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3年，定西农村的经济结构是，乡镇工业占总产值的11%，农业占98%。在农业产值中，包括畜牧业的产值。1984年，据定西县的一个乡介绍，种植农业占总收入的比重为76%，牧业比重为1.5%，其余主要为工业收入。另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计算，1984年，全区每个农户平均饲养的畜禽数为：牛、驴等大牲畜1头，猪2头，羊2头，鸡4只，兔0.1只。

由此可见，定西经济结构的现状仍是以农为本，以种植业为主的封闭自给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牧业不但微乎其微，而且完全是从属于种植业、为种植业服务的畜禽饲养。据介绍在全区每户1头的大牲畜中，绝大部分是毛驴，因为毛驴是上山下坡最好的脚力，运送肥料、种子靠它，驮回粮食、柴草也要靠它，其发挥的生产作用比城市工人上下班的自行车还要大。养猪羊也多半是为了生产有机肥。定西干部称这种牧业为农本牧业。

长期以来，在一个基本上不适宜种粮的地区，居然能形成以种粮为本，畜牧为种粮服务的生产结构，这不能不发人深省。

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全区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26%，其余均为汉族。那么这些汉族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据考证，万历六年整个西北地区大约只有400多万人口，清代大量向这一地区移民，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急剧增长。我问了几个定西的老年人，他们都说自己的祖宗是从山西的“大槐树”迁来的。这使我联想到内蒙古的赤峰地区见到的情形。历史上汉族移民一到那儿，就在草原上抡起锄把开“荒”种庄稼，搞广种薄收，种一块丢一块，使土地大量沙化。游牧的蒙古族不得不一步步退缩，两种原始的生产方式的对立造成了民族之间的隔阂。据位于定西西南的甘南州的藏族同胞说，很早以前藏民游牧的地区比现在要广阔得多，后来才退却到现在这块海拔在3000米左右的甘南州。由此看来，在定西这个地区有可能是内地去的汉人，把自己数千年的农本传统，移植到定西这块不宜种植作物的土地上。

以农为本的传统发展到它的顶峰，便是不到十年前还普遍实行以粮为纲。这一政策在这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于其他地区。尽管不顾条件的以粮为纲使人们尝到了苦头，然而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培植起来的文化传统是不那么容易改变的。

看来，在思想观念里也要“反弹琵琶”，来一次意识领域的革新。要确认自然条件和商品经济规律是决定利用土地的原则。我在定西访问的几家农户，就看到他们中间已有一些专业户开始改变了见了土地就想种粮食的观念。

在定西县内官营乡，1户姓张的家庭由老兄弟3对夫妇及他们的子女组成，有15口人，10个劳动力。管家的是老二，他分工搞家庭牧业，养着十几头猪、几十只羊、一群鸡和几个蜂窝，老大负责种植业。由于牧业的需要，他已抽出5亩粮田种上了牧草。老三则开粉坊、磨坊和负责饲料加工。这是一个种植业、牧业和农产品粗加工混成一体的家庭经济结构。这户农民在没有搞牧业和加工业之前，1983年全家收入仅1083元，1984年收入一年就翻了三番，达到8470元，今年上半年仅出售羊毛一项就收入800元。

在同一个乡，有1户养兔专业户。那是1对有3个孩子的年轻夫妇，男的初中毕业，才31岁，他家的庭院内共有4个兔房，2个是半埋地下的泥土结构，每个混养着几十只皮肉两用兔，另外2个则是用砖砌成的分层隔笼式兔房，有6层，每层10个笼子，每个隔笼养1只长毛兔。在男主人卧室的墙下，一排挂着6种报纸，有《农民报》《市场信息》等。他告诉我，为了学习养兔，他自费跑了好几个省去寻师取经。现在家里的4亩水田也种上了兔草，夫妇俩一心扑在兔子上，全家收入也只靠出售兔毛和小兔。

这两家农户具有的共同特点是，靠发展商品化的畜牧业生产勤劳致富，而且都把种植业作为畜牧业的基础，使其为牧业服务。这一特点在定西被称为牧本农业，即以牧业为主，农业（种植业）从属于牧业的需要。

在由农本牧业向牧本农业的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两家的程度是不同的。前者保留了一部分农本，后者则完全是牧业专业户。这或许反映了定西发展商品化畜牧生产的必经之路，即由农本牧业到半农半牧再转向牧本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