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了解你

忠于自我的信念不但拯救了我，也成就了我。

高中毕业后，我申请就读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它是欧洲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个人想到这所学校读书，但只有300个录取名额。很幸运，我在300人之列，但坦率地讲，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任何类似成就感的良好感觉。

学校里都是年轻人，大多数人来自富裕家庭，而且极富竞争意识。他们衣着光鲜地参加各种晚宴，好像每个人将来都注定要成为银行家。在参加新生训练营的第一天，摩根大通银行和高盛公司派代表来给我们做培训，他们还给在学校礼堂里听演讲的学生带来了三明治。可无论对那些三明治还是他们所描绘的未来，我都毫无兴趣。这所学校就是一家银行机构。教学楼大堂的地板由大理石铺就，天花板的布置是天主教堂的风格。每当我从大堂走过，都感觉自己不想花四年半的时间熬到毕业。我想过一种更有活力的生活，走出这幢教学楼，去享受阳光，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大学第一个学期的统计学课程。在课堂上，老师讲的全是方程式和图表，所有学生都要一动不动地坐好几个小时，乖乖地做笔记，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心猿意马。

我不是那种可以静坐不动的人，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在一个地方坐太久。当时我就那么坐在教室里，眼睛盯着窗外，心中思考着一个问题：假如我现在看到的是帝国大厦，而不是在凛冽的秋风中万物凋零的学校花园，那将是一种什么感觉？

就在我意识到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不适合我时，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女孩。她打算成立一家互联网公司，专门出售客户关系管理软件。那时候，网上购物模式还处于萌芽阶段，在大众消费群体中还没有真正流行起来。玛丽亚想解决网络购物中人情味欠缺的问题，给网购者配备一个虚拟助手，负责回答客户提出的问题，并辅助客户完成付款。这可以说是Siri(3)的前身。

玛丽亚需要找一个能干而且有上进心的人帮她筹集启动资金。我和她一拍即合。在那年夏天，我和玛丽亚在商学院的计算机房里起草了一份商业计划书，然后着手寻找愿意为我们的新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投资者，也就是所谓的“天使投资人”。我们花50美元买了两张学生打折机票飞往巴黎，与潜在的投资者会面。在巴黎，我们住在玛丽亚高中朋友的家里，晚上就睡在沙发上。最终，我们成功地卖出了未来公司50%的股权，带着100万美元风投资金回了家。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不再回学校上学了。

我先从学校退了学，然后才告诉父母我不想继续读书。父亲要求我继续完成学业，他告诉我大学教育能让我终生受益，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就是我的资产，别人永远都夺不走。我对他说：“我的人生是属于我自己的，统计学教授也永远夺不走它。”我的同学都觉得我疯了，他们说我正在犯下有生以来最大的错误，而我则告诉他们，来日方长，我会证明他们是错的。我和他们一一拥抱道别，并祝福他们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那时候，瑞典的创业风气正浓，这个国家在这方面向来走在世界前列。来自旧商业世界的成功人士正在想方设法搭上这趟新经济快车。他们深知，在这场高科技产业竞赛中，他们需要找一匹“快马”，否则他们就会被竞争对手抛在身后。他们想在科技前沿领域与一些年轻、聪明的科技人才合作。我父亲担任过瑞典政府的演讲稿撰写人，他手上有瑞典前任首相卡尔·比尔德（Carl Bildt）和几个富商的电子邮件地址，这些富商很有权势而且为人高调。他把这些资料都给了我。

我并没有担心自己是否人微言轻，直接给比尔德先生和其他四五位名人发了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只是说我们准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创立一家有趣的互联网公司，而且我们知道对方也不想错过这样的盛事。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玛丽亚和我特地租了一间会议室，并准备好一份介绍公司的幻灯片，用图表告诉人们这家公司将来会多么值钱。

在公司成立大会那天，我们邀请的名人悉数到场。当熟人相见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或不应该）拒绝我们的入股请求。我们赠予他们每个人一小部分公司股权，作为交换，我们可以在公司宣传中提及他们的名字，使用他们的肖像，并借鉴他们的经验。与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产生关联，借助他们50多年的从政经验和经商头脑，让我这个年仅20岁的创业者顿时威望大增。

两年后，公司有了50名员工，我们开始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按照先前制订的商业计划，我们要成为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公司。我们的新公司Humany.com将与甲骨文公司(4)展开较量。我不但是公司的CEO，而且是全公司最年轻的员工。由于卡尔·比尔德是公司董事，借助他的影响力，我们登上了瑞典多家杂志的头版头条，甚至还上了英国的《金融时报》。此时的互联网产业方兴未艾，新经济时代正在到来，瑞典媒体给我冠上了“IT神童”的称号，把我的照片放在了流行杂志的封面上。在那张照片中，我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笑容满面地站在前首相的前面。

我没日没夜地工作，无暇分身去考虑其他事情，曾经想到纽约安家的狂野想法也逐渐沉寂了。人们说我是完美的创业者，新闻媒体称我为“冒险家”“积极进取的商人”以及有着“强烈直觉”的“强硬谈判专家”。最初，我推销的只是一个想法；然后，我开始推销一家还没有成立的公司；最后，我又向人们兜售一款还没有面世的软件。可当我们的软件真正制作完成的时候（还没实际投入运行），互联网泡沫就破裂了，我伤心欲绝。我觉得很累，也很困惑。大部分类似的初创企业陷入了破产的境地，我们也不例外。我和玛丽亚的合作关系也在此刻开始瓦解，我们开始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争吵不休。

随着千禧年的到来，我进入了人生第23个年头，此时距离Facebook和Twitter两家公司成立还有很多年。互联网泡沫来得太快，我的公司既要快速发展，又要盈利，两种压力相互矛盾又同时作用，投资者和媒体都在迫使我们追逐更多利润，否则我们只能宣告破产。

我记得那天我坐计程车回到玛丽亚和我合买的公寓，走进我自己的房间，独自一人号啕大哭。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我已经疲倦不堪，而且已经预见到公司破产的结局。我心中产生了挫败感，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世界正在崩塌，公司这么多员工（还有他们家庭）的未来掌握在我手中，而我竟不知如何应对。

那时候，“失败”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验，我还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想取得巨大的成功，那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我对此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许多面临同样局面的人一样，我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再也找不到另一个翻身的机会，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困境。但现在的我已经意识到，所有人都是成功和失败的结合体，就像快乐和痛苦一样，离开了其中一个，我们就永远无法了解另外一个。

俗话说：“靠天不如靠人，靠人不如靠己。”我把原始股份全部卖掉，退出了公司。为了追逐我的梦想，我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离开公司、家人和祖国，独自一人前往纽约。

在我离开之前，我觉得要再做一件事。我要让朋友和家人知道真实的我，也就是向他们宣布我要“出柜”(5)。我和女友西蒙妮提出了分手，这让她大为震惊。然后，我鼓起勇气告诉我的哥哥、母亲和朋友，我只对男生感兴趣。

几个月后，当我再次坠入爱河时，才把这一事实告诉了父亲。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在他刚买的夏日度假屋里享用了美味的晚餐，他问我能否帮他把垃圾丢进路边的垃圾桶。我非常紧张，但屋外一片漆黑，我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而且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喝了一点葡萄酒，在酒精的作用下，我稍微放松了一点。我对他说：“爸，我又谈恋爱了。”他问我女朋友叫什么名字，我对他说：“是男朋友。”他顿时沉默不语。然后他对我说：“弗雷德里克，你是我儿子，我永远爱你。无论是男是女，只要你喜欢就行。”事实证明，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支持我，无论别人怎么看，他们都一直爱我。

如果不是在个人生活和事业上追求真我，我现在就不会写下这些文字。在去美国的前6个月里，我先是退出了公司，公开“出柜”，并最终离开了瑞典。我承认，那段时间过得很艰难，但我用一种轻松的心态接受了这一切。这段经历让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假如把事情想得太困难，我们就不会着手去做，可一旦做了，就会有一种像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解脱感，真正的阻力只来自于我们自己，来自我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我们要尽可能真诚地活着，纵使要作出转变，我们也要追寻自己的梦想，做真实的自己。这才是我们要选择的道路。

在登上前往纽约的航班时，我的兴奋很快被忧虑所取代，内心变得忐忑不安。我在想：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吗？我会从失败中振作起来吗？我如何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从头开始？我把这些疑虑都抛在一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除了努力打拼，我别无选择。我不会在失败后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来，我要让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感到骄傲，我必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