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故事的开头似乎比较老套：一个有权势的人（通常是男性）凝视着办公室的窗外。接下来是对他脚下景色的令人惊叹的描述，通常饱含着与其重要职责及所面临挑战的共鸣。不过，恐怕马里奥·德拉吉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考虑窗外景色伟大的象征意义。他的办公座位朝向房间的中心，美好的景色留给了坐在他前面的访客。他总是忙于公务，而且经常离开位于欧洲央行总部大楼40层的办公室外出工作，甚至根本不在法兰克福。
在某种程度上，这令人感到很遗憾，因为德拉吉办公室外的景色真是值得一看。这里是城市的金融中心，摩天大楼林立，但只有几座大楼高过了185米的欧洲央行总部大楼，所以整个环境令人印象深刻，却不咄咄逼人。法兰克福重建后的旧城坐落在金融城和欧洲央行孤零零的塔楼之间，很像一个毗邻古堡和大教堂的中世纪小镇，世俗和宗教的权威在各自的山丘上隔空相对。
远处，平缓的陶努斯山绵延不断，天空中的飞机像串珠一样排成一行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
在欧洲央行的玻璃和钢结构建筑旁边，一座铁路桥横跨美因河。铁轨通向一个繁忙的集装箱码头，这似乎在暗示这座金融城所依赖的实体经济，大部分都不在欧洲央行总部大楼上的德拉吉的视野之中。然而，如果有人真的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那么这位央行行长就会提醒他，过去6年欧元区创造了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德拉吉有资格说，他从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忽视过实体经济。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全景照。此外，建议到访欧洲央行总部大楼南塔第二高层的游客注意发掘那些隐藏在办公楼装饰中的信息。
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幅欧洲地图作为会议桌的背景，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布置。在德拉吉的前任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任行长时，它就是办公室的重要装饰。办公室角落里一个矮架子上的大金币，是送给欧洲央行第一任行长、荷兰人维姆·德伊森贝赫（Wim Duisenberg）的礼物。它刻画了法兰克福的城市和美因河的景观，是17世纪晚期泰勒铸币的复制品。2011年，当特里谢将接力棒交给德拉吉时，德拉吉决定保留这些物品。3年后，他搬到欧洲央行新总部，仍然保留了这些装饰。现在它们还是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要想找寻德拉吉在欧洲央行工作8年所留下的特有印迹，就必须把目光投向角落，甚至要检查一下夹藏在书中的物品：德国《图片报》（Bild）送给他的著名礼物普鲁士头盔、一块装有2013年新发行的5欧元纸币的星形玻璃、一个半藏在低矮储物架上的雪铁龙汽车模型。
在执掌欧洲货币联盟的时代即将结束之际，德拉吉没有考虑太多自己会如何载入史册，但是关于他的贡献，我们通过一个物品可窥见一斑。在那幅欧洲地图下的一个边柜中有一块小银牌，那是他在最后一次正式访问布鲁塞尔时，欧盟议会赠给他的，上面写道：“向拯救了欧元的马里奥·德拉吉致敬。”
历史可以证明，在面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时，将19个不同语言文化、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法律政治制度的国家，像拼接最为复杂的拼图一样绑在一起，是欧洲自欧元创立以来最伟大的成就。目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地区的许多政治家甚至是广大人民群众似乎都悲观地认为，在这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灰烬中诞生的大胆的项目逐渐衰亡之际，德拉吉勇敢地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来制止这一危机，并描绘出从危机中重生的愿景。
有人认为，德拉吉能做到这一切，主要是因为2012年夏天他在伦敦演讲时所说的“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考虑到当时希腊经济正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并“传染”到欧盟其他国家，欧元似乎已经没有未来，德拉吉的成就更成为神话般的传奇。实际上，他所做出的这一承诺影响非常深远。许多人认为这是欧洲危机的转折点。用德拉吉的导师斯坦利·费希尔的话来说，这是“绝妙的一击”。
如果拉近镜头仔细观察，画面就变得更复杂了。严格地说，作为第三任欧洲央行行长，拯救欧元并不在这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工作职责范围内。根据欧盟法律，德拉吉的任务是维持欧元区的物价稳定。正如官方定义的那样，通货膨胀“在中期内低于但接近2%”（尽管你可以说，如果没有欧元作为单一货币的话，所有这些努力都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德拉吉远不如前任特里谢和德伊森贝赫成功。在德拉吉的任期内，欧元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1.2%，而从1999年到他接任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则恰好为2%。
这位意大利人不得不负责收拾7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这个烂摊子，包括避免欧元崩溃和抗击通货紧缩，以及连带的一切问题。没有人能责怪他不够努力：他推出了其他大型央行从未尝试过的负利率政策，完成了超过2.5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以极其优惠的条件向银行提供了巨额贷款，尝试了基于现代货币政策设计出来的大多数新工具，还在一个由若干争吵不休、分歧重重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不平衡经济体中，扩展了政策工具的应用边界。
一开始，批评人士（他们主要受到德国央行传统货币理论的影响）警告称，欧元区充斥廉价货币，最终会将欧洲央行带入通货膨胀失控的困境。当通货膨胀失控的情况没有出现，价格增速反而下滑至零及以下时，批评人士坚称通货紧缩并不是真正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欧洲央行（特别是德拉吉）听凭德国强硬派灌输关于德国20世纪2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的集体记忆，忘记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实际上支持了纳粹的上台，那么会发生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期望不断降低，经济学家的通货膨胀噩梦不会真正发生。尽管欧洲央行采取了所有刺激措施，但物价上涨的速度仍似蜗牛一般。这一危机表明，维持通货膨胀率略低于2%的政策还不足以保证欧元正常的存续发展。
正如德拉吉经常说的那样，欧洲需要的是经济增长。在这一方面，人们对目前局面的判断无疑更为正面。欧元区已经挽回了在两次衰退中的损失，失业率创出历史新低，各国国内支出和投资稳步上升。德拉吉在2019年夏天的讲话[1]中说：“现在很难得出悲观的结论，因为目前形势正在明显向好。”
不过，故事的另一条主线就不由欧元区决定了，且这条故事线明显不那么乐观。美国难以预测的政治议程、全球贸易战的发展演化、中国从进口导向的国家转变为日益自力更生的全球大国、英国无序脱离欧盟的风险加大[2]—这些因素都在经济上留下了印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政策制定者满足于观察事态的发展，他们称之为透过噪声观察。但在这个时候，有必要采取有效行动来确保欧元区的经济持续增长。
批评人士认为，自任期最后几个月开始的政策转变，是德拉吉的决策一直存在缺陷的证据。2017年，经济扩张的速度达到了近10年来的最高。但由于通货膨胀率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各方面都没有提出结束这次空前的货币刺激政策的要求。但欧洲央行政策的支持力度逐渐减弱，经济增长实际也已乏力。现在，欧洲央行的政策工具储备已经捉襟见肘，维持其效力的战略尚不明朗。这也使得欧洲央行在欧元区某些地区（如意大利和德国）的地位受到损害。
那么，与8年前上任时相比，德拉吉离任时的欧洲央行权威是否有所减弱呢？答案是很可能没有减弱。如果没有欧洲央行的支持，那么经济增长将会更加疲软，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尽管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但经济仍有望增长。当然，德拉吉留下的是几乎耗尽的政策工具箱。他留给继任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明新的工具。但现在的欧洲央行比8年前更加强大。
现在，对欧洲央行的决断力及其独立做出重大决定的能力的任何怀疑，都已经被消除了。欧洲央行在地区领导者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这种地位高到在政治家中形成了条件反射，即有困难就会求助于法兰克福。）欧洲央行的职权范围变大了，政策工具更加有力和多样化，内部组织已经升级至足以应对管理世界第二重要货币的挑战。
但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央行也更容易受到冲击。其原因首先是欧洲央行作为银行监管者，在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或破产时会面临声誉和法律的考验。其次是欧洲央行还持有数万亿欧元的政府债券，是债券市场上的“巨无霸”，其所做出的决定对各国财政乃至相关政治人物的选票都会构成直接影响。怀疑论者认为，这种影响力将削弱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独立机构永远是各国政府在经济陷入困境时的替罪羊。尤其是欧洲央行在做出决定时，还得从整体上考虑欧元区19个国家的利益。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总会有几个甚至更多国家在抱怨欧洲央行的决策。这是这个系统固有的不平衡性。
最初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欧元还会继续存在吗？德拉吉真的拯救了欧元吗？“言之过早了”，聪明人可能会这样回答，但这个回答太敷衍了。让我们来评估目前的情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德拉吉自2012年夏天以来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他当年在伦敦提出的六字真言的后续。2003～2013年担任英国央行行长的默文·金（Mervyn King）曾说：“要从整体上来看德拉吉在货币政策方面所做的工作。换句话说，不惜一切代价的表述，不仅仅是他用来应对危机的权宜说辞，实际上也是他整个任期的首要目标。”
欧元无疑更加坚挺了。欧元区不仅成功地保留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所有成员国，度过了其短暂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还将成员范围扩大到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欧洲东部更多的国家也希望加入。一只旨在救助陷入危机的国家的基金已经到位并开始运作。至少在纸面上，各国之间建立了财政协调机制和财政纪律。目前，欧洲央行已对欧元区各地的银行进行了联合监管，以消除国别歧视。这种歧视曾让投资者怀疑任何一家银行的账目都隐藏着腐败。尽管人们担心欧元会在2012年消亡，但德拉吉和各国央行行长们完全不理会这一想法。“我们从不相信欧元会崩溃。”2012～2014年担任希腊财政部部长（简称财长）的雅尼斯·斯托尔纳拉斯（Yannis Stournaras）说。他后来成为希腊央行行长。
尽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无数次通宵峰会中，各国政要的努力取得了进展，但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仍有许多政治工作要做。欧元区仍然缺乏一个联合预算来平衡好年景和坏年景，银行业联盟不完整，资本、商品和工人在区域内的流动仍受到限制，这使得欧元区经济脆弱，内部的差异易被放大而不是被消除。
当出现问题时，投资者和商人（更不用说政治家）的自然反应仍然是躲在国内、缩减开支。是的，在德拉吉任期结束前约5个月举行的2019年春季欧洲议会选举，标志着对欧元持怀疑态度的民粹主义者的受挫。这表明，将欧洲大陆团结在一起的政策对欧元区3.4亿公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是，民族主义者传递出来的信息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夺回控制权”，对这句口号产生共鸣的，是那些希望重新获得对自己事务的主权的人，他们对在布鲁塞尔或那些大国首都做出的决定总是表示怀疑。
德拉吉的祖国意大利的现状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和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但德拉吉的许多作为在这里却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相当部分的意大利人对欧元持怀疑态度，让德拉吉尤为担忧的是，许多高层政治人物也持有负面看法。
危机后席卷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对暴露出的问题的回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在意大利发生的一切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意大利于1999年成为欧元区11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政治和金融精英却无法充分利用单一货币为意大利的巨额债务提供廉价资金，也无法为意大利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市场。
当危机来袭时，意大利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停滞，这成为民粹主义者得以成长的沃土。他们公开呼吁打破单一货币，或者破坏与单一货币有关的脆弱的规则。2018年选举后组建的政府由联盟党和五星运动党组成，这使得德拉吉这位领航意大利政坛20年的“航海家”几乎丧失了对意大利新政治精英的影响力。对于少数对他的想法感兴趣的人，比如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和总理府国务秘书贾恩卡洛·焦尔杰蒂（Giancarlo Giorgetti），他偶尔会提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很快就淹没在意大利喧嚣的政治讨论之中。政府里的其他人对德拉吉来说都是陌生人。为了安抚市场而被选任为财政部部长的是经济学教授乔瓦尼·特里亚（Giovanni Tria），而德拉吉与他从未见过面。
这又是一届不打算长期执政的意大利政府，最终被五星运动党和民主党之间同样脆弱的联盟所取代。
如果一定要给罗马传递一个紧急信息的话，那就是要小心意大利很可能是欧洲未来繁荣与否的关键所在。这与规模有关：意大利的经济占欧元区的15%，但债务几乎占到1/4。与希腊给邻国带来3000亿欧元的负担不同，如果投资者失去信心，意大利政府超过2万亿欧元的负债就将拉响警报。当意大利面临这样的危机时，就可能变成欧洲团结的终结地。
尽管德拉吉的“巴祖卡火箭筒”可以购买数万亿欧元的政府债券，强大到几乎可以向金融市场无限量注入流动性，但他和任何一位欧洲央行行长一样，都只能在欧元整体面临风险时才可以采取行动。归根结底，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无法逃避的：意大利将不得不解决自己的问题，且不能依靠法兰克福的“奇迹之手”。
在危机期间，由于思想和政治意愿的缺乏，欧洲几近陷于瘫痪。此时，德拉吉不仅针对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一个愿景，一个可以继续推进的思路。然而，尽管他之前的成功为他在欧元区领导人中赢得了威望，但这位欧洲央行行长还没有完美地将自己的联盟变得更加团结。
对德拉吉来说，欧元不仅仅是一项金融和经济事业。欧元代表的是欧洲统一的长期政治计划，是对20世纪上半叶蹂躏欧洲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回应，也是防止未来战争的“桥头堡”。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谈论希腊退出、意大利退出或任何其他国家退出都是荒谬的、危险的。
更重要的是，要应对全球化，应对这个更加危险的世界带来的恐惧和挑战，欧元是唯一有效的措施的一部分。欧洲小国只要联合起来，就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当然，这些小国注定要参与到竞争中去，因为历史的进程是在华盛顿等地方确定的。对于德拉吉这一代人来说，要解决欧元的疑虑和缺点，唯一现实的答案就是加快推进整合：
“在以建设自由、和平、民主和繁荣的欧洲一体化为核心目标的政治框架中，货币联盟……有其符号象征与边界约束而自成一体，具有完整性并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对这个世纪所经历的独裁、战争和苦难的独特反应……但时至今日，对很多人而言，这些记忆所激发的道路选择已经变得遥远且无关紧要，背后的理论基础也被过去十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苦难所破坏。走出危机并不重要。一些地方正变得故步自封，甚至还倒退了一小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欧洲项目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只有继续向前推进，激发个人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我们才能以民主的机制和团结一致的目标来挽救它。”[3]
这是年轻一代应该担负起来的任务。这一代人不像德拉吉那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灾难记忆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生于和平年代，受益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益增长的社会和家庭财富。“毫无疑问，德拉吉是拯救欧元的人。这一遗产非常宝贵，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曾在奥巴马总统任期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内森·希茨（Nathan Sheets）说，“可惜德拉吉不能再连任8年。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无论是谁接手，都要在巩固他的‘遗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德拉吉本人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大利的局势。许多人认为，如果意大利再次陷入周期性危机，他将在总理府基吉宫（Palazzo Chigi）或总统府奎里纳尔宫（Palazzo del Quirinale）发挥作用。如果真是这样，意大利在欧元体系中的地位将受到严重质疑，拯救欧元的任务将比2012年更加困难。
在欧洲央行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在决定下一步行动之前，德拉吉可能会希望休息一段时间。位于法兰克福40层楼办公室窗外的景色就要属于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她是会被这美景所吸引并为之赞叹，还是在一眼略过之后埋头工作呢？如果新行长的工作能因这景色变得轻松一点，那就足够了。
[1] Mario Draghi: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Governing Council meeting. 25 July 2019.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9/html/ecb.is190725~547f29c369.en.html.
[2] 本书原书出版于2019年，当时英国尚未脱欧。
[3] Mario Draghi: Europe and the euro 20 years on. 15 December 2018.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18/html/ecb.sp181215.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