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村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小城镇的复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短短的五年中，广大农村落实了各项经济政策，全国农业生产，除了极个别地区，都有了普遍的和显著的提高。农民确实富裕起来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所调查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市，在近年农村经济发展上，在江苏省来说是站在前列的。而江苏省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上又是站在前列的。1982年以前江苏的先进纪录是“两个超过500亿”，即粮食571亿斤，工业总产值502亿元。1983年再创的新纪录是“六、七、八”，即粮食610亿斤，财政收入72亿多元，工农业总产值824亿元。

在我们调查期间，1983年农村的各项指标尚未结算，省委农工部提供的资料：1982年江苏全省社员人均收入309元，比1978年增加154元，4年翻了1番；同年，粮、棉、油总产量年均增长率都在4%以上；主要副业项目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10%；乡镇工业（公社及生产大队两级所办企业）总产值4年也翻了1番，占农村工农业（生产队所办企业算作农业）总产值的42%，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1/4。

我们调查所经过的地方，农民住宅已在更新，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长江北岸开始“草房改瓦房”，苏、锡、常开始“瓦房改楼房”。有些地方沿路可以看到装上阳台，阳台上摆满花卉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一幢接一幢地绵延几里。集镇上百货公司、电影院、文化宫、书场等新型建筑在宽阔的大道两边耸立，使旧上海的边缘市容相形见绌。有些生产大队开始兴建公共浴室。无锡县前洲乡的一位青年在他花费1万元建起的三层楼的新居中掰着手指告诉我们：近几年，他和他那在队办纺织机械厂工作的妻子一起，每年收入约4000元，除了全家三口的日常开支，可以积蓄2500元到3000元，这种人家在前洲乡一类的农村里是很普遍的。江南鱼米之乡出现的“建屋热”是农民丰衣足食之后开始解决居住问题的反映。农民造房子有些地方已超出了居住的需要，部分是属于家庭副业的生产投资，还有部分是属于“实物储存”。农民从商品生产中获得的收入，一时已消费不了。江苏农村在1982年末的储蓄额达20亿元，在苏州市平均每个农民有78.9元存进银行。但是有理由相信留在农民口袋里的现金很可能超出此数，这部分余资按农民的传统心理，要变成不动产才放心，所以也构成了兴建房屋的一种动力。无论怎样，在这四市的农村中已出现的小康气象是十分动人的。

使这地区农民富裕起来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这些年来江苏全省农副工三业各以不同的速度逐年增长，其中农产品产量的增长率最低（约4%），乡镇工业（即社队工业）的产值增长幅度最大（约90%）。这意味着在农民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相对降低，而来自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我们调查的四个市中，以县为单位，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都接近或超过一半，特别是长江以南这三市的县一般都在70%以上。1983年这三市中有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各超过了20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只占10%—20%。据1983年统计，江苏已有塘桥、乐余、前洲、玉祁、周庄、华士、黄巷等7个乡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1亿元，这些乡的工业产值都占90%。农民富裕靠工业，已成了普遍的事实。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而在绝对数字上却相应地增长，速度也较工业不发达的乡村为快。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因为它向人们展示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种崭新的特点：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却出现了上述的那种基本上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迥然不同的新道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不断繁荣兴盛的新局面。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从具体历史发展来看，并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经过了多年实践的检验，“实行几亿农民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终于被肯定为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