得每次5分钟的休息，后来休息时间加长，并在不同时间插入短期休息，有一个时期，工人在休息期间还可以吃一些东西。这样试验了两年。起初变更一次休息时间，产量也增加一次，所以试验者认为找到了工作效率的决定因素了。可是试验到第七期，试验者决定恢复未试验以前的状态，依他们的猜想，工作效率也会降低到原来程度，可是事实上却并不如此，产量并无变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研究者最后才发觉影响工作效率的并不是他们所控制的工作环境，而是在进行这项试验时所创造的心理状态。为了要进行试验，所以研究者和工人间发生了亲密关系。研究者把试验的意思讲给试验者听，使他们能在试验中和研究者合作。他们又时常因试验的需要访问工人对于各种工作环境改变的意见。他们又和工人在管理室开讨论会，使工人们觉得自己的重要，而且认为他们是在参预由大学教授们主持的科学试验。他们甘心愿意合作的心理使他们工作效率大加提高。

这第七期的试验使研究者发觉到人事试验和物质试验的不同。试验一块石头，石头不知道在被试验，并不改变它的性质。人却不然，人是有知识有感情的。他并不是直接生活在自然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他知识和感情所改变过的意识世界中。同样是一种光度，若是在两种心情中看去，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因之也发生了不同的反应。以往的试验是只去求光度和反应两者的关系，因为缺了中间的一环，所以结果两者的关系无从确立。在上述的试验中，光度和其他工作环境虽在改变，但是工人们却一贯地在愿意合作的心情中做试验，这种心情决定了工作效率之所以上升不落。他们实在是在试验工人对于工作的态度和工作效率的关系。这样，他们那些温度、湿度等的记录，也并不发生多大试验上的价值了。他们应当用另一种技术去记录工人的态度，他们对于工作怎样看法，他们对于同工和上司有什么感情。这些材料却并不能直接用仪器来测量的了。

1928年，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决定改变他们研究的方法了。他们采取访问谈话的方式去研究工人的态度。他们要发现工作环境在工人心理上所具的意义。起初研究者以为工人的好恶可以直接从他们所说的话中得知的。若是有人对于某一件事表示不满，这件事若改良了，他也不再抱怨了。可是经了好久的试验，研究者又发现事实没有那样简单。有时一个人抱怨某项工作环境，若是这项工作环境改过了，他又转移他的不满之感在另外一项事上。不满之感并非由某项工作环境而引起，他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有时，有人对于膳食极感厌恶，可是一经申诉，又遇着同情的研究者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膳食实际可以并无改变，可是他却感觉到已经好得多了，厌恶之感也消除了。这些经验，使研究者更觉得工人的行为并不全是由厂内工作环境所引起的。每个人有他的生活史，每个人在厂内有他不同的社会生活，占着不同的地位，遇着不同的人物，各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使他对现有生活有不同的估价。在厂外，他还有他的家庭，朋友和其他往来接触的人。这种种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情境，以及他对于将来的希望和抱负，都是直接影响他工作效率的要素。

哈佛大学的工业研究也因之更进一步注意到工业组织的本身，因为工业组织是工人生活中主要的社会情境。他们又发现在正式的组织之外，工人中常有种种非正式的组织。工人们依他们的历史、兴趣或其他原因，组织成各种小团体。每个小团体中有它的规范和风气，有些是和工厂所需要的不相冲突，可是也有是不相容的。工人们在小团体里获得他们社会生活中所需的地位、面子、尊荣、名誉等等。他们关心于小团体中的批评可以远过于工资和工厂当局对他的褒贬。在这个社会情境中他们认取他们生活的意义。若是要使工人效率提高，最好是使工人们把工厂看成是他们所关心的生活团体。至少也得要使他们小团体所支持的价值和工厂所需的一套不相冲突——从这方面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不是某种工作环境和效率的关系，而是怎样建立一个合作的生产团体了。

我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工业研究的经过转载在这里，目的是在指出国衡对于我们在研究方案中所提的看法发生怀疑是和哈佛大学研究结果相合的。工作效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问题，因之并不和工作环境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在预定的研究方案所采取的看法中也忽略了农业到工业变迁过程所引起的心理情境。一个从农村里出来到工厂里做工，若是没有效率，主要原因也许并不是在他从农村里带来的生活习惯和现代工厂的工作环境不合，而是在工厂里并没有发生一种工人们甘心效力的社会情境。工厂现有的社会情境并不能引起工人们高度效率的原因，一部分固然出于这辈工人生活中还带着农民的习气，可是重要的还得求之于工业组织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