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农田的负担

一、职业分化

中国农村问题尽管错综复杂，像Tawney教授所说的，“底子里却十分简直，一言以蔽之，是现有资源不足以维持这样多的人口”。⁽¹⁾本书里将要一步步分析的其实不过是这句话的一个例证。我将根据禄村的事实来说明一个内地农村在严重的人口压力之下，如何发生一种特有的土地制度。像禄村这种连简单的手工业都不发达的农村，差不多全部人口压力都由土地来担负。土地上的孳息是维持这样许多人，不论有地没有地的主要资源。我已将人地比率的大概情形，在上一章叙明了，接着我将讨论土地上有限的孳息如何分配？各人用什么权利来分享这一宗财富？可是在这些问题之前，我先得叙明禄村人民除了经营农田之外，还有什么生产事业可以使他们得到相当的收入？有哪些职业来和农田分负这人口的重担？农田在禄村经济中究竟占什么地位？让我在本章的开始先把禄村人民在农田经营之外所有职业开一清单，然后再逐一说明这些职业的性质。

调查这些职业的时候，有一个困难，因为除了马店，杂货店，豆腐店，药店之外，在外表上是不易看出来的。有些是隔几天才做的生意，平时在家一样做着杂务，农忙时一样下田。有些是没有定期的，好像我们有一次在路上走过，看见一家生了炉子在打铁。我们进去一看，是惯熟的王家哥儿两个。上午我们还见他们在田里做工，下午都在做铁匠了。他们和摆凉粉摊的姑娘不同，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定期的。有人请教他们，要他们把锄头出出新，或是钉耙修修尖，他们把风炉一生，费上半天做个铁匠。没有人请教他们，炉子可以搁上好久不生一天火。

表7　禄村职业分化表

以我们第二次在村时那位姓赵的房东来说罢：他是个兼做医生的药店主人。他的住宅沿街，布置了个店面。可是这店面的窗子却不常开，即使开时也不容易看得出是个药铺，因为药柜前常是挡着一个挂着赞美诗的立轴。与其说是个店铺，不如说是个礼拜堂。反正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在窗外递钱进来买药的。药是由他瞧了病配好了送去的。他是这个村子有名的教徒。行医能否说是他的职业还成问题。他出去做客，串门，和做医生根本就不容易分。瞧了病，送了药去，是否是一种服务，还是一种有报酬的工作，连他自己也不确定。还有一位医生，据说一年也开不上两三张方子，没有人请他看病，并不影响他医生的身份。不论哪一位医生，瞧病不瞧病，给钱不给钱，并不会引起严重问题，因为他们家里多少有一些田，饭米是可以自给的。

至于那些木匠泥匠则更不易说了。村子里的人高低都有一些手艺，简单的工具也是家家都有一些。亲戚邻舍要修理那些木器，或是砌些矮墙，谁也愿意帮一手忙。他们也不要工资。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位刘大哥，就常常在那里干这些事。他有一次很得意的同我们说：他的灶房和马槽是他自己砌的。竹凳竹筐也大都是他自己编的。他的手不很愿意闲，他是最肯帮人的。我的床坏了，他拿了斧头来修理，给他钱，反而使他很不乐意。像他这样的人，我没有列入表中。在表中的只限于以技能作职业的人，换一句话说，是要工钱的匠人。

上面这张表，有一部分是只根据当地的人给我们的报告，好像屠户，酒户和弹花匠，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做过这些工作。

在这32家中只有四家是专靠这些职业谋生的，其他不是有田的，就是在农田上卖工，而且从他们收入上讲，还是以农业为主。不靠农业的四家是：一、兼卖鸦片的杂货店；二、豆腐店；三、和人占卦归魂的女巫；四、到各处去算命的瞎子。

杂货店都是很小的，主要的货物是烟草，香烟，油，纸等。最大的那家，据说全店货物的价值不到300元国币。那摆地摊的老冯，资本不过10元国币，他在街子上买了一筐梨，在平时等人来买，一天做不到1元的生意。所以若要专靠开杂货店养家不大容易，这点在下节叙述街子时还要提到。那一家不兼营农田的杂货店是靠贩卖鸦片来挣钱的。我们晚上去看看花烟间里总是有人躺着。据我们确切知道的，有38个人天天得吹一些烟。在这些人里面，自己有灯的约占一半，其余的就零散买烟吃。1939年烟土已经卖到14元1两，一个人至少要吹8角钱的烟。这一间烟灯，一天总可以做20元的买卖。能有多少利益，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买的尽是私贩的烟土，价钱不易打听。

豆腐店有三家，只有一家是不兼营农田的，可是这并不是说这家是全靠豆腐店的利益来维持生活，他们兼营着其他运输及赶街子等事。

收入最大的是那位女巫。每开一个蛋卦，要1升米，一个蛋和两角钱；归一个魂，1939年价钱涨到六七角。我们不能说出个定数来是因为她并没有一定的价格，而且常借了死了的魂说报酬不够，请教她的人，又得暗暗的把一两张角票放在她后面的凳上。一天她能开几个蛋卦，归三四个魂，她的收入自然是很可观了。请教她的人真是推不开。我们去参加了好几次。要开卦的，都争着把米，蛋，香，钱给她，惟恐落后。归魂的还得预约。我们所住的房子离她归魂的地方，只隔了一座屋，时常连着几个下半夜咿咿喔喔听得怕人。非但有事的人要去请教她，她还可以自己同村里人说，路上见了谁的阴人，要她传言，有话要和活人说，于是活人不能不请她归魂了。还有新死的人，每年都要归一两次，不去归了，死人会发脾气。因之，她不像木匠泥匠那样对于自己的工作不能有预计和把握，她是不会失业的。她的营业范围并不限于禄村。请教女巫的人，有些是远在别县；据说省城里有一位大官，曾经派了汽车来接过她，她没有去。她是住定的职业者，要人家去请教她的。

那位瞎子，虽则做着和那禄村收入最多的女巫相近的职业，可是他的生意却差得很。女巫不种田，连她的丈夫都靠她可以不做事而有烟抽。那位瞎子却是个没有家室的苦人。他一早出门，替人算命和对八字，请教他的大半是救济这残废的意思，所以收入很有限。在禄村不常见他。有一次我在路上碰了个瞎子，攀谈起来，才知道他是住在禄村的。

在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禄村最重要的职业是开马店。这项职业自从抗战军兴之后，更是发达。原因是禄村在区位上所处的地位很合于这种职业。禄村正是处于从产盐中心的猴井到禄丰运盐的大道上。从猴井赶一批马，驮了盐块，走到天快黑时，刚到禄村；若是要赶一阵可以当晚到禄丰城里，可是天太晚了，也交不得货，所以在禄村歇一晚，明天一早进城是一样的。

驮马到了店里，店主供给草和寄宿的地方。赶马的人也就宿在店里，每匹马依1939年市价，每晚两角，赶马的不用另付宿费。豆料由马主自备。店主在收取寄宿费以外，还得到马粪，可以下田做肥料，或是把肥料去换草。40背粪（一槽）换一大堆草，一大堆草有8小堆，每小堆有40把，每把有10多棵稻。依当时市价4角一背；1938年只值4分，一年中涨了10倍。每天1匹马要吃三把草，所以一大堆草可以供给100匹马的食料，相当于100匹马的粪，马店主人不必贴钱买草。

每家马店，据几个马店主人和我们说，在普通情形下，一个月里总有10天有马歇，每天平均20匹，一个月有200匹马住店，店主可以收得40元国币。赶马的时常向店主买豆料。1938年豆料便宜时只值1角8分1升，到1939年涨到了1元1升。所以店主们凡是屯积着豆料的，这一年真是发财的机会。一个月卖出两担豆料（每匹马每天吃1升蚕豆，玉米或黄豆），可以赚160多元。这当然是特殊的机会，只有几家有资本的店主享受这种利益。今年盐价也涨，赶马的人多，所以每店每月可以超过200匹马。我们在村时，除了那一个多星期下雨之外，差不多天天每家马店都住满。有好几次，赶马的在禄村找不到空店，天黑了还要向城里去赶路。

除了马店之外，禄村并没有其他重要的商店或作坊。职业分化可说是很简单，这些简单的工商业怎样能应付这122户的日常需要呢？这一层考虑，使我们注意到他们在商店以外的贸易机构，这就是我们在下节将叙述的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