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
身世：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一个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命运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或者关心过的问题。中国的老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在我们这个广泛信奉着“性格决定命运”“成功要靠自己”的时代里，越发成为被人唾弃的“封建糟粕”了。

祖先的经验真的不再可靠了吗？千百年人生经验的积累，难道就被时下的励志读物轻易推翻了吗？而在漫无边际的励志读物之外，另有一些人做过相当认真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奈特就曾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调查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结论：对一个人的未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他的出身，其次是运气，个人努力相比之下是最不重要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被称为“法国最后一名知识分子”的布迪厄也用自己的研究印证了相似的结论。出身，如果不是决定了一切的话，至少决定了你大半部分的人生。那些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只是小概率事件罢了。你也可以变成天鹅，正如你也可以买中彩票。

人们从来只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结论，无论这样的结论是否禁得起严苛的论证，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奈特和布迪厄的研究抛诸脑后。不过，本书的主人公，他绝对是个例外：在中国的版图上，还有几个人有着比他更加优越的出身呢？

追溯起这位贵公子的出身，还颇有几分复杂。在很多书里，还有网上，都说容若是一位“满族词人”——事实上这是大有疑问的。这个满族的身份，其实只是容若的“政治成分”，他属于满洲正黄旗，除此之外，无论从传统的角度还是从现代的角度看，他都不是满人。

从血缘上看，容若是蒙古人，本来属于土默特氏，这一支蒙古部族征服了满洲的那拉氏，然后不知出于怎样一种心理，放弃了土默特氏这个本姓，改用了被征服者的姓氏。纳兰性德的“纳兰”就是“那拉”的另一种汉译，也只有精通汉文化的人，完全以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才可能把那拉、纳腊译成“纳兰”这样一个美丽的汉名。从容若以“纳兰”来称呼自己姓氏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成为一名汉人。

——不，这绝对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说法。中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超越了狭隘的血统论，而以文化论取代之。华夷之辨虽然极严，但华夏不是永远的华夏，夷狄也不是永远的夷狄：如果华夏放弃了自家的衣冠礼义，就会堕落为夷狄；同样地，夷狄只要吸纳了华夏的衣冠礼义，也就摆脱了夷狄的身份，而进诸华夏。我们的祖先，心胸是何等宽广！

我们在历代的史料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阐释，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把文化界定为区分华夷的唯一标准。宋代方凤《夷俗考》提出“人性之善，无间夷夏”，之所以有夷夏之别，是性相近而习相远，只要受感化于我们伟大的华夏文化，夷狄便也是华夏；南宋春秋学的一代宗师胡安国也在《春秋传》里这样说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耳”；还有心学的祖师陆九渊，他也和胡安国一样激愤于南宋政权的偏安之局，在讲授《春秋》的时候借古讽今，大谈“圣人贵中国、贱夷狄”，但他马上就做出清晰的说明，说这并不是圣人对中国有所偏私，中国之所以卓越，不是因为地理，不是因为血缘，而仅仅是因为礼义文化。

这就是正统的儒学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拿这个标杆来衡量自己、衡量别人。之所以有那么多桀骜不驯的汉人愿意与容若这个“侵略者的一员”倾心相交，只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儒家，容若是真正的汉人。相反，那些背弃了华夏文化的人，即便血管里流淌着最纯正的汉族血液，却已经变成了夷狄。我们高贵的华夏文化，常会让最有才华的异族人深深拜服，也常会被自家人轻易抛弃。

纳兰性德，从他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一起奇异的死亡事件中与汉文化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此后的三十一年生命，仿佛一直固执地沿着一条再无旁人看得见的轨道行进，远离了他的血脉，远离了他那白山黑水的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