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当我们超越抽象的理论，从实际的层面去思考市场和资本主义时，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市场—国家关系的历史性，是把握现代经济和市场本质、理解市场对社会转型的影响的关键所在。如果想知道为什么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源，并且西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无法在世界其他地方自动重复时，历史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许多经济史学家的著作，如卡尔·波兰尼、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罗伯特·海尔布罗纳。(26)如前所述，当经济学家构建他们的理论时，他们不仅把经济与政治和社会剥离开，而且还以抽象的方式来看待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些经济变量。从抽象的角度看，任何事物往往都是普遍的，没有地理、国家或文化的边界。如此一来，经济学家往往会无意识地在“某种事物是什么”和“它应该是什么”之间“架起桥梁”，来弥合这中间的差异。但是，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不存在没有地理、国家和文化界限的市场体制。市场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地理、国家和文化背景中，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每个市场体制都是特定地理、国家和文化实体的独特产物。西方的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都是西方及其地理、国家和文化发展的独特产物。当然，即使是在西方，在不同的时空里，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市场和资本主义。
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阐释了为什么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对现代的发展。波兰尼考察了各大帝国的经济，并解释了这些经济是如何变化的。他认为，每个人类社会都有某种经济，但在当代之前，没有任何经济受到市场的控制。在前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关系主动地统治着经济，而非被动地接受经济的统治。
在古代经济中，市场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市场与市场之间相隔太远。现代经济是由市场和市场价格进行自我调节与主导的，与此不同，在较早的经济中，收益和利润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早期的经济是由社会关系而非私利驱动的。在早期的经济中，人们追求的是能够提高其社会地位、社会资产和社会权利的物质产品，而不是个人收益。因此，在这些经济中，我们所认为的经济交换，实际上是嵌入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交换网络中的，这一网络的基础是平等价值原则。例如，当一个部落成员给予另一个成员东西时，他们可以期望从这个部落成员或另一个部落成员那里得到同等价值的回报。所以，如果一个部落的成员给予另一个成员一些食物，这个成员就会回赠同等价值的东西。如果不是物质形式的给予，那么受赠的部落成员将提供他或她的时间，以某种形式的体力劳动予以帮助，如种植作物或参与狩猎。送礼者可能不会马上得到一些东西作为回报，但受礼者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回赠同等价值的东西，否则他们将会失去在部落中的地位。对应的风俗和仪式也发展起来，用以确保互惠能够顺利进行。因为在部落社会中，所有的东西都是集体共享的，所以对个人来说，维系社会关系非常重要。所有的社会义务都是相互的，且能够最好地满足部落的利益。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为了他或她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为了部落的利益，那对这个人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如果一个人无法做出互惠的行为，他就会失去地位；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足够的地位，他就会被部落驱逐，成为一个弃儿。一个部落的弃儿几乎没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部落成员如何获取其所需，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互惠和再分配。在没有书面记录或任何公共管理的情况下，对称性和中心性有助于基于互惠与再分配的经济体制的运作。互惠意味着，今天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什么，明天就会同样得到什么。部落社会的再分配，通常是通过部落酋长或族长来实现的。部落酋长从部落成员那里获得物品，并将财富重新分配给部落成员。领地越大，土地生产的商品越多，对再分配和劳动分工的需要也就越大，这种再分配和劳动分工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赖以生存的商品。
根据波兰尼的说法，在古代经济中，地方性贸易仅限于那些由于太重或容易腐烂而无法进行长途运输的货物，而且这些货物交换的地方，往往也是它们的产地。对外贸易是一种商品的贸易，这些商品在其交换的地区是不存在的。地方性贸易和对外贸易都不太具有竞争性，但国内贸易具有竞争性。在国内贸易中，货物交换得更多，并且在国内贸易中，物物交换比在地方性贸易或对外贸易中出现得更为频繁。波兰尼不认为物物交换导致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反，这只是互惠和再分配体制的一个方面。物物交换是一种隐含信任和信心的社会关系。
波兰尼向我们介绍的是早期文明和古代世界的市场的目的与功能，而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则向我们展示了自欧洲近代早期以来，市场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在他的三卷本著作《文明与资本主义》(27)中，布罗代尔描述了市场和资本主义如何从15世纪发展到18世纪，并通过编纂描述性的细节来探索市场和资本主义最深层的结构，而非像主流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去构建理论结构。布罗代尔不相信市场是抽象存在的，他在讨论中避免使用所有的经济学理论。
布罗代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深深根植于前工业化时代的现代世界。他认为，在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存在长周期的。城市国家以及后来的民族国家，相继成为这些周期的中心：13—15世纪（1250—1510年）的威尼斯和热那亚，16世纪（1500—1569年）的安特卫普，16—18世纪（1570—1733年）的阿姆斯特丹，18—19世纪（1733—1896年）的伦敦（和英国）。他使用“结构”的概念来表示各种有组织的行为、态度和习俗，以及文字结构和基础设施。他认为，欧洲在中世纪建立的结构，促成了现在以欧洲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成功。他把这主要归功于城市国家的长期独立，虽然它们后来被较大的地区性国家所征服，但并不总是被完全压制。(28)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家是典型的垄断者，而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在竞争性市场中开展经营活动的自由企业家。资本家没有专业化，也没有利用自由市场。因此，他的解释既与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迥异，也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不同。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是垄断者的担保人，而非其自我描绘的竞争的保护者。他断言，资本家同时具备了权力和狡诈，因为他们摆出了一副与当地大多数人作对的架势。(29)
同样，经济史学家海尔布罗纳倾向于认为，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的诞生是西方独特的历史产物。他把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追溯到罗马帝国的灭亡。根据他的观点，罗马帝国的崩溃对市场体制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表明，帝国的社会等级与各级资本主义秩序不相容，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市场秩序兴起的历史条件：帝国破碎的废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市场秩序在数千年的封建时期里出现。帝国的消失使得欧洲没有统一的法律、货币和政府，反而分裂成大量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城镇、庄园和小领地。正是封建生活的碎片化，为后来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到了9世纪，商人冒险家们开始涉足庄园事务，尤其是城镇事务，而到了14世纪，他们的后代成为扩大的“堡”或城市生活的政治掌权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对演变并最终颠覆封建秩序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起到关键作用，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不断被迫向其市民贷款，这些市民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非常富有；而他们最终起颠覆作用，是因为放贷人的商业生活方式最终与封建统治格格不入。到了17世纪末，英国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已经在政治上变得强大起来；到了18世纪末，它成了法国真正的主人；到了19世纪末，它已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掌权，西方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面貌；虽然新的金钱至上观念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但迄今为止，一种新的经济生活形式的传播是最重要的。在乡村的农奴制里，农奴把自己的一部分收成交给主人，剩下的留给自己。现在，农奴制让位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在这个制度里，一个资本家付给他的工人一份工资，却拥有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在城镇中，师傅和学徒的关系曾在行会制度的严格监督下，现在也变成了雇主与工人的关系，没有任何法规能够拯救劳动力市场。在大城市里，赚钱从令人侧目的生活边缘地带转移到了受人尊敬的中心地带。
换句话说，罗马帝国的灭亡为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创造了条件。一个正在崛起的商人阶级，有能力挑战并最终凌驾于它周围的贵族世界。在一个由农场、家庭工业和贸易联系组成的网络中，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权力和权威领域，这个领域首次被认为是脱离了国家控制而发展起来的，能够以最少的政治指导或约束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就像一个国中之国一样。
因此，随着封建制度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亚当·斯密所谓的“完全自由社会”的经济自由秩序。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工人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或从一种职业换到另一种职业，而他们如果还是农奴和学徒的话，就不能这样做；资本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提高或降低他们的价格，而如果他们还是行会成员的话，就不能这样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就形成了。19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资本主义”在英语中出现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