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资本主义

中西方之间的第二个争论，也是与上述争论相关的一个争论，事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对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怀有智识上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这场争论的主旨很好地体现在“大分流”这个概念中。正如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阐释的那样，“大分流”聚焦于以下问题：“尽管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和东亚的先进地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为什么持续的工业增长只始于西北欧？”⁽⁷⁾换言之：“为什么中国尽管有一段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但却未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⁸⁾多年来，国内外的学者都在努力寻找他们所认为的导致中西方走向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但收效有限。

按照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提出的术语，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答案，即“长期停滞理论”和“短期意外理论”。⁽⁹⁾首先出现的是“长期停滞理论”。从孟德斯鸠开始到整个19世纪，西方看待中国的主流学术观点认为，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缺乏自我进化的政治和经济动力。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这种将中国视为“没有历史”的国家的观点达到了顶峰。⁽¹⁰⁾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特点是：土地缺乏私有权，农业领域存在大规模的国有灌溉系统，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村落社区和土地的公共所有制，官僚治理下的城市，以及攫取了大部分经济盈余的专制国家机器。马克思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经历了从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并最终将发展至共产主义制度；与欧洲不同，亚细亚模式只有王朝兴衰的循环，而不具备一部进化的历史。这导致马克思一方面对东方社会的历史遭遇报以同情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西方殖民主义的暴力入侵，认为殖民者把亚洲人民从“东方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¹¹⁾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进行了分析。⁽¹²⁾根据他的研究，在帝制时期，中国不仅发展出了私有产权制度，而且还发展出了相当规模的商业体系、货币体系和手工业体系；但是，由于中国地理生态的特殊性，国家需要在组织大型水利工程方面发挥特殊作用，这就要求国家发展出专业的专制官僚体系，而且即使在商业发展的情况下，这一体系也允许专制君主保持其政治统治地位。这种与治水密不可分的复杂政治经济体制高度稳定，只会随着王朝命运的兴衰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在西方老一辈汉学家当中，这种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性观点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他的合著者们区分了两种基本的工业化模式：英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在英国模式中，现代化是内生的。根据费正清及其同事的研究：

前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秩序本身为（工业革命的）孕育提供了框架。重商主义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随后的农业革命，是英格兰工业革命的必然前提。内生（即内部产生的）力量主导了以新发明、技术进步和创新为表现形式的非均衡力量的崛起。⁽¹³⁾

相比之下，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符合工业化的第二种基本模式，即在现代化得以发生之前，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来打破传统的均衡：

19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生产被消费吸收了，即使有净储蓄，也非常微薄。因此，经济仅仅是在没有进步的情况下的自我再生产。虽然存在一些商业化经济，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够打破均衡的重要变化。⁽¹⁴⁾

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的编著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倾向于这种观点。⁽¹⁵⁾李约瑟认识到，直至公元1500年左右，中国在全球技术进步中都占据着相当的主导地位。令他最为费解的是：既然中国所有的发明和工程解决方案对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技术的影响不言而喻，那么为什么它们未能在中国引发类似的工业化？李约瑟认为，对社会的分析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他指出，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消化各种各样的发现和发明，而这些发现和发明在西方的社会结构中扮演了类似定时炸弹的作用。

为了回应“长期停滞理论”，世界史领域的“加州学派”提出了“短期意外理论”。这一学派包括了历史学家王国斌和彭慕兰等人。这些学者认为，直到19世纪晚期，在我们能观察到的所有事物上，包括生态环境或家庭结构，技术和产业或是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者品位等，中西方之间（尤其是中国的江南地区和英国之间）的相似性远远超过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既然如此，为什么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在西方而非中国？彭慕兰认为，从根本上说，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西方的第一个幸运之处在于偶然发现了美洲，为廉价产品创造了市场，并制造出一个西方主导的贸易体系，而这又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动力。第二个重要的幸运之处在于，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位置便利的煤矿以及快速机械化工业的国家。⁽¹⁶⁾

在中国内部，尤其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现代时期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即便不是一个政治话题，也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大量学者致力于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史，以寻找“资本主义的萌芽”。⁽¹⁷⁾除马克思主义学派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也撰写了许多关于帝制中国的国家和经济的作品，但这些作品都反映出“东方专制主义”的偏见。例如，王毅进一步完善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命题，他在对晚明财政制度富有洞见的研究中指出，该制度的特点是不规范的税收和附加税、掠夺成性的官员和税收代理人，以及权贵对农民的无情剥削。这些都印证了皇权的专制本质。⁽¹⁸⁾

虽然在更具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中，帝制时期中国政体的专制形象依旧盛行，但在许多方面，帝制时期中国的国家和经济的实证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形象。例如，除了明朝早期（1368—1449）有过一段短暂的声势浩大的国家建设过渡期外，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弱小；与现代中国和近代西方国家的绝对主义风格相比，它对于其庞大社会只有有限的直接控制。⁽¹⁹⁾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拥有专制权力的“小国家”，在不与超脱其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力量进行谈判的情况下，就能够制定一厢情愿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所讨论的那样，恰恰是帝国时期中国国家的弱小，而非其专制权力，才导致了帝制中国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缺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受到了猛烈抨击。例如，经济学家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和彼得·诺兰已经观察到，由于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和中国观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考察中国经济史时，将自身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大目标上⁽²⁰⁾：首先，评估早期近代中国在何种程度上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次，审视“生产力”的性质；其三，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同“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毫不意外，他们的结论也往往符合马克思主义。例如，吴承明等人合著了一部关于1500年以后中国经济史的多卷本著作，根据其观点，尽管前现代的中国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元素，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极其缓慢，直到19世纪40年代，也只不过占据了国民经济很小的一部分。⁽²¹⁾尽管中国学者已经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和数据，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制约了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解读，也使得他们的解读在理论上未能超越西方学者。

学者们在解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时，除了受到各种方法论问题的制约外，还经常受到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影响。正如布拉莫尔和诺兰所观察到的那样：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经济的本质，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在中国外部，19世纪对传统中国经济相关证据的选择和解释，受到了欧洲自身动态演变过程的巨大影响。20世纪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又受到反共斗争、对中文的无知、1949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动荡，以及1949年后长期的文化孤立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在中国内部，相关观点则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1949年以前激烈的政治斗争、1949年后对学术活动的限制，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和外国学者之间极为有限的互动等因素的影响。⁽²²⁾

在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学术尝试中，学者们通常指向那些存在于中国但不存在于西方的因素，或者那些存在于西方但不存在于中国的因素。⁽²³⁾尽管这些比较研究有助于展示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性或相似性，但有时这些努力并没有增进我们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认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了对其的曲解。此外，由于学者们的重心并不在于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因此在中国政治经济理论方面成果有限。

当然，我们并不打算在本书中回答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但是，我们确实在尝试通过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新路径来阐明这些问题。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希望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还希望能激发读者对中国政治经济本质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