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一些候选
1936年，英国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一组文件在伦敦索斯比国际拍卖行进行拍卖，而五十年前，当这组文件被提交剑桥大学时，曾被认为“毫无科学价值”。文件被另一位剑桥学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即后来的凯恩斯勋爵）购得。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这些文件（主要是手稿和笔记），并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伦敦的皇家学会俱乐部举办讲座，展示了“历史上最有名、最受崇敬的科学家”的全新一面。“18世纪以来，”凯恩斯告诉俱乐部的会员，“牛顿一直被认为是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现代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一个教会我们如何用纯粹理性冷静思考的人。我不这么看他。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仔细研读过牛顿在1696年离开剑桥时留下的那个盒子里的东西（虽部分失散，但传到我们手中），都不会那样看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的魔法师，最后的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他和不到一万年前那些开始铸造我们思想遗产的人用同样的眼光注视着这个物理世界和思想世界。”[2]
当然，对我们来说，牛顿仍然最主要是建构现代宇宙观念（即宇宙因为重力作用而凝聚成形）的人。但自凯恩斯在皇家学会发表演讲以来的几十年，一个非常不同的牛顿开始出现：他在虚幻的炼金术世界里耗时多年寻找魔法石，潜心研究《圣经》编年，因为他相信那有助于预测末日天启的具体时间。他几乎是个神秘主义者，对玫瑰十字会、占星术和命理学着迷。牛顿相信摩西早就认识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和他自己的重力理论。在他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几十年后，牛顿还在努力发掘所罗门圣殿的确切布局图，因为他相信所罗门圣殿是“天堂地形的最佳指引”。[3]也许最令人惊奇的是，最近的学术界发现指出，如果牛顿没有在炼金术方面做研究，就可能不会取得那些改变世界的发现。[4]
牛顿身上的悖论是开始本书的一个有用的矫正。人们可能期望一部思想史应该展现一个流畅的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从早期人类使用石器的时代的原始思维，经过几大宗教的酝酿，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史无前例的艺术繁荣、现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摧枯拉朽的进化论和我们非常熟悉并赖以生存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标志的神奇技术。
但是从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生涯中，我们发现，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多数时候，确有一个总体的发展和稳定的进步（关于进步的思想将在第26章详细讨论），但绝不是所有的阶段都如此。通观整个历史，某些国家和文明在一段时期内散发过光芒，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光芒消退了。思想史绝不是一条直线，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剑桥大学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他的《伟大的滴定》（1969）一书中，着手解决他认为是历史上最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为什么发明了纸张、火药、木板印刷、瓷器和科举制度的中国文明在领先世界思想几个世纪之后，从未发展出成熟的科学或现代商业机制——资本主义，并且在中世纪以后被西方超越，远远地落在后面？（他的答案将在本书后文讨论。）[5]伊斯兰文明也是如此。9世纪，巴格达在地中海的文化领域居领先地位：正是在这里，古代文明的伟大典籍得到翻译，医院得以建立，几何学得到发展，哲学取得重大进展。到11世纪，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酷与苛刻，先进的伊斯兰文明消失了。查尔斯·弗里曼在他的新著《西方思想的终结》中，描述了许多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极端主义统御下智识生活枯萎的案例。[6]5世纪的拉克唐修写道：“知识有何用？关于自然界，即便我知道尼罗河从何而来，或拥有任何‘科学家’为之疯狂的知识，又能为我带来什么福祉呢？”[7]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把癫痫描述为一种自然疾病。然而到中世纪，它却成为圣克里斯托弗负责的事情。当时的一位英格兰医生加德斯登的约翰，向癫痫病人推荐了一种治疗方法，让他们一边读《福音书》，一边在身上放一根白狗毛。[8]
这也许是我们从思想史中能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思想生活（它可能是我们最重要、最令人满意、最有特点的一个存在维度）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毁灭或丢弃。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将尝试性地给出某些结论，以期评价这一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遗失了哪些东西。本“前言”要表明，这部思想史如何不同于其他历史，并试图帮助解说思想史是什么。这里的讨论将限于组织思想史材料的不同方式。一部思想史当然要涉及浩繁的材料，因此必须找到一种适用的组织方式。
因为某种原因，过去许多人都把思想史看作一个三分体系，即围绕三大思想、三个时代或三项原则进行组织。菲奥勒的约阿希姆（约1135—1202）主张，曾经存在三个时代，分别由圣父、圣子和圣灵统御，主导每个时代的分别是《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精神永存的《福音书》”。[9]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约1530—1596）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东方民族的历史、地中海民族的历史和北方民族的历史。[10]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指出了使他生活的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三大发现。[11]“我们有幸能观察到发明的力量、价值和成果。没有比这三大发明更显著的了，它们不为古人所知，它们的源头直到最近才被发现，此前既不清楚，也不广为人知。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石。这三样东西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现状，第一样改变了文学，其次是战争，最后是航海，并由此衍生出无数变化。没有哪个帝国、宗教派别，或名人，对人类事件施加的力量和影响能超过这些机械发明。”[12]这些发明的真正起源在培根之后得到了明确，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论断的力量。
培根的“秘书”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认为，有三种知识门类在解释力上超过其他任何知识：研究自然物体的物理学、研究个体人类的心理学和研究人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划分了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类时代（虽然他从希罗多德和瓦罗处借用了一些东西）。维柯往往用三分法思考问题，他区分了形成历史的三种“本能”和形成文明的三种“惩罚”。[13]三种本能是对神的信仰、对父母的承认和埋葬死者的本能，它们分别给人类带来了宗教、家庭和墓葬制度。[14]三种惩罚是羞耻心、好奇心和劳动的需要。[15]法国政治家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1727—1781）认为文明是地理、生物和心理因素的产物（圣西门同意此说）。孔多塞侯爵（马利·让·安托万·尼古拉·德·卡里塔，1743—1794）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过去和“辉煌未来”的分水岭，并且相信历史上有三大突出问题：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消灭、一国之内平等的进步和人类的完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1756—1836）认为有三大思想能够实现生活的最终目标（理性和真理的胜利），那就是文学、教育和（政治上的）公正。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注意到“现代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而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建构了三大历史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后来又扩展为神学—军事阶段、形而上学—法律至上主义阶段和科学—工业阶段。[16]到19世纪，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区分了三个时期，即巫术时期、宗教时期和科学时期，而路易斯·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把历史分成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认为文明的主要组成思想包括政府、家庭和私有财产的思想。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三分法历史观。孔多塞认为进步有十个阶段，约翰·哥特弗里德·冯·赫尔德把历史分成五个时期，格奥尔格·威廉·黑格尔则分成四个时期，而伊曼努尔·康德则认为进步经历了九个阶段。
不管怎样，W.A.邓拉普在1905年的文章中，使用“三分体系”（triposis）这个词来描述那种把思想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的倾向，而欧内斯特·格尔纳在1988年则使用了“三位一体”（trinitarian）这个词。[17]较近期的J.H.丹尼森在《作为文明基础的情感》（1932）一书中，把社会分成父权社会、兄权社会和民主社会。1937年，哈里·艾尔墨·巴恩斯在《西方世界思想文化史》中描述了人类“情感”史上的三大变化，即轴心时期（前700—前400）的“伦理一神教”、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此生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通往不明确的来生的准备）和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18]
经济学家也经常以三分法思考问题。在《国富论》（1776）中，亚当·斯密（1723—1790）率先对收入做了基本区分：租金、工资和股票收益，分别把它们的获得者称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认为它们“构成了每个文明社会的三大秩序”。[19]甚至马克思主义也如此划分：没有剩余产品也没有剥削的时期，剩余产品和剥削都盛行的时期和只有剩余产品却没有剥削的时期。[20]卡尔·波兰尼在《剧变》（1944）一书中，区分了三个经济时代：互惠时代、再分配时代和市场时代。两年后，R.G.科林伍德在《历史观》中，描述了欧洲史学史上的“三大危机”。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第二次危机发生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历史被认为是上帝的创造物，而不是人类的创造；第三次危机出现于18世纪，否认任何先天说、直觉说或天启说。1951年，哈佛大学古代和现代史教授克雷恩·布林顿在《思想与人》一书中，区分了形成现代世界的三大思想：人文主义、新教主义和理性主义。1965年，卡罗·奇波拉出版了《欧洲扩张早期的火炮和帆船：1400—1700》，在书中他提出，民族主义、大炮和航海促成了欧洲对世界的征服，因而创造了现代世界。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导致了新一轮战争，促进了冶金术和更有威力、更残酷的武器的发展。这些远远超越了东方任何已经取得的成就（1453年的情况正相反，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同时在帝国野心的刺激下，航海术的发展使欧洲船只能够到达远东（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美洲。[21]
欧内斯特·格尔纳在《犁、剑和书》（1988）中提出，历史上有三个伟大时代，即狩猎采集时代、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它们分别对应三大人类活动，即生产、强制和认知。1991年，理查德·塔纳斯在《西方思想的激情》一书中提出，至少在西方，哲学发展可能分成三大阶段：哲学在古典时代有自主地位，在基督教统治时期从属于宗教和此后从属于科学。[22]
约翰·古兹布鲁姆在《火与文明》（1992）中提出，人类对火的控制带来了人类生活中的第一次转变。早期人类不再是掠食者，对火的控制使他们能够圈禁野兽和清理土地。没有这些，农业，即第二次转变，不可能出现。对火的控制同样使烧煮技术成为可能，使人和动物区分开来，而且可能被视为科学的起源。（烟的使用也可能是人类的第一种交流形式。）当然，对火的控制还产生了烘焙、制陶和熔炼（“烟火文化”），由此才能制造金属短剑和长剑。但是，古兹布鲁姆说，继农业之后的第三次大转变，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工业化。水和火的结合产生了蒸汽，人类开始驾驭一种全新的能量，使无论尺寸还是力量都前所未有的庞大机器能够执行日常工作，比人工更好、更快。[23]
牛津大学的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历史上存在三大政治学/心理学转折点。第一次是在亚里士多德死后，雅典的各哲学学派“不再认为个体只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不再讨论曾经主宰柏拉图学园和吕刻昂学府的那些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有关的问题，仿佛这些问题不再是核心……突然转而仅从内心经验和个人救赎的角度来探讨人”。[24]第二次转折点开始于马基雅维里，他承认“自然品德和道德品德之间的区分，认为政治价值不仅仅不同于，而且可能在原则上不容于基督教伦理”。第三大转折点（伯林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是浪漫主义的出现。这些变化将在第30章讨论。
最后，1997年，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继续讨论奇波拉留下的问题：他着力解释前现代世界的发展方式以及为什么是欧洲发现了（而且征服了）美洲，而不是相反。他的答案包括三个宽泛的主题。第一，欧亚大陆基本上是个东西走向的大陆，而美洲则是南北走向的大陆。他说，地理上的严峻现实意味着，从理论上讲，家畜和植物沿着纬线播迁比沿着经线播迁更容易，这意味着欧亚大陆的文化演进比美洲大陆更容易也更快。第二，欧亚大陆可驯养的哺乳动物种类比美洲大陆要多（15：2），这也有助于文明的演进。尤其是，在欧亚大陆，马的驯养改变了战争，刺激了剑的制造，后者又促进了冶金术的发展，它们都意味着欧洲的武器远远胜过新大陆。第三，动物的驯养意味着欧洲人对动物体内携带的病菌具有免疫力，而这些病菌进入新大陆时使当地人口急剧减少。[25]
令人欣慰的是，上述不同的方法之间有重叠之处。例如，农业、武器、科学、工业化和印刷术，每一项都被不止一位学者选中。这些论争和思想显然有助于我们在这一庞大领域中找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正如我在“前言”的下文，乃至整本书将要清楚阐述的，虽然所有这些思想和发明都很重要，我却有不同的选择。
当然，识别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发明和思想绝不是论述思想发展的唯一方式。雅各·布罗诺夫斯基和布鲁斯·马兹利希在他们的著作《西方思想传统》中，区分了思想活动的三大“王国”，我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做法。首先是真理的王国，追求真理是宗教、科学和哲学所关心的问题。在真理的王国，在理想的情况下，人们意见的一致性是完全的、不由自主的，即在逻辑、数学和演绎意义上是必然的。其次是正确的王国，这是法律、伦理学和政治学关心的问题。在这个王国，意见的一致性多数时候是自愿达成的，人们不需要完全同意，但是为了行之有效仍需要广泛流布。最后是趣味的王国，主要与艺术有关。在这个王国，完全不必达成一致性，甚至不一致往往还饶有意味。同样，这三大王国之间也有重叠之处（艺术家也追求真理，宗教对什么是真理和什么是正确都关心），不过它们的区别是阅读本书时需要牢记的。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自然之律和人事之律之间的重要区别。[26]
当然，“三分法则”并没有任何神圣性或必然性。另一种途径是强调“大”思想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在诸如“进步”“自然”“文明”“个人主义”“权力”和“什么是现代”“什么不是现代”等热门话题上，论著甚多。许多学者，尤其是政治历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把贯穿历史的最重要的思想脉络看作围绕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两个主题而推进的道德传奇。有人把历史看成是一部道德演进的宏大叙事，伊曼努尔·康德就是其中之一。以赛亚·伯林还花了大量笔墨界定和完善不同的“自由”概念，解释在不同的政治和思想体制下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是如何被理解的。个人主义的研究近来急剧增加，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它代表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丹尼尔·丹尼特在其近著《自由的演进》中，描述了历史上个人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自由如何发展，如何造福人类的不同方式。自由本身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特别能激发思想生成的心理/政治条件。
上述每一种解说思想史的方法都自成一说，上述每一种著作和文章都值得推荐。最后，本书也仿照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卡莱尔、詹巴蒂斯塔·维柯、卡罗·奇波拉、欧内斯特·格尔纳、贾雷德·戴蒙德等人，采用三分结构，不是为了照猫画虎（另辟蹊径可能更糟），而是因为我所确定的三个最重要的思想，能够言简意赅地概括我对历史上发展的论述，也能更好地描述我们的现状。
以上提到的所有组织形式在后面的叙述中都会涉及，但是我要确定的最重要的三大思想将决定本书的最终结构和主题，它们是：灵魂、欧洲和实验。在此，我不想预先演示本书的论证。不过，如果有批评的话，我相信本书能阐述清楚，为什么我认为灵魂概念比上帝概念更为重要；为什么欧洲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更是一种重要思想；为什么小小的实验能发挥如此深刻的影响。我还认为，这三大思想能够解释我们现在的困境，不过这也要容后叙述。
也许我应该稍稍花点笔墨解释我所说的“思想”的含义。我没有什么神奇的公式，可以依据它来选择本书所包括的思想。我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抽象思想和发明都包括在内。根据某些古生物学家的观点，人类的第一个抽象思想出现于大约70万年前，当石器手斧在比例结构上开始呈现标准化的时候。科学家认为，这一标准化表明早期人类的头脑中已经有了手斧应该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会在下文讨论这一论述以及它的意义。不过，我认为在250万年前，远在手斧的标准化之前，早期人类认识到锋利的石头能够刺穿他们用手指和牙齿都不能撕开的兽皮而首次发明手斧，也是一种“思想”的证据。公元前3000年之前发明的书写是一种思想，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现在，我们一般都不认为文字和书写像电脑或手机一样，是一种发明，因为它们伴随我们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但是，发明是思想的证据。我把语言当作一种思想，因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思考方式，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亦标志着不同民族的社会和思想史特点。而且，大多数思想是在语言中形成的。所以，我讨论了在世界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几种语言的历史和结构：汉语、梵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
第一位构思思想史的人也许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他肯定说过，最有趣的历史形式是思想史，不曾考虑各时期主导思想的“历史是盲目的”。[27]伏尔泰（1694—1778）谈到了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应该被看作某种让哲学家（而不是军人—政治家）感兴趣的东西。他认为文化和文明以及此意义上的进步，应当容许世俗的、批判的和经验的探索。[28]法国的年鉴学派对历史中较不易察觉的“心态”感兴趣，例如历史上不同阶段的思想氛围（比如时间是如何被理解的，中世纪对隐私的观念是什么），这一派也构成了一种思想史，尽管谈不上系统性。
在现代，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阿瑟·O.洛夫乔伊在激发对思想史的兴趣方面，比其他任何人都用力更多。他是霍普金斯大学思想史俱乐部的创建人之一。1933年春季，他为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哲学和心理学讲座”项目做了系列讲座，主题是他称之为西方思想中“最有力最持久的假说”。讲座题目为“存在巨链”，1936年作为同名书出版，到2001年共再版二十一次。洛夫乔伊认为，存在巨链是两千四百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理解宇宙的一种方式，它暗示了对神的性质的某种认知。他坚持认为，不了解这一点，“对［西方］思想历程的理解……是不可能的”。[29]简而言之，书中隐含的观点是，正如首先由柏拉图认清的，宇宙本质上是一个理性世界，所有的有机物组成一根巨大的链条，不是从低到高（因为柏拉图能够看出，即使低等生物在其体系内也是完美“适应的”），而是存在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等级秩序，从虚无到无生命世界，到植物王国，再向上进入动物王国和人类世界，再向上进入天使和其他“非物质的、思想的”实体，最后到达一个最高最超越的存在，即终点或绝对。[30]除了说明有一个理性的宇宙外，洛夫乔伊还说，链条还暗示了某些现象的“非现世性”，不仅指“绝对”（或神），还特指“超感觉的永恒实体”，即“思想”和“灵魂”。
这一存在链进一步表明，越往上，越完美。这就是变得完美、改善和趋近完美的概念，由此出现“善”，什么是善，以及把神和绝对等同为善的思想。“神在他永不停止的内省中总能享受的福佑是善，这是所有其他存在以不同方式渴望并且极力达到的。”[31]思想的永恒世界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在永恒的思想世界，或在最高存在之外，为什么存在一个“变得完美”的世界？实际上也就是，为什么存在有形世界，而不是尽是虚无？第二，是什么原则决定了构成这个可感觉的世俗世界的存在的种类数？为什么种类如此丰富繁多？这是不是体现了神的善？
洛夫乔伊接着追溯了这一思想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18与19世纪的变迁。他举例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证明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而不是相反，当时很多人把这一理论理解为对天堂是“至善”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更加接近上帝希望人类对他的理解。[32]例如，红衣主教贝拉明也说：“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通过他的创造物多少了解他，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单一的创造物能完全展现上帝的至高完美，所以他创造万物，赋予每个事物以某种程度的善和完美，这样从它们身上我们得以一窥上帝的至善与完美，因为他就是至高的完美。”[33]在第25章，我们将看到，红衣主教贝拉明是天主教会抵制哥白尼学说的主要人物。根据这种解读，哥白尼的突破不过是人们通往上帝而迈出的小小的一步而已。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道：“噢，人啊！安分守己，你就不会感到不幸。恪守自然指定你在存在链中的位置……”[34]蒲柏有诗云：“了解你自己；这种种类、程度的/盲目和软弱，是上帝的赐予。”[35]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的作者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增进知识，“因为‘自然界任何事物都联结在一起’，因为‘所有的存在都被一根链子连为一体，链子的有些联结我们能看见，但是更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连续性不被我们注意’，‘哲学家的艺术就是为看似不相干的各部分寻找新的联系，尽可能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36]甚至康德也谈到“那条著名的创造物连续性的规则……”[37]
尽管很有影响，洛夫乔伊还是感到存在巨链说没有效果。他说，事实上，它不得不失效，因为它暗示了一个静态的宇宙。不过这与它的影响关系不大了。（注：这里需要记住，一种思想有影响并不代表它是正确的。20世纪的批评家保罗·罗宾逊也这样说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们这一世纪的主导思想，多半是错误的。”）[38]
不管从哪方面看，洛夫乔伊都是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他能阅读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文献。他的学生打趣说，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休假年中，埋头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读仅有的他未曾读过的几本书”。[39]然而，他还是被人批评为把思想当作“单位”——一种永不变化的实体，就像化学中的元素。他的批评者则认为思想是流动的。[40]
不过，洛夫乔伊成了一项运动的发起人，他是1940年创办的《思想史期刊》的首任主编。（在众多的撰稿人中有伯特兰·罗素和保罗·O.克里斯泰勒。）在第一期，洛夫乔伊制定了期刊的宗旨：探索古典思想对现代思想的影响，欧洲思想对美洲思想的影响，科学对“趣味和道德标准以及对教育理论和模式”的影响，以及某些“普遍流传和广泛发展的思想或教义”的影响，例如进化论、进步、原始主义、决定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他提出，思想史不是“一种完全逻辑意义上的进步，其中的客观真理并不是以一种理性的秩序逐步展现自身”。相反，他认为，思想史揭示出在唯智论和反智论之间、浪漫主义和启蒙之间的某种来自非理性因素的“摇摆”。他认为这是代替“进步”说的另一模式。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思想史的内容包括：哲学史、科学史、宗教和神学史、艺术史、教育史、社会学史、语言学史、民俗和民族志史、经济学和政治学史、文学史和社会史。
自此之后，《思想史期刊》继续探索历史上的一种思想引发另一种思想的微妙方式。最近刊登的文章有：《柏拉图对加尔文的影响》《尼采对苏格拉底的崇拜》《佛教和19世纪的德意志思想》《弗洛伊德之前的无意识心理学家（以色列·萨兰特，1810—1883）》《牛顿与亚当·斯密、爱默生和印度教之间的联系》《先于卡尔·波普尔的皮埃尔·贝尔》《古典时代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之间的相通之处》。也许该刊物最重要的成果是1973年出版的《思想史词典》，编辑是继洛夫乔伊之后的第二任主编菲利普·P.维纳。这部四卷本巨著共两千六百页，有二百五十四位撰稿人，有包括以赛亚·伯林和欧内斯特·内格尔在内的七位助理编辑，有包括E.H.贡布里希、保罗·O.克里斯泰勒、彼得·B.梅达沃和迈尔·夏皮罗在内的七位特约编辑。[41]《思想史词典》覆盖了七个核心领域：关于自然的外部秩序的思想；关于人性的思想；文学和美学；关于历史的思想；经济、法律、政治思想和制度；宗教与哲学；形式逻辑数学和语言学思想。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这是一座巨大的思想宝矿”。
在纪念创刊五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失败。第一，关于“世俗化”这个现代重大思想，历史学家未能提供任何解说。第二，大家对“心理历史学”普遍感到失望，而历史上的众多人物，如伊拉斯谟、路德、卢梭、牛顿、笛卡尔、维柯、歌德、爱默生和尼采都需要我们对其有一种深刻的心理学解释。第三，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未能把“想象”作为生活的一个维度加以认真对待，尤其就思想的生产而言更是如此。阅读本书时，这些所谓的失败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42]
《思想史期刊》经常会区分“思想史”（英语，主要是美式用法）和几个德语术语，即“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思想史”（Ideengeschichte）、“词语史”（Wortergeschichte）和“用现代概念观照历史过程的时代错置倾向”（Verzeitlichung）。这些术语对学者来说在细化主题上是有用的，但是一般读者只需要明白，如果他们想进一步了解，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深层次的分析。
在本“前言”中，通过讨论他人的理论和论述，我力图展现思想史是什么，能有什么特点。不过，阅读本书的更简单方法就是把它当作传统历史之外的另一种解读：一部没有帝王将相，略去军事战役、帝国征服和停战协约的历史。传统历史书比比皆是，我想读者对主要的历史框架都了然于心。不过，虽然我不讨论具体的军事战役，或某一国王/皇帝的事迹，但我确实讨论了军事战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发明、君王理论以及国王和教皇之间为了争取民心而展开的斗争。虽然我不打算对美洲的征服做任何详细的探讨，但是我确实要讨论引起发现新大陆的思想背景以及该发现如何改变欧洲人和穆斯林的思考方式。虽然我不描述帝国的建立，但是我要讨论帝国思想和殖民思想。我探讨了“帝国心态”，例如，大英帝国是如何改变印度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印度人又如何改变英国人的思维方式。种族观念不是总像现在这样有争议，而且它本身也是个有趣的重要话题。
我还给和洛夫乔伊的“存在巨链”假说不同的理论留出空间，代表作是詹姆斯·思罗尔卓越却不为人所知的《另一传统》。[43]它对自然主义历史观所作的探讨非常吸引人，所谓自然主义历史观就是不用求助于上帝或神灵来解释世界及世界的存在和秩序。在我看来，这一传统仍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而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思罗尔的著作将在第25章得到讨论。
我介绍了许多我认为引人入胜的“小”思想，但是它们很少被纳入传统史书中，尽管它们不可或缺：例如，是谁、什么时候开始把年代划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为什么把圆周分成360°？加号和减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运用到数学中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自杀爆炸的时代，那些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能在天堂获得一席之地，天堂这种奇怪观念是从何处获得的？是谁发现了大冰期，它是怎么、又是为什么出现的？本书的目的便是去明确和讨论那些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产生长远影响的思想和发明。我不期望每个人都同意我的选择，不过这本书有点厚，任何人如果认为我有严重的疏漏，请务必写信告诉我。我也敦请读者参考书后的注释。历史的许多方面都是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在正文中把他们的论辩全面展开，将妨碍我的叙述。不过，对于那些比较重要的思想大论辩，我在注释中有详细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