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传播

对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西方文化的全面传播。中国近代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从闭关锁国走向世界，从“洋务运动”中的“体”“用”之争到“科玄论战”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民主”。

洋务运动崇尚“中体西用”，即学习西方的技术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道路，限制西方文化的传入。其实这个时期清政府是被迫学习西方技术的，被迫从闭关锁国走向世界，所以当时就出现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和留着辫子的人坐在一起谈论国事的场景。就这样，西方文化一步步地渗透进来，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向前发展。

不过西方文化崇尚功利至上，而我们的文化讲究以道立国，于是在价值理想上就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如康有为的“西方物质，中国道德”，孙中山的“西方科学，中国国粹”，梁漱溟的“西方理智，中国理性”等，进而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过去90年，但论战涉及的问题至今仍未彻底澄清。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场论战的两个派别：科学派与玄学派。科学派针对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缺乏科学理性的了解，强调科学对人生观的积极影响。但无论如何，科学不能包办人生观的问题。玄学派正是看到科学方法在人生观问题上的局限性，强调人生观以及“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

这场论战的爆发源于一场演讲。1923年2月，张君劢（mài）在清华大学做了“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被地质学家丁文江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张君劢也不甘示弱，发表文章回击丁文江，并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之后大量学者参与“二人论战”，玄学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认为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不单单靠科学就能解决的。科学派的代表人物胡适却不这样认为，他把张君劢比作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先生（逻辑）”比作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大家各自站队，“两人论战”升级为“两派论战”，一时间，唇枪舌剑，学术界一片繁荣。后来“唯物史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派）参与论战，论战从两派发展为三派。“唯物史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为首，主要引入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物史学派”虽在两条战线上战斗，但后来居上。

在这场论战中，玄学派虽说看到科学方法在人生观问题上的局限性，但是它将宋明理学、封建礼教当作精神文明的倡导，用来制约物质文明，则是大错。这就像我们学心理咨询技术，即便你会的技术越来越多，你做得也越来越好，如果你没有修心，你永远也成不了一名出色的助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