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师恩
我曾经填写过一阕《忆江南》，朴拙有余，才气不足，却反映了我写作本书所收文章时，内心的真实感受：“京华忆，最忆是师恩。伯授诗书亲外语，曹公轻巧董雄浑，饮水贵思源。”
“伯”，是指先世伯元白（讳启功）先生，曾教我书法和古代诗文的阅读。亲，是天地君亲师的“亲”，指先父叔迟公（讳敏）；我十三四岁时，在先父的严教下开始自学英文、练习阅读没有标点的线装《史记》《汉书》。曹、董二位，是我在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的瓦匠师傅，不但传授给我一些实用的手艺，而且在立身为人方面影响我至今。
我大半生的运气有好有坏，在得到名师指点这一方面，运气好得出奇，使我不得不暗自感叹：何德何能？何德何能！上面提到的四位，是我诸位恩师的缩影；其他人，书中尽量详细地介绍，以图和读者分享受教于名师的切身感受。
最强的感受，是我从心底爱戴这些名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国人熟悉的一句古希腊格言。熟悉西方文化的国人可能还相信它出自亚里士多德的笔下。据说原话是“我爱柏拉图，我更爱真理”。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因此前边的那个版本可以理解成“意译”，不能算失真。不过，细考古希腊文献，内容与此最接近的，其实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毕达哥拉斯学派哲人所说的话。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里这样记载：“西米亚斯和西比斯，我探讨这个问题时的心态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们思考真理，而不要考虑我苏格拉底。如果在你们看来我说的是真理，那就同意我的意见；如果并非如此，那就全力抵抗我的意见，以免我的热情既误了你们，又误了我自己，弄得我就像蜜蜂一样，把毒刺留在你们的皮肉里，而自己也死了。”（此处由笔者根据英文译成中文。）人们后来把这句格言安到亚里士多德头上，可能是因为古罗马文献里有一个相近的拉丁文版本：Amicus Plato，sed magis amica veritas. 直译是：“柏拉图是朋友，但真理更是朋友。”其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卷一，第六章开篇处的一句话十分相近：“虔敬之心要求我们把真理置于朋友之上。”[1]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AI可以轻松击败苦思冥想的围棋鬼才柯洁。我不敢说自己是否知道真理究竟长得什么样子，但我有十足把握说，本书介绍的这几位恩师，都是好人、真人。所以我只能把古代哲人的格言颠倒一个次序：我应该热爱真理，但我实在爱戴自己的恩师。希望读者阅读这本小书，也像西米亚斯和西比斯那样，多考虑这些恩师的风趣人格，不要考虑我那不能把恩师之德才表达于万一的文笔。
曾几何时，有些流寓在美国、加拿大的华人妇女，出于对我职业的误解和对她们儿子心理健康的关切，错把我当成了“美国通”，希望我能够抽时间和她们的儿子谈心，谈得深入一些，帮助她们儿子调整心态，以便顺利“融入主流社会”。我先是耐心地解释：所谓“主流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文化虚构。像一切神话一样，你理会它，它就存在于你的意识之中；你不理会它，它就是子虚乌有，或者顶多是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他人意识里，不那么聪明的幻觉。这种解释，我至今相信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但是她们不相信这番大实话。而我青少年时期在房管所学徒时，董师傅根本不允许我和妇女们顶嘴（见本书《两位师傅》）。只好耐着性子，尝试和她们的儿子们谈谈。此类谈话的收获之一，在《启大爷》一文中有所交代。另外一个收获，是我从和某个心思较重的男孩谈话中领悟出来的。他告诉我，“你是哪儿人”这个问题，是人们初次相遇时最常见的问话，几乎是见面寒暄的老套，但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困扰。他出生在上海，三岁便随母亲到了美国，对上海毫无记忆。我迂回着问了几次，发现他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初来美国读书时的那个大学校园，具体就是该校为外国留学生们提供的那一片二层公寓小楼。他还记得儿时的玩伴——那些来自孟加拉国、土耳其、法国、德国、日本、匈牙利、伊朗、伊拉克、喀麦隆、冰岛的各种肤色的小朋友们。他说：“那时伊朗和伊拉克还处在战后的敌对阶段，但那两国来的孩子们和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他似乎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印象最深的是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夏夜里常有十来个孩子坐在那里看星星。“我就是在那里，”他说，“认识了猎户座和大熊座。”我说，既然如此，那么别人再问起你的时候，你为何不说你来自麻省的A小镇呢？他若有所悟，说：“对呀！其实我不就是新英格兰的一个‘扬季’（New England Yankee，北方佬儿）吗？”我说，可不是吗，你是个启蒙得很好的北方佬儿（a well-enlightened Yankee）啊！后来他上了大学，再见到我时又提起此事，不过他的汉语差不多忘光了，我只好把他的话翻译成这样：“我寻根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归属感’。我见过特别明确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比如您。你们好像特别有‘质感’。那种质感看得见摸得着，硬邦邦的。自从我把自己看成‘北方佬儿’，我觉得自己也有了‘质感’，不那么飘忽了。”他似乎很感激我，而我心里却难免打鼓：万一他妈妈，或者他那个一直在上海做生意的富翁父亲，晓得是我帮他认同了“新英格兰北方佬儿”的身份，恐怕我再遇见他们时就有必要绕道而行了。
不过他把我理解成“有质感”“硬邦邦”的人，倒是给了我一点儿启发。我和他不一样，难以把自己定位成新英格兰的北方佬儿，虽然我也在那里读了六七年书。从父亲的祖籍讲，我是浙江山阴人；从母亲的祖籍讲，我是湖南长沙人；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觉得自己是北京人，属于那群渐行渐远，就连引车贩浆者流都不失温文尔雅的老北京人。如果说我真有什么“质感”的话，那么它一定来自文化古都，来自我记忆里的那个外表质朴，却掩不住内心高雅的老北京。这样的北京平民，可以在《两位师傅》《迟来的谢意——怀念李长之先生》《元白先生背后的章佳氏家族》里略见一斑。我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一种极富特色的温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尽量把它保存下来，并传递给尚未谋面的读者们。如果这就是那个孩子所说的“质感”，那它绝不是“硬邦邦”的，而是很柔软、很厚实、很暖和的那种“老北京感”。我写文字怀念老北京，能顺便在心中反复体验那种温厚的老北京感。
和这种“质感”互为表里的是老北京的方言。我是使用这种方言长大的。行文中虽然不曾刻意追求所谓“京味儿”，却也不可能脱出它的影响。遇到非北京人不易理解的方言，我用一个括号注明，并简要解释一下。只有一个“怹”字，有必要在此讲得稍微细一些。这个字读若“滩”，是第三人称的敬语，和第二人称的“您”字相对应。我上小学的时候，这是北京人日常使用的词语。后来随着北京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词的使用率逐渐降低。到了我当学徒的时候（1973年），就很少有人使用了。而现在，有些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以中国语言文字为专业的朋友们都觉得它很陌生，这确实是一件令我感觉失落的事。我有心为北京话保存这个敬语，却也不愿为难读者。故此本书里我只对三个人保持了这个称呼。这固然含有我对怹们的特殊敬意，但主要原因是跟怹们相处得比较长久，从小使用这个词形成了习惯，如果硬改成普通的称呼法，自己心里觉得不自然。这三位是先父、先世伯、多年的紧邻包老世伯（讳桂濬，字天池）。
还有一个语言习惯，与北京方言无关，而是多年受老知识分子影响形成的，也顺便解释一下。前两年有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对我说：“我和启功先生接触较多，注意到一个情况。每次我跟他谈起陈垣先生的时候，他总是用‘老校长’这个称呼，而形成文字之后，总是‘援庵先生如此如此，老校长如彼如彼。’今天听你提起先生，总是元白先生如此如此，启大爷如彼如彼。这是一种什么习惯？是你有意模仿启功先生的语言范式吗？”
他如果不问我，我还真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么个习惯。我1986年出国，因为自己所学专业的特殊性，无论写论文、讲课，甚至日常生活，我都尽量用英语思考，以至于自己的汉语，和国内通用的相比，因停滞而落后了三十多年。我2016年开始用中文写一些文章，无意间保留了三十年以前的一些语言习惯。起初写的一些文章中，谈到启大爷，我总是使用“元白先生”这个写法。责任编辑改成“启功先生”，理由是读者当中知道“启功先生”的人多，而只有少数人知道先生的表字是“元白”。为了扩大文章的影响，争取更多的读者，他们改成“启功先生”。我理解他们的职业考量，同意他们的改动。直到上述中年人问起来，我才明白了自己的语言习惯可能已经落后于时代，有必要向不了解情况的人耐心地解释。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注曰：“成人矣，敬其名。”也就是说按照周朝的古礼，男子年二十要举行“冠礼”表示成年，将为人父或已为人父。故此，要尊敬他的名字，不能随便乱叫，尤其不能当着他后代的面直呼其名。此时他会选择与自己德行相当的表字，以供人们称呼。我对那位中年人说：“这样看，您对先生直呼其名，不符合周礼。应该使用其表字——元白。而先生称老校长为‘援庵先生’，那才是正宗的中国儒风。”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保存了一些毫无实用性，因此可有可无的古礼遗痕。对于长辈，甚至平辈的成年男子，称呼他们的“字”（当然，前提是他们有自己的表字），以示尊敬，就是这种遗痕之一。有些人潜意识里面遵从这个习惯，但也承认现代人对此可以宽松处理。也有些人比较严格，认为对长辈直呼其名，在中华文化传统里，是一种失礼。但是，在古代，如果有人故意这样做，就被他人理解成恶意挑衅、侮辱，会遭到对方的强烈反击。《晋书·陆机传》里记载了太康末年，江南名士陆机、陆云兄弟二人来到洛阳，经太常张华推荐，被太傅杨骏“辟为祭酒”。后来杨骏被诛，原北方士族的人就试探性地轻慢，甚至欺凌陆氏兄弟。范阳卢志有一次当着众人面问陆机：“陆逊、陆抗于君近远？”陆逊是陆机祖父的名讳，曾任吴国丞相；陆抗是陆机父亲的名讳，曾任吴国大司马。陆机听到卢志直呼祖父、父亲的名讳，非常生气，就回答说：“如君于卢毓、卢珽。”卢毓是卢志祖父的名讳，曾做过魏国的司空；卢珽是卢志父亲的名讳，也曾官至卫尉卿。陆机这样回答，是针锋相对、以眼还眼的做法，对卢志的无礼冒犯表示极度愤怒。此言顶得卢志“默然”，一时无言以对。事后陆云劝哥哥说：“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以于此？”陆机余怒未消，对弟弟说：“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这件事，放到现在，人们会觉得小题大做；但当时人却很重视：“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
一次，一位年轻人在微信群里向我询问先父的一些事情，并且直呼其名。这样的情况，我经历过几次，所以心里几乎没有什么不快的感觉。内心原谅她年轻，不懂得过去的礼数，简单地回答了她的问题。群主是以刚烈闻名的社科院研究员范子烨兄，见状勃然而怒，不仅将那个年轻人罚出群一个月以示惩戒，而且私信给我，批评我不该纵容年轻人不懂规矩。他的批评，我全盘接受。心里有些感受，却不好意思告诉子烨兄。他的刚直，如陆机；我的松懈，如陆云。二者高下立判。想到此，心中的滋味，颇像一个不会喝酒的人，灌了二两衡水老白干儿。至此，只得自认情商不但不如陆机，甚至还不如陆云，对这个语言习惯态度更加随意，认为这是一个渐渐消亡甚至已经消亡的传统。出于少年时期养成的习惯，自己适度坚持；同时理解、认同他人对它的忽略或者浑然不知。本书里，提到前辈学人的时候，但凡他们有个表字，我会避免直呼其名。当然，那些遵循新文化，不取表字的师长们，例如专修英美文学的周珏良师、王佐良师，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以实名称呼。
本文开头“京华忆，最忆是师恩”那几句话，说的是我少年时期得到老知识分子如先父和先世伯的耳提面命。此外还有老工匠的言传身教，如本书第七篇所讲述的曹师傅、董师傅（皆五级瓦匠）。我这略嫌过时的汉语里头，也有老北京劳动人民的痕迹。我十八九岁时，分配了一个工作——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瓦工学徒。三年后出师（一级工一年）然后转正（二级工将近一年）。我读过一些同龄人写的回忆录。他们认为“知识青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是违反常识、浪费青春。他们说的是一般规律，很有道理。但凡事皆有例外，可能是我特别走运，所以从房管局的师傅那里真学到了不少好东西。至今我还记得上班第一天班长师傅对我们的训话：
你们现在来房管局学徒，真是掉进福窝窝里来了。过去人家看不起咱劳动人民，难听的，管咱们叫苦力、力把儿；好听的，管咱们叫匠人。“匠人”是什么？大口张开半边儿，撑死了也就是个一天吃一斤粮食的命。现在好了，咱们成了当家做主的工人。“工人”是什么？工人这俩字摞起来就是一个“天”！瞧见没有？现在把咱捧到天上去了！你们还想怎么着？刚才你们嚷嚷着想学技术。房管局修的都是破房子，干活儿的诀窍是‘齐不齐，一把泥’，有什么技术可学的？最要紧的是跟你师傅我学习为人处世。来到咱们这地方，我给你们上的第一课就两句话：“先学不生气，后学气死人！”
我何尝听过这么通俗、精辟、逻辑跳跃的开场白？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下班后就对启大爷和启大妈复述了一遍，然后笑着说：“难得这师傅识字，还懂训诂学呐！”启大爷一摆手儿，说：“这叫‘拆字儿’，离训诂还有十万八千里呐。不过，不生气很好；气死人，还是算了吧。”启大妈也有点儿着急，说：“咱可不能和人斗气儿，不能斗气儿！”大约过了半个月，我才有机会见到先父，把怹们的评论和师傅的原话一股脑儿告诉了父亲。怹听了叹口气，说：“语言天才呀！‘齐不齐，一把泥。’‘先学不生气，后学气死人！’短促有力，朗朗上口。而且特实诚，一点儿都不做作。你可不敢低估劳动者的语言天分。以后上班儿，得支棱着耳朵好好儿听、好好儿记。有什么精彩的，跟我念叨念叨。”
先父受怹的老师陆志韦校长影响，主张“我手写我口”，所以怹要求我写文章一定要口语化。启大爷则强调提炼融汇口语和书面语的精华：“您瞧《红楼梦》里头口语多不多？但也不排斥文言。只要前后搭配的恰当，口语就能不失典雅，而文言也能明白如话。”怹们念叨的次数多了，我有点儿嫌烦，就说“懂了，懂了”，没想到老二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我的答复却出奇地一致：“你懂什么呀，你懂？”这是老二位挤兑我的标准方案。不过在二老的特殊调教下，我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一次，怹们一起当着我面又祭出这句法宝，我回嘴说：“不懂，不懂，什么都不懂。‘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先父笑开了花儿，指着我，对启大爷说：“您瞧瞧！这叫Socratic paradox，苏格拉底悖论，意思是‘你们都自作聪明，只有我了解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所以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小洋鬼子讽刺咱们呐！”启大爷说：“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才是真知道？跟我玩儿这套？”
在怹们面前，玩儿哪套都不灵。这种“夹板儿气”和我自己中英文阅读体验的交互作用，挤兑出了我自己的语言风格。可以说是不文不白、不中不西、不高不低当然还有点儿不稂不莠。它扎根儿于北京方言，比较谨慎（因为随时提防二老挑刺儿），可惜略嫌过时、略显陈旧。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是，怎样做才能使“器”锋利高效呢？孔夫子接着说：“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居是邦”，可以借用来指代我曾在老北京居住。先父、先世伯、瓦匠师傅们虽算不上什么士大夫，但怹们确实是各自业内的“贤者”和“仁者”。我从怹们那里学来的语言虽然陈旧，却也被怹们的“挑刺儿”挑得比较顺溜儿，有毛病也不大。用怹们的语言来回忆怹们，二老若在世，一定会骂：“这小洋鬼子还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完这一巴掌，怹们肯定还会“揉三揉”，说“不亦宜乎，不亦宜乎”。
长辈们教了我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里的一些基础知识，师傅们教了我一些非常实用的手艺，而我却选择了英美文学作为职业。嘴上不说，心里一直觉得这是对师长的一种背叛，很对不住他们。长期积累，竟然有了向“负罪感”发展的趋势。升为正教授之后，我在华盛顿州买了一个小农场，上面有一所小房子。我的老伴儿，是我在房管局时的同事，是个手艺很不错的油漆工。2015年暑假，我们重操故技，把破旧的小房子翻修一新。其过程，说是愉快似乎还不够，应该说是愉快中还带有甜蜜，因为引起了对我们年轻时代相识、相交、一起劳动的美好回忆，有如食橄榄后的回甘。这算我对瓦匠师傅们有了一个不太充分的交代。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启发，觉得也应该做一点儿事，向父辈做个交代，以表达对怹们的感恩之心。于是从2016年开始，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怀念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系列文章，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如此走运，有幸近距离接触了不少学问精深、人格高尚的老先生。回忆、书写的过程，温暖而酸爽，其甜蜜程度，超过了和老伴儿一起翻修旧房子。至今，共写了二十多篇。其中三篇是纯学术论文，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弃，遴选部分文章结集出版，了却了一桩感恩的心愿。故此我的感恩之心，当然也包括出版社和编辑们。
俞宁
2020年8月
[1] Robert Maynard Hutchins，Editor in Chief，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London，Toronto，William Benton，Publisher，Encyclopaedia Britanica，Inc.1952，Vol.9，Aristotle II，p.341.英文译文是：“［W］hile both are dear，piety requires us to honor truth above our friends.”此处乃笔者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