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赤峰，蒙语乌兰哈达，地处长城之北的塞外。对一般没有到过这一地区的人来说，不免因塞外两字，往往带来荒凉之感，想象中不免是一片草原，平野无垠，人烟稀少，生活简陋。事实上，不仅是今天，更不用说不久的将来，甚至远古时代，这西辽河平原曾是我国的富饶园地，只是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中由于生态平衡被破坏，局部出现过荒凉的景象。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地区的面貌，决不能脱离历史的兴衰起伏。

我们在赤峰所上的第一课就是这地区的历史。在赤峰的文物展览馆里，我们看到了在这地区出土的公元前16世纪的铜器，属于考古学者所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说明在夏商时期这里已出现青铜文明，和中原的青铜文明几乎是同时并存，甚至有人认为为时更早。我们又看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器，有铲、锄等农耕工具，而且石锄厚重，刃端多崩落的疤痕，正是适应当地地表碎石块较多的松土工具。这些事实纠正了我们过去认为长城之外的农业是近世才传入的错误看法。根据随后看到有关地区的考古学论文，可以肯定早在中原的夏商时期，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意为“黄色的河”）一带曾经有过在技术上并不低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当时的居民不仅懂得用石器耕种，而且发明了含锡的青铜冶炼技术。他们还聚居形成村落，具有农业社区的特点。据一些考古学者的意见，这些居民应与中原的夏商有联系，这联系可能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还可能有种族的联系，即殷人的一部分。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地层之上还有一种和下层文化不相衔接的上层文化，这两层文化的交替正当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是说，上层文化也就是后起的文化，曾于春秋年代在这个地区取代了早先的下层文化。上层文化之区别于下层文化恰恰在于陶器的退化，和金属武器的突出增多，并发现了前期没有的马的遗骼和青铜马具。结合中原文字的记载，使人觉得有理由认为后来进入这地区是东胡民族，在经济上带来了牧业。

对于考古学我不是内行，上面所引的这些见解在学术上是否已经能确立，我无法判断。但是使我深受启发的是，我自己过去总是以为牧业落后，农业进步，牧业在发展上早于农业，而实际上这两种生产活动都是从采集经济中发展出来的，一是在动物范围内驯养了牲畜，一是在植物范围内培植了粮食作物，在同步并进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条件不同而发生农牧的区别。

如果再进一层看，农牧这两种生产活动，在早期的社会里存在着既依存又矛盾的关系。从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来说，农业和牧业都不能单独形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民需要肉食和畜力，牧民需要粮食和日用品。但是农牧在靠天经营的水平上对土地利用存在矛盾。靠天养畜的游牧时期，人跟着牲畜移动，不能定居，需要大片草场以便放牧。而农业却需要长期在固定的田间劳动，即使在刀耕火种阶段，要等几年以后，地力耗尽后才移动，所以一般也一定要定居一个时期。在一片土地上，就不能同时经营牧业。因此，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天旱地区植被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加上农业社区人口增殖，一定要扩大耕田面积，即使在较高的轮作和施肥的农业水平上，也会和牧民争夺土地。所以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农区和牧区既互相依存，需要互通有无，而又互相排斥，难以长期和平共存。这种关系在传统生产技术没有突破以前，决定了过去我国边区农牧接触界线上长期发生的你去我来，我来你去的拉锯局面。上面所说赤峰地区考古学的考证，只是这地区历史上早期由农而牧之变化的第一回合。

如果赤峰地区在殷商时代确曾存在过和中原水平不相上下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在春秋时代就被由北而南的牧业文明所代替了。在历史的记载上，我们又看到战国时代燕国的秦开挡住了东胡的南下，把他们赶回北方，“辟地千里”。这时代所建的“燕秦长城”正穿过赤峰而向东延伸。它的遗迹还可以在赤峰市区附近的红山上看得到。可见赤峰南部正处在燕秦长城和至今尚存的元明所修长城之间，胡汉交叉之地，也正是农牧交替之区。秦开以后，这个地区历经突厥、契丹、女真、蒙、满等不同的北方民族先后占有，农牧之间的来回往复，当可想见。

如果容许我冒失地总括秦汉以后直到清代这个地区的总形势，也许可以说，骑马的牧民总是于武力上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他们尽管可以一时受到中原武力的回击，如早期的秦开，以后的刘彻（汉武帝）等等，挥鞭塞外，但是以农业为主的居民，总是处于守势，对飘忽不定的骑马民族，主要只有采取筑城防御的战略。每一次防线被突破，就必然有大批牧民进入塞内，其中固然有许多人满足于得到了一些粮食衣帛，回去继续他们的游牧生活，但是如果要在农业区站住脚跟，建立统治地位，就无法在农业区继续原来那种游牧生活，只有弃牧为农。正如我们这次所看到的赤峰南部蒙古族的情况，在几十年里基本上放弃了放牧生活而成了农民。当前华北的居民中一定有很多人可以从家谱上追溯到经过这种转变的“根”。

还可以注意的是，汉代以后以长城为界，出现了南北两个大统一的局面，北是匈奴的游牧区，南是中原的农业区。游牧区的东端包括西辽河平原，现在的赤峰市就在这个统一体的边缘。其后在这地区或这地区附近兴起了势力扩及华北的鲜卑、契丹等以牧区为基础包括广大塞内农区在内的政权，我对北魏和辽金的社会史实知识不足，不能做出概括的描述，但可看出，当时这些北方政权，军事上尽管依靠牧民的武力，经济上华北农业区一直是他们的基础，而且在统一的政权下，农牧区之间的依存关系一定受到保护和发展。契丹所建的辽国上京在今巴林左旗的林东镇，中京在宁城，均在今赤峰市境内，而其西京则在大同，南京在今北京城附近，表现出了农牧并重之势。同时也可以推知当年这地区的繁荣景象。原林东和大板的大塔保留至今，雄伟屹立，本色犹存。因此我们不能想象今赤峰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单纯的牧区。

至少我们可以指出，公元后1500年的历史中，还难以找到赤峰地区曾经是一片沙砾、荒无人烟的记录。相反的，远在唐代，这里就有“平地松林”之称。宋代文人欧阳修（1007—1072）的《春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中有“山深闻唤鹿，林里自生风”的描写。到辽朝，翁牛特旗据称是“平地松林八百里”，至今这地方还有三四百年的油松大树。不说远的，就在解放前夕，在这地区和敌伪斗争的同志亲口向我说，他至今还记得当时清晨在这片草原上驰马出行时，露湿两腿及腰部，当时草长有一米多高。这样的草原至今有一部分还保持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优良水平。换一句话说，那时这地区的生态平衡还没有严重地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