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怎样扭转这人文生态的恶性循环呢？

第一，思想上要解决点问题。企业的领导人一定要认识，不从“大而全”和封闭模式中解放出来，不开放，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要开放就要有人接应。包头市能否接受和吸收大企业的扩散？这里还有一个群众的思想问题。目前，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前商品经济的阶段，需要改变。

我在包头坐车到旧城所在地东河区跑了一趟，看到有不少成衣铺，挂出的牌子上都标明是浙江人开的。后来一问才知道在包头除了成衣铺之外，还有修鞋、家具、理发等，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都是沿海各省的人来开办的。这对沿海地区来说是一种劳务输出。这批人在边区劳动很辛苦，但一年可赚几千元寄回去。

但这却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这说明本地居民自己，一方面缺乏现代化工业技术，另一方面又不愿办第三产业。这样下去不但人才外流，而且资金也会外流。是否可以下命令冻结，一面不许走，另一面防止进来呢？那就更不行了。如果这样做，边区将会成死水一潭，根本谈不上开发了。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同时边区居民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学一学，开些铺子呢？外地手艺人的涌进已经有5年了，当地居民就是没有人去搞。我想，究其思想根源，就是自给经济培养出来的轻商和贱役的陈旧观念在作祟。

这种观念一下子改变也不容易，可是必须想办法改变。比如说，办缝纫学校，请老师教，甚至给文凭，说是“成衣学校”的毕业生，地位高了，有了面子，就会逐步把青年引进第三产业里面去，要欢迎外面来人输入技术，外助自立，边区人民要从自给经济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第二，体制得进行改革。目前，包头的“三张皮”，正在进行结合，即中央、自治区、地方三级的协作，过去各管各的状态开始改变。这样做了，三级企业通力合作，发展地方工业，就可使已经聚集在包头的人才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再外流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的方式可以各种各样：让他们出去帮助人家解决技术问题，改造旧设备，筹办新厂，发展乡镇工业等等。技术人员有了前途和事业，干劲就会起来的。这样边区对他们就有了吸引力，他们也就不愿离开边区了。留人得靠吸引力，不能靠行政命令。

相对而言，当前包头还拥有相当雄厚的智力资源，只要采取一些措施是可以使之发挥更大作用的。我在北京曾到首钢参观过沙发厂、成衣厂、饼干厂，这些小厂吸收了首钢两万多职工，解决了首钢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也解决了待业青年问题，并以小厂养了大厂，把首钢搞活了。农村体制改革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转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出现了小城镇。大企业同样也有一个剩余劳动力和技术能力转移的问题。技术和劳动力留在内部发挥不出作用，还会造成人文生态失调，一旦转移出来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

另外要找拳头产品，包头耐火器材厂就是一个例子，瓷砖是他们的拳头产品，是从唐山传过来的，厂里曾有40多个技术骨干是从唐山来的，他们始终与唐山保持联系，传入这么一个拳头产品，便使这个厂活了起来。这说明外地的智力支援对开发边区是何等重要。包头大企业的技术力量并不小，要设法把这股力量释放出来。

目前包头正在进行城市体制改革，把“三张皮”结合起来，互相配套，重点放在地方企业的发展上。这个方向是对头的。但是包头还要看到自己的任务：要把工业扩散到外围乡镇中去。作为一个城市，有150万人口是够大的了。苏州市人口60万，无锡市不到100万，而这两个市的工业产值都已超过100亿元。包头没有必要搞得人烟稠密。人多了市政费用太大，最好是在城市外围搞一个乡镇网络，一个大小企业的群落。

我还是主张在边区也要发展小城镇，这样能使基层人民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但小城镇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苏南的乡镇发展得快是因为有上海作为依托。相对而言，南京附近的县就比较落后，这是因为南京的大企业和军工企业，长期以来和这里一样是封闭的，智力资源扩散不出去。1984年以来，南京市把大企业和军工企业从“高墙深院”中引了出来，与小厂进行联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同一个道理，平地起家搞工业是很困难的，苏北就是这样。苏南的一位县委书记调到苏北去当县委书记，用同样的办法搞乡镇工业就搞得不如苏南，甚至搞不起来。为什么？就因为上海的技术没有辐射到那里。过去无锡人到上海当技工，其中不少是钣金工，十年动乱，他们回到家乡，就把无锡的小型机器工业办了起来。苏北的盐城地区也有大批人到上海去做工，据说上海十分之一的人口来自盐城地区，但他们过去多数是干苦力活，同时，因为生活贫困，多数又是举家搬迁，没有留根，所以很少人回家乡传技术。现在盐城正朝着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发展，打算成为工业向乡镇扩散的“二传手”。包头市也是这样，要把包钢这个工业发动机的作用扩散出去，应以包头为“二传手”，把整个地区经济带动起来。因此内蒙古也要发展小城镇。我看还要补上这一课，不能直接学苏南，先要把大企业中的智力和技术扩散出去，发挥中等城市的作用。

第三，工业结构要起点变化。包头的工业建设是从重工业开始的，因为这里有资源，从重工业开始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停留在重工业的片面发展上，地区经济是起不来的。边区从内地吸引了大批重工业技术力量，有了这一批技术力量就应当设法培养轻工业。重工业投资多，收入少，轻工业搞起来快，回收力强，而且还可以搞小型的，投资可以量力而行。重工业小了不行，要有一定规模。轻工业则可大可小，甚至以小为宜。纺织厂就是如此。我在日本看到一种家庭小工厂，夫妇二人管十几台织机，24小时不停，劳动生产率高过大厂。可见，包头要以重带轻，以轻养重，光有重工业是不行的。地区经济发展了，就业问题解决了，市政收入也增多了，就有力量改善对市民的服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办社会的封闭状态才能逐步扭转过来，使人文生态形成良性循环。封闭的重工业是不能常葆青春的。

第四，要充分利用超距离辐射。类似包头这样地区的工业发展，一方面可以依靠大企业的扩散，另一方面要对外开放，从先进地区尽可能地引进智力、财力和劳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的传递已经不是靠口口相传和当面指点的方式了，而是可以通过各种信息系统把新技术传进来。前面已经讲过，目前我国东西两部分的差距正在拉开，产生一种人文生态的恶性循环。边区人才和资金外流是个大问题。从资金外流来看，江浙手艺人赚走的还是少数，大量流出的是购买外地日用品引起的边区和沿海贸易逆差。要改变这种逆差，一方面要调整边区出产的原材料价格，一方面是发展轻工业和原料加工业，制造日用品。边区起点低，发展轻工业还需要外地支持，要善于利用外力，自己站起来。提倡外助自立，不能靠出卖原料过日子。大量从外面引进智力、财力和劳力，为当地增加生产能力，有什么可怕呢？我看应该欢迎。30年来，大概有600万人从内地移入内蒙古，一部分被称为盲流，过去曾采取“挡”的政策。现在情况变了，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内地的农村富起来了，还要发展。听说，内地去东北的一些移民，现在已经开始回归家乡了。我想，将来会有一天，请人家进来都不容易了。可见，人口移动并不可怕，问题在于如何使流进的人发挥作用，为提高本地的经济出力。

第五，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包头早年就是“水旱码头”，为什么现在第三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呢？思想没有转过来是原因之一，大企业封闭也是原因之一，主要原因恐怕是当地工业没有发展。第三产业不是一下子就发展得起来的。它是随着第一和第二产业发展而发展的。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注意培养第三产业的人才，提倡和鼓励人们经营第三产业。

第六，国家在对边区的政策上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也就是采取保而不护的优惠政策。这里说的是要保住边区发展的条件，而不是保护落后，不是护短。补贴的办法是保护落后的办法。为什么不向边区投资，去发展产业呢？现在的基本情况是边区廉价输出原料，中央从受惠的企业中收了钱，再补贴到边区：我认为这是对边区“输血”，而不是“造血”。“造血”的方法是让发达地区向边区投资，发展边区的产业。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区依赖中央，伸手要钱。要了钱来不是“造血”，搞生产，而主要是用来维持边区的行政开支。对于这一点，我期期以为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贴补中站起来！

我认为对边区不应采取贴补政策，但是又必须看到边区发展一定要依靠外力支援，所以应采取优惠政策。优惠不同于贴补，因为这是扶植而不是救济。利税政策应当研究，边区的税率应动用民族区域自治法，由中央与边区协商决定优惠办法，并且给企业生产的原料定出留成比例，利用留下来的部分去发展当地的生产事业，层层把企业搞起来。

现行的原料价格政策也要认真研究。我国的工业资源主要集中在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输出的原材料价格影响着他们的资金收入和积累。要照顾这些地区的发展，价格需要适当调整。另外，现在边区企业的设备还多是50年代配置的，已经相当陈旧，按目前的折旧率，需要15—20年才能更新，速度太慢了。大企业的“老牛破车”，无法使其发挥发动机的作用，无力带动地区工业的发展。我们的政策要有利于边区大企业设备和技术的及时更新，使大企业始终保持先进的根基。

还应当提出，现在内蒙古和北京的地区工资类别是相同的，而内蒙古的日用品价格一般高于北京。在民族地区支边的人们生活水平至少不应低于原地区的水平，否则人才外流是挡不住的。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除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住边区现有的智力资源和加速发展边区经济外，还应大力提倡爱国主义，鼓励支援边区，恢复50年代的精神，而且要防止再走弯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进行下去，使大中企业真正活起来。这样，建设在边区的重点企业才能真正发挥发动机的作用，带动地方工业的发展，成为现代化农、林、牧业发展的好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