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既是两位作者长期学术观察的产物，也是我们这个艰难时代的产物。早在十多年前，当郑永年写完《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1)一书时，本书就在他的构想当中了。他当然没有意识到，十多年前的那本书开启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党—国家体制的相关研究。2005年，郑永年结束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若干年富有智益的工作，来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出任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随即启动了一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2010年，这项研究以一本专著的形式问世，书名叫《组织化皇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再造和转型》。(2)中国共产党是当代最有权力也最缺乏客观深入研究的政党，这本著作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源和当代转型，并分析了在体制内的党和国家以及体制外的社会等领域，党是如何主导国家的。但对郑永年来说，这项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比它所回答的问题还要多。一方面，要完全检视中国国家的转型，就有必要说清楚党领导下的国家所拥有的巨大经济权力，以及在其支持之下的庞大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做出一项具有理论基础、富含历史信息的有关当代制度的研究，将为研究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的基本制度提供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为相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2008年末，郑永年回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所长，黄彦杰加入东亚所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我们两位作者因而相遇，随后启动了这项“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3)的研究。在餐叙和下午茶的时间里，我们之间不停地讨论，也与东亚所的其他同事和访问学者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在这些讨论过程中，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来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我们的担心主要在于，中国史诗般的经济增长暴露出来的负面影响：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加剧，社会信任基础的侵蚀，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以及高速增长的社会代价。我们不能接受对这些问题的主流诊断，它们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两个因素：要么是不道德的、具有破坏性的市场力量，要么是腐败和效率低下的中国政府。对于这些当代问题和辩论的共同关注，使我们得出结论，有必要在中国的背景下，对“市场”这个概念及时地开展理论上的重构。
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亚太地区时，我们看到中国的事态发展令人担忧，一揽子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和失范的社会产生了影响。我们对中国的危机有着复杂的感受：这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冲击，但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再次改革和重建社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期待着迅速而果断的回应，但是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部门向经济注入的巨额信贷仍然让我们始料未及。在几年的时间里，由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央企）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投资组合激增。虽然中国成功地阻止了噩梦般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有意义的社会改革，但是实质性的全面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再平衡计划被搁置了。同时，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信贷扩张，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以及令人不安的房地产泡沫。我们对这些变化感到失望，同时也对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知识感到好奇，这两个因素促使我们从历史和当代两个角度，去探寻理解中国市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方法。
本书的写作大约花了6年时间。从我们最初的探索中诞生的前几章，是有关历史的章节和有关央企的章节。幸运的是，在2011年9月底于哥本哈根商学院举办的关于中国和印度国有部门改革的会议上，我们有机会报告有关国有企业章节的初稿。我们在会上收到了东道主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和其他几位学者的积极反馈。然而，事实证明，其他章节的起草和“制内市场”的概念化，比预期更为困难。我们必须筛选大量的经验材料，并逐步扩大对财政制度、市场改革和国家与民营企业家之间关系的调研范围。与此同时，我们明确了理论部分，清楚地阐明了“制内市场”的观点。到2015年7月，初稿已经完成。当我们在2017年12月完成终稿时，我们已经对书稿进行了三轮修订，部分是为了完善我们的论点，部分是为了回应迅速发展的外部事件。
尽管我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我们仍然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因为中国经济进入了另一个不可预测的“新常态”阶段，即放缓的经济增长、日益增加的社会挑战以及艰难的结构性改革。如果不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保卫社会，中国不仅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且将面临重大的社会动荡。风险很高，结果仍是未知之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令人忧虑的后危机时代里所诞生的任何制度性成果，如果能够持久，都必须与混合经济相结合，其特点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以及真正全面的社会保护计划。
在本书的研究和撰写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受益于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其他教研机构的同事富有成果的讨论与建设性的反馈。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和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不间断的智力和精神支持。他以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和见解，一直鼓励我们超越主流的关注点，从古老文明及其世界地位变化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历史。已故的黄朝翰是东南亚地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的学者，他也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了他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我们还要感谢东亚研究所的许多同事，陈建勋、陈刚、陈抗、郭良平、康端严、黎良福、祁冬涛、钱继伟、单伟、余虹和赵力涛，他们的观点和评论在不同阶段启发了我们。
我们也要感谢其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在新加坡或是其他地方的友好交流中，他们与我们分享了他们有关相似话题的兴趣和研究成果。这些知识交流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我们特别要感谢贝淡宁（Daniel A. Bell）、柏思德、彼得·诺兰（Peter Nolan）、刘遵义（Lawrence J. Lau）、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黄佩华（Christine Wong）、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林毅夫、林双林、余永定、葛延风、贡森、侯云春、李稻葵、李剑阁、李实、刘世锦、吴国光、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戴慕珍（Jean C. Oi）、白霖（Lynn White）、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和郑在浩（Jae Ho Chung）。
就企业家群体而言，我们与国内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企业家们，尤其是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展开了密集的讨论和采访，并从中获益良多。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在中国经商的个人经验，而且提供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运行的丰富洞见。我们要特别感谢莫道明先生，他是一位在广州和香港做生意的成功企业家，在我们多年的研究工作中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莫道明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企业家。除了和我们分享他丰富的商业经验之外，他还把其他企业家介绍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扩大研究的对象。他的许多洞见都以种种方式反映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进行了频繁的讨论。没有他们的洞见，我们想要把当代中国的市场—国家关系进行概念化，可能会更加困难。
多年来，郑永年一直参加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按照惯例，出席年会的成员来自世界500强企业、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从举办之初开始，这个舞台就成了任何一个想要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人最重要的场合之一。利用这个机会，郑永年与来自跨国公司的CEO们、国际组织的研究专家们和大学的学者们交流观点。在这些人当中，他尤其要感谢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已于2015年去世）、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J. Boskin）、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梅林德（Ricardo Melendez-Ortiz）、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陈启宗、樊纲、卢迈、卢中原、罗康瑞和吴敬琏。
我们还想感谢史蒂芬·阿塞拉（Stephen Acerra）、凯伦·马洛尼（Karen Maloney）、格蕾丝·莫里斯（Grace Morris）、安瓦拉里·沙赫尔（Anwarali Shaheer）、克里斯蒂·巴克（Kristy Barker）和克里斯蒂娜·多伊奇（Kristina Deusch）提供的优秀的编辑支持和指导。凯伦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从本书的初审一直到最后的出版，她一直在为书稿尽心尽力。我们还要衷心感谢三位匿名审稿人，他们在审稿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对本研究的支持，特别是杨丽君和姚洁璐，她们无私的精神和智力支持对我们的学术追求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