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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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佛教的传入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佛教依附于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而有所流传;其次,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矛盾和冲突;最后,被中国思想文化所吸收。汤一介:《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载《深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第83-89页。接下来我们就来细说一下这三个阶段。

大家知道佛教是不修仙术的,它不是教化世人修仙成道,长生不老。但是佛教刚传入中原时,老百姓就自然把佛教和道教联系起来,认为和尚和道士是一样的,也可以长生不老,有无边法力,请和尚来驱个神、赶个魔很是常见。当时印度的佛教徒,他们也是不知所措的,他们想澄清也澄清不了,因为民众根本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于是当时的佛教很自然就和玄学扯上了关系,东汉时期译出的第一部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也自称“佛教”为“佛道”。

那时佛教所讲的内容大体是“精灵不灭”“因果报应”之类。所谓的“精灵不灭”就是“有鬼论”的思想,《诗经·大雅·文王》就有所谓“三后在天”“精灵升遐”之说。“因果报应”与儒家的“福善祸淫”的思想相贯通。

汉末魏初,翻译的佛教经典一天天多起来,这时佛教在中国分为两大系统流传:小乘佛教——重禅法,心神明静,专往一心,和当时的道家、神仙家的呼吸吐纳之术、养生成仙之说颇相近;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人生的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这深受老庄思想影响。

为什么印度佛教要依附于我们原有的思想?因为我们主观上会把佛教和本土文化相连接。那时期佛经的翻译,跟儒家经典里面的《二十四孝》是有点类似的,这就导致了原本的很多意思被曲解了。可是不这么翻译,佛经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多少人关注。所以,为了更迅速、更有效地宣传推广佛教思想,其必须依附中国传统的思想,不能直接标榜“我和你不一样,我是佛教,你是道教,你是儒家”。不过佛教思想毕竟和我们本土文化不是一个体系,在依附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发生矛盾和冲突。

如关于沙门是否应敬王者,即出家人见了皇帝要不要磕头,此时有一些得道高僧,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说服了政府官员和皇帝,最终允许了出家人不跪王者,这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取得的一大进展。而且当时的梁武帝信佛不吃肉。皇帝都不吃肉,底下人谁还敢吃!于是就慢慢形成了信佛之人不吃肉的规矩。现在寺庙的好多戒律,晨钟暮鼓早晚课,出家人应该有什么礼仪形象,在外面应该怎样为人处世,都是梁武帝时期制定的。

关于僧人是出世还是入世,也一直争执不休,历史上有段时期一直在“杀佛灭佛”。不过佛教在矛盾当中没被消灭,最后还基本保留了印度佛教的样子。现在的佛教协会,其宗旨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佛教徒还讲究报“国家恩”与“父母恩”,这都是本土化之后的结果,现在佛教组织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股力量了。

其实佛教能融入进来,也是占了天机,因为魏晋时期是汉族人和少数民族的融合时期,那个时期相对来说是开放的,借助这个机会,佛教才有机会融入进来。印度佛教在隋唐以后为传统文化所吸收,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是文化的大繁荣时期,我们抱着开放的心态来接受佛教文化,不再需要花费精力去防御它。大家要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最开放吗?那就是自己强大的时候。强大了就自信,自信了就敢接纳。当时的隋唐就是这样的情况。

到了宋朝,佛教则为儒家文化所吸收,形成了宋明理学,即新儒家学说。我们知道,儒家思想中有一部分是比较腐朽的,此时的佛教就像一股清流,把腐朽的部分给冲洗掉了,这才有了新儒学。

我最近在观察历史上的名人,他们其实都有思想融合的经历。就拿苏东坡来说吧,他遭遇了那么多的挫折,如果不是修佛的话,外面的风言风语和社会的各种世俗,包括政治上的斗争早就把他击垮了,他还怎么坚守内心的价值观?怎么做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呢?正是佛家崇尚的修心让苏轼找到了一条更好的人格修行之路。我们原来的修行方法,即中华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这里得到了更新。

唐代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这三个宗派所讨论的问题有心性问题和理事问题,由此延伸出来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思想体系更加地逻辑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

不过崇尚理智,就会忽视内心的修炼,而我们中国人更倾向于心性的管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崇尚的就是修心,最后修行的境地已经达到放弃我执了。所以,要打造一颗金刚心,如果你还有那么多的道理可讲,你还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你还怎么打造?所以礼学不符合主流思想,自然会被心学代替,这也是明代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宗的时代很短的原因。

我们中国人管理内心,主要凭借十六字心法,佛教的传入给我们注入了新的养分,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管理自己的这颗心,让我们在追求道的过程中更有办法。就像现在我们做心理咨询,如果整天研究心理学的理论道理,但是不修心,那怎么能做好咨询?只有修炼自己的人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心慢慢变得刚强,然后咨询方法策略也都熟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咨询师。

王阳明就更倾向于心性的修炼,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就是运用心学的思想。日本的大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他写的书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心学思想,就是“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一套体系。讲到这里就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心学在国外会运用得很好,而在国内却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两间屋子,一个屋子是空的,你拉来一台机器直接往里面一架就可以开工;而另一间屋子里老机器一大堆,你根本就搞不清楚哪个机器能用哪个机器不能用。心学在国内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也是这个理儿,我们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我们不清楚这一套体系是否有用。中国武术进不了奥运会,跆拳道却可以,同样也是这个理儿,跆拳道的招式简单,容易评判;中国武术招数太多,花样太多,容易把人搞晕。

现在有人主张丢掉原来的文化,轻装上阵;有人主张传统文化是最好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尊崇。所以现在传统文化教育就有两类人:一类是全盘否定,一类是唯我独尊。在我看来,这两类都有问题,只有中西合璧,洋为中用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