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地观察

规定了研究的方案，第二步就是选择实地观察的社区。这是相当于自然科学的试验室；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可以依他的问题在试验室里安排他该项试验所需的仪器和设备，他可以用人工来控制研究环境，可是我们研究社会现象的人却没有这种方便。我们没有可以加以控制的社会试验室。社会现象依其自身的推演而发生，并不受研究者的全部控制。因之，我们有所要考察的问题就得去寻一个实际社区来考察，所选择的社区又必须有我们所要观察的现象在发生。譬如，我们在禄村研究之后，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内地农村中手工业的发达对于土地制度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要回答这问题就得翻山越岭到易村去，因为我们知道这地方有造纸的手工业可以供我们研究上述的问题。

找到了发生着我们所要观察的现象的社区之后还不一定能进行实地观察，因为实地观察社会现象本身包含着人事问题，研究者和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人，而且得在一个时候生活在一处，所以他们之间，必然要发生社会关系。即使我们不因此种关系而发生阻碍我们客观观察的感情反应，我们也必须时常注意到自己观察行为会不会引起对方的感情反应因而阻碍我们工作的进行。这并不是研究者个人所能控制的。他若遇着不愿意受人询问观察的研究对象，他的工作也必然不能有结果。所以在我们选择观察的社区时，不但要顾到问题的性质，还得考虑到研究时人事上的方便。

我们为了要实行上述的研究方案，所以曾在昆明附近选择可以观察的工厂。依我们方案中所列的问题说，最好同时有好几个研究员在不同工厂里进行观察，因为在任何一个工厂中不一定能见到我们所要考察的全部现象。而且还有许多问题须在厂外加以观察的。但是人才和经费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最初我们只选定了两个工厂，一个就是国衡在本书中所报告的昆厂，另一个是以女工为中心的纺织厂，由汝康负责调查，后来因事停顿，初步报告见《内地女工》。

这两个研究技术上略有不同。在昆厂，国衡是住在工人宿舍里，在工人食堂包饭，因之他和昆厂工人的接触机会较多，而且接触的场合亦较自然，我们并不主张调查者应当全部成为被调查的社区中的一分子，譬如在工厂里调查就得实际做工人，这是所谓直接参加法。事实上，这是不能，亦不必的。以往人类学者喜欢说他怎样被当地土人认为亲属，怎样容许他参加秘密集会，用以表明他观察的可靠。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亲热，实际上一个已长成的人在短期间想变成另一社区中的分子是不可能的。依我们在中国农村中调查的经验，尽管嘴上说得怎样甜，我们在别人眼中，甚至在自己心中，总是当地的一个客人。我们并不求脱去这客人的身份，因为我们只有被认为是客人时，问东问西，看这看那，才不会引人疑忌。试问一个本地人怎会对于风俗习惯，甚至各家收入等发生问题的呢？因为我们是客人，固然有一部分事实人家有时可以不愿讲，可是他们也明白即使给我知道了他们不愿本村人知道的事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反正和他们不站在利害冲突上。在工厂里研究，研究者可以在厂做工，成为工人的，可是既做了工人，而想进行调查时，就会引起误会。所以我们主张研究者，以客人的身份住在所要观察的工厂里去。这样，他不但可以和工人中不同的集团，甚至不和洽的组合往来；他也可以和厂方往来而不引起工人的疑忌。这一点在本书中表现得很清楚。

我在《禄村农田》中已说明我们决不反对数字，我们也不怀疑调查时应当利用表格。我们和社会调查者不同的是在制定表格及规定表格中各项意义的手续和应用表格时的态度。在本书，和我们所发表其他的报告一般，凡是可以用数字表示，而且用数字表示比较更清楚时，我们决不避免用数字。可是我们并不迷信数字。每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并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我们加以解释的。我们所用的表格并不是在调查之前加以制定的。我们给予调查员带下乡的是一个启发他思想，引导他观察的研究方案。他根据了这方案在实地观察，在实地思索，凡遇着需要用表格来记录有系统的可用数量表示的现象时，他就在实地里当场设计他所要用的表格的格式。譬如本书里关于工资一项，曾用了“推算的”、“额定的”、“所得的”和“过手的”四个项目来记录。这是国衡在实地观察，思索，根据我们所要知道的问题而建议的格式，并不是抄袭其他调查，依样画葫芦，加以制定的。我们的主张是“表格是工具不是主人”，这一点是和社会调查根本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不以表格为主人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员是和他所观察的对象有亲密的接触，若是我们没有这机会，我们就不能这样了。譬如我们在纺织厂调查时，因为男女有别，我们不能住在工人宿舍里去和工人们发生长期的和自然的往来。我们只能在一定时间，在特别预备下的谈话室里和她们见面说话。这是十分不自然的。我们既然不能对每个工人有个别的认识，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在谈话前预定了若干项目。更因为对方不相熟识，谈话也时常不能跳越所预定的项目，我们在这次调查的经验中更明白研究社会现象时所受客观环境的限制，所以后来决定除非我们有一个女的研究员，否则不能对女工有正式的研究计划。

读者读完了本书，再看上引的预定研究方案，就会见到其中有很多问题本书并没有答复的，有些是因为在调查期间厂中并没有发生可以用来答复这些问题的现象。有些是因为须到厂外去观察，而调查者还没有这种观察的机会，有些是因为我们预定方案中所采取的理论不正确，发生的问题没有意义，更有些是因为调查者本人没有观察的训练不能得到答复的。

读者可以在上节知道我们在开始这项研究时抱负是很大的：希望集合社会、经济、心理、营养、医学各方面的人才合作做这个与实际建设有关的研究。我们更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集体方式，不但在设计研究方案时，我们曾经过好几次集合讨论，而且希望在实地观察期间，观察者每隔两星期就得回来口头向大家报告所见到的现象，由大家讨论其意义，贡献各人的见解。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使我们无法实现这企图。先是丁佶先生突然逝世，接着是昆明大遭轰炸，各研究机关分别疏散，对于这研究兴趣的人相见都不容易。我们虽则时而得到周先生、唐先生和沈同先生的关心和合作，但是集合研究计划不得不缩小，普通的讨论只限于我们研究室的同人罢了。于是有许多关于健康及心理方面的测验不能不割爱了。《昆厂劳工》只做到了我们研究方案中社会学一方面问题。其他方面只能留待将来了。

我在研究方案的结尾加重说明这方案所根据的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限制研究者观察之用，而只是一些启发的暗示。研究者在实地里应当用他的眼光和头脑去校核我们提出的看法，并且修改我们所根据的理论。在这方面本书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国衡在本书中所发挥的理论实在是已超过了我们在设计这项研究时大家所能想得到的了。我愿意在这篇书后重复提出来，引起读者们特别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