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目的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探究计算筹策技术，特别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军队指挥领域的有效功能和应用潜力，分析军队指挥为适应智能技术发展、发挥智能技术效益需要做出的调整和应对，指出军队指挥智能化将要在军事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和深刻变革，提出加快军队指挥智能化进程的战略举措和对策建议。为达成上述目的，本书的研究在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回答清楚三个问题：战争形态怎么变，智能技术怎么用，军队指挥怎么“化”。回答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可以澄清模糊认识，引发关注和思考，进而全面探讨军队指挥智能化的程序、内容和方法，创新发展指挥理论。

（一）探讨战争形态怎么变，认清军队指挥智能化历史大势

战争形态怎么变这个问题，不仅是作为军队指挥智能化的后果来研究的，而且还是作为军队指挥智能化的需求来研究的。军队指挥智能化不但要解决此前信息化过程中产生的老问题，而且要解决后续智能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即军队指挥智能化需要驾驭的是那个将要被智能化过程本身深刻变革了的战争形态。与信息化无法解决自身产生的问题有所不同的是，智能化可以解决自身产生的问题，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军队指挥智能化生产的问题就唯有军队指挥智能化自身可以解决。但是，智能化又难以有先见之明地提前瞄准那个将被自身改变后的战争形态，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改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延续过程，智能化犹如一只猎狗，而战争形态犹如被猎狗追逐的兔子，这只兔子到底以何速度趋向何方，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猎狗怎样追。

基于这个认识，本书在有限目标下对战争形态演变，特别是军队指挥变革的大趋势做出探讨。探讨战争形态智能化变革的动力，指出军队指挥智能化是战争形态智能化的关键动因和核心环节；探讨战争形态智能化遵循的制胜机理，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对实现秩序制胜的支撑作用；探讨战争形态智能化变革的进程，指出军队指挥智能化和战争形态智能化互为因果、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二）探讨智能技术怎么用，把握新兴智能化技术的能力特点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上有诸多应用领域，目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还是武器平台领域。但本书将论证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计算筹策技术发展的更高阶段，军队指挥领域才是其在军事上发挥关键作用、引发深刻变革的核心领域。本书主要关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军队指挥领域的应用，但同时也考虑了其在武器平台领域的应用，这是因为军队指挥智能化既要在军队指挥领域发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效益，也要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武器平台领域的应用。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军队指挥上的应用，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有明显区别的领域，即感知交互领域和谋划筹策领域。就智能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应用实际而言，此前最引人关注的是在感知交互领域的应用，但现在在谋划筹策领域的应用也随着AlphaGo的胜利得到了高度重视。这种重视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就智能技术在军队指挥上的应用而言，本书甚至还将论述谋划筹策才是核心领域，感知交互只是外围领域，这是因为智能技术是智力的机器拓展，这个属性客观决定了智能技术发挥的最关键作用还是谋划筹策。目前突出的问题在于，这种突然出现的高度重视在很大限度上存在着模糊认识，主要表现就是智能技术的谋划筹策作用被笼统化。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军队指挥的谋划筹策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其应用可以相对分为三类功能：认知、决策、优化。这三类功能有着明确的界定和分工，并且对应着军队指挥谋划筹策环节中的三项具体任务。认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决策解决“要什么”的问题，优化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比以往更复杂的计算筹策功能，分担比以往更高等的人类脑力任务，但这种拓展必须把功能和任务界定清楚，例如：哪些环节是机器可以独立完成的，哪些环节是必须由人直接完成的，哪些环节是需要机器与人协作完成的。这就好像我们亲自完成一项任务时可以不去理顺思路，但要把这项任务交办给助手时就必须交代清楚。

本书关于智能技术怎么用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把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领域和具体功能做出区分和界定。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不能被笼统化，必须具体化。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智能技术可以“一勺烩”地解决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决策的概念被泛化，这种泛化极大妨碍技术支撑作用的发挥。实际上，决策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要想支撑好广义的决策，必须解剖出狭义的决策。计算筹策技术的功能被笼统化的问题在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就已经非常突出，但并不会构成实质性障碍，这是因为受限于传统信息化技术的能力，很多问题无论是笼统化还是不笼统化，反正都是解决不了，这种情况下笼统一点反而替技术藏拙，并为人类智力留出灵活的作用空间。对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而言，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再笼统化地看待问题，其实是没能按照智能技术解决问题的方式把问题讲清楚，所以笼统化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而不笼统化则是按照智能技术解决问题的方式把问题讲清楚，所以不笼统化才有可能解决。智能技术在功能上的最终表现可以是集成的，但是这种集成的实现过程必须是在分析之后的综合。本书解决这个问题的抓手，是提出并构建了军队指挥元模型。

（三）探讨军队指挥怎么“化”，找准军队指挥智能化重心抓手

提到军队指挥智能化，往往最先想到军队指挥信息系统智能化，但这仅仅是军队指挥手段的智能化，而不是军队指挥活动本身的智能化。参照军队指挥信息化和军队指挥信息系统建设使用的实践情况，很多问题从现象上看是系统功能的问题，但从本质上看是归结为指挥本身的问题，在表面上是技术未实现，但在实质上是需求不明确，技术上固然有问题，但军事上更有问题。军队指挥信息系统之所以做不好，是因为军队指挥自身的信息化还没有做好。系统只是手段、是实现、是变革的末端，指挥本身才是思想、是理念、是变革的根本。

军队指挥智能化的“化”，包括指挥手段的“化”，但又不局限于指挥手段的“化”，更根本、更主要的还是军队指挥自身的“化”，根本目的是要在军队指挥领域发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效益。对于军队指挥而言，传统信息化技术的能力不足是需求拉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功能拓展是能力推动，军队指挥自身的“化”，就是要在需求拉动和能力推动之间找到契合点和平衡点。军队指挥智能化，既要确保发挥新效益解决老问题，又要力争发挥新效益应对新问题，还要避免发挥新效益制造新难题。